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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2009年和2010年大幅压缩的基础上，2011年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今年6月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也将“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截至8月9日，98个中央部门中，除了外交部。国务院侨办和港澳办之外，其余均已公开。在媒体高度瞩目、网民群起围观的氛围中，这次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几乎变成了一场全民参与审查“三公”经费的“狂欢”和一场以此为契机推动政府预算改革的“预演”。就此而言，“三公”经费公开在现有水平上能走多远，将意味着公众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和监督政府预算及政府预算公开改革能走多远。
此次“三公”经费公开犹如雾里看花
在已经公布的“三公”经费中，由于有的部门“三公”经费报表罗列了大量数字，却无细化的解释说明，让人读来一头雾水；也有的部门“三公”经费公开仅有寥寥数语，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天书”。这就出现了“不公开是糊涂，公开了还是糊涂”的局面。这种公开应不应该让普通人都能看懂呢?
还有，在各部门已公开的“三公”数额中高低十分悬殊。低的如国家信访局为98.25万元，高的如国家税务总局(含国税系统)为21.6亿元。2010年财政部的接待费是368万元，基本上是一天1万，而住建部今年的数字差不多是一个月1万，差距何以如此之大?从财政部公布的中央机关的“三公”总额，到54个中央机关已公开的“三公”经费，可以说是一路公开一路争论，原因在于“三公”的口径不统一。
7月1日，财政部公布的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为94.7亿元。这个数字公众觉得低了，因为要注意这里的一个前提——“中央机关‘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言外之意是，“非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不在其中。这可能是目前中国口径最小的“三公”了。按照这种模糊不清的“三公”经费标准，各中央部门所公布的“三公”经费都是根据各自的理解来确定部门“三公”经费标准的，因此公布出来的数据就出现了不同部门畸高畸低的现象。
2011年7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强调，对“三公”经费支出等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内容要公开得更详细。
再者，各部门细化程度相差很大。在“三公”经费公开的110天中，“公开报表应采取怎样的格式”，“公开的内容应详细到怎样的程度”，“所公开的事项应明确哪些细节”，各个部门未能统一标准。有关专家指出，有的部门公开数据比较详尽，开销去向较为明确，几乎同时公开数据的另外一个部门却极为笼统，这表明公开事宜亟须统一规范。
比如，同样是“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一项，各部门公布数据所涵盖的内容却并不相同。在审计署的“三公”经费中，明确把车辆购置和车辆运行维护分开。其车辆购置支出为115万元，车辆运行维护支出为1114.65万元。而商务部的公布内容，此一项填报的支出数字为264.49万元，用途注明：主要用于机要交换、市内因公出行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部机关车辆购置由上级主管业务部门统一配置。这样的费用公布，让人疑问重重：在商务部的264.49万元开销里难道不包括车辆购置的费用?商务部公车购置费又是多少、又算在了哪笔开销上?
因“三公”经费超5亿一度登上支出榜首的海关总署，有4.5亿多元经费用于“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该部门表示：“车辆大部分为执法执勤用车”。有关专家指出，这种归类将部门车辆的功能性支出替代了公众关注的公车消费，让公众很难分辨钱花得是否合理，这样的公开与政府推进公开的初衷并不一致，也大大扰乱了公开经费以便公众监督的主题与主旨。
中科院解释去年公车消费之所以超过7000万元时，竟把原因归结为该部门拥有近千个野外观测台站。网友随即质疑，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科院公车开支里面，还包含了一定的科研经费?
各部门将三类花销做出五花八门的归类，将部门的“功能支出”与人们想知道的“消费支出”混淆，成为公开之旅中公众急待希望破解的问题。
“让公众看得明白，满足其知情权，行使其监督权，不只是公布几组数据，写一些说明那么简单。”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要对“三公”项目和科目给出明确定义和具体解释。要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就不能对“三公”经费公开遮遮掩掩，更不能搞文字游戏、数字游戏，要把真实的经费使用细节公布出来。如果仅是做做样子，走走形式，这会使此次推动“三公”经费公开成为一场“行政改革秀”，不仅失去其本来的重大意义，也会使国人对行政体制改革失去信心。
让公众都能看懂的“三公”经费公开，也是政府向纳税人最好最真诚的交待。
“三公”经费公开不能仅仅限于数据
近几年来，舆论一再呼吁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但有关方面总是搬出“技术困难”的托词，说什么“三公”经费与不同的部门和具体项目挂在一起，涉及的事项过于分散复杂，在预算编制上无法单列，无法全面准确地进行统计……这种种理由显然是说不通的。从上到下的“三公”经费约为9000亿元是专家匡算出来的。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开展压缩“三公”经费的工作，足以说明他们对每年的“三公”经费进行了全面准确的统计，主要是在预算编制上增加一道手续，把分布在不同部门和项目下的“三公”经费单列出来，由此计算出去年比前年压缩了多少，今年又比去年压缩了多少，怎能说“三公”经费无法单列、无法统计呢?
