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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媒体上报道说有人要在中国山东曲阜孔庙附近建造耶稣基督大教堂，我们呼吁所有和建造曲阜基督教堂有关的人士和单位，保持敏感和尊重，第一，不反对建造基督教堂，但地点不应选在曲阜，毗邻孔庙。
孔子“择善而从”，又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鲜明地彰显了“学习”是儒者重要的修养。无论是对于俗世的科学、艺术和哲学，还是对于出世的宗教，儒家一向秉持学习融通的态度。正是凭借这种出世与入世两方面圆满的摄受力，才凝聚、演生出如此博大、圆融、悠远的中华文化。 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开展许多医疗、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一个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人都应该尊重它、接纳它，真诚与她交流，使她真正地融入中华文化的生命，这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福音，也将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福音。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支持基督徒在中国建造教堂。
但是，地点选在曲阜尤其是毗邻孔庙，我们断然以为不可。《礼》：“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按照“礼”的精神，客人与主人虽说应当相互谦让，以和为贵，但宾主毕竟各有位置，不容混淆，这才是长期相处，永久和谐之道。就中国文化的系统而言，儒家是主，基督教是客。主人虽然应当敬客，但客人不可反客为主，鸠占鹊巢。基督教如果真正尊重儒教，尊重中国文化，避免冒犯，便不应在曲阜修建教堂，尤其不应毗邻孔庙而建，以避仗势挑衅、针锋相对之嫌。何况据说还要造得堂皇气派，莫非硬要让到孔庙祭孔的人低出一头吗？
第二，应明了孔庙在中华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尽管我们深信基督教最终一定会像佛教一样很好地融入中国文化，但其融入的程度正有赖传统文化的摄受能力。证诸历史，在南北朝佛教输入的高峰时期，也曾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并一度压倒儒教和道教，但毕竟只是新生事物的一个阶段现象，佛教在隋唐达到极盛，不久还是要让步于唐宋时期复兴的儒家。由此看来，当一个民族遇到难以克服的困境时，她自然有寻求新鲜助力的倾向；而当新的助力遇到困境，她终究还是要回归传统。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几近于丧失理性地毁弃、破坏自身的文化。儒学在饱经摧残之下，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制度的依托，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说，真是到了必须“灵根再植”的关头，除非该传统彻底断绝，否则无论如何盆根错节，它终究要回到根上去生长，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必然。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明白，正如梵蒂岗、麦加、耶路撤冷是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圣地一样，曲阜孔庙是儒家的圣地，具有崇高的象征意义。《 史记》列孔子于“世家”，与帝王抗礼。《汉书》载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孔子”，此后历代帝王如法遵行。帝王到孔庙祭孔的意义是以身作则向天下提倡尊师重道。在接下来两千年的岁月里，孔庙成为中华师道的象征。明了这层涵义，每一个尊敬孔子和尊师重道的人，为子孙后代计，也要竭力保住这一标志，使其不与其它宗教主题相混。
第三，政府和宗教当局应高瞻远瞩，谨防宗教冲突和社会矛盾于未然。
当今世界冲突不断，大抵不外有两大源头：一是经济利益之争；一是意识形态之争。而宗教纷争正是意识形态之争的主源。我们不能以为只要在宪法中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就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宗教的和谐相处并不是单靠法律就可以实现的。宗教信仰的确应该自由，但它应当是建设性的自由。自由是快乐的、和谐的，但如果没有理性的节制，那就会酿成灾难。《论语》告诉我们，快乐、和谐固然可贵，但“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儒家讲“乐”，同时也讲“礼”，自由和理性不能分开。这就好比管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只讲自由市场，不讲宏观调控，那其实是放任自流，会产生无序、失控的乱局。如果想通过放任的自由来解决宗教冲突，那好比火上浇油，只会促其升级，唯有当局高瞻远瞩、从中协调，才能造成建设性的自由，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为今之计，政府当局应该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来协调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以负责任的态度，理性地化解宗教争端，维持社会和谐。
第四，中国基督徒应推己及人，尊重孔庙在儒教内部的神圣地位。
基督教传入中国已逾千年，特别是近四百年在与儒、释、道交流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都在进行着“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的基督徒在他们的伦常关系、家庭观念乃至尊师重道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仍然秉承着传统文化的熏陶，许多人对于孔子也仍然心存敬意。
撇开中国人的文化情感不谈，正直的基督徒只要懂得推己及人的道理，也一定不会支持少数不明事理的人的冒犯行为。正如他们也一定不同意别人在梵蒂冈盖一座清真寺或者佛庙一样。《马太福音》告诫信徒：“要爱人如己。”故耶稣的真正信徒定然不会不顾中国的文化传统，不顾儒学信徒的心理感受，而要在孔庙门前修建耶教堂。总之，一个真正的中国基督徒应能从民族的文化感情着想，遵行《圣经》中耶稣关于“爱”的诲示，懂得避嫌，尊重风俗人情，极力遏止不合教义的举动。望诸君谨而慎之，则幸甚！
