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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县级政府是国家进行统治和治理的基础，民众对县级政府的政治认同关系到整体社会稳定。基于重庆市三个区县的实证分析发现，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和对县级政府的信任度较高，对县级政府的工作满意度还有待提升。只要继续改善和提升政府工作绩效，维持县域政治稳定仍然具有相当的民众认同基础。但是，民众倾向于将社会问题归因为县级政府的“归因导向”极易将县级政府推向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为此，县级政府仍然需要提升政府公信力以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
关键词：县域政治；政治稳定；政治认同感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3-0077-05
一、引言
“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安，则天下安”。自秦朝设立郡县制开始，县一直是我国政治中最为稳定的治理单位。县级政府不仅是中央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和政策上通下达的枢纽，更是国家进行统治和治理的基础。古今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表明县域政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近些年来，转型期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尤其是面临群体性事件急剧爆发的社会形势，县域政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进一步被强调和凸显出来。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越来越重视县域政治问题。
县域政治的重要性促使学者围绕这一领域的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研究。政界的相关举措成为了学界关注和探讨的对象，如“扩权强县”、“省直管县”、“县政改革”等越来越多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议题。然而，我国近30年来县政研究主要集中在县级政权的运行体制、决策过程、行政生态、县政府职能、县政改革等问题上。这些研究偏重于对县域政治制度层面的分析，缺少对县域政治稳定状况的实证研究。农村政治稳定、农村政治不稳定原因、农民行动方式以及农村政治稳定形势整体研判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研究成果，但着眼于县域政治稳定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县域的范围包含着大面积的农村地区，甚至主要是以农村为主，因此研究县域政治稳定问题必然涉及对农村政治稳定的研究。虽然两者密切相关，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近年来爆发的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比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重庆万州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等均发生在县域范围，进一步凸显了将政治稳定问题放入县域视野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对此，国内农村问题研究著名学者徐勇以群体性事件为例，以“接点政治”为分析框架所做的县域分析值得关注。他指出，当今社会正处于结构性变革当中，政治体系各部分的“政治应力”更为不平衡，社会矛盾及其集中反映的群体性事件很容易在那些“政治应力”最为脆弱的“接点”部位发生，而政治体系中的县级政治正是这样一个脆弱的“接点”。他据此提出“接点政治”的解释框架来分析农村的群体性事件，以提醒人们应当将政治稳定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县域层面，更加关注县域政治稳定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政治稳定的测量
何谓“政治稳定”？张厚安认为，“政治稳定即基本政治制度稳定和具体体制形式的有序变化、政权组织体系的合法化合制度化、政权体系治理社会的大政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权威性和连续性、政治运行过程和社会组织生活的规范化和有序性”。这一观点颇能代表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政治稳定的定义，即从宏观、政治系统、政治制度的有序性来定义政治稳定。然而，这种宏观定义较难把握和操作，而且我国当前所暴露出来的不稳定问题更多地是体现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为此，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尝试通过建立一些指标体系来测量政治稳定。如阎耀军提出了测量社会稳定的四级指标体系，第一级指标是“社会稳定综合指数”；第二级指标由“生存保障指数”、“经济支撑指数”、“社会分配指数”、“社会控制指数”、“社会心理指数”和“外部环境指数”构成；第三级指标由12个二级指标的子系统构成；第四级指标由55个更为具体的指标构成。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将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分为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三部分，而每一部分均又包含诸多更为具体的指标。这些指标体系的设计都具有内容广泛、体系庞杂的特点。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因为涵盖广阔不可避免地会降低这些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相比之下，笔者更为赞同肖唐镖教授的观点，“对农村政治稳定的评判与测量，未必要面面俱到，只要能抓住根本，并具可操作性即可，而其关键在于确定核心指标”。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对农村政治稳定的测量，也适用于对其他层面范围政治稳定的测量。
