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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乡土，不鲁迅”，借助个体生活的乡土书写，如《阿Q正传》、《故乡》，鲁迅开创了中国乡土文学之路。发展到30年代，茅盾又以《春蚕》开启了群体镜像的乡土表达。从个体到群体，从逃离到回归，从鲁迅到茅盾，乡土文学的样貌和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键词：个体；群体镜像；乡土表达
作者简介：王晓红，女，1991年10月出生，湖北武汉人，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影视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在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因其特征被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实载体而迅速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形成了极具浓郁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流派。从五四乡土小说开始，乡土小说的种种样貌，如京派乡土小说、社会乡土小说、知青乡土小说、“寻根”乡土小说等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从国外引进的，要在本国土壤上扎根，就必须提倡乡土艺术；要克服思想大于形象的概念化弊病，就应当提倡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要是中国新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就必须发展本土文学，从乡土中展示民族特色”，乡土小说自然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承担着一种重任。值得注意的是，乡土小说从开创到发展，有两种趋势至关重要：从个体的开创到群体的转向，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鲁迅和茅盾。
一
20年代，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特征乃是反封建反礼教反传统，乡土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基，自然会被纳入到新文学的反传统书写体系中，形成最具有时代影响力的创作主题之一：离家。逃离封建的家庭和礼教“吃人”的乡土成为青年离家进城的潮流，这不仅仅只是作家笔下的青年对家庭激昂的反叛，事实上，它是当时社会青年的真实写照，他们被时代裹挟进城，或求学或谋生，新的文明带给他们新认知方式，“在封闭落后的封建宗法制度与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的冲突中，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差迫使他们拿起笔来描写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五四乡土小说派就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在这种社会关照下形成的。
从鲁迅说起
鲁迅被视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旗手，也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创者。从《狂人日记》开始，《阿Q正传》《故乡》等作品浸满了乡土气息，从某种程度上说，“无乡土，不鲁迅”：鲁迅的国民性思考、对新文化运动和传统的态度都是借助乡土表达出来的。
“鲁迅既是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启蒙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与中国农民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地之子’，在直面乡土中国时，他的现代理性精神与关涉传统的文化情感始终处于难以弥合的紧张之中。”一方面是对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以《阿Q正传》为代表；一方面又是眷恋和乡愁的文化情感，以《故乡》为典型。和《阿Q正传》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批判不同，《故乡》提供了另一种乡土关怀。
《故乡》创作于1921年，严冬回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仓皇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它的美丽，说出它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记忆中的美丽和现实中荒凉形成鲜明的对比。《故乡》以“我”的视角出发写了几组关系：闰土和“我”、宏儿和水生、闰土和杨二嫂。少时的我们是那么童真无邪，现实中我俩的关系却因“老爷……”而变得隔膜和可悲。少年闰土是有趣无虑的，中年闰土只剩下辛苦麻木。在对杨二嫂贪小利的鄙夷中，闰土的沉默在“我”的眼中变得同情。希望又寄托在孩子身上：宏儿和水生，类似当年的“我”和闰土，“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肆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只是这份希望满是悲凉。
