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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暴力土改”是指在土改中的对地主阶级的暴力惩处行为，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主要通过对比“文革”前后关于暴力土改的文学叙事去再现历史进程中真实的土改运动，审视群体暴力在一段历史运动中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与苦痛，并透过暴力进一步反思人性的真实。
关键词：暴力土改；反思；叙述盲区
作者简介：李茹欣（1992.7-），女，辽宁盘锦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方向：语体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2
中国的土改发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广大农村，是中国革命进程中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它使广大的农村地区经历了狂風暴雨般的洗礼，不仅彻底清算了封建地主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权力结构。土改作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起点，其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在中国现代化整个发展的进程中的积极意义都是关键性的。而一向与政治紧密相联的文艺，也以文学的方式记录着这场声势浩大的历史运动。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有大量土改题材的文艺作品，但随着合作化运动在农村地区兴起，表现农民得到土地的喜悦已显得不合时宜，土改小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然而，在“文革”以后的当代文坛，土改作为知识分子反思的对象回到文学作品中，作家以反思为创作动机对土改进行文学叙事，在历史的高度上，重新审视、书写和认识土改，主要有张炜的《古船》、刘震云的《天下故乡黄花》、莫言的《生死疲劳》等。这些作品大胆触及土改运动中长期被掩盖的负面内容，是对正统的土改历史话语的挑战。就如王又平先生所说，“80年代中期以来的作家以自己的历史观和话语方式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叙事的重新陈说或再度书写，其目的在于改写、消解或颠覆被既往的话语赋予了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叙事。”[1]
一、“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反思意识及土改成为反思对象的原因
反思源于伤痛和苦难，而这并非是“文革”所独有，它只是将人民的苦难最大程度的放大，让人们在走出苦难之后，终于开始正视苦难。可以说，“文革”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解开了政治的枷锁。因此“文革”结束后，知识界从各个方面去解读苦难，企图抚慰人们饱受摧残的身心。而文艺工作者主要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苦难进行反思从而形成对极左政治的回溯。在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决不同于“文革”后出现的大量记录十年伤痛的那种诉苦性的文字，它不是满足在纯粹感性层面去言说伤痛本身，而是利用文学话语的深度去向伤痛的纵深处漫溯，揭开伤疤是为了拷问历史的真相与正义，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对民族苦难的理性思考。反思土改的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
二、“暴力土改”的提出及在过去“正统”文学中的话语呈现
“暴力土改”一词是杨奎松先生提出，是指土改进行的过程中对地主阶级过火的暴力惩处行为，一些有敏锐眼光的知识分子也都已经注意的这个问题，但公开谈及这些内容背离当时中央宣传革命的最高精神，所以作家大多比较隐晦的，比如周立波把他所看到的一些暴力现象称之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些许“偏向”，关于土改中的暴力行径，在过去关于土改的文学书写中也有所涉及，这里就必须提到“正统”土改小说。
“正统”土改作品大量出现主要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如今还能够被记起的大概也就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几部作品。这些作家能够看到土改运动的复杂性，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但即使在这些堪称经典的土改作品中，虽然都有描写土改中的暴力情节，但我们很难看出作家对于土改中的暴力行为所持有的态度，他们以一种冷漠的旁观的方式，有意回避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任何的主观倾向，作品中对于暴力情节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都被意识形态化了。
例如在小说《暴风骤雨》中，周立波塑造了四十多个人物，却基本属于对立的两个阵营中，强调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把以韩老六为首的元茂“三大粮户”的血腥发家史和覆灭史，与以赵玉林、郭全海为代表的贫苦农民的血泪史和翻身史紧密揉合起来，将韩老六的“恶”一件件地讲述出来，渲染出强烈而合理的阶级仇恨，从而使贫农的阶级报复和土改中的暴力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在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作者几乎采取同样的方式，丑化了地主钱文贵的形象，从而达到淡化土改暴力残酷性的效果。现在的一些学者对这两部作品的这种意识形态写作给予十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两部作品中地主形象“历史罪人”化处理，漠视翻身农民斗争地主的暴力行为都是“缺乏人性、人情和人道光辉的”，作家仅仅是在进行意识形态的形象图解，缺乏真正的文学价值。