笔者认为，对政治稳定的测量可以通过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两方面来把握。政治体系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根据亨廷顿的观点，他认为“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来衡量”，但是要具体测量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却很困难。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则主要来自于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由于县级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依赖于整个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且难以测量，本文将主要从民众的政治认同角度来探讨县域的政治稳定问题，即县域政治稳定的认同性基础。
（二）研究假设
亨廷顿指出，对稳定的经验研究一般都用不稳定的标识来衡量稳定性。这些不稳定的标识包括暴力活动、政变、暗杀以及骚乱等。以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信访量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量最易成为不稳定的标识。诚然，对这些“不稳定的标识”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成为衡量政治稳定与否的客观依据，但是这却不能够揭示出这些“不稳定的标识”本身出现的原因。测量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其原因，而且对政治认同感的测量还能够为预测和研判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稳定形势提供依据。
本文有两个研究假设：1.社会成员对不同层级政府的认同感是分层的。正因为如此，本文单独研究县域政治认同感才可行和具有意义。2.政治认同感与社会成员对自身经济状况的满意度、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度有关。本文对政治认同感的分析将主要围绕以上两方面展开。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据以分析的数据来自于西南政法大学肖唐镖教授主持的中共重庆市委重大委托项目《社会稳定及其预警研究》课题数据库。该课题组于2010年7月在重庆市的W区、T县和K县分别展开了问卷调查，笔者参与了在T县的调查。本次调查采取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全市抽取3个区县，每个区县抽取3个乡镇或街道，每个乡镇或街道抽取3个村或居委会。问卷填答均以调查员人户访问的方式完成，共获得有效问卷865份。样本信息分布如下（见表1）。
三、数据分析与发现
（一）被访者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
社会成员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会直接影响他们对于政府的评价。调查显示，关于自己目前生活的满意度，49.2%的被访者认为“比较满意”，25.7%的被访者认为“一般”，13.3%的被访者认为“很满意”，只有12%的被访者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非常不满意”和“较不满意”。然而，比较被访者的收入状况我们会发现，被访者对生活的满意度很难从他们的收入状况来进行充分地解释。调查表明，46.3%的被访者家庭“收支相抵”，20.4%的被访者家庭“略有欠债”，只有27.4%的受访家庭表示“略有结余”和“大有结余”。可见，大多数被访者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处于这样一种经济状况的被访者却普遍对自身的生活感觉比较满意，为此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
在调查当中，笔者曾问及被访者“为什么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有回答说，“因为跟过去比，现在我们有饭吃了，有衣穿了，不用给地主干活了”。而在被问及“您觉得和外面那些生活过得富裕的人相比，您觉得您的生活怎么样？”被访者的回答是，“那肯定是差得远撒”。当进一步追问，“差得远那您觉得公平吗？”被访者则回答说，“不公平有啥子办法呢”。有的被访者的回答也很乐观，“有钱人也是一日三餐，我们也是一日三餐，每天有吃的就够了”。这样的回答在被访者中较为普遍。调查数据说明，多数被访者认为现在的家庭收入跟过去相比“上升了一些”（占53.6%）。正是因为被访者目前的生活状况与过去相比有所改善或更好了，才使得被访者感觉目前的生活较为满意，被访者也会将自身的收入状况与外界的生活状况进行比较，但是与外界的生活状况相比较的感受显然要小于将目前的生活状况与自身过去生活状况相比较的感受。可见，多数被访者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主要来自于对过去生活的比较而非对目前收入状况的认可。
（二）被访者对县级政府的信任度
表2显示，回答“多数时候相信”（占27.8%）和“一贯相信”（占36.2%）区县政府的被访者占大多数。被访者对县级政府的信任度看似较高，但是与被访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相比则相距甚远。表2也表明，被访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达88.8%。被访者对区县政府的信任度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呈现出较大差异。这与肖唐镖教授研究所得出的农民对各级政府评价呈现出一种“分层性”结论是一致的，并且他认为农民将基层政府与干部同上层政府“切割”开来，并做出不一样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却有助于宏观政治的稳定。这种分层性评价现象也存在隐忧，将会进一步削弱民众对基层政府的认同进而削弱基层政府的合法性，最终会有损于宏观政治稳定。调查还表明，大多数被访者（占64.1%）认为地方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有所下降。
