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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70年的新中国发展历程，不仅实现了向民主和法治国家的重大转型，而且人们的规则意识不断增强、权利义务观念渐入人心、民主参与诉求不断上升、监督制约观念日益强化，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内生动力及深层支撑。当然，在公民精神理性成长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如发展不够平衡、发挥不够充分、理性程度不足等问题，亟须通过贯彻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扩大智慧社会治理的公民参与空间，进而确保公民精神健康发展，并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关键词]主人意识;公民精神;智慧社会治理;法治中国
[中图分类号]DF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5-0005-05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历时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塑造了和平崛起的中国。其中，公民精神的理性成长，不仅反映了70年来中国法治发展的巨大进步，也为新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动力和深层支撑。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随后教育部、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联合发布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指出这“是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客观要求。”因此，公民精神培养步入了法治化轨道。
一、新中国的公民文化重建
我们知道，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农业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其中，封建宗法文化是它的核心，形成了以皇权为顶端、以贫苦农民为底端的纵向隶属等级身份结构，“臣民”“子民”便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身份和定位，而不会有所谓的“公民”身份和角色认知，也即“缺乏培植公民精神的社会土壤，没有‘公民’的发展史。”[1]461在这里，一方面是皇权、特权的无所不在，另一方面是“家国同构”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模式，从而呈现出君权至上的奴性政治、崇公抑私的集体道德和尊卑有序的宗法伦理。这最终导致了“公共生活与私生活‘两无’的社会格局”[2]，同时，也形成了皇权奴化民众、民众“官逼民反”的历史怪圈和国家与社会对立的关系模式，而“没有受过公民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很容易相互侵害，成为权力的牺牲品”[1]2，从而很难建立起有效的理性规则秩序。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心理、行为模式及社会组织结构等都深深打上了这一烙印。
到了清末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人文思想随之涌入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受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严重冲击，民主法治思潮也开始初现端倪。于是，“国民”或“公民”身份的讨论、认知和制度设定也才拉开了帷幕。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革命和发展的新时代，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获得了宪法上的公民身份和地位，真正摆脱了臣民意识，树立起公民精神。从根本上说，它扬弃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公民文化建设经验和成果，实现了对晚清以来公民文化的重建。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公民文化建设进程遭遇了重大挫折。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则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3]因此，“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4]对中国而言，公民文化建设同样刻不容缓。
二、改革开放后的公民精神转型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制度文明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因此，它已成为世界各国改革发展的追求目标。而相对成熟的民主与法治，则需要一定的系统构架，至少包括健全完备的良法制度体系、公正高效的司法解纷机制、多元平衡的社会组织自治系统和自由理性的公民精神。特别是公民精神，在民主与法治进程中具有十分关键的动力和支撑作用。可见，公民精神和品格是远超制度和技术的更深层、更长久的问题。
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文化传统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臣民”意识，直到晚清才开始在文化启蒙中有所改观。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十分注重培养国民意识、人格、能力、精神和素质，随后也出现了“新民说”，但在那个以革命和救亡为主的年代，公民精神和文化很难得以形成。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从此主人意识开始逐渐成为主流。然而，主人意识与公民精神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一，主人意识是一种政治意识，重在对统治阶级地位的自我认知，而公民精神则具有浓重的法律意识，重在公民權利义务的自我认知;其二，主人意识是一种整体意识，强调身份的归属感，而公民精神则是一种个体意识，强调理性的参与能力;其三，主人意识是一种拥有意识，主张对地位和资源的占有，而公民精神则强调平衡理念，主张权利义务的对应平衡;其四，主人意识是一种控制意识，带有政治动员的强烈取向，而公民精神则体现着规则意识，带有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主人意识更适合于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生活，甚至还会出现“等、靠、要”的庸俗化主人心态，而公民精神能够为法治秩序提供有效支撑。进而言之，实现从主人意识向公民精神的转型，已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迫切要求。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40年来各项建设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也恰恰蕴含着一条公民精神得以理性成长的轨迹。主要表现在：
