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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16世纪后的欧洲,各国为加强君权、统一国家行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17—18世纪法国的改革最具代表性。由于此番改革,法国成为当时欧洲政治的领袖。
关键词: 17—18世纪法国 政治改革
一、民主制度的衰微——走向集权的欧洲
欧洲早期的贵族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来的政治走向,使得封建庄园制和采邑制度被广大的欧洲王国所效法。国王与贵族双方按照默许的,或者是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和权力,依照各自的行事范围活动,即使国王也不能超过权力的界限。然而“采邑制”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王权的割裂就好像制度本身对于国王所控制的名义上的全王国的领土的划分一样,国王的权威建立在大贵族的联合的妥协、效忠和教会的约束上。由此,国王和贵族特权与封建教权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息过。
16世纪对欧洲的意义不仅仅是“地理大发现”,民族主义意识也在形成,新兴的资本和产业的发展需要统一的市场和国家的保障,分裂的作坊、林立的关卡、严密的教会垄断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的严重挑战。建立“民族国家”,推行一系列统一的法律和制度,加强国家和政府的权威,以方便海外的殖民掠夺和经营,这恰恰符合专制政权的君主加强权力,统一国家行政的需要。欧洲各国为此相继进行了加强国王权力的政治改革。在这些改革中,尤其是以17—18世纪法国的改革最具有该时代的典型性和意义。
二、首相的辉煌——影子国王的骄傲
古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欧洲政治像一盘散沙,天主教会成为凌驾欧洲的控制性力量。1303年是法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法王“美男子腓力”击败了教皇,并把其劫持到法王控制下的阿维尼翁,这宣告了世俗王权控制教权的开始。宗教战争又使得法国贵族的实力遭到了削弱,于是在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就开启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专制政府改革。在亨利四世死后,路易十三继承了父亲的政策,继续推进法国的改革。路易十三并没有什么杰出的政治才能,但是由于他身边赫赫有名的黎赛留首相,法国迈进了新的历史。
下级贵族出身的黎赛留在公元1624年出任路易十三的首相,黎赛留本是法国一个大主教,但他却支持国家统一,一切行为以国家利益为上,首先提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概念。在那个教廷执掌的时代,黎赛留的观念是超前的,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中世纪那套教会的道德理论是愚弄人的把戏,根本不能继续作为法国的国家政策。他知道在管理上,最高层决策观念是应超前的,看不到未来,就不知道现在怎么做。因此,他在首相生涯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一切为了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国王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内政和外交上为法国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黎赛留在内政上推行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加强王权的政策,任何反对专制和集权、反对国王的人都是他的敌人。他所设立的特别法庭专门惩治反叛的贵族,他摧毁贵族的堡垒,没收贵族的领地,剥夺他们的财产,用来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和军队。也就是从黎赛留时代开始,法国在中央设置国王直接任命的各部部长,向各地派遣中央直接任命的总督。黎赛留采用强硬手段,为贵族们树立了“国王仆人,顺从国家,服从国家”的榜样。同时,黎赛留也是第一个以现实的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出发点的政治家,在此基础上,为避免当时的德国(其实是原神圣罗马帝国讲德语的部分,此时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在统一后成为法国的最大障碍,黎赛留几乎是无所不用其能的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加剧了德国的长期分裂,也就减少了法国东部受到的威胁。长期混乱的德意志正是稳定强大的法国走向欧洲霸权所必需的,这使得法国一举做大,控制和影响了欧洲,成就了拿破仑王朝的辉煌。但我们要注意的是,黎赛留虽然兼任红衣主教和法国首相,不可一世,但是他的动机却绝不是出于自己的私人目的。黎赛留一生致力于加强国王的权威,虽然他的过分集权使路易十三成为了他的个人影子,但当法王看到他如此巨大的成就时,也许会祈求上帝让这种局面长久维系下去。
三、法兰西的强势——太阳王的光环
一般中国人知道路易十四,多是从“朕即国家”这句名言。事实上,路易十四并未说过这样的话。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最不愿意被人认为独断专行,他不会吹嘘自己像贵族们那样在自己的领地上称王称霸。在《回忆录》中,路易十四写道,应以“国家利益为先……国家得益,个人增光”。在他看来,对王位的掌有、对宫廷的控制都必须有法度,按规矩而行,即便贵为国王,亦不可任性妄为。事实是如此吗?
