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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关系是关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一对重大关系。特别是当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时点和深水区时，这对关系就会更加凸显出来。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这么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关于这对关系的错误认识，不仅可能影响反腐败斗争的顺利进行，也可能影响改革开放全局。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认识，从全局角度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关系，从而统一了全党思想，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当前，我们党担负着领导全面深化改革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艰巨任务。重新回顾和审视我党处理改革开放和反腐败关系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改革开放；反腐败；关系；历史镜鉴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5-0079-06doi：10.13946/j.cnki.jcqis.2014.05.01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改革开放纳入党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然而，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严重腐败的现象。于是，有人开始怀疑腐败现象是改革开放造成的[1]；有人提出要进行三个所谓的“反思”，包括反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对不对[1]；有人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反对腐败对立起来，认为反对腐败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2]；还有人甚至提出“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3]。从这时期开始，人们在改革开放与反腐败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认识。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好改革开放与反腐败的关系，成为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给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也对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挑战。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变经济体制，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没有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这就使得腐败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存在易发多发的可能性[4]。有的同志对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把改革过于理想化，认为一搞改革就马上可以把旧体制的弊病一扫而光，就马上可以把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统统解决，就马上可以把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加上没有注意继续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对改革又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所以当改革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时，有些人就灰心丧气、悲观失望，认为通货膨胀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不安定因素等都是改革带来的后果，从而怀疑起改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1]。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和部门片面强调发展经济，忽视反腐败斗争，或者认为反腐败会影响到改革开放，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反腐败的决策和部署。有些地区和部门抓反腐败工作只停留在开会、讲话、发文件上，不抓工作落实，搞形式主义。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有的地区和部门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工作薄弱，漏洞很多。有些地区和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对管辖范围内反腐败任务的落实情况没有认真监督检查。有些领导干部不以身作则，甚至带坏一个地区或部门的风气，引发许多腐败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反腐败良好局面的形成，以致一些经过主观努力能够抑制的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抑制[1]。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注意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这些把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工作对立起来的现象，认为这是“完全错误和极其有害的”[2]332-333，并及时澄清党内外一些主要的错误认识，申明了党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反腐败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一过程贯穿于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关系的观点和态度。
一、关于党内外一些错误认识的澄清
在这一时期，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把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对立起来的看法和做法，主要是由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改革开放，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中央关于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产生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片面认识，甚至是误解和曲解。对此，党中央坚决予以澄清。一是要求正确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波折。1989年，面对社会上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悲观失望情绪，中央提醒人们要对反腐败形势保持信心：“在改革顺利的时候不盲目乐观，看得到潜在的矛盾和问题，才不至于在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悲观失望，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把形势看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1]二是要求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与党的优良传统的关系。针对有人认为党搞改革开放会丢弃许多优良传统，江泽民指出：“我们搞改革，绝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不行了，都要通统改掉，而只是要改掉那些实践证明已经成为弊端的东西，已经过时了不再适用的东西。党的一切好传统好作风，我们不仅要继承下来、坚持下去，而且要结合新的实践，把它们丰富起来、发展起来、光大起来，使它们发挥更好更充分的作用。如果把好传统好作风丢掉了，或者削弱了，那就违背了我们改革的性质和要求，就不可能搞好改革创新。我们搞对外开放，绝不是不加分析地把外国的东西都照搬照抄过来，把它们的一切都引进来，而是只引进先进的东西，借鉴有益的东西。对不适合我国国情的东西，对一切错误的腐朽的东西，不但不能引进来，而且要进行抵制，有时还要进行坚决的斗争。”[5]三是要求正确理解先富与共富的关系。针对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对先富与共富关系的错误理解，我们党始终强调，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大政策，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如果以为党和政府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己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捞钱，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了钱就可以花天酒地、纵欲无度，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了。”[5]四是要求正确对待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变化。我们党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带来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各个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很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特别是导致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逃避法律惩罚，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由于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权力运作缺乏透明度，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就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1]48从分配制度的变化看，我国实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国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公务员的收入比较低，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不同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因此产生心理失衡，成为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1]48 二、决不能把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对立起来
在澄清党内外一些错误认识、科学解释腐败现象发生原因的基础上，党中央坚决强调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必要性，果断纠正将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对立起来的错误做法。
一是坚决支持改革开放。1995年，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16年改革开放搞活了经济，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显著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也给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给社会思想文化带来了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没有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经受住严峻的考验。”[5]二是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必要性。1994年，在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江泽民以事实证明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央在部署近期反腐败斗争任务时，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方针政策，从根本上保证了这项工作同改革和建设工作的紧密结合。实践的结果表明，反腐败工作不仅没有影响改革和建设，而且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6]在1998年召开的十五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江泽民提出，反腐败工作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建设，而且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他说：“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这样做会不会影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不会。把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搞好了，密切了干群关系，增强了干部同群众的团结，正是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政治保证。”[7]针对现实中确实存在的反腐败工作与改革开放形势的冲突，为了更好地发挥反腐败对改革开放的保驾护航作用，按照中央部署，中央纪委提出：“要拓宽办案思路，改进工作方法。要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划清违纪与否的界限，进一步发挥好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的惩戒功能和保护功能。”[8]