一是规则意识不断增强。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在特殊时期的那种“阶级斗争”观念逐渐让位于法律观念和规则意识，从1986年到1996年，经济事务和民事关系的公证数分别从155.34万件、60.03万件上升到321.61万件和300.27万件[5]，依法办事、防范风险的意识大幅提升。为此，《1988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指出：“通过普及法律知识，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逐步增强。”[6]而如今，代驾已成为一个很庞大的新兴行业，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规则意识在人们心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 二是权利义务观念渐入人心。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沉浸在思想解放和日子一天天变好的乐感之中，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重组、新兴利益不断涌现并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进程中日益被法律化，此时改革开放所释放的机会和创造的利益就转化为人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权利。这样，权利义务观念便不断走进人心。例如，1989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民事案件181.5385万件，比上年上升24.67%，“法律知识的普及，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使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7]而2009年10月16日，广州市财政局基于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申请，将该市114个部门的财政预算在网上公开，开始了财政预算公开的破冰之旅。随后，北京、上海等地的相似公民行动，就成为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的一个因素，引发了政府公开领域的一次“革命”。[8]此外，还有一些公益诉讼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去打官司，他们的诉讼目的就是要改变社会的不公正或者侵犯公共权益的行为，公民权利义务意识开始觉醒。[9]相关调查显示，责任意识（72.4分）、权利意识（66.2分）渐入人心。
三是民主参与诉求不断上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民主与法治建设也日益步入正轨，公民的民主参与诉求日渐高涨。例如，《行政处罚法》和《价格法》颁布后，听证制度开始走进行政决策领域。从1999年到2011年，全国各省就152件法律法规举行了立法听证会[10]，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各地举行了2，000多场覆盖教育收费、解除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民航机票价格、拆迁户安置等各个领域的听证会，公民参与人数众多。[11]同样，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法总则草案全文3次上网，共收到征集意见70，227条，而刚刚结束的个税改革征集意见则超过13万条，这些都对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自2000年后，改革户籍制度（解除权利束缚）、居者有其屋（权利保障）、反乙肝歧视（少数权利）、钉子户（限制公权）等公共议程中，公民的参与诉求、参与领域和参与程度都不断攀升，“不要叫我老百姓，请叫我公民”成为一种趋势。人们从被动接受“管理”的“消极公民”，转变为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公民”。
四是监督制约观念日益强化。监督公权力、保障私权利是法治社会中公民的一项职责和美德。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监督制约公權的社会呼声不断高涨，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又把我们带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为公众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条件。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72亿，普及率为55.8%。这样，从BBS、博客、各新闻网站和门户网站的相关频道，到个人维权网站乃至专门舆论监督网站，使得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更为快速、廉价和高效;无时不在、普遍参与、不受控制的网民监督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天网”。2009年10月28日，中纪委又统一开通了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并推动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国内主要新闻和商业网站在首页开通“网络举报监督专区”。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收到信访举报1，078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666万件次。2013至2016各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的数量分别为195万、272万、281.3万和253.8万件次[12]，其中网络举报已占举报总量的近一半。此外，1990年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公民通过法律渠道和手段进行“民告官”的行政案件大幅上升，至2016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22.5万件，同比上升13.2%。上述这些都表明，公民的权力监督制约观念在不断增强，它无疑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进力量。
三、 当下公民精神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民精神的理性成长，不仅为40年来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有效动力和支撑，而且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也随着进入改革深水区和法治建设关键期而逐渐显露出来，亟须予以积极应对和有效化解。
首先，发展不够平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存在阶层、族群、地域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因此也就会存在一定的不平衡，包括生存环境、生活质量、生活方式、风俗文化等。而这些不平衡便难免导致人们的公民意识出现不平衡。这在我国表现得更为明显，进而使得法治实施的非均衡性持续凸显，特别是不同社会成员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守法能力落差日益增大，“法治运行中的数字鸿沟逐渐暴露”[13]。就拿互联网发展和网民参与状况来说，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10—39岁群体，月收入在中高等水平的网民群体占比最高，农村网民占比仅为 27.0%，不上网的“非网民”绝大部分是因为无法上网和知识水平限制，由于不需要、不感兴趣而不上网的“非网民”仅占9.6%。这些数据就直观地表明了城乡、年龄、收入、知识、条件等，对人们能否成为网民、成为何种程度的网民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在网络表达、网络参与、网络服务等方面也就会出现某种“数字鸿沟”，进而在公民精神和公民能力上难免产生一定的落差，对民主法治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发挥不够充分。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上，也体现在政治发展上，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不充分。如为自己维权的参与远比为公共利益的参与更积极、更投入，城市居民的民主参与程度要明显高于农业转移人口，民主参与走形式、走过场的情况还不时出现，实质化的民主参与有待提高等。这其中固然有体制改革不到位、发展条件不完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无疑也与公民的参与意识还不很成熟、公民精神发挥不够充分有关。这就会给公民的政治参与带来一定的困境和障碍，也会影响“四个全面”战略下的新时代民主法治建设效果。