路易十三,尤其是法国真正的主宰者黎赛留的死给法国带来了动乱,而路易十四就是在这样混乱的政局中成为了法国国王。直到大贵族的叛乱也就是“投石党运动”结束,路易十四才开始亲政,他重新启用马扎然,在政治秩序上进行全面的整顿,并决定永不允许这样的暴乱重现。而首相马扎然的作用就是向国王灌输“君主专制”的思想,这使得年轻的路易十四对于“独揽大权,国王要统治一切”早已是心领神会。在马扎然死后,路易十四当即宣布:“我自己就是自己的首相!”这也就终结了自路易十三以来出现的相权和王权并存的局面,为路易十四的改革和真正的大权独揽奠定了基础。
但仅此远远不够,10—15岁之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路易十四深深体会到,要牢固地掌握权力,就必须制服贵族,完善国家机器。因此,他亲政后就着手邀请重要的贵族离开他们的领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巴黎:有些住在他们在巴黎的行馆中,大部分住在凡尔赛宫,成为王室的贵宾,利用他们的虚荣心使其完全受制于国王亲手导演的政治戏剧。置身戏外是不可能的,具有政治家记忆力的路易十四认得所有的人,谁不在场一目了然。“某某在哪儿?”他冷不丁的发问会让所有的贵族乖乖来朝。用这种办法,可能造反的人被置于永久的监视之下。当然,在大棒之后还有胡萝卜,路易十四精心安排的大型舞会用香槟、精美的菜肴和美女使贵族成为国王的戏班子,在严密监视下的贵族失去了任何对国王不利的权力,逐渐成为了政治的风景线,他们在法国实际的政治作用也就消失了。这样,王权中央机器就在没有遭到贵族强烈反抗的情况下集中化、条理化了。当然,夺取贵族的权力是要付出经济上的代价的,在掌权期间,路易十四慷慨地用国民收入的20%包养着占人口总数2%的贵族,在使自己权力集中的同时也酝酿着一场极大的社会政治危机。
从此之后的法国贵族很少能占有行政职位,相反,路易十四从中产阶级中提拔了一些有实际才干的人来担任政府实际的职务。这些人除了国王赋予他们的权力外不会要求更多的权力,因为他们都知道,国王既然能够给予他们这些权力,当然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他们手中拿走这些权力。因此,比起那些贵族,路易十四更加相信中产阶级。在这些人中产生了几个杰出的代表,比如财政总监柯尔伯,他是重商主义的代名词。
行政事务主要由三个会议决定,每个会议均由路易十四亲自主持,会议中包括他最亲信的政治仆人,但将王亲国戚排除在外。会议本身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国王手里。国务会议由4—5人组成,每周集会2次,讨论国家的重要决策与行动。政务会议处理地方事务。财政会议总理税收、岁入与开支。其他的会议则处理战争、商业与宗教问题。
为了加强对外省的统治,路易十四迅速恢复了在投石党运动期间被取消的向各省派遣巡视稽查的司法、治安、财产监督官的制度。这些钦差大臣将通常由显贵或元帅担任的各省地方长官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地方政府由不负责任的贵族手中转移到皇家长官手中,地方选举亦经安排选出国王满意的首长。
除了贵族之外,巴黎高等法院也是路易十四集权的障碍。1665年,巴黎高等法院召集会议,准备讨论国王的一项敕令。按照传统,高等法院有权通过这种方式制约国王的权力。此时,身着猎装、高筒靴,手执马鞭的路易十四突然进入巴黎议会厅,对议员们说:“你们的集会所带来的不幸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命令你们解散这次集合讨论诏令的会议。主席先生,我禁止你召集此种会议,并禁止你们任何一人提出此项要求。”巴黎高等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功能,从此被一个皇家枢密院所取代,后者一直在国王的控制之下,凡是不顺从的法官,路易十四一概予以免职或流放。
自认为是真正天主教徒的路易十四在宗教上主张法国必须全部信仰天主教,符合他“一个国王,一种信仰,一部法律”专制理想基调,开始对新教徒施加压力。其中尤其是以1685年的《枫丹白露敕令》最为凶狠。他以此推翻了法王亨利四世1598年下的宽容的《南特赦令》。敕令下达后胡格诺派的教堂被摧毁,新教的学校被关闭,许多胡格诺派教徒被迫移居国外,大量带有技术和资金的胡格诺教派人士的离去是路易十四整肃国内宗教的一大恶果。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路易十四还着手改革军队。17世纪欧洲的军队是一种私人财产,是贵族的一项特权,这样的军队不能保证对国王的效忠,事实上,他们为国王作战的次数和他们与国王作战的次数几乎一样多。路易十四亲政后,即任命迈克尔·勒·泰利埃为战争部部长,他死后由其子德·鲁瓦公爵继承了这一职位,泰利埃父子二人为法国建立了一支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军队,他们在军队中建立了一个稳定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而各省贵族则解甲归田。