“正统”土改小说对暴力土改的回避态度，使暴力成为土改题材小说的“叙述盲区”，比较叙述学认为，“叙述盲区的存在，往往使叙事作品的真实性完全失去立足之地，他比明白说出的内容能揭示更多的东西，它反映的并不是作为古典观念形态的真相，而是关于观念形态本身的真相，存在于意识形态本身之中的真相”。只有对暴力土改的真实的文学再现，让我们理清土改的历史真相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历史的迫害者何以成为历史的迫害者，历史的受害者是怎样成为受害者，历史真相又是在何种程度上被阶级话语改写。
三、“文革”后作家对“暴力土改”的人性反思
莫言对暴力的反思是一种“大悲悯”，他将《生死疲劳》这部作品概括为书写“大悲悯”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六世轮回的第一世就是土改，在写作前言中这样写到：“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2]因此，阶级复仇无法掩盖暴力土改的严重性，它不仅仅是政治煽动下的群体行为，更暴露出人性深处的真实。
在声讨土改运动历史正义的基础上，张炜的《古船》更进一步，通过对于暴力的反思去暴露人性的真实。亚里士多德曾说：“诗比历史更加真实。”也正是体现于此，暴力土改的历史“伪装”不仅扭曲了历史，更是掩盖了人性中的阴暗面。
隋抱朴看到的不仅仅是血腥的暴力场面，更是在洼狸镇十几年的风云变化中看到了人的私欲与贪婪，这就是人性的真实。他内心也必然痛恨赵多多，但他深刻地懂得赵多多不是唯一的“撕咬别人的人”，人人都可能去“撕咬”他人，包括抱朴他自己，这是张炜对暴力土改的人性解读，作者是用抱朴隐忍、痛苦的生命去诠释。
诚然，土改的实行当然是具有其正当性的，但如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历史的变革太过浩大，个人往往过于渺小且无力反抗，人类的进步如果总是寄托于一种人将另一种人用暴力的方式踩在脚底来实现，历史将永远只是强者与弱者之间进行的零和游戏，永远都是残忍、沉重且无法回首的。
注释：
[1]边敬国.《故乡天下黄花》解读——兼论新历史小说. 高等函授学报，2000，33-34。
[2]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
参考文献：
[1]丁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2]周立波. 暴风骤雨[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3]张炜. 古船[M].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1987.
[4]刘震云. 天下故乡黄花[M]. 作家出版社 2009.
[5]莫言. 生死疲劳[M]. 作家出版社 2012.
[6]张爱玲. 秧歌[M]. 香港：皇冠出版社 1986.
[7]陈晓明.“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J]. 社会科学，2010 （5）
[8]边敬国. 《故乡天下黄花》解读——兼论新历史小说[J]. 高等函授学报，2000， 33-34
关键词：暴力土改；反思；叙述盲区
作者简介：李茹欣（1992.7-），女，辽宁盘锦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5级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方向：语体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6-0-02
中国的土改发生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广大农村，是中国革命进程中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它使广大的农村地区经历了狂風暴雨般的洗礼，不仅彻底清算了封建地主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权力结构。土改作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起点，其历史功绩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在中国现代化整个发展的进程中的积极意义都是关键性的。而一向与政治紧密相联的文艺，也以文学的方式记录着这场声势浩大的历史运动。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有大量土改题材的文艺作品，但随着合作化运动在农村地区兴起，表现农民得到土地的喜悦已显得不合时宜，土改小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然而，在“文革”以后的当代文坛，土改作为知识分子反思的对象回到文学作品中，作家以反思为创作动机对土改进行文学叙事，在历史的高度上，重新审视、书写和认识土改，主要有张炜的《古船》、刘震云的《天下故乡黄花》、莫言的《生死疲劳》等。这些作品大胆触及土改运动中长期被掩盖的负面内容，是对正统的土改历史话语的挑战。就如王又平先生所说，“80年代中期以来的作家以自己的历史观和话语方式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叙事的重新陈说或再度书写，其目的在于改写、消解或颠覆被既往的话语赋予了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叙事。”[1]
一、“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反思意识及土改成为反思对象的原因