《故乡》中满是“我”的生活，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不断交错闪回，个体生活的描叙中表达了“我”的乡土思考和关怀。与《阿Q正传》不同，故乡不带有那么强烈的未庄集体文化符号意味，批判的理性意识也并没有那么浓郁，相反在温和的回忆和对照中，表达了一种“隐现的乡愁”和人道主义关怀。与现实相比，记忆中的故乡是美丽的，儿时的玩伴是天真的；而今，故乡是萧索的，闰土“苦”得像木偶人：多子、苛税、兵匪官绅，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重负让活泼的闰土变得沉默、麻木，对此种种压迫和剥削，闰土式的不幸下层人却没有太多反抗意识，他们只是全然接受并继续苦痛生活着，一种巨大的悲观情绪也浸透字间。“在寻觅二十年前那英俊少年的面影而不得时，鲁迅那种‘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壁障’的悲观情绪攫取了一颗寻找梦幻世界的心”，一声“老爷……”，种种“安命”的沉默和麻木在低沉的笔调中，绝望而悲哀，在“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在鲁迅那里，对乡土的关照不仅仅充满了悲凉，更包含着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五四乡土小说派
提到鲁迅乡土小说的影响，必然会想到五四乡土小说派，事实上，他们中很多都是受鲁迅的影响开始创作的，他们共同形成了乡土小说最初的风格特质。五四乡土小说家有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等一批寓居大都市的作家，他们以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乡愁。鲁迅将这类作品称为“侨寓文学”，事实上，他们有着类似的生活经历，在作品中往往呈现出共同的叙事视角：少年时乡镇生活经历；“乡村作为一个或淳朴或悲凉的生活原型象征，是作者心灵中未被熏染的一片净土”；城乡比照中，对乡村恶习的批判和对“净土”的深情眷念：这种悖反情感的交织在不同作家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在批判主旨之下，他们又十分注重异域风土人情风俗的描写：蹇先艾贵州的风土人情在《水葬》中一一展现；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对冥婚风俗的呈现；许杰《赌徒吉顺》中的“典妻”风俗等等，用茅盾的评论来说这是“在悲壮背景中加上了美丽”。 最引人关注的还是五四乡土小说的思想性批判选择：“乡村蒙昧视角与城市文明视角的互换、互斥和互融”中普遍流露出人道主义的关怀，以不幸的社会下层为关注对象，在还原真实乡村经济现实时，挖掘他们的精神状态，除了揭露乡土中国的传统病态，如保守、麻木、苟安等，作家们试图从更深层寻找中国乡土的文化病根，“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五四乡土小说家对于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形态与心态的整体性批判，赋予五四乡土小说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现代的理性批判精神”。
二
“五四思想文化批判的精神狂欢，的确造成了新文学的新气象，但是传统所面临的现实危机，也始终都是知识分子的一块心病”，脱离母体的知识分子始终无法真正逃离乡土中国，这在乡土小说中，表现为一种纠葛的情感状态：无论对故乡进行怎样的批判，始终有种暧昧的眷恋情绪存在。如果说，五四前期是激昂的反叛和离家，那么在五四后期，脱离母体的个体却越来越孤独空虚，反思和醒悟在现实的平静中慢慢浮现，回归成为选择。在文学表征上，特别是在乡土叙事中，有特别关键性的转变。五四乡土小说强调对下层不幸人的启蒙，注重对故乡的文化批判，叙事视角也以“我”为主，个体生活的乡土表达比较明显。约从1928年始，关于群体“我们”的生活开始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回归集体，倡导工农兵的立场，社会批判也由此找到了生存的土壤。这种趋势在30年代首先集中在“丰收成灾”系列题材乡土小说中，最具代表的作家当属茅盾，可以说，《春蚕》开创了此类乡土小说的新潮流。
《春蚕》以老通宝一家为主线，叙述了全村人在清明节后一个月里，经过“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同时又是大希望”，好不容易获得了蚕茧大丰收，可是因为春蚕熟了，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群体农民成为叙述的主角镜像，不再只是个体“我”的生活，社会发生的一切是“我们”的共同生活：老通宝家——老通宝村——乡土中国。此外，《春蚕》还有几点也特别突出，其一，大量关于养蚕的风俗描写：唱“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搵蚕宝宝、拂“乌娘”等等，养蚕的整个过程都清晰呈现，虽然不免带有某些迷信因素，但这些养蚕环节的小心翼翼却只为养蚕丰收的愿望；其二，现实的矛盾却造成这简单朴素的愿望不能成真，洋货倾销、社会动乱、政府杂税等等使得原本就积贫积弱的农村更加萧条，农民苦不堪言，丰收却成灾；其三，新老农民的分界，主要是意识上的差别冲突：老通宝和小儿子阿多、儿媳四大娘之间在关于洋种、养蚕期戒严等方面产生了分歧，这是30年代出现的新群体分期，在之后的乡土小说中，这种关于几代农民之间的差异书写大量出现。这些特点都和五四乡土小说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涵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茅盾的《春蚕》开启了一种群体镜像的乡土书写模式，在之后类似“丰收成灾系列乡土小说都注重从三个方面展开社会批判：1.农事的全场面；2.新老农民的意识差别和冲突；3.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这种文学模式的功能性表达越来越融合进了社会，包括社会文化价值观念，这与书写“隐性的乡愁和异域情调”的五四乡土有着巨大的变换。
30年代的乡土小说从五四的离开故乡到回归社会，从个体回归到集体，这不仅是乡土文学样貌和内涵的变化，更是社会思潮的转变。如果说，以鲁迅《故乡》为类的五四乡土小说家们是试图以个体知识分子言说方式对乡土中国展开思想启蒙的话，那么到了以茅盾《春蚕》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们则采用了另一种群体言说的方式，以农民，以及之后的工农兵为主体对象，对乡土中国展开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当然，这种从个体到群体的回归并不是突然的，对于乡土中国，“群”文化意识根深蒂固，只是在外侵和狂热的文化运动中被遮蔽，随着社会的现实需要，这种集体的使命感又担负重任，并成为之后乡土中国的主流一直存在。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个体；群体镜像；乡土表达