可见，有关方面强调的所谓“技术困难”，很多时候不过是一捅即破的“窗户纸”，只要下决心厉行改革，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严格说来，“三公”经费公开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三公”经费既然能统计出来，就没有理由不向社会公开；既然能够全面、准确地统计出来，就没有理由不全面、翔实地向社会公开。现在，中央各部门向社会公布的“三公”经费情况，其实还是一个大而化之的“粗线条”，从中也只能看到某个部门在“三公”消费上花了多少钱，至于这些钱具体花在何时何地何事，花得是否合理合法，公众既无从知晓，也无法监督。“三公”经费公开如果止步于此，其意义无疑是要大打折扣的。
与去年相比，今年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总支出中，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均有所下降，这也说明，在这个层次上该买的车子都已经买齐了。唯有因公出国(境)经费(即人们俗称的公费出国)增加。初步统计，在已公布“三公”支出数据的中央部门中，有51个部门增加了因公出国(境)经费，共计增加了近7000万元。
对于不降反升的因公出国(境) 经费，公众的一贯疑问是：官员因公出国花了多少钱?出国到底做了什么?而专家表示，不排除有些部门公布的数据有人为缩小的可能，而公开不应仅仅只限于数据，还应该包括绩效考核等方面的内容，并要严格制定相关标准。简单地说，“三公”经费公开不能只是公开这些经费都拿去做了什么事，还要公开这些事情做得如何，哪些是必须干的，是不是全都应该花这么多钱去做。
从已经公布的数据看，有些中央部门“三公”经费特别高，而有些则特别低，应当怎么评判“三公”经费的高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说：“看待这个问题要理性，不能单纯看绝对数字，因部门职能和性质不同。评价‘三公’高低的标准是绩效，关键是用尽可能少的钱把该办的事办好。”专家建议，为了便于公众理解，在公布“三公”经费时应介绍本部门工作性质和具体事项。“三公”经费不是只公开就万事大吉了，更重要的是在公开后要加强审核和监督。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后，审计部门应该介入，就公布情况进行核实和评析，并就公开方式和内容提出完善建议，特别对公布的格式、细化的程度、说明的内容等都应详细规定，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监督本身就是些繁琐的较真，苛刻的比较，而且也往往只需要重复进行一些简单的运算。问题在于，需要尽公开义务的履行方必须提供真实准确的数据，来创造条件让人民得以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有的官员曾用“不可能把每一餐费用都写明”来回答公开的程度，但财政公开的终极意义以及舆论监督的具体要求，指向的却恰恰是数据的细节化——只有公布细节才有监督的可能，只有不断细化的数据才能显现政府坦诚接受监督的魄力和诚意。当然，细节需要时间，细化是个逐渐的过程，但这绝非是遮掩和拖沓的理由。
“三公”经费公开，不能止步于当下的数据笼统，不能满足于仅有的浅尝初探，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在必须不断走向细化、强调深度的同时，还应当考虑公开主体和内容的拓展：今年有“三公”，明年就应当探索“四公”甚至“五公”。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国家财政拨款所涉及的部门与方面，所有耗费公帑进行支撑和运转的组织和行为，都应该给予国民一个明确的公示和说法，并且需要借由法定的程序和渠道，经过切实的质询和辩论，最终得到国民的认可和授权。这应当成为毋庸置疑的方向，绝不允许被“过程论”所拖延。
从数据延伸到审计，是此次“三公”经费公开实现预算监督的重要一环。仅仅公开数据并不能自行实现对经费使用的监督，现在还仅仅是迈出了一小步。人民需要知道的更多、更详细，政府公开得越透明、越彻底，人民才会更加信任政府。“三公”经费公开应由上到下到国企
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认为，在中央机关公开“三公”的榜样力量推动下，地方“三公”公开才是重点，而且将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数字。地方官员大手大脚花钱的例子可谓多如牛毛，如《中国青年报》日前披露的—例就十分典型。湖北省委巡视组在贫困县秭归县巡视20余天里，一行13人喝了30件酒，抽了55条烟，购置两部手机、10部平板电脑，外加包船游三峡，共花费80.19万元。这笔开销相当于该县200多名农民全年收入的总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后有官员出来改口，说只花了十几万元。既便是十几万元，也是一笔不该花的钱。)还有被传为笑炳的某地方领导的—部车，一年光轮胎就换了40多个，维修费十几万。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在会上举到此例时，大家不觉都听愣了。
北京是第一个尝试“三公”经费公开的省级政府。7月21日上午，北京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首次报告“三公”经费账单：2010年全市市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11.3亿元。在这11.3亿元中，因公出国(境)费用113亿元；公务接待费用0.9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9.1亿元(其中包括购置费3.3亿元、运行维护费5.8亿元)。
据了解，江西、山东、广东等省份也正在进行“三公”经费公开的前期工作。江西近日下发文件，提出201 1年12月底之前将做好“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支出公开的准备，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也要做好相关预案。