民众之所以会出现对各级政府信任度的分层性评价，与被访者对各级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有关。被访者对本地政府“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环境保护”、“科教文卫”四个方面工作满意度的评价上，选择“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被访者不超过50%。其中，对“政府廉洁情况”的评价尤低，选择“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被访者只有24.5%。相比之下，23.0%和48.9%的被访者分别认为中央政府使其家庭生活“变好了很多”、“变好了一些”。这样的评价无疑会增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从被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两组数据的调查可以看出，政府的绩效与政府的合法性呈正相关性。
（三）被访者的“归因导向”
基层调查经常会听到民众抱怨说“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让下面的人搞歪了”。这种看法在老百姓心中普遍存在。笔者将其称之为“归因导向”，即民众将问题的原因指向基层。调查显示，78.3%的被访者认为老百姓受苦受气是因为下面的干部不落实中央的好政策。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归因导向”的普遍存在。更为具体的“归因导向”反映在，当被问及“中央政策在哪一级政府或组织开始得不到落实”时，29%和25.3%的被访者分别回答是在“区县级”和“乡镇级”。这组数据也为我们将政治稳定的研究视野放到县域来进行考察提供了某种必要性的证明。
这种“归因导向”有可能源于被访者对自身经济状况的不满，而将这种不满归因于政府工作的不力，也有可能源自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执行的扭曲。他们认为基层政府不执行中央政策的感受，也有可能来自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与中央对政策宣传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上文数据显现的被访者对县级政府的信任度和工作满意度低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可以用来解释被访者的“归因导向”。然而，无论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归因导向”，甚至这种归因是否正确都并不重要，因为“对一个集体行为的发生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真实而是认知”。在万州事件和瓮安事件中，之所有会有很多非直接利益者的参与，就与这种“归因导向”所引发的民众与县级政府的对立情绪有关。民众的“归因导向”首先会在价值或道义判断上将县级政府定义为“不好的”、“犯错的”和“应当承担责任的”，而恰恰是这种“归因导向”极容易将县级政府推向社会矛盾的前沿。
四、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大多数民众对目前自身的生活状况是比较满意的，对县级政府信任度也较高，只是对于县级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还有待提升。由此可见，只要继续改善和提升政府的工作绩效，县域政治稳定的维持仍然具有相当的认同性基础。然而，通过对被访者的归因认识的分析，我们又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诸多令人担忧之处，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此，笔者将结合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来结束本文的讨论。
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认为，所有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目前，结构性诱因和怨恨在县域中已经存在，并且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表现得更加明显。如上文分析，县域中多数人的生活满意度来自于目前生活与过去生活的比较，而城市化将使农村和城市更为开放，交流更加频繁，横向的生活比较将增多。尽管人们的生活跟过去相比已有较大提高，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则由“相对剥夺感”所造成的怨恨将更为普遍。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县域政治的不稳定性因素将进一步增加。
此外，前文所分析的“归因导向”可以等同于斯梅尔塞所谓的“一般化信念”。在斯梅尔塞看来，“一般化信念”是产生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一般化信念”是非理性的。从调查中被访者的“归因导向”来看，也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们的这种归因认知。尽管多数被访者会说是因为“下面的干部不落实中央的好政策”，可如果我们一旦接受这一说法，便等于承认被访者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有充分了解这一前提。实际上，这一前提是不成立的。因为被访者不可能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有充分的了解。被访者的这种“归因”只是他们的感受而非事实。因此，这种“归因导向”的后果可能会导致形成“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坏的”这样一种普遍印象。这种普遍印象的形成将会是民众的集体行动动员得以在县域层面产生的“一般化信念”的来源。
