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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特·维尔纳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国际最成功的女谍，她曾在英国与德国流亡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提供给苏联，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了汗马功劳。
维尔纳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罗伯特·库钦斯基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善于运用统计学知识揭示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披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活动。她的母亲是英国人，画家。她的大哥于尔根·库钦斯基则是德国20世纪文化界的一个奇才，主要著作有40卷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10卷本的《社会学史研究》和5卷本的《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史》。
成为共产国际的情报员
维尔纳中学时代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9岁加入德国共产党。1930年，她的丈夫汉布尔格被聘为上海英租界市政建设工程师。于是，时年23岁的她也跟随丈夫来到了中国。
不久，一个朋友介绍她认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她又通过她认识了佐尔格，并很快就成为了“佐尔格小组”的一名成员。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家，一直是著名的“佐尔格小组”的一个固定活动据点。
维尔纳在上海期间，还和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鲁迅跟妻子许广平，还有一岁的儿子周海婴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十分简朴。有一次，维尔纳送给周海婴一只带轮子的木鸭子，鲁迅非常感动，一再说，这是多么漂亮的礼物啊。
这件事让鲁迅看到了维尔纳善良、仁爱的一面，她热爱中国人民，非常喜欢中国孩子，和鲁迅走得近，和周海婴走得更近，经常和周海婴在一起玩得忘乎所以。或许在此时，她才能忘掉其情报员的身份和生死线上的风险。
另外，鲁迅当年曾经要出版珂勒惠支的版画，就托维尔纳在德国帮他收集一些资料。在《鲁迅日记》中，有四处提到他和一位来自德国的名叫“汉堡嘉夫人”的交往，而这位“汉堡嘉夫人”就是维尔纳。
1933年，佐尔格奉调返回了莫斯科，维尔纳随后也奉调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接待她的苏联军官都称她为“索尼娅”，开始她还很纳闷儿，后来才弄明白，这是佐尔格为她取的一个假名。
1934年夏天，维尔纳与她的同学恩斯特一道被派往沈阳，一方面搜集日本人的在华活动情报，一方面协助东北抗日组织从事秘密工作。
维尔纳在沈阳时，租住在张学良一位情妇住过的别墅的配楼里，她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外国书店的代销商。她的主要工作除定期向苏联发送情报之外，还要帮助中国同志与苏联沟通，以外国A的身份作掩护，帮助他们购买一些制造炸药的原材料。1935年夏天，日本人在丹东一位中国同志家里搜出了炸药，维尔纳得到消息后，及时撤往了北平，这才躲过一劫。
解放后人们从日伪档案中发现，日本人在追查上线时，已经盯上了维尔纳。她在北平期间，适逢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即佐尔格的继任者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和审讯。为了避免再被牵涉进去潍尔纳奉命返回了莫斯科。
她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在离开中国后，维尔纳先后被派往波兰、瑞士从事情报工作。在沈阳时，她就怀上了恩斯特的孩子，由于工作调动必须与恩斯特分手，她的丈夫和恩斯特都劝她流产，她却坚持认为多一个孩子就多一层掩护。一年后她在波兰生下了女儿雅尼娜。这时，她在上海生的儿子米沙已经六岁。汉布尔格先生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掩护她的工作，直到1939年，他们才在瑞士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时，维尔纳的德国护照已经失效，有被瑞士当局遣送回德国的危险，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她须与一位来自英国的同志办理假结婚手续，以便日后转去英国工作。就这样，她又与参加过西班牙反对佛朗哥战争的英国同志伦·毕尔顿办理了假结婚手续。不过，他们很快就弄假成真了。
维尔纳在瑞士工作了两年多，1940年底，她离开了瑞士，途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于1941年初抵达了利物浦，后在牛津的乡下定居下来。她组装了新的发报机，并逐渐建立自己的情报网。
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就是与流亡到英国的德国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一些资料情报提供给苏联。她做的这件事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马功劳。由于她在隐蔽战线上做出的杰出贡献，曾两次荣获苏联红军情报局颁发的“红旗勋章”。
克劳斯·福克斯的父亲埃米尔·福克斯是一个神甫，也是第一个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宗教界人士。克劳斯是在1932年加入的德国共产党，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流亡到英国，并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学业，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45年7月他参与了美国的“曼哈顿项目”，即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他很清楚原子弹的诞生意味着什么，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决心把有关技术情报泄漏给苏联。但他不知道通向苏联的渠道。不久，他找到了德国流亡组织的领导人，也就是维尔纳的大哥于尔根·库钦斯基，他又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妹妹维尔纳。两人一拍即合，两年多的合作，十分默契。维尔纳的工作受到了苏联红军情报局长的表扬，他说：“假如我们在英国有五个索尼娅，战争早就结束了。”
最令人惊叹的是，维尔纳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这使她在二战以后，得以大摇大摆地返回德国。
40年后，一位英国资深反间谍专家，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懊悔不迭：这样一桩大案，居然从他的手里漏掉了。但福克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一个同事向英国官方揭露了他泄露核机密的活动，1950年3月1日，他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判处14年徒刑，直到1955年被特赦，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一本书惊动了德共中央政治局
维尔纳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德共中央汇报了自己近20年在国外的经历。但她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她在国外做的事情，当时尚属机密。德共中央干部局局长维利·克灵建议她直接去找负责审查干部的赫尔曼·马特恩。