地方政府的“三公”经费公开是应该逐级公开的，在这方面会有一定的阻力。广州市财政局主动坦承：2010年度广州市财政局用于“三公”经费的计划支出为308，77万元，实际支出为350.45万元。据了解，这是广州市第一个也是广东省内首个主动公开“三公”经费的政府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市财政局已发文要求广州各部门做好去年“三公”经费的数据统计，并力争尽快公开。“在省级政府公开之后，逐级推行公开的可能性几何?从广州市财政局来看，现在已完全具备了可操作性。”专家称，广州市财政局为地方政府和部门推进“三公”经费公开做出了表率。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虽说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抵触。在地方，公车费用和公务招待费是开支的大头，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开意愿。要突破这个难点，当前既要靠上级推动、立法强制和社会关注，也要靠各级领导的决心与责任心。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党委书记张映上，在他的力推下，白庙乡通过网络公示了乡政府每月的公务开支明细，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白庙乡因此成为媒体关注、争议的焦点，也成为乡镇政府公开“三公”经费的一个典范。围绕它产生的各种争议、争论，恰恰证明制度建设在基层“三公”公开中的重要作用。
在关注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的同时，国企“三公”经费公开也被提上日程，成为了下一步被民众质疑和诟病的关键环节。
人们也很希望看到国有企业的“三公”数字。中国的国有企业名为企业，实为政府所属的一部分。如广东等地就把国有企业的车辆也纳入公车范畴。国企的“三公”消费十分惊人。特别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央企，“三公”消费更是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疯狂程度。媒体爆料：2011年4月，中石化广东分公司三次购买茅台酒，总成交168万元(据悉，茅台酒销售70％来自团购，公款成了茅台酒市场的主要靠山。著名评论家叶檀说：“茅台酒的价格，就是腐败指数。”)；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平均每天招待费4万元；原建行老总张恩照，一次舞会便挥霍了115万元；国家电力公司在武汉召开内部会议，原总经理高严住每天6万元的特大套房，午休另有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从家具到马桶都是专门订做；湖南一电业局长4个月仅足疗花费就高达4.7万元；某央企老总为周末休闲，邀三五地方分公司头头，同时从全国各地飞赴上海，数十万元真金白银抛出，只为打一场高尔夫；花公款吃万元大餐者同样不 在少数，就连一向以佛面示人的红十字会也终于耐不住胃口的呼唤，夹着鼓鼓的腰包，敢于去品尝了。类似现象不胜枚举，蛀虫败类们如此糟蹋人民的血汗钱，你说不公开怎么能行?
国企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的国企，它是全体国人的国企，它的每一笔钱都应该属于人民。作为国企的主人，人民有权知道国企是如何花钱的。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国企的每一笔投资、开支和收入都应该公开。尤其作为国企的“三公”消费和国企干部的收入，并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更应该公开。
要减少和杜绝国企如此随意花钱的行径，最好的办法还是公开账本。这个公开一定要精细，公开到国企“三公”消费的每一笔钱。早在2008年初，国资委曾于珠海召开了一次全国国有资产监管工作会议，其核心内容就是“国资预算”与“国资监管”，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郑重宣布：“用三年时间，将国有企业的账本向社会公开。”可令人遗憾的是，三年时间过去了，民众没有看到国企的账本。有的地方还没有把国企的“三公”消费当作“三公”消费，国企高管的用车还没有当作公车。我国目前虽说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国有资产的经营预算规定，但还都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
在操作落实方面，一些业内人士也将关注点集中到如何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为这项工作提供保障。北京大学教授刘剑文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抓紧修改预算法，确保‘三公’经费公开不流于形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安排，今年将对1995年施行的预算法进行修改。
“修改时还应增加相应的处罚性条款，让不依法公开相关信息的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刘剑文建议。
“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在地方政府公开中应受到重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认为，中央部门此次公开出现的口径不一、标准不同、内容不清、语焉不详的问题，值得地方政府注意。“目前‘三公’经费公开只有大致数额，没有具体细化。既然公开，何不更进一步来改进预算编制的办法和程序、健全监督体系、建立问责制度等?不能让公开沦为不受监督的‘橡皮口袋’，公开数目随领导意志可大可小。”“要警惕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走样’，变成加剧地方企业负担的借口。”乔新生提醒，他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举办大型会议冠名“主办”，而当地知名企业承担经费冠名“承办”，接待费顺理成章转嫁给企业。“如果一蹴而就地将‘三公’经费公开定为硬性要求，地方企业被迫为当地政府的接待行为‘埋单’的情况将很常见。”乔新生还认为，要充分利用社会广泛关注“三公”经费公开这一难得契机，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把“花了再报告”扭转为“同意了再花”，堵住公务消费的“跑冒滴漏”，推动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早日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作出贡献。