三是坚决反对将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对立起来。1993年，在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江泽民指出：“开展反腐败斗争，就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不坚决克服腐败现象，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不对的；在反腐败过程中，不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注意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也是不对的。”[9] 1996年，在十四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他又说：“那种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认为抓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会冲击、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认识，是没有根据的。”[10]
三、改革开放有利于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效能
改革开放与反腐败不是对立的，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有利于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整体效能。
首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了人们民主、法制、公平竞争的思想观念，激发了积极变革、开拓创新、讲求实效的精神，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1996年，十四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们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此同时，不断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以公开办事制度、接受群众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制度。这些都起到了好的作用，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10]
其次，改革开放是标本兼治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工作不断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为从源头上有效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地方适应市场取向的改革形势，着手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可以由市场机制配置有限资源的，注意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实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产权交易等制度，取得了初步成效。许多地方和部门积极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任前公示、竞争上岗等制度，扩大干部人事工作中民主和公开的程度，也取得良好效果[4]。因此，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反腐败斗争中，既要对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采取有力措施，一项一项地进行治理，又要深入研究滋生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要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教育、法律、纪律等手段，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尤其要通过改革，在体制、制度、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减少和消除产生腐败的条件，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整体效能。”[11]
再次，改革开放对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党的执政环境由封闭到开放、由计划经济条件到市场经济条件的转变，要求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组织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客观上造成群众对党的依赖，党群关系直接而具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变得间接、宏观，由直接指挥变成了政策引导，群众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此外，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推进，都对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1996年，十四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越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越要有严格的党内监督。”[10]这次会议还指出：“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10] 1999年，十五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改革开放条件下财经纪律的重要性，提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抓紧健全财政金融方面的规章制度和纪律规范，所有从事财政金融工作的党员、干部都必须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严格遵守财政金融工作制度[12]。 四、反腐败斗争必须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
只有通过开展反腐败斗争，才能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践证明，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维护党的纪律，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在改革攻坚阶段，前进道路上还存在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是对我们认识能力和工作水平的重大考验。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党同人民群众必须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群策群力。这样一切事情都比较好办，再复杂的矛盾和再大的难题也能解决[7]。因此，我们党强调，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为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1993年，江泽民在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提出：“反腐败斗争必须把握好六条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9]
关于反腐败斗争如何服务改革、建设和发展，十五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工作报告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作为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既坚决支持和保护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改革、大胆创新，又严肃惩处打着改革旗号，严重干扰改革、发展的违纪违法行为。要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措施的贯彻实施，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治理对策，把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7]
五、要坚持改革开放与反腐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斗争，是我们的重要方针。江泽民在1993年十四届中央纪委全会上要求全党重新学习邓小平关于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论述，重申两手抓的理念：“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对比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两个文明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就得干多久，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9]在这一时期中央的有关会议特别是中央纪委的历次全会上，党中央都反复强调要把改革开放同反腐败工作结合起来。1994年，在十四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江泽民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手抓、统筹兼顾，把反腐败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很好地结合起来。”[6]1995年，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在反腐败问题上，今后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手抓，把反腐败斗争同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结合起来。”[5]1997年，在十四届中央纪委八次全会上，江泽民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搞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务必提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的自觉性。”[13]1998年，在十五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江泽民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抓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7]反腐倡廉工作要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反腐倡廉，是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保证。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以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执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2000年，在十五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江泽民提出：“要将预防腐败现象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制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政策，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都要把反腐倡廉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考虑进去，做到存利去弊，完善决策，未雨绸缪，预防在先。”
六、小结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关系就是其中一个关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特别是当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时点和深水区时，这一关系就会更加凸显出来。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这么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关于这对关系的错误认识，不仅可能影响反腐败斗争的顺利进行，也可能影响改革开放全局。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认识，从全局角度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关系，从而统一了全党思想，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当前，我们党担负着领导全面深化改革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艰巨任务。重新回顾和审视我党处理改革开放和反腐败关系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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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泽民.1999年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03-16）. http：// dangshi.people.com.cn/GB/146670/197300/200220/200230/12713584.html.
[13] 江泽民.1997年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03-16）.http：// dangshi.people.com.cn/GB/146670/197300/200220/200230/12713599.html.