作者：郭文龙（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
孔子“择善而从”，又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鲜明地彰显了“学习”是儒者重要的修养。无论是对于俗世的科学、艺术和哲学，还是对于出世的宗教，儒家一向秉持学习融通的态度。正是凭借这种出世与入世两方面圆满的摄受力，才凝聚、演生出如此博大、圆融、悠远的中华文化。 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开展许多医疗、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一个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人都应该尊重它、接纳它，真诚与她交流，使她真正地融入中华文化的生命，这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福音，也将是整个人类文化的福音。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支持基督徒在中国建造教堂。
但是，地点选在曲阜尤其是毗邻孔庙，我们断然以为不可。《礼》：“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按照“礼”的精神，客人与主人虽说应当相互谦让，以和为贵，但宾主毕竟各有位置，不容混淆，这才是长期相处，永久和谐之道。就中国文化的系统而言，儒家是主，基督教是客。主人虽然应当敬客，但客人不可反客为主，鸠占鹊巢。基督教如果真正尊重儒教，尊重中国文化，避免冒犯，便不应在曲阜修建教堂，尤其不应毗邻孔庙而建，以避仗势挑衅、针锋相对之嫌。何况据说还要造得堂皇气派，莫非硬要让到孔庙祭孔的人低出一头吗？
第二，应明了孔庙在中华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尽管我们深信基督教最终一定会像佛教一样很好地融入中国文化，但其融入的程度正有赖传统文化的摄受能力。证诸历史，在南北朝佛教输入的高峰时期，也曾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并一度压倒儒教和道教，但毕竟只是新生事物的一个阶段现象，佛教在隋唐达到极盛，不久还是要让步于唐宋时期复兴的儒家。由此看来，当一个民族遇到难以克服的困境时，她自然有寻求新鲜助力的倾向；而当新的助力遇到困境，她终究还是要回归传统。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几近于丧失理性地毁弃、破坏自身的文化。儒学在饱经摧残之下，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制度的依托，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说，真是到了必须“灵根再植”的关头，除非该传统彻底断绝，否则无论如何盆根错节，它终究要回到根上去生长，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必然。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明白，正如梵蒂岗、麦加、耶路撤冷是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圣地一样，曲阜孔庙是儒家的圣地，具有崇高的象征意义。《 史记》列孔子于“世家”，与帝王抗礼。《汉书》载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孔子”，此后历代帝王如法遵行。帝王到孔庙祭孔的意义是以身作则向天下提倡尊师重道。在接下来两千年的岁月里，孔庙成为中华师道的象征。明了这层涵义，每一个尊敬孔子和尊师重道的人，为子孙后代计，也要竭力保住这一标志，使其不与其它宗教主题相混。
第三，政府和宗教当局应高瞻远瞩，谨防宗教冲突和社会矛盾于未然。
当今世界冲突不断，大抵不外有两大源头：一是经济利益之争；一是意识形态之争。而宗教纷争正是意识形态之争的主源。我们不能以为只要在宪法中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就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宗教的和谐相处并不是单靠法律就可以实现的。宗教信仰的确应该自由，但它应当是建设性的自由。自由是快乐的、和谐的，但如果没有理性的节制，那就会酿成灾难。《论语》告诉我们，快乐、和谐固然可贵，但“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儒家讲“乐”，同时也讲“礼”，自由和理性不能分开。这就好比管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只讲自由市场，不讲宏观调控，那其实是放任自流，会产生无序、失控的乱局。如果想通过放任的自由来解决宗教冲突，那好比火上浇油，只会促其升级，唯有当局高瞻远瞩、从中协调，才能造成建设性的自由，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为今之计，政府当局应该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来协调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以负责任的态度，理性地化解宗教争端，维持社会和谐。
第四，中国基督徒应推己及人，尊重孔庙在儒教内部的神圣地位。
基督教传入中国已逾千年，特别是近四百年在与儒、释、道交流的过程中，有意无意中都在进行着“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的基督徒在他们的伦常关系、家庭观念乃至尊师重道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仍然秉承着传统文化的熏陶，许多人对于孔子也仍然心存敬意。
撇开中国人的文化情感不谈，正直的基督徒只要懂得推己及人的道理，也一定不会支持少数不明事理的人的冒犯行为。正如他们也一定不同意别人在梵蒂冈盖一座清真寺或者佛庙一样。《马太福音》告诫信徒：“要爱人如己。”故耶稣的真正信徒定然不会不顾中国的文化传统，不顾儒学信徒的心理感受，而要在孔庙门前修建耶教堂。总之，一个真正的中国基督徒应能从民族的文化感情着想，遵行《圣经》中耶稣关于“爱”的诲示，懂得避嫌，尊重风俗人情，极力遏止不合教义的举动。望诸君谨而慎之，则幸甚！
作者：郭文龙（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