“三公”经费公开有效监督还需走多远
从长远看，这次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将是推动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加快预算编制改革、强化人大机关和审计机关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扩大公众对政府预算的有序参与等多项改革的一个新的起点。开弓没有回头箭。公开的大门一旦打开，再也无法关上。首次亮相的“三公”经费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勇敢迈出的一步，也是中国民主政治意义非凡的一步。因为这一步既给人以信心，也给人以希望。
下一步如何走?人们更期待看到推动“三公”经费公开从中央部门扩展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国企及财政拨款事业单位，从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发展为锱铢必计的“明细账”。“三公”经费预算(决算)是政府“三公”经费状况的真实反映，“三公”经费目前只公开到“粗线条”的水平，说明在许多地方和部门，对“三公”经费的预算管理粗放而混乱，有些项目完全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腐败账”，不能也不敢完整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因此，推动“三公”经费公开从“粗线条”发展到“明细账”的过程，就是一个倒逼政府部门强化“三公”经费预算管理，把晦暗隐秘不可示人的“糊涂账”、“腐败账”，依法规范、整改成能拿得上台面、经得起推敲的“明细账”、“阳光账”的过程。等到有一天，当中国的“三公”经费也像发达国家的部门预算那样，必须公开到类、款、项、目四级。比如一次公务宴请，从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到陪同人员、预计费用、实际支出等都要详细公开，中国的“三公”经费也就高度规范了，人民也就皆大欢呼了。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向香港学习。香港政府财政预算公开的透明度举世皆知，政府及各部门的财政预算可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公众展示，并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其一个部门在网上公开的财政预算情况、支出情况竟然能多达数百页，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甚至，连特首的支出也要晒出来。2010年10月，香港特首曾荫权过去3年的外访支出被公开。这份统计文件，只要传媒向香港特首办公室索取，半天内便可以拿到。文件中详细披露了曾荫权从2007年11月到2010年10月几年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内容包括每项活动的日期、地点、行程、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期间曾荫权共外访40余次，支出仅有98.7港元，约合人民币80多万元，其中6次当天往返，包括赴上海参加世博会“香港活动周”开幕活动。一次，曾荫权赴美休假期间顺道出席了一些公务活动，费用全部自负。目前，香港十几万公务员中竞只有20余部高官专车。
必然高度重视“三公”经费公开的制度建设。没有硬性的制度规定，这种公开就会沦为走过场。此次公开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是，现在的公开大都属于“自选动作”：公开多少，以什么方式公开，多是自作主张，并无明文规定。另外，还必须建立“三公”经费公开的问责制度。有专家建议，在修改《预算法》时应增加问责条款。好坏不分，就会“劣币驱逐良币”，没有对优劣的考核，就不是一个好的制度设计。美好宣言和思想教育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将有可能显得苍白无力。在“三公”经费支出的改革上，曾经有过公车改革十几年而不成功、遏制公款出国喊破嗓子而无人听的深刻教训。这次不能再次错过改革的大好时机，中国的行政改革需要突出重围，“三公”经费公开实乃破冰之行，虽然艰难但必须为之，亦可以为之。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这个地方将被牢牢地记录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各级部门若都如四川省白庙乡那样做到财政支出完全公开，详细而且明白，中国民众都能看懂每一笔政府支出都去做了什么，每一分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这样民众的监督就不成为问题了。人民评价“三公”经费的一个最直观的标准，那就是“三公”经费有多少是花在了为人民服务上，又有多少是花在了为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自己服务上。政府花了多少钱，为民众办了多少事，10万亿财政收入是否能尽数“还富于民”、“造福于民”，这是衡量一个政府公共服务是否优质高效的重要标准。“三公”经费的公开，既是一次“交账”，也是一次检阅。花了最多的钱，办了最少的事，这样的“服务”难以说服民众；花了最少的钱，办了最多的事，这样的“服务”才能赢得民心。
要解决“三公”经费的问题，信息公开是第一步，有效公开是初期目标，重建人大及公众对政府花钱的实质监督权才是终极方案。我们认为，公开“三公”支出，将不是一个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决心问题。“态度决定一切”，这曾是一句为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同样也适用“三公”经费公开。
(责编：盛山)
此次“三公”经费公开犹如雾里看花
在已经公布的“三公”经费中，由于有的部门“三公”经费报表罗列了大量数字，却无细化的解释说明，让人读来一头雾水；也有的部门“三公”经费公开仅有寥寥数语，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天书”。这就出现了“不公开是糊涂，公开了还是糊涂”的局面。这种公开应不应该让普通人都能看懂呢?