四、随想
中世纪后期整个欧洲表现出向强大的民族君主政体发展的政治趋势,法国率先走上这条道路,有着“国土聚合者”之称的路易十一是统一法国的奠基人,早在15世纪即竭力执行巩固王权,集中封建领地的政策,与新兴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得到市民的支持。他的事业为其后的法国国王所延续,从路易十三开始的黎赛留为之奋斗的法国君主集权制度,到了路易十四时代最后完成并且达到顶峰,终于将法国打造成为欧洲的新霸主,在文化和政治上取得了双重的霸权,建立新的政治认同——法国是欧洲政治的新领袖。也正是在路易十四的手上,法国率先建立起了现代国家制度。
参考文献:
[1]邓洪禹.16-18世纪法国政治思想观念的演进[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3).
[2]吕一民.法国通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2007.
[3][英]琼斯著.杨保筠等译.剑桥插图法国史[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4]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翻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出版).
关键词: 17—18世纪法国 政治改革
一、民主制度的衰微——走向集权的欧洲
欧洲早期的贵族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来的政治走向,使得封建庄园制和采邑制度被广大的欧洲王国所效法。国王与贵族双方按照默许的,或者是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和权力,依照各自的行事范围活动,即使国王也不能超过权力的界限。然而“采邑制”对于欧洲中世纪的王权的割裂就好像制度本身对于国王所控制的名义上的全王国的领土的划分一样,国王的权威建立在大贵族的联合的妥协、效忠和教会的约束上。由此,国王和贵族特权与封建教权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息过。
16世纪对欧洲的意义不仅仅是“地理大发现”,民族主义意识也在形成,新兴的资本和产业的发展需要统一的市场和国家的保障,分裂的作坊、林立的关卡、严密的教会垄断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的严重挑战。建立“民族国家”,推行一系列统一的法律和制度,加强国家和政府的权威,以方便海外的殖民掠夺和经营,这恰恰符合专制政权的君主加强权力,统一国家行政的需要。欧洲各国为此相继进行了加强国王权力的政治改革。在这些改革中,尤其是以17—18世纪法国的改革最具有该时代的典型性和意义。
二、首相的辉煌——影子国王的骄傲
古罗马帝国崩溃以后的欧洲政治像一盘散沙,天主教会成为凌驾欧洲的控制性力量。1303年是法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法王“美男子腓力”击败了教皇,并把其劫持到法王控制下的阿维尼翁,这宣告了世俗王权控制教权的开始。宗教战争又使得法国贵族的实力遭到了削弱,于是在战争中脱颖而出的波旁家族的亨利四世就开启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专制政府改革。在亨利四世死后,路易十三继承了父亲的政策,继续推进法国的改革。路易十三并没有什么杰出的政治才能,但是由于他身边赫赫有名的黎赛留首相,法国迈进了新的历史。