[关键词]主人意识;公民精神;智慧社会治理;法治中国
[中图分类号]DF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5-0005-05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历时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塑造了和平崛起的中国。其中，公民精神的理性成长，不仅反映了70年来中国法治发展的巨大进步，也为新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动力和深层支撑。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随后教育部、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联合发布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指出这“是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工程;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客观要求。”因此，公民精神培养步入了法治化轨道。
一、新中国的公民文化重建
我们知道，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农业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其中，封建宗法文化是它的核心，形成了以皇权为顶端、以贫苦农民为底端的纵向隶属等级身份结构，“臣民”“子民”便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身份和定位，而不会有所谓的“公民”身份和角色认知，也即“缺乏培植公民精神的社会土壤，没有‘公民’的发展史。”[1]461在这里，一方面是皇权、特权的无所不在，另一方面是“家国同构”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模式，从而呈现出君权至上的奴性政治、崇公抑私的集体道德和尊卑有序的宗法伦理。这最终导致了“公共生活与私生活‘两无’的社会格局”[2]，同时，也形成了皇权奴化民众、民众“官逼民反”的历史怪圈和国家与社会对立的关系模式，而“没有受过公民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很容易相互侵害，成为权力的牺牲品”[1]2，从而很难建立起有效的理性规则秩序。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心理、行为模式及社会组织结构等都深深打上了这一烙印。
到了清末时期，随着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人文思想随之涌入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受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严重冲击，民主法治思潮也开始初现端倪。于是，“国民”或“公民”身份的讨论、认知和制度设定也才拉开了帷幕。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革命和发展的新时代，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获得了宪法上的公民身份和地位，真正摆脱了臣民意识，树立起公民精神。从根本上说，它扬弃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公民文化建设经验和成果，实现了对晚清以来公民文化的重建。然而，随着“文革”的到来，公民文化建设进程遭遇了重大挫折。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则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3]因此，“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4]对中国而言，公民文化建设同样刻不容缓。
二、改革开放后的公民精神转型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制度文明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因此，它已成为世界各国改革发展的追求目标。而相对成熟的民主与法治，则需要一定的系统构架，至少包括健全完备的良法制度体系、公正高效的司法解纷机制、多元平衡的社会组织自治系统和自由理性的公民精神。特别是公民精神，在民主与法治进程中具有十分关键的动力和支撑作用。可见，公民精神和品格是远超制度和技术的更深层、更长久的问题。
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文化传统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臣民”意识，直到晚清才开始在文化启蒙中有所改观。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十分注重培养国民意识、人格、能力、精神和素质，随后也出现了“新民说”，但在那个以革命和救亡为主的年代，公民精神和文化很难得以形成。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从此主人意识开始逐渐成为主流。然而，主人意识与公民精神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一，主人意识是一种政治意识，重在对统治阶级地位的自我认知，而公民精神则具有浓重的法律意识，重在公民權利义务的自我认知;其二，主人意识是一种整体意识，强调身份的归属感，而公民精神则是一种个体意识，强调理性的参与能力;其三，主人意识是一种拥有意识，主张对地位和资源的占有，而公民精神则强调平衡理念，主张权利义务的对应平衡;其四，主人意识是一种控制意识，带有政治动员的强烈取向，而公民精神则体现着规则意识，带有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主人意识更适合于传统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生活，甚至还会出现“等、靠、要”的庸俗化主人心态，而公民精神能够为法治秩序提供有效支撑。进而言之，实现从主人意识向公民精神的转型，已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迫切要求。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40年来各项建设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也恰恰蕴含着一条公民精神得以理性成长的轨迹。主要表现在：