作者简介：王晓红，女，1991年10月出生，湖北武汉人，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影视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5-0-02
在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因其特征被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实载体而迅速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形成了极具浓郁民族特色的乡土小说流派。从五四乡土小说开始，乡土小说的种种样貌，如京派乡土小说、社会乡土小说、知青乡土小说、“寻根”乡土小说等在中国文学舞台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从国外引进的，要在本国土壤上扎根，就必须提倡乡土艺术；要克服思想大于形象的概念化弊病，就应当提倡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要是中国新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就必须发展本土文学，从乡土中展示民族特色”，乡土小说自然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承担着一种重任。值得注意的是，乡土小说从开创到发展，有两种趋势至关重要：从个体的开创到群体的转向，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鲁迅和茅盾。
一
20年代，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特征乃是反封建反礼教反传统，乡土作为中国文化的根基，自然会被纳入到新文学的反传统书写体系中，形成最具有时代影响力的创作主题之一：离家。逃离封建的家庭和礼教“吃人”的乡土成为青年离家进城的潮流，这不仅仅只是作家笔下的青年对家庭激昂的反叛，事实上，它是当时社会青年的真实写照，他们被时代裹挟进城，或求学或谋生，新的文明带给他们新认知方式，“在封闭落后的封建宗法制度与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的冲突中，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差迫使他们拿起笔来描写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五四乡土小说派就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在这种社会关照下形成的。
从鲁迅说起
鲁迅被视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旗手，也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开创者。从《狂人日记》开始，《阿Q正传》《故乡》等作品浸满了乡土气息，从某种程度上说，“无乡土，不鲁迅”：鲁迅的国民性思考、对新文化运动和传统的态度都是借助乡土表达出来的。
“鲁迅既是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启蒙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与中国农民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地之子’，在直面乡土中国时，他的现代理性精神与关涉传统的文化情感始终处于难以弥合的紧张之中。”一方面是对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以《阿Q正传》为代表；一方面又是眷恋和乡愁的文化情感，以《故乡》为典型。和《阿Q正传》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批判不同，《故乡》提供了另一种乡土关怀。
《故乡》创作于1921年，严冬回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仓皇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它的美丽，说出它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记忆中的美丽和现实中荒凉形成鲜明的对比。《故乡》以“我”的视角出发写了几组关系：闰土和“我”、宏儿和水生、闰土和杨二嫂。少时的我们是那么童真无邪，现实中我俩的关系却因“老爷……”而变得隔膜和可悲。少年闰土是有趣无虑的，中年闰土只剩下辛苦麻木。在对杨二嫂贪小利的鄙夷中，闰土的沉默在“我”的眼中变得同情。希望又寄托在孩子身上：宏儿和水生，类似当年的“我”和闰土，“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肆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只是这份希望满是悲凉。
《故乡》中满是“我”的生活，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不断交错闪回，个体生活的描叙中表达了“我”的乡土思考和关怀。与《阿Q正传》不同，故乡不带有那么强烈的未庄集体文化符号意味，批判的理性意识也并没有那么浓郁，相反在温和的回忆和对照中，表达了一种“隐现的乡愁”和人道主义关怀。与现实相比，记忆中的故乡是美丽的，儿时的玩伴是天真的；而今，故乡是萧索的，闰土“苦”得像木偶人：多子、苛税、兵匪官绅，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重负让活泼的闰土变得沉默、麻木，对此种种压迫和剥削，闰土式的不幸下层人却没有太多反抗意识，他们只是全然接受并继续苦痛生活着，一种巨大的悲观情绪也浸透字间。“在寻觅二十年前那英俊少年的面影而不得时，鲁迅那种‘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壁障’的悲观情绪攫取了一颗寻找梦幻世界的心”，一声“老爷……”，种种“安命”的沉默和麻木在低沉的笔调中，绝望而悲哀，在“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在鲁迅那里，对乡土的关照不仅仅充满了悲凉，更包含着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五四乡土小说派