下级贵族出身的黎赛留在公元1624年出任路易十三的首相,黎赛留本是法国一个大主教,但他却支持国家统一,一切行为以国家利益为上,首先提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概念。在那个教廷执掌的时代,黎赛留的观念是超前的,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中世纪那套教会的道德理论是愚弄人的把戏,根本不能继续作为法国的国家政策。他知道在管理上,最高层决策观念是应超前的,看不到未来,就不知道现在怎么做。因此,他在首相生涯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一切为了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国王的利益”为出发点,在内政和外交上为法国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黎赛留在内政上推行的是马基雅维利的加强王权的政策,任何反对专制和集权、反对国王的人都是他的敌人。他所设立的特别法庭专门惩治反叛的贵族,他摧毁贵族的堡垒,没收贵族的领地,剥夺他们的财产,用来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和军队。也就是从黎赛留时代开始,法国在中央设置国王直接任命的各部部长,向各地派遣中央直接任命的总督。黎赛留采用强硬手段,为贵族们树立了“国王仆人,顺从国家,服从国家”的榜样。同时,黎赛留也是第一个以现实的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出发点的政治家,在此基础上,为避免当时的德国(其实是原神圣罗马帝国讲德语的部分,此时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在统一后成为法国的最大障碍,黎赛留几乎是无所不用其能的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加剧了德国的长期分裂,也就减少了法国东部受到的威胁。长期混乱的德意志正是稳定强大的法国走向欧洲霸权所必需的,这使得法国一举做大,控制和影响了欧洲,成就了拿破仑王朝的辉煌。但我们要注意的是,黎赛留虽然兼任红衣主教和法国首相,不可一世,但是他的动机却绝不是出于自己的私人目的。黎赛留一生致力于加强国王的权威,虽然他的过分集权使路易十三成为了他的个人影子,但当法王看到他如此巨大的成就时,也许会祈求上帝让这种局面长久维系下去。
三、法兰西的强势——太阳王的光环
一般中国人知道路易十四,多是从“朕即国家”这句名言。事实上,路易十四并未说过这样的话。他是一个聪明人,他最不愿意被人认为独断专行,他不会吹嘘自己像贵族们那样在自己的领地上称王称霸。在《回忆录》中,路易十四写道,应以“国家利益为先……国家得益,个人增光”。在他看来,对王位的掌有、对宫廷的控制都必须有法度,按规矩而行,即便贵为国王,亦不可任性妄为。事实是如此吗?
路易十三,尤其是法国真正的主宰者黎赛留的死给法国带来了动乱,而路易十四就是在这样混乱的政局中成为了法国国王。直到大贵族的叛乱也就是“投石党运动”结束,路易十四才开始亲政,他重新启用马扎然,在政治秩序上进行全面的整顿,并决定永不允许这样的暴乱重现。而首相马扎然的作用就是向国王灌输“君主专制”的思想,这使得年轻的路易十四对于“独揽大权,国王要统治一切”早已是心领神会。在马扎然死后,路易十四当即宣布:“我自己就是自己的首相!”这也就终结了自路易十三以来出现的相权和王权并存的局面,为路易十四的改革和真正的大权独揽奠定了基础。
但仅此远远不够,10—15岁之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路易十四深深体会到,要牢固地掌握权力,就必须制服贵族,完善国家机器。因此,他亲政后就着手邀请重要的贵族离开他们的领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巴黎:有些住在他们在巴黎的行馆中,大部分住在凡尔赛宫,成为王室的贵宾,利用他们的虚荣心使其完全受制于国王亲手导演的政治戏剧。置身戏外是不可能的,具有政治家记忆力的路易十四认得所有的人,谁不在场一目了然。“某某在哪儿?”他冷不丁的发问会让所有的贵族乖乖来朝。用这种办法,可能造反的人被置于永久的监视之下。当然,在大棒之后还有胡萝卜,路易十四精心安排的大型舞会用香槟、精美的菜肴和美女使贵族成为国王的戏班子,在严密监视下的贵族失去了任何对国王不利的权力,逐渐成为了政治的风景线,他们在法国实际的政治作用也就消失了。这样,王权中央机器就在没有遭到贵族强烈反抗的情况下集中化、条理化了。当然,夺取贵族的权力是要付出经济上的代价的,在掌权期间,路易十四慷慨地用国民收入的20%包养着占人口总数2%的贵族,在使自己权力集中的同时也酝酿着一场极大的社会政治危机。