一是规则意识不断增强。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在特殊时期的那种“阶级斗争”观念逐渐让位于法律观念和规则意识，从1986年到1996年，经济事务和民事关系的公证数分别从155.34万件、60.03万件上升到321.61万件和300.27万件[5]，依法办事、防范风险的意识大幅提升。为此，《1988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指出：“通过普及法律知识，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公民意识逐步增强。”[6]而如今，代驾已成为一个很庞大的新兴行业，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规则意识在人们心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 二是权利义务观念渐入人心。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沉浸在思想解放和日子一天天变好的乐感之中，而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传统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重组、新兴利益不断涌现并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进程中日益被法律化，此时改革开放所释放的机会和创造的利益就转化为人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权利。这样，权利义务观念便不断走进人心。例如，1989年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民事案件181.5385万件，比上年上升24.67%，“法律知识的普及，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使越来越多的人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7]而2009年10月16日，广州市财政局基于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申请，将该市114个部门的财政预算在网上公开，开始了财政预算公开的破冰之旅。随后，北京、上海等地的相似公民行动，就成为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的一个因素，引发了政府公开领域的一次“革命”。[8]此外，还有一些公益诉讼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去打官司，他们的诉讼目的就是要改变社会的不公正或者侵犯公共权益的行为，公民权利义务意识开始觉醒。[9]相关调查显示，责任意识（72.4分）、权利意识（66.2分）渐入人心。
三是民主参与诉求不断上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民主与法治建设也日益步入正轨，公民的民主参与诉求日渐高涨。例如，《行政处罚法》和《价格法》颁布后，听证制度开始走进行政决策领域。从1999年到2011年，全国各省就152件法律法规举行了立法听证会[10]，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各地举行了2，000多场覆盖教育收费、解除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民航机票价格、拆迁户安置等各个领域的听证会，公民参与人数众多。[11]同样，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法总则草案全文3次上网，共收到征集意见70，227条，而刚刚结束的个税改革征集意见则超过13万条，这些都对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自2000年后，改革户籍制度（解除权利束缚）、居者有其屋（权利保障）、反乙肝歧视（少数权利）、钉子户（限制公权）等公共议程中，公民的参与诉求、参与领域和参与程度都不断攀升，“不要叫我老百姓，请叫我公民”成为一种趋势。人们从被动接受“管理”的“消极公民”，转变为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公民”。
四是监督制约观念日益强化。监督公权力、保障私权利是法治社会中公民的一项职责和美德。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监督制约公權的社会呼声不断高涨，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又把我们带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为公众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条件。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72亿，普及率为55.8%。这样，从BBS、博客、各新闻网站和门户网站的相关频道，到个人维权网站乃至专门舆论监督网站，使得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更为快速、廉价和高效;无时不在、普遍参与、不受控制的网民监督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天网”。2009年10月28日，中纪委又统一开通了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并推动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国内主要新闻和商业网站在首页开通“网络举报监督专区”。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收到信访举报1，078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666万件次。2013至2016各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的数量分别为195万、272万、281.3万和253.8万件次[12]，其中网络举报已占举报总量的近一半。此外，1990年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公民通过法律渠道和手段进行“民告官”的行政案件大幅上升，至2016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22.5万件，同比上升13.2%。上述这些都表明，公民的权力监督制约观念在不断增强，它无疑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进力量。
三、 当下公民精神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民精神的理性成长，不仅为40年来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有效动力和支撑，而且将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一些潜在的问题也随着进入改革深水区和法治建设关键期而逐渐显露出来，亟须予以积极应对和有效化解。
首先，发展不够平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存在阶层、族群、地域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因此也就会存在一定的不平衡，包括生存环境、生活质量、生活方式、风俗文化等。而这些不平衡便难免导致人们的公民意识出现不平衡。这在我国表现得更为明显，进而使得法治实施的非均衡性持续凸显，特别是不同社会成员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守法能力落差日益增大，“法治运行中的数字鸿沟逐渐暴露”[13]。就拿互联网发展和网民参与状况来说，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10—39岁群体，月收入在中高等水平的网民群体占比最高，农村网民占比仅为 27.0%，不上网的“非网民”绝大部分是因为无法上网和知识水平限制，由于不需要、不感兴趣而不上网的“非网民”仅占9.6%。这些数据就直观地表明了城乡、年龄、收入、知识、条件等，对人们能否成为网民、成为何种程度的网民产生重要影响。因而在网络表达、网络参与、网络服务等方面也就会出现某种“数字鸿沟”，进而在公民精神和公民能力上难免产生一定的落差，对民主法治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发挥不够充分。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上，也体现在政治发展上，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不充分。如为自己维权的参与远比为公共利益的参与更积极、更投入，城市居民的民主参与程度要明显高于农业转移人口，民主参与走形式、走过场的情况还不时出现，实质化的民主参与有待提高等。这其中固然有体制改革不到位、发展条件不完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无疑也与公民的参与意识还不很成熟、公民精神发挥不够充分有关。这就会给公民的政治参与带来一定的困境和障碍，也会影响“四个全面”战略下的新时代民主法治建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