提到鲁迅乡土小说的影响，必然会想到五四乡土小说派，事实上，他们中很多都是受鲁迅的影响开始创作的，他们共同形成了乡土小说最初的风格特质。五四乡土小说家有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等一批寓居大都市的作家，他们以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乡愁。鲁迅将这类作品称为“侨寓文学”，事实上，他们有着类似的生活经历，在作品中往往呈现出共同的叙事视角：少年时乡镇生活经历；“乡村作为一个或淳朴或悲凉的生活原型象征，是作者心灵中未被熏染的一片净土”；城乡比照中，对乡村恶习的批判和对“净土”的深情眷念：这种悖反情感的交织在不同作家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在批判主旨之下，他们又十分注重异域风土人情风俗的描写：蹇先艾贵州的风土人情在《水葬》中一一展现；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对冥婚风俗的呈现；许杰《赌徒吉顺》中的“典妻”风俗等等，用茅盾的评论来说这是“在悲壮背景中加上了美丽”。 最引人关注的还是五四乡土小说的思想性批判选择：“乡村蒙昧视角与城市文明视角的互换、互斥和互融”中普遍流露出人道主义的关怀，以不幸的社会下层为关注对象，在还原真实乡村经济现实时，挖掘他们的精神状态，除了揭露乡土中国的传统病态，如保守、麻木、苟安等，作家们试图从更深层寻找中国乡土的文化病根，“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五四乡土小说家对于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形态与心态的整体性批判，赋予五四乡土小说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现代的理性批判精神”。
二
“五四思想文化批判的精神狂欢，的确造成了新文学的新气象，但是传统所面临的现实危机，也始终都是知识分子的一块心病”，脱离母体的知识分子始终无法真正逃离乡土中国，这在乡土小说中，表现为一种纠葛的情感状态：无论对故乡进行怎样的批判，始终有种暧昧的眷恋情绪存在。如果说，五四前期是激昂的反叛和离家，那么在五四后期，脱离母体的个体却越来越孤独空虚，反思和醒悟在现实的平静中慢慢浮现，回归成为选择。在文学表征上，特别是在乡土叙事中，有特别关键性的转变。五四乡土小说强调对下层不幸人的启蒙，注重对故乡的文化批判，叙事视角也以“我”为主，个体生活的乡土表达比较明显。约从1928年始，关于群体“我们”的生活开始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回归集体，倡导工农兵的立场，社会批判也由此找到了生存的土壤。这种趋势在30年代首先集中在“丰收成灾”系列题材乡土小说中，最具代表的作家当属茅盾，可以说，《春蚕》开创了此类乡土小说的新潮流。
《春蚕》以老通宝一家为主线，叙述了全村人在清明节后一个月里，经过“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同时又是大希望”，好不容易获得了蚕茧大丰收，可是因为春蚕熟了，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群体农民成为叙述的主角镜像，不再只是个体“我”的生活，社会发生的一切是“我们”的共同生活：老通宝家——老通宝村——乡土中国。此外，《春蚕》还有几点也特别突出，其一，大量关于养蚕的风俗描写：唱“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搵蚕宝宝、拂“乌娘”等等，养蚕的整个过程都清晰呈现，虽然不免带有某些迷信因素，但这些养蚕环节的小心翼翼却只为养蚕丰收的愿望；其二，现实的矛盾却造成这简单朴素的愿望不能成真，洋货倾销、社会动乱、政府杂税等等使得原本就积贫积弱的农村更加萧条，农民苦不堪言，丰收却成灾；其三，新老农民的分界，主要是意识上的差别冲突：老通宝和小儿子阿多、儿媳四大娘之间在关于洋种、养蚕期戒严等方面产生了分歧，这是30年代出现的新群体分期，在之后的乡土小说中，这种关于几代农民之间的差异书写大量出现。这些特点都和五四乡土小说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涵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茅盾的《春蚕》开启了一种群体镜像的乡土书写模式，在之后类似“丰收成灾系列乡土小说都注重从三个方面展开社会批判：1.农事的全场面；2.新老农民的意识差别和冲突；3.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这种文学模式的功能性表达越来越融合进了社会，包括社会文化价值观念，这与书写“隐性的乡愁和异域情调”的五四乡土有着巨大的变换。
30年代的乡土小说从五四的离开故乡到回归社会，从个体回归到集体，这不仅是乡土文学样貌和内涵的变化，更是社会思潮的转变。如果说，以鲁迅《故乡》为类的五四乡土小说家们是试图以个体知识分子言说方式对乡土中国展开思想启蒙的话，那么到了以茅盾《春蚕》为代表的乡土小说家们则采用了另一种群体言说的方式，以农民，以及之后的工农兵为主体对象，对乡土中国展开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当然，这种从个体到群体的回归并不是突然的，对于乡土中国，“群”文化意识根深蒂固，只是在外侵和狂热的文化运动中被遮蔽，随着社会的现实需要，这种集体的使命感又担负重任，并成为之后乡土中国的主流一直存在。
参考文献：
[1]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