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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刑法修正案草案，完善死刑法律规定，适当减少死刑罪名，调整死刑与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被列入这次刑法修改的重点。但最牵动社会神经的是，在对刑法修正案草案“贪官免死”的讨论中，曾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认识，牟新生委员认为贪污贿赂罪以不涉及死刑为好。徐显明委员则认为废除死刑应慎重。
近年来，以贪污腐败为主的非暴力职务犯罪是否废除死刑的辨题，总会间或引起人们的一番激烈争论。本次刑法修正案取消了13个非暴力类犯罪的死刑罪名，再次引发关于“贪官免死”的争论，实属意料之中。尽管对于贪污受贿等非暴力犯罪，从轻判决似乎符合“国际惯例”和司法文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许多国家已经取消死刑的情况下，给贪官发“免死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贪官因被处以死缓而得以保命，除了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及不久前的文强外。贪官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寥寥无几。以致很少还有人记得《刑法》中还有如下这一条文：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致有人质疑死缓判决俨然成了贪官的“免死牌”。“死刑”无疑是最后也是最严厉的震慑。现在法规中有死刑，贪官们尚且前仆后继、肆元忌惮，假若取消了死刑后，会不会更加贪风肆虐，为所欲为，难以遏制?真是不好说了。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给贪官发放“免死牌”的动议一旦甫出，便立即招致一片反对之声。
毋庸置疑。从现在开始，逐步减少死刑的适用，甚至可以考虑废除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亦属大势所趋。但如果一味地强调“国际惯例”，对贪官从轻量刑，进而给贪官发放“免死牌”，这不仅不符合中国当下的国情，也与人民群众的反腐愿望背道而驰。目前，我国贪腐案件高发的现状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反腐败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健全，查处贪腐案件的力度极为不够，侦查贪污受贿案件的手段和方法也有待提高，在此情况下，对个别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贪污腐败案件的死刑判决，其惩处和震慑犯罪的功能仍不能偏废。
平心而论，“贪官免死论”片面强调人权，不仅脱离国情，也根本无视反腐败的严峻形势。现在。不仅腐败仍处易发、高发的态势，而且腐败的黑金额度相当大，几千万不足为奇，几个亿也屡见不鲜，整个腐败的涉及面越来越大，腐败大案、窝案触目惊心。在此背景下，如果以“国外贪官无死罪”的所谓国际惯例，牵强附会。用抽象的“人权论”来对应中外国情迥异的不可比性，显然是不可取的。再说，难道当今我们对贪官的死刑使用已经很泛滥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很多动辄贪污上亿的官员都被免于一死了，对贪官死刑使用的如此之少，对那么多巨贪如此之心慈手软，广大民众对此都感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议了。
事实上，如今法律上死刑的存在与执行中的“慎杀”已构建了惩治贪官的基本格局。在此情况下，如果再用“人权”、“国际惯例”这样美好的词藻来说事，抛出“贪官免死论”这样的话题刺激广大民众的神经，实在是为时过早。试想如果我们防范腐败的机制已经健全了，极少再有官员腐败，人们自然不会对腐败分子如此痛恨，以至于群情汹涌，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如果查处腐败分子的机制也已健全了，能够真正做到“伸手必被捉”，不仅官员基本上不会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而且在腐败分子没有“容身之地”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必要再用死刑这样的“杀鸡儆猴”办法来震慑腐败分子了。
(责编：山林)
近年来，以贪污腐败为主的非暴力职务犯罪是否废除死刑的辨题，总会间或引起人们的一番激烈争论。本次刑法修正案取消了13个非暴力类犯罪的死刑罪名，再次引发关于“贪官免死”的争论，实属意料之中。尽管对于贪污受贿等非暴力犯罪，从轻判决似乎符合“国际惯例”和司法文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许多国家已经取消死刑的情况下，给贪官发“免死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贪官因被处以死缓而得以保命，除了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郑筱萸，及不久前的文强外。贪官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寥寥无几。以致很少还有人记得《刑法》中还有如下这一条文：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致有人质疑死缓判决俨然成了贪官的“免死牌”。“死刑”无疑是最后也是最严厉的震慑。现在法规中有死刑，贪官们尚且前仆后继、肆元忌惮，假若取消了死刑后，会不会更加贪风肆虐，为所欲为，难以遏制?真是不好说了。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给贪官发放“免死牌”的动议一旦甫出，便立即招致一片反对之声。
毋庸置疑。从现在开始，逐步减少死刑的适用，甚至可以考虑废除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亦属大势所趋。但如果一味地强调“国际惯例”，对贪官从轻量刑，进而给贪官发放“免死牌”，这不仅不符合中国当下的国情，也与人民群众的反腐愿望背道而驰。目前，我国贪腐案件高发的现状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反腐败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健全，查处贪腐案件的力度极为不够，侦查贪污受贿案件的手段和方法也有待提高，在此情况下，对个别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贪污腐败案件的死刑判决，其惩处和震慑犯罪的功能仍不能偏废。
平心而论，“贪官免死论”片面强调人权，不仅脱离国情，也根本无视反腐败的严峻形势。现在。不仅腐败仍处易发、高发的态势，而且腐败的黑金额度相当大，几千万不足为奇，几个亿也屡见不鲜，整个腐败的涉及面越来越大，腐败大案、窝案触目惊心。在此背景下，如果以“国外贪官无死罪”的所谓国际惯例，牵强附会。用抽象的“人权论”来对应中外国情迥异的不可比性，显然是不可取的。再说，难道当今我们对贪官的死刑使用已经很泛滥了吗?回答是否定的，很多动辄贪污上亿的官员都被免于一死了，对贪官死刑使用的如此之少，对那么多巨贪如此之心慈手软，广大民众对此都感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议了。
事实上，如今法律上死刑的存在与执行中的“慎杀”已构建了惩治贪官的基本格局。在此情况下，如果再用“人权”、“国际惯例”这样美好的词藻来说事，抛出“贪官免死论”这样的话题刺激广大民众的神经，实在是为时过早。试想如果我们防范腐败的机制已经健全了，极少再有官员腐败，人们自然不会对腐败分子如此痛恨，以至于群情汹涌，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如果查处腐败分子的机制也已健全了，能够真正做到“伸手必被捉”，不仅官员基本上不会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而且在腐败分子没有“容身之地”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必要再用死刑这样的“杀鸡儆猴”办法来震慑腐败分子了。
(责编：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