还有，在各部门已公开的“三公”数额中高低十分悬殊。低的如国家信访局为98.25万元，高的如国家税务总局(含国税系统)为21.6亿元。2010年财政部的接待费是368万元，基本上是一天1万，而住建部今年的数字差不多是一个月1万，差距何以如此之大?从财政部公布的中央机关的“三公”总额，到54个中央机关已公开的“三公”经费，可以说是一路公开一路争论，原因在于“三公”的口径不统一。
7月1日，财政部公布的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为94.7亿元。这个数字公众觉得低了，因为要注意这里的一个前提——“中央机关‘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言外之意是，“非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不在其中。这可能是目前中国口径最小的“三公”了。按照这种模糊不清的“三公”经费标准，各中央部门所公布的“三公”经费都是根据各自的理解来确定部门“三公”经费标准的，因此公布出来的数据就出现了不同部门畸高畸低的现象。
2011年7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强调，对“三公”经费支出等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内容要公开得更详细。
再者，各部门细化程度相差很大。在“三公”经费公开的110天中，“公开报表应采取怎样的格式”，“公开的内容应详细到怎样的程度”，“所公开的事项应明确哪些细节”，各个部门未能统一标准。有关专家指出，有的部门公开数据比较详尽，开销去向较为明确，几乎同时公开数据的另外一个部门却极为笼统，这表明公开事宜亟须统一规范。
比如，同样是“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一项，各部门公布数据所涵盖的内容却并不相同。在审计署的“三公”经费中，明确把车辆购置和车辆运行维护分开。其车辆购置支出为115万元，车辆运行维护支出为1114.65万元。而商务部的公布内容，此一项填报的支出数字为264.49万元，用途注明：主要用于机要交换、市内因公出行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部机关车辆购置由上级主管业务部门统一配置。这样的费用公布，让人疑问重重：在商务部的264.49万元开销里难道不包括车辆购置的费用?商务部公车购置费又是多少、又算在了哪笔开销上?
因“三公”经费超5亿一度登上支出榜首的海关总署，有4.5亿多元经费用于“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该部门表示：“车辆大部分为执法执勤用车”。有关专家指出，这种归类将部门车辆的功能性支出替代了公众关注的公车消费，让公众很难分辨钱花得是否合理，这样的公开与政府推进公开的初衷并不一致，也大大扰乱了公开经费以便公众监督的主题与主旨。
中科院解释去年公车消费之所以超过7000万元时，竟把原因归结为该部门拥有近千个野外观测台站。网友随即质疑，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科院公车开支里面，还包含了一定的科研经费?
各部门将三类花销做出五花八门的归类，将部门的“功能支出”与人们想知道的“消费支出”混淆，成为公开之旅中公众急待希望破解的问题。
“让公众看得明白，满足其知情权，行使其监督权，不只是公布几组数据，写一些说明那么简单。”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认为，要对“三公”项目和科目给出明确定义和具体解释。要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就不能对“三公”经费公开遮遮掩掩，更不能搞文字游戏、数字游戏，要把真实的经费使用细节公布出来。如果仅是做做样子，走走形式，这会使此次推动“三公”经费公开成为一场“行政改革秀”，不仅失去其本来的重大意义，也会使国人对行政体制改革失去信心。
让公众都能看懂的“三公”经费公开，也是政府向纳税人最好最真诚的交待。
“三公”经费公开不能仅仅限于数据
近几年来，舆论一再呼吁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但有关方面总是搬出“技术困难”的托词，说什么“三公”经费与不同的部门和具体项目挂在一起，涉及的事项过于分散复杂，在预算编制上无法单列，无法全面准确地进行统计……这种种理由显然是说不通的。从上到下的“三公”经费约为9000亿元是专家匡算出来的。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开展压缩“三公”经费的工作，足以说明他们对每年的“三公”经费进行了全面准确的统计，主要是在预算编制上增加一道手续，把分布在不同部门和项目下的“三公”经费单列出来，由此计算出去年比前年压缩了多少，今年又比去年压缩了多少，怎能说“三公”经费无法单列、无法统计呢?