反思源于伤痛和苦难，而这并非是“文革”所独有，它只是将人民的苦难最大程度的放大，让人们在走出苦难之后，终于开始正视苦难。可以说，“文革”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解开了政治的枷锁。因此“文革”结束后，知识界从各个方面去解读苦难，企图抚慰人们饱受摧残的身心。而文艺工作者主要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苦难进行反思从而形成对极左政治的回溯。在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决不同于“文革”后出现的大量记录十年伤痛的那种诉苦性的文字，它不是满足在纯粹感性层面去言说伤痛本身，而是利用文学话语的深度去向伤痛的纵深处漫溯，揭开伤疤是为了拷问历史的真相与正义，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对民族苦难的理性思考。反思土改的小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
二、“暴力土改”的提出及在过去“正统”文学中的话语呈现
“暴力土改”一词是杨奎松先生提出，是指土改进行的过程中对地主阶级过火的暴力惩处行为，一些有敏锐眼光的知识分子也都已经注意的这个问题，但公开谈及这些内容背离当时中央宣传革命的最高精神，所以作家大多比较隐晦的，比如周立波把他所看到的一些暴力现象称之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些许“偏向”，关于土改中的暴力行径，在过去关于土改的文学书写中也有所涉及，这里就必须提到“正统”土改小说。
“正统”土改作品大量出现主要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如今还能够被记起的大概也就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几部作品。这些作家能够看到土改运动的复杂性，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但即使在这些堪称经典的土改作品中，虽然都有描写土改中的暴力情节，但我们很难看出作家对于土改中的暴力行为所持有的态度，他们以一种冷漠的旁观的方式，有意回避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任何的主观倾向，作品中对于暴力情节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都被意识形态化了。
例如在小说《暴风骤雨》中，周立波塑造了四十多个人物，却基本属于对立的两个阵营中，强调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把以韩老六为首的元茂“三大粮户”的血腥发家史和覆灭史，与以赵玉林、郭全海为代表的贫苦农民的血泪史和翻身史紧密揉合起来，将韩老六的“恶”一件件地讲述出来，渲染出强烈而合理的阶级仇恨，从而使贫农的阶级报复和土改中的暴力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在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作者几乎采取同样的方式，丑化了地主钱文贵的形象，从而达到淡化土改暴力残酷性的效果。现在的一些学者对这两部作品的这种意识形态写作给予十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两部作品中地主形象“历史罪人”化处理，漠视翻身农民斗争地主的暴力行为都是“缺乏人性、人情和人道光辉的”，作家仅仅是在进行意识形态的形象图解，缺乏真正的文学价值。
“正统”土改小说对暴力土改的回避态度，使暴力成为土改题材小说的“叙述盲区”，比较叙述学认为，“叙述盲区的存在，往往使叙事作品的真实性完全失去立足之地，他比明白说出的内容能揭示更多的东西，它反映的并不是作为古典观念形态的真相，而是关于观念形态本身的真相，存在于意识形态本身之中的真相”。只有对暴力土改的真实的文学再现，让我们理清土改的历史真相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历史的迫害者何以成为历史的迫害者，历史的受害者是怎样成为受害者，历史真相又是在何种程度上被阶级话语改写。
三、“文革”后作家对“暴力土改”的人性反思
莫言对暴力的反思是一种“大悲悯”，他将《生死疲劳》这部作品概括为书写“大悲悯”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六世轮回的第一世就是土改，在写作前言中这样写到：“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2]因此，阶级复仇无法掩盖暴力土改的严重性，它不仅仅是政治煽动下的群体行为，更暴露出人性深处的真实。
在声讨土改运动历史正义的基础上，张炜的《古船》更进一步，通过对于暴力的反思去暴露人性的真实。亚里士多德曾说：“诗比历史更加真实。”也正是体现于此，暴力土改的历史“伪装”不仅扭曲了历史，更是掩盖了人性中的阴暗面。
隋抱朴看到的不仅仅是血腥的暴力场面，更是在洼狸镇十几年的风云变化中看到了人的私欲与贪婪，这就是人性的真实。他内心也必然痛恨赵多多，但他深刻地懂得赵多多不是唯一的“撕咬别人的人”，人人都可能去“撕咬”他人，包括抱朴他自己，这是张炜对暴力土改的人性解读，作者是用抱朴隐忍、痛苦的生命去诠释。
诚然，土改的实行当然是具有其正当性的，但如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历史的变革太过浩大，个人往往过于渺小且无力反抗，人类的进步如果总是寄托于一种人将另一种人用暴力的方式踩在脚底来实现，历史将永远只是强者与弱者之间进行的零和游戏，永远都是残忍、沉重且无法回首的。
注释：
[1]边敬国.《故乡天下黄花》解读——兼论新历史小说. 高等函授学报，2000，33-34。
[2]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12年10月。
参考文献：
[1]丁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5.
[2]周立波. 暴风骤雨[M].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3]张炜. 古船[M]. 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1987.
[4]刘震云. 天下故乡黄花[M]. 作家出版社 2009.
[5]莫言. 生死疲劳[M]. 作家出版社 2012.
[6]张爱玲. 秧歌[M]. 香港：皇冠出版社 1986.
[7]陈晓明.“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J]. 社会科学，2010 （5）
[8]边敬国. 《故乡天下黄花》解读——兼论新历史小说[J]. 高等函授学报，2000， 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