以此观之，如果社会中“有效的动员”能够出现或者“社会控制能力下降”，则在县域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会大增。要防止和减少集体行动发生，除了要提高县级政府的工作绩效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升县级政府的公信力，增强民众对县级政府的政治认同感。要消除老百姓对地方和中央的分层性认识，解决“归因导向”问题，仍然需要通过不断改革来提升整体制度绩效和民众政治认同。
责任编辑：林华山
关键词：县域政治；政治稳定；政治认同感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3-0077-05
一、引言
“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安，则天下安”。自秦朝设立郡县制开始，县一直是我国政治中最为稳定的治理单位。县级政府不仅是中央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和政策上通下达的枢纽，更是国家进行统治和治理的基础。古今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表明县域政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近些年来，转型期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尤其是面临群体性事件急剧爆发的社会形势，县域政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进一步被强调和凸显出来。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越来越重视县域政治问题。
县域政治的重要性促使学者围绕这一领域的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研究。政界的相关举措成为了学界关注和探讨的对象，如“扩权强县”、“省直管县”、“县政改革”等越来越多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议题。然而，我国近30年来县政研究主要集中在县级政权的运行体制、决策过程、行政生态、县政府职能、县政改革等问题上。这些研究偏重于对县域政治制度层面的分析，缺少对县域政治稳定状况的实证研究。农村政治稳定、农村政治不稳定原因、农民行动方式以及农村政治稳定形势整体研判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研究成果，但着眼于县域政治稳定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县域的范围包含着大面积的农村地区，甚至主要是以农村为主，因此研究县域政治稳定问题必然涉及对农村政治稳定的研究。虽然两者密切相关，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近年来爆发的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比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重庆万州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等均发生在县域范围，进一步凸显了将政治稳定问题放入县域视野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对此，国内农村问题研究著名学者徐勇以群体性事件为例，以“接点政治”为分析框架所做的县域分析值得关注。他指出，当今社会正处于结构性变革当中，政治体系各部分的“政治应力”更为不平衡，社会矛盾及其集中反映的群体性事件很容易在那些“政治应力”最为脆弱的“接点”部位发生，而政治体系中的县级政治正是这样一个脆弱的“接点”。他据此提出“接点政治”的解释框架来分析农村的群体性事件，以提醒人们应当将政治稳定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县域层面，更加关注县域政治稳定问题。
二、研究设计
（一）政治稳定的测量
何谓“政治稳定”？张厚安认为，“政治稳定即基本政治制度稳定和具体体制形式的有序变化、政权组织体系的合法化合制度化、政权体系治理社会的大政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权威性和连续性、政治运行过程和社会组织生活的规范化和有序性”。这一观点颇能代表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政治稳定的定义，即从宏观、政治系统、政治制度的有序性来定义政治稳定。然而，这种宏观定义较难把握和操作，而且我国当前所暴露出来的不稳定问题更多地是体现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为此，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尝试通过建立一些指标体系来测量政治稳定。如阎耀军提出了测量社会稳定的四级指标体系，第一级指标是“社会稳定综合指数”；第二级指标由“生存保障指数”、“经济支撑指数”、“社会分配指数”、“社会控制指数”、“社会心理指数”和“外部环境指数”构成；第三级指标由12个二级指标的子系统构成；第四级指标由55个更为具体的指标构成。上海《社会稳定指标体系》课题组将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分为社会稳定一般状态指标、社会稳定突变状态指标、社会稳定解释性指标三部分，而每一部分均又包含诸多更为具体的指标。这些指标体系的设计都具有内容广泛、体系庞杂的特点。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因为涵盖广阔不可避免地会降低这些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相比之下，笔者更为赞同肖唐镖教授的观点，“对农村政治稳定的评判与测量，未必要面面俱到，只要能抓住根本，并具可操作性即可，而其关键在于确定核心指标”。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对农村政治稳定的测量，也适用于对其他层面范围政治稳定的测量。