可见，有关方面强调的所谓“技术困难”，很多时候不过是一捅即破的“窗户纸”，只要下决心厉行改革，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严格说来，“三公”经费公开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三公”经费既然能统计出来，就没有理由不向社会公开；既然能够全面、准确地统计出来，就没有理由不全面、翔实地向社会公开。现在，中央各部门向社会公布的“三公”经费情况，其实还是一个大而化之的“粗线条”，从中也只能看到某个部门在“三公”消费上花了多少钱，至于这些钱具体花在何时何地何事，花得是否合理合法，公众既无从知晓，也无法监督。“三公”经费公开如果止步于此，其意义无疑是要大打折扣的。
与去年相比，今年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总支出中，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均有所下降，这也说明，在这个层次上该买的车子都已经买齐了。唯有因公出国(境)经费(即人们俗称的公费出国)增加。初步统计，在已公布“三公”支出数据的中央部门中，有51个部门增加了因公出国(境)经费，共计增加了近7000万元。
对于不降反升的因公出国(境) 经费，公众的一贯疑问是：官员因公出国花了多少钱?出国到底做了什么?而专家表示，不排除有些部门公布的数据有人为缩小的可能，而公开不应仅仅只限于数据，还应该包括绩效考核等方面的内容，并要严格制定相关标准。简单地说，“三公”经费公开不能只是公开这些经费都拿去做了什么事，还要公开这些事情做得如何，哪些是必须干的，是不是全都应该花这么多钱去做。
从已经公布的数据看，有些中央部门“三公”经费特别高，而有些则特别低，应当怎么评判“三公”经费的高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说：“看待这个问题要理性，不能单纯看绝对数字，因部门职能和性质不同。评价‘三公’高低的标准是绩效，关键是用尽可能少的钱把该办的事办好。”专家建议，为了便于公众理解，在公布“三公”经费时应介绍本部门工作性质和具体事项。“三公”经费不是只公开就万事大吉了，更重要的是在公开后要加强审核和监督。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后，审计部门应该介入，就公布情况进行核实和评析，并就公开方式和内容提出完善建议，特别对公布的格式、细化的程度、说明的内容等都应详细规定，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监督本身就是些繁琐的较真，苛刻的比较，而且也往往只需要重复进行一些简单的运算。问题在于，需要尽公开义务的履行方必须提供真实准确的数据，来创造条件让人民得以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有的官员曾用“不可能把每一餐费用都写明”来回答公开的程度，但财政公开的终极意义以及舆论监督的具体要求，指向的却恰恰是数据的细节化——只有公布细节才有监督的可能，只有不断细化的数据才能显现政府坦诚接受监督的魄力和诚意。当然，细节需要时间，细化是个逐渐的过程，但这绝非是遮掩和拖沓的理由。
“三公”经费公开，不能止步于当下的数据笼统，不能满足于仅有的浅尝初探，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在必须不断走向细化、强调深度的同时，还应当考虑公开主体和内容的拓展：今年有“三公”，明年就应当探索“四公”甚至“五公”。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国家财政拨款所涉及的部门与方面，所有耗费公帑进行支撑和运转的组织和行为，都应该给予国民一个明确的公示和说法，并且需要借由法定的程序和渠道，经过切实的质询和辩论，最终得到国民的认可和授权。这应当成为毋庸置疑的方向，绝不允许被“过程论”所拖延。
从数据延伸到审计，是此次“三公”经费公开实现预算监督的重要一环。仅仅公开数据并不能自行实现对经费使用的监督，现在还仅仅是迈出了一小步。人民需要知道的更多、更详细，政府公开得越透明、越彻底，人民才会更加信任政府。“三公”经费公开应由上到下到国企
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叶青认为，在中央机关公开“三公”的榜样力量推动下，地方“三公”公开才是重点，而且将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数字。地方官员大手大脚花钱的例子可谓多如牛毛，如《中国青年报》日前披露的—例就十分典型。湖北省委巡视组在贫困县秭归县巡视20余天里，一行13人喝了30件酒，抽了55条烟，购置两部手机、10部平板电脑，外加包船游三峡，共花费80.19万元。这笔开销相当于该县200多名农民全年收入的总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后有官员出来改口，说只花了十几万元。既便是十几万元，也是一笔不该花的钱。)还有被传为笑炳的某地方领导的—部车，一年光轮胎就换了40多个，维修费十几万。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在会上举到此例时，大家不觉都听愣了。
北京是第一个尝试“三公”经费公开的省级政府。7月21日上午，北京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首次报告“三公”经费账单：2010年全市市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合计11.3亿元。在这11.3亿元中，因公出国(境)费用113亿元；公务接待费用0.9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9.1亿元(其中包括购置费3.3亿元、运行维护费5.8亿元)。
据了解，江西、山东、广东等省份也正在进行“三公”经费公开的前期工作。江西近日下发文件，提出201 1年12月底之前将做好“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支出公开的准备，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也要做好相关预案。