从此之后的法国贵族很少能占有行政职位,相反,路易十四从中产阶级中提拔了一些有实际才干的人来担任政府实际的职务。这些人除了国王赋予他们的权力外不会要求更多的权力,因为他们都知道,国王既然能够给予他们这些权力,当然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从他们手中拿走这些权力。因此,比起那些贵族,路易十四更加相信中产阶级。在这些人中产生了几个杰出的代表,比如财政总监柯尔伯,他是重商主义的代名词。
行政事务主要由三个会议决定,每个会议均由路易十四亲自主持,会议中包括他最亲信的政治仆人,但将王亲国戚排除在外。会议本身只有建议权,而没有决策权,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国王手里。国务会议由4—5人组成,每周集会2次,讨论国家的重要决策与行动。政务会议处理地方事务。财政会议总理税收、岁入与开支。其他的会议则处理战争、商业与宗教问题。
为了加强对外省的统治,路易十四迅速恢复了在投石党运动期间被取消的向各省派遣巡视稽查的司法、治安、财产监督官的制度。这些钦差大臣将通常由显贵或元帅担任的各省地方长官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地方政府由不负责任的贵族手中转移到皇家长官手中,地方选举亦经安排选出国王满意的首长。
除了贵族之外,巴黎高等法院也是路易十四集权的障碍。1665年,巴黎高等法院召集会议,准备讨论国王的一项敕令。按照传统,高等法院有权通过这种方式制约国王的权力。此时,身着猎装、高筒靴,手执马鞭的路易十四突然进入巴黎议会厅,对议员们说:“你们的集会所带来的不幸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我命令你们解散这次集合讨论诏令的会议。主席先生,我禁止你召集此种会议,并禁止你们任何一人提出此项要求。”巴黎高等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功能,从此被一个皇家枢密院所取代,后者一直在国王的控制之下,凡是不顺从的法官,路易十四一概予以免职或流放。
自认为是真正天主教徒的路易十四在宗教上主张法国必须全部信仰天主教,符合他“一个国王,一种信仰,一部法律”专制理想基调,开始对新教徒施加压力。其中尤其是以1685年的《枫丹白露敕令》最为凶狠。他以此推翻了法王亨利四世1598年下的宽容的《南特赦令》。敕令下达后胡格诺派的教堂被摧毁,新教的学校被关闭,许多胡格诺派教徒被迫移居国外,大量带有技术和资金的胡格诺教派人士的离去是路易十四整肃国内宗教的一大恶果。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路易十四还着手改革军队。17世纪欧洲的军队是一种私人财产,是贵族的一项特权,这样的军队不能保证对国王的效忠,事实上,他们为国王作战的次数和他们与国王作战的次数几乎一样多。路易十四亲政后,即任命迈克尔·勒·泰利埃为战争部部长,他死后由其子德·鲁瓦公爵继承了这一职位,泰利埃父子二人为法国建立了一支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军队,他们在军队中建立了一个稳定的、金字塔形的权力结构,而各省贵族则解甲归田。
四、随想
中世纪后期整个欧洲表现出向强大的民族君主政体发展的政治趋势,法国率先走上这条道路,有着“国土聚合者”之称的路易十一是统一法国的奠基人,早在15世纪即竭力执行巩固王权,集中封建领地的政策,与新兴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得到市民的支持。他的事业为其后的法国国王所延续,从路易十三开始的黎赛留为之奋斗的法国君主集权制度,到了路易十四时代最后完成并且达到顶峰,终于将法国打造成为欧洲的新霸主,在文化和政治上取得了双重的霸权,建立新的政治认同——法国是欧洲政治的新领袖。也正是在路易十四的手上,法国率先建立起了现代国家制度。
参考文献:
[1]邓洪禹.16-18世纪法国政治思想观念的演进[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3).
[2]吕一民.法国通史[M].上海社会科学院,2007.
[3][英]琼斯著.杨保筠等译.剑桥插图法国史[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4]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翻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修订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