笔者认为，对政治稳定的测量可以通过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两方面来把握。政治体系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根据亨廷顿的观点，他认为“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来衡量”，但是要具体测量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却很困难。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则主要来自于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同。由于县级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依赖于整个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且难以测量，本文将主要从民众的政治认同角度来探讨县域的政治稳定问题，即县域政治稳定的认同性基础。
（二）研究假设
亨廷顿指出，对稳定的经验研究一般都用不稳定的标识来衡量稳定性。这些不稳定的标识包括暴力活动、政变、暗杀以及骚乱等。以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信访量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量最易成为不稳定的标识。诚然，对这些“不稳定的标识”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成为衡量政治稳定与否的客观依据，但是这却不能够揭示出这些“不稳定的标识”本身出现的原因。测量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其原因，而且对政治认同感的测量还能够为预测和研判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稳定形势提供依据。
本文有两个研究假设：1.社会成员对不同层级政府的认同感是分层的。正因为如此，本文单独研究县域政治认同感才可行和具有意义。2.政治认同感与社会成员对自身经济状况的满意度、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以及对政府的信任度有关。本文对政治认同感的分析将主要围绕以上两方面展开。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据以分析的数据来自于西南政法大学肖唐镖教授主持的中共重庆市委重大委托项目《社会稳定及其预警研究》课题数据库。该课题组于2010年7月在重庆市的W区、T县和K县分别展开了问卷调查，笔者参与了在T县的调查。本次调查采取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全市抽取3个区县，每个区县抽取3个乡镇或街道，每个乡镇或街道抽取3个村或居委会。问卷填答均以调查员人户访问的方式完成，共获得有效问卷865份。样本信息分布如下（见表1）。
三、数据分析与发现
（一）被访者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
社会成员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会直接影响他们对于政府的评价。调查显示，关于自己目前生活的满意度，49.2%的被访者认为“比较满意”，25.7%的被访者认为“一般”，13.3%的被访者认为“很满意”，只有12%的被访者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感到“非常不满意”和“较不满意”。然而，比较被访者的收入状况我们会发现，被访者对生活的满意度很难从他们的收入状况来进行充分地解释。调查表明，46.3%的被访者家庭“收支相抵”，20.4%的被访者家庭“略有欠债”，只有27.4%的受访家庭表示“略有结余”和“大有结余”。可见，大多数被访者的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处于这样一种经济状况的被访者却普遍对自身的生活感觉比较满意，为此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
在调查当中，笔者曾问及被访者“为什么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有回答说，“因为跟过去比，现在我们有饭吃了，有衣穿了，不用给地主干活了”。而在被问及“您觉得和外面那些生活过得富裕的人相比，您觉得您的生活怎么样？”被访者的回答是，“那肯定是差得远撒”。当进一步追问，“差得远那您觉得公平吗？”被访者则回答说，“不公平有啥子办法呢”。有的被访者的回答也很乐观，“有钱人也是一日三餐，我们也是一日三餐，每天有吃的就够了”。这样的回答在被访者中较为普遍。调查数据说明，多数被访者认为现在的家庭收入跟过去相比“上升了一些”（占53.6%）。正是因为被访者目前的生活状况与过去相比有所改善或更好了，才使得被访者感觉目前的生活较为满意，被访者也会将自身的收入状况与外界的生活状况进行比较，但是与外界的生活状况相比较的感受显然要小于将目前的生活状况与自身过去生活状况相比较的感受。可见，多数被访者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主要来自于对过去生活的比较而非对目前收入状况的认可。
（二）被访者对县级政府的信任度
表2显示，回答“多数时候相信”（占27.8%）和“一贯相信”（占36.2%）区县政府的被访者占大多数。被访者对县级政府的信任度看似较高，但是与被访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相比则相距甚远。表2也表明，被访者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达88.8%。被访者对区县政府的信任度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呈现出较大差异。这与肖唐镖教授研究所得出的农民对各级政府评价呈现出一种“分层性”结论是一致的，并且他认为农民将基层政府与干部同上层政府“切割”开来，并做出不一样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却有助于宏观政治的稳定。这种分层性评价现象也存在隐忧，将会进一步削弱民众对基层政府的认同进而削弱基层政府的合法性，最终会有损于宏观政治稳定。调查还表明，大多数被访者（占64.1%）认为地方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有所下降。