地方政府的“三公”经费公开是应该逐级公开的，在这方面会有一定的阻力。广州市财政局主动坦承：2010年度广州市财政局用于“三公”经费的计划支出为308，77万元，实际支出为350.45万元。据了解，这是广州市第一个也是广东省内首个主动公开“三公”经费的政府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市财政局已发文要求广州各部门做好去年“三公”经费的数据统计，并力争尽快公开。“在省级政府公开之后，逐级推行公开的可能性几何?从广州市财政局来看，现在已完全具备了可操作性。”专家称，广州市财政局为地方政府和部门推进“三公”经费公开做出了表率。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虽说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抵触。在地方，公车费用和公务招待费是开支的大头，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开意愿。要突破这个难点，当前既要靠上级推动、立法强制和社会关注，也要靠各级领导的决心与责任心。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党委书记张映上，在他的力推下，白庙乡通过网络公示了乡政府每月的公务开支明细，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白庙乡因此成为媒体关注、争议的焦点，也成为乡镇政府公开“三公”经费的一个典范。围绕它产生的各种争议、争论，恰恰证明制度建设在基层“三公”公开中的重要作用。
在关注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的同时，国企“三公”经费公开也被提上日程，成为了下一步被民众质疑和诟病的关键环节。
人们也很希望看到国有企业的“三公”数字。中国的国有企业名为企业，实为政府所属的一部分。如广东等地就把国有企业的车辆也纳入公车范畴。国企的“三公”消费十分惊人。特别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央企，“三公”消费更是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疯狂程度。媒体爆料：2011年4月，中石化广东分公司三次购买茅台酒，总成交168万元(据悉，茅台酒销售70％来自团购，公款成了茅台酒市场的主要靠山。著名评论家叶檀说：“茅台酒的价格，就是腐败指数。”)；原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平均每天招待费4万元；原建行老总张恩照，一次舞会便挥霍了115万元；国家电力公司在武汉召开内部会议，原总经理高严住每天6万元的特大套房，午休另有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从家具到马桶都是专门订做；湖南一电业局长4个月仅足疗花费就高达4.7万元；某央企老总为周末休闲，邀三五地方分公司头头，同时从全国各地飞赴上海，数十万元真金白银抛出，只为打一场高尔夫；花公款吃万元大餐者同样不 在少数，就连一向以佛面示人的红十字会也终于耐不住胃口的呼唤，夹着鼓鼓的腰包，敢于去品尝了。类似现象不胜枚举，蛀虫败类们如此糟蹋人民的血汗钱，你说不公开怎么能行?
国企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的国企，它是全体国人的国企，它的每一笔钱都应该属于人民。作为国企的主人，人民有权知道国企是如何花钱的。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国企的每一笔投资、开支和收入都应该公开。尤其作为国企的“三公”消费和国企干部的收入，并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更应该公开。
要减少和杜绝国企如此随意花钱的行径，最好的办法还是公开账本。这个公开一定要精细，公开到国企“三公”消费的每一笔钱。早在2008年初，国资委曾于珠海召开了一次全国国有资产监管工作会议，其核心内容就是“国资预算”与“国资监管”，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郑重宣布：“用三年时间，将国有企业的账本向社会公开。”可令人遗憾的是，三年时间过去了，民众没有看到国企的账本。有的地方还没有把国企的“三公”消费当作“三公”消费，国企高管的用车还没有当作公车。我国目前虽说已经有了一些关于国有资产的经营预算规定，但还都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
在操作落实方面，一些业内人士也将关注点集中到如何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为这项工作提供保障。北京大学教授刘剑文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抓紧修改预算法，确保‘三公’经费公开不流于形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安排，今年将对1995年施行的预算法进行修改。
“修改时还应增加相应的处罚性条款，让不依法公开相关信息的责任人承担相应责任。”刘剑文建议。
“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在地方政府公开中应受到重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认为，中央部门此次公开出现的口径不一、标准不同、内容不清、语焉不详的问题，值得地方政府注意。“目前‘三公’经费公开只有大致数额，没有具体细化。既然公开，何不更进一步来改进预算编制的办法和程序、健全监督体系、建立问责制度等?不能让公开沦为不受监督的‘橡皮口袋’，公开数目随领导意志可大可小。”“要警惕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走样’，变成加剧地方企业负担的借口。”乔新生提醒，他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举办大型会议冠名“主办”，而当地知名企业承担经费冠名“承办”，接待费顺理成章转嫁给企业。“如果一蹴而就地将‘三公’经费公开定为硬性要求，地方企业被迫为当地政府的接待行为‘埋单’的情况将很常见。”乔新生还认为，要充分利用社会广泛关注“三公”经费公开这一难得契机，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把“花了再报告”扭转为“同意了再花”，堵住公务消费的“跑冒滴漏”，推动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早日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作出贡献。