关键词：改革开放；反腐败；关系；历史镜鉴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5-0079-06doi：10.13946/j.cnki.jcqis.2014.05.01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改革开放纳入党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然而，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严重腐败的现象。于是，有人开始怀疑腐败现象是改革开放造成的[1]；有人提出要进行三个所谓的“反思”，包括反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对不对[1]；有人把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同反对腐败对立起来，认为反对腐败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2]；还有人甚至提出“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3]。从这时期开始，人们在改革开放与反腐败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和认识。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好改革开放与反腐败的关系，成为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础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给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也对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挑战。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转变经济体制，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没有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受到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这就使得腐败的滋生蔓延有了客观条件，存在易发多发的可能性[4]。有的同志对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把改革过于理想化，认为一搞改革就马上可以把旧体制的弊病一扫而光，就马上可以把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统统解决，就马上可以把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加上没有注意继续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对改革又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所以当改革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时，有些人就灰心丧气、悲观失望，认为通货膨胀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不安定因素等都是改革带来的后果，从而怀疑起改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1]。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和部门片面强调发展经济，忽视反腐败斗争，或者认为反腐败会影响到改革开放，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反腐败的决策和部署。有些地区和部门抓反腐败工作只停留在开会、讲话、发文件上，不抓工作落实，搞形式主义。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有的地区和部门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工作薄弱，漏洞很多。有些地区和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对管辖范围内反腐败任务的落实情况没有认真监督检查。有些领导干部不以身作则，甚至带坏一个地区或部门的风气，引发许多腐败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怕得罪人，执纪执法偏宽偏软。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反腐败良好局面的形成，以致一些经过主观努力能够抑制的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抑制[1]。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注意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这些把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工作对立起来的现象，认为这是“完全错误和极其有害的”[2]332-333，并及时澄清党内外一些主要的错误认识，申明了党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反腐败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一过程贯穿于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关系的观点和态度。
一、关于党内外一些错误认识的澄清
在这一时期，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把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对立起来的看法和做法，主要是由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改革开放，不能正确地理解和对待中央关于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产生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片面认识，甚至是误解和曲解。对此，党中央坚决予以澄清。一是要求正确对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波折。1989年，面对社会上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悲观失望情绪，中央提醒人们要对反腐败形势保持信心：“在改革顺利的时候不盲目乐观，看得到潜在的矛盾和问题，才不至于在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悲观失望，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把形势看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1]二是要求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与党的优良传统的关系。针对有人认为党搞改革开放会丢弃许多优良传统，江泽民指出：“我们搞改革，绝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不行了，都要通统改掉，而只是要改掉那些实践证明已经成为弊端的东西，已经过时了不再适用的东西。党的一切好传统好作风，我们不仅要继承下来、坚持下去，而且要结合新的实践，把它们丰富起来、发展起来、光大起来，使它们发挥更好更充分的作用。如果把好传统好作风丢掉了，或者削弱了，那就违背了我们改革的性质和要求，就不可能搞好改革创新。我们搞对外开放，绝不是不加分析地把外国的东西都照搬照抄过来，把它们的一切都引进来，而是只引进先进的东西，借鉴有益的东西。对不适合我国国情的东西，对一切错误的腐朽的东西，不但不能引进来，而且要进行抵制，有时还要进行坚决的斗争。”[5]三是要求正确理解先富与共富的关系。针对有些党员领导干部对先富与共富关系的错误理解，我们党始终强调，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大政策，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如果以为党和政府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己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捞钱，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了钱就可以花天酒地、纵欲无度，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了。”[5]四是要求正确对待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变化。我们党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是，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带来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各个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很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特别是导致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逃避法律惩罚，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由于一些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集中，权力运作缺乏透明度，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这就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1]48从分配制度的变化看，我国实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国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公务员的收入比较低，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不同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因此产生心理失衡，成为诱发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1]48 二、决不能把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对立起来
在澄清党内外一些错误认识、科学解释腐败现象发生原因的基础上，党中央坚决强调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必要性，果断纠正将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对立起来的错误做法。
一是坚决支持改革开放。1995年，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和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16年改革开放搞活了经济，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显著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也给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给社会思想文化带来了空前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没有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经受住严峻的考验。”[5]二是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必要性。1994年，在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江泽民以事实证明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央在部署近期反腐败斗争任务时，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方针政策，从根本上保证了这项工作同改革和建设工作的紧密结合。实践的结果表明，反腐败工作不仅没有影响改革和建设，而且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6]在1998年召开的十五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江泽民提出，反腐败工作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建设，而且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他说：“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这样做会不会影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不会。把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搞好了，密切了干群关系，增强了干部同群众的团结，正是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政治保证。”[7]针对现实中确实存在的反腐败工作与改革开放形势的冲突，为了更好地发挥反腐败对改革开放的保驾护航作用，按照中央部署，中央纪委提出：“要拓宽办案思路，改进工作方法。要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划清违纪与否的界限，进一步发挥好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的惩戒功能和保护功能。”[8]