民众之所以会出现对各级政府信任度的分层性评价，与被访者对各级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有关。被访者对本地政府“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环境保护”、“科教文卫”四个方面工作满意度的评价上，选择“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被访者不超过50%。其中，对“政府廉洁情况”的评价尤低，选择“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被访者只有24.5%。相比之下，23.0%和48.9%的被访者分别认为中央政府使其家庭生活“变好了很多”、“变好了一些”。这样的评价无疑会增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从被访者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两组数据的调查可以看出，政府的绩效与政府的合法性呈正相关性。
（三）被访者的“归因导向”
基层调查经常会听到民众抱怨说“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让下面的人搞歪了”。这种看法在老百姓心中普遍存在。笔者将其称之为“归因导向”，即民众将问题的原因指向基层。调查显示，78.3%的被访者认为老百姓受苦受气是因为下面的干部不落实中央的好政策。这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归因导向”的普遍存在。更为具体的“归因导向”反映在，当被问及“中央政策在哪一级政府或组织开始得不到落实”时，29%和25.3%的被访者分别回答是在“区县级”和“乡镇级”。这组数据也为我们将政治稳定的研究视野放到县域来进行考察提供了某种必要性的证明。
这种“归因导向”有可能源于被访者对自身经济状况的不满，而将这种不满归因于政府工作的不力，也有可能源自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执行的扭曲。他们认为基层政府不执行中央政策的感受，也有可能来自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与中央对政策宣传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上文数据显现的被访者对县级政府的信任度和工作满意度低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可以用来解释被访者的“归因导向”。然而，无论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归因导向”，甚至这种归因是否正确都并不重要，因为“对一个集体行为的发生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真实而是认知”。在万州事件和瓮安事件中，之所有会有很多非直接利益者的参与，就与这种“归因导向”所引发的民众与县级政府的对立情绪有关。民众的“归因导向”首先会在价值或道义判断上将县级政府定义为“不好的”、“犯错的”和“应当承担责任的”，而恰恰是这种“归因导向”极容易将县级政府推向社会矛盾的前沿。
四、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大多数民众对目前自身的生活状况是比较满意的，对县级政府信任度也较高，只是对于县级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还有待提升。由此可见，只要继续改善和提升政府的工作绩效，县域政治稳定的维持仍然具有相当的认同性基础。然而，通过对被访者的归因认识的分析，我们又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诸多令人担忧之处，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此，笔者将结合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来结束本文的讨论。
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认为，所有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都是由以下六个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目前，结构性诱因和怨恨在县域中已经存在，并且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表现得更加明显。如上文分析，县域中多数人的生活满意度来自于目前生活与过去生活的比较，而城市化将使农村和城市更为开放，交流更加频繁，横向的生活比较将增多。尽管人们的生活跟过去相比已有较大提高，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则由“相对剥夺感”所造成的怨恨将更为普遍。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县域政治的不稳定性因素将进一步增加。
此外，前文所分析的“归因导向”可以等同于斯梅尔塞所谓的“一般化信念”。在斯梅尔塞看来，“一般化信念”是产生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一般化信念”是非理性的。从调查中被访者的“归因导向”来看，也很难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们的这种归因认知。尽管多数被访者会说是因为“下面的干部不落实中央的好政策”，可如果我们一旦接受这一说法，便等于承认被访者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有充分了解这一前提。实际上，这一前提是不成立的。因为被访者不可能对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有充分的了解。被访者的这种“归因”只是他们的感受而非事实。因此，这种“归因导向”的后果可能会导致形成“中央是好的，地方是坏的”这样一种普遍印象。这种普遍印象的形成将会是民众的集体行动动员得以在县域层面产生的“一般化信念”的来源。
以此观之，如果社会中“有效的动员”能够出现或者“社会控制能力下降”，则在县域发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会大增。要防止和减少集体行动发生，除了要提高县级政府的工作绩效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提升县级政府的公信力，增强民众对县级政府的政治认同感。要消除老百姓对地方和中央的分层性认识，解决“归因导向”问题，仍然需要通过不断改革来提升整体制度绩效和民众政治认同。
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