“三公”经费公开有效监督还需走多远
从长远看，这次中央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将是推动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加快预算编制改革、强化人大机关和审计机关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扩大公众对政府预算的有序参与等多项改革的一个新的起点。开弓没有回头箭。公开的大门一旦打开，再也无法关上。首次亮相的“三公”经费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勇敢迈出的一步，也是中国民主政治意义非凡的一步。因为这一步既给人以信心，也给人以希望。
下一步如何走?人们更期待看到推动“三公”经费公开从中央部门扩展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国企及财政拨款事业单位，从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发展为锱铢必计的“明细账”。“三公”经费预算(决算)是政府“三公”经费状况的真实反映，“三公”经费目前只公开到“粗线条”的水平，说明在许多地方和部门，对“三公”经费的预算管理粗放而混乱，有些项目完全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腐败账”，不能也不敢完整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因此，推动“三公”经费公开从“粗线条”发展到“明细账”的过程，就是一个倒逼政府部门强化“三公”经费预算管理，把晦暗隐秘不可示人的“糊涂账”、“腐败账”，依法规范、整改成能拿得上台面、经得起推敲的“明细账”、“阳光账”的过程。等到有一天，当中国的“三公”经费也像发达国家的部门预算那样，必须公开到类、款、项、目四级。比如一次公务宴请，从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到陪同人员、预计费用、实际支出等都要详细公开，中国的“三公”经费也就高度规范了，人民也就皆大欢呼了。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向香港学习。香港政府财政预算公开的透明度举世皆知，政府及各部门的财政预算可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公众展示，并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其一个部门在网上公开的财政预算情况、支出情况竟然能多达数百页，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甚至，连特首的支出也要晒出来。2010年10月，香港特首曾荫权过去3年的外访支出被公开。这份统计文件，只要传媒向香港特首办公室索取，半天内便可以拿到。文件中详细披露了曾荫权从2007年11月到2010年10月几年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内容包括每项活动的日期、地点、行程、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期间曾荫权共外访40余次，支出仅有98.7港元，约合人民币80多万元，其中6次当天往返，包括赴上海参加世博会“香港活动周”开幕活动。一次，曾荫权赴美休假期间顺道出席了一些公务活动，费用全部自负。目前，香港十几万公务员中竞只有20余部高官专车。
必然高度重视“三公”经费公开的制度建设。没有硬性的制度规定，这种公开就会沦为走过场。此次公开中所暴露出的问题是，现在的公开大都属于“自选动作”：公开多少，以什么方式公开，多是自作主张，并无明文规定。另外，还必须建立“三公”经费公开的问责制度。有专家建议，在修改《预算法》时应增加问责条款。好坏不分，就会“劣币驱逐良币”，没有对优劣的考核，就不是一个好的制度设计。美好宣言和思想教育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将有可能显得苍白无力。在“三公”经费支出的改革上，曾经有过公车改革十几年而不成功、遏制公款出国喊破嗓子而无人听的深刻教训。这次不能再次错过改革的大好时机，中国的行政改革需要突出重围，“三公”经费公开实乃破冰之行，虽然艰难但必须为之，亦可以为之。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这个地方将被牢牢地记录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各级部门若都如四川省白庙乡那样做到财政支出完全公开，详细而且明白，中国民众都能看懂每一笔政府支出都去做了什么，每一分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这样民众的监督就不成为问题了。人民评价“三公”经费的一个最直观的标准，那就是“三公”经费有多少是花在了为人民服务上，又有多少是花在了为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自己服务上。政府花了多少钱，为民众办了多少事，10万亿财政收入是否能尽数“还富于民”、“造福于民”，这是衡量一个政府公共服务是否优质高效的重要标准。“三公”经费的公开，既是一次“交账”，也是一次检阅。花了最多的钱，办了最少的事，这样的“服务”难以说服民众；花了最少的钱，办了最多的事，这样的“服务”才能赢得民心。
要解决“三公”经费的问题，信息公开是第一步，有效公开是初期目标，重建人大及公众对政府花钱的实质监督权才是终极方案。我们认为，公开“三公”支出，将不是一个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决心问题。“态度决定一切”，这曾是一句为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同样也适用“三公”经费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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