三是坚决反对将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对立起来。1993年，在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江泽民指出：“开展反腐败斗争，就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不坚决克服腐败现象，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不对的；在反腐败过程中，不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注意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也是不对的。”[9] 1996年，在十四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他又说：“那种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认为抓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会冲击、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认识，是没有根据的。”[10]
三、改革开放有利于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总体效能
改革开放与反腐败不是对立的，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有利于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整体效能。
首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了人们民主、法制、公平竞争的思想观念，激发了积极变革、开拓创新、讲求实效的精神，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1996年，十四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们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此同时，不断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以公开办事制度、接受群众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制度。这些都起到了好的作用，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10]
其次，改革开放是标本兼治的关键环节。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工作不断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为从源头上有效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些地方适应市场取向的改革形势，着手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对可以由市场机制配置有限资源的，注意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实行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产权交易等制度，取得了初步成效。许多地方和部门积极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任前公示、竞争上岗等制度，扩大干部人事工作中民主和公开的程度，也取得良好效果[4]。因此，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在反腐败斗争中，既要对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采取有力措施，一项一项地进行治理，又要深入研究滋生腐败的深层次原因，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要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教育、法律、纪律等手段，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尤其要通过改革，在体制、制度、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减少和消除产生腐败的条件，提高反腐败工作的整体效能。”[11]
再次，改革开放对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党的执政环境由封闭到开放、由计划经济条件到市场经济条件的转变，要求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组织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客观上造成群众对党的依赖，党群关系直接而具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变得间接、宏观，由直接指挥变成了政策引导，群众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此外，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推进，都对党开展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1996年，十四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越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越要有严格的党内监督。”[10]这次会议还指出：“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10] 1999年，十五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改革开放条件下财经纪律的重要性，提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抓紧健全财政金融方面的规章制度和纪律规范，所有从事财政金融工作的党员、干部都必须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严格遵守财政金融工作制度[12]。 四、反腐败斗争必须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
只有通过开展反腐败斗争，才能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践证明，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维护党的纪律，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在改革攻坚阶段，前进道路上还存在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是对我们认识能力和工作水平的重大考验。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党同人民群众必须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实行群策群力。这样一切事情都比较好办，再复杂的矛盾和再大的难题也能解决[7]。因此，我们党强调，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为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1993年，江泽民在十四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提出：“反腐败斗争必须把握好六条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推进改革、建设和发展服务。”[9]
关于反腐败斗争如何服务改革、建设和发展，十五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工作报告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作为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既坚决支持和保护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改革、大胆创新，又严肃惩处打着改革旗号，严重干扰改革、发展的违纪违法行为。要紧密结合改革和发展的重大措施的贯彻实施，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治理对策，把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7]
五、要坚持改革开放与反腐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斗争，是我们的重要方针。江泽民在1993年十四届中央纪委全会上要求全党重新学习邓小平关于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论述，重申两手抓的理念：“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对比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两个文明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9]“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就得干多久，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9]在这一时期中央的有关会议特别是中央纪委的历次全会上，党中央都反复强调要把改革开放同反腐败工作结合起来。1994年，在十四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江泽民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手抓、统筹兼顾，把反腐败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很好地结合起来。”[6]1995年，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在反腐败问题上，今后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手抓，把反腐败斗争同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结合起来。”[5]1997年，在十四届中央纪委八次全会上，江泽民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搞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务必提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的自觉性。”[13]1998年，在十五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江泽民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抓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7]反腐倡廉工作要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反腐倡廉，是顺利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保证。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以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执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2000年，在十五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江泽民提出：“要将预防腐败现象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制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政策，出台重大的改革措施，制定法律、法规和规章，都要把反腐倡廉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考虑进去，做到存利去弊，完善决策，未雨绸缪，预防在先。”
六、小结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关系就是其中一个关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特别是当改革开放处于关键时点和深水区时，这一关系就会更加凸显出来。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这么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关于这对关系的错误认识，不仅可能影响反腐败斗争的顺利进行，也可能影响改革开放全局。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认识，从全局角度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开放与反腐败关系，从而统一了全党思想，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当前，我们党担负着领导全面深化改革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艰巨任务。重新回顾和审视我党处理改革开放和反腐败关系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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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江泽民.1997年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03-16）.http：// dangshi.people.com.cn/GB/146670/197300/200220/200230/127135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