可是维尔纳在见到马特恩后，才说了没几句，马特恩便打断了她：“丫头，不说了，你的审干报告也不用再写了。”他显然已意识到这个女人干过的那些事情，是他不便于知道的。就这样，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总认为她有20年的“空白”没有向组织交代，于是，这些人一有机会就要给她小鞋穿。这个为战胜法西斯贡献了20年青春的女人，忍受不了这种刁难，50岁时，就干脆辞掉了公职，以鲁特·维尔纳为笔名，开始了她的作家生涯。 有趣的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描写的是一个德国姑娘来到中国，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作为一名报务员，克服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的差异，在战斗中与中国战士恋爱结婚的故事。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性，扉页的题词是：“献给为我们的美好事业而斗争并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国同志。”后来，她还以自己与恩斯特在中国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而她那部描写反法西斯女战士的传记小说《奥尔迦·贝纳里奥》，更是苏联的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德共中央号召老革命家撰写回忆录。维尔纳的一位老朋友，当时国家安全部对外宣传局局长马尔库斯·沃尔夫，动员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作为向国家安全部成立20周年(1970年)的献礼。但书稿完成后，国安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却不同意发表。维尔纳几乎彻底失望了，她意识到书中所涉及的机密，目前尚不便于公开。
后来，还是她的大哥于尔根·库钦斯基和《统一》杂志的主编，为她打通了直接面见德共总书记昂纳克的门路。她来到昂纳克的秘书室，一位秘书悄悄地对她说：“你的事情有门儿了”，没想到她一进办公室，昂纳克便十分轻松地说：“丫头，你的书可以出版了，我读了前半部，没发现什么问题。”维尔纳却没那么轻松，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昂纳克，后半部分涉及她与福克斯向苏联提供核机密的问题。昂纳克一听，顿时语塞，尴尬地说：我抽空再看看，一周后告诉你结果。
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专为这部书稿召开了一次会议，显然还征求了苏共中央的意见。后来昂纳克通知维尔纳，书可以出版，但要删掉那些机密部分，还加了一句“这是政治局的决议”。
维尔纳的这本书终于在1977年出版了，名叫《索尼娅的报告》。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维尔纳这是在做着她本应在20年前就做完的事情——向党组织汇报自己流亡期间的经历，填补上那20年的“空白”。
这本书一问世，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从前人们邀请她出席作品朗诵会，只把她视为一位受欢迎的作家，现在人们才知道，她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还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老革命，一位从九死一生中闯过来的女英雄。
一波又一波的“索尼娅热”
《索尼娅的报告》出版以后，轰动了读书界，各种名目的奖项接二连三地向维尔纳“袭来”。对此她非但不感到荣耀，反而产生了厌恶的情绪，她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可做过头，奖掖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做过了头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这就是她的性格，面对荣誉，她的言行反倒越来越谨慎。
每一次作品朗诵会，面对读者和听众的掌声，她总是禁不住扪心自问：我是否欺骗了他们。因为在她看来，过去做过的事情不论今天看来如何惊心动魄，但那都是她心甘情愿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今天未必理应受到人们的喝彩与推崇。更令她心情不安的是，这本书并未完全真实地反映她的经历和感受，这始终是她一块心病。有时，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个骗子。
1989年秋天，苏联和东欧发生了剧变，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在最后一次统一社会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年逾八旬，白发苍苍的维尔纳当着现任党的总书记克伦茨和继任总书记克劳斯·吉西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说过，一旦你走进党的机关，要么你得胃溃疡，要么你毁掉自己，要么你卷入权力之争。只有这三种可能性。经过了这样一场动荡，经历了刚刚发生的剧变，今天我要说：回到机关去，好好工作吧，为变革未来而工作，做个请清白白的社会主义者!我是有这个勇气的，我是乐观的。”
为了弥补《索尼娅的报告》留下的遗憾，维尔纳又找出了该书的原稿，并加写了一个后记，寄往英国出版。1990年，《索尼娅的报告》英文本出版了，像当年在东德一样，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与德国人的反应不同，英国人对泄露桩技术情报更为敏感，它在政界和舆论界引起一片哗然。英国人立即派出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赶赴柏林采访维尔纳。
起初老太太不肯接见，把这些英国记者关在门外，可是这些身负重任的记者凭着职业的韧性，一拥而入，软磨硬泡，弄得老太太毫无办法，只好接受采访。他们还采访了与此案有关的克劳斯·福克斯和于尔根·库钦斯基。英国情报研究专家恰普曼·品切尔，在了解了维尔纳的事迹后，颇为感慨地说：“她得到的那些材料，的确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报，英国人却始终未发现是她干的。维尔纳无疑是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间谍。”
事情反馈回德国，黑森电视台也派出精兵强将去柏林采访了已经年逾九旬的维尔纳，不幸的是，当纪录片《鲁特·维尔纳的秘密生涯》在电视台播映的时候，维尔纳已经安然去世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老太太辞世之前，刚好收到了中文版的《索尼娅的报告》，她躺在病榻上怀着欣慰的心情，向前来探视的朋友展示这本印成方块字的作品。
据她女儿说：她去世前，一位俄罗斯驻德使馆年轻武官，登门拜访了维尔纳，通知她俄罗斯政府准备授予她“友谊勋章”，以表彰她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告别时，那位武官吻着她的手说：“我太崇拜您了!”年轻人走后，她对女儿说：“值了，这个年轻人的这句话，比一百枚勋章还有价值!”
维尔纳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罗伯特·库钦斯基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善于运用统计学知识揭示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披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活动。她的母亲是英国人，画家。她的大哥于尔根·库钦斯基则是德国20世纪文化界的一个奇才，主要著作有40卷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10卷本的《社会学史研究》和5卷本的《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史》。
成为共产国际的情报员
维尔纳中学时代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9岁加入德国共产党。1930年，她的丈夫汉布尔格被聘为上海英租界市政建设工程师。于是，时年23岁的她也跟随丈夫来到了中国。
不久，一个朋友介绍她认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她又通过她认识了佐尔格，并很快就成为了“佐尔格小组”的一名成员。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家，一直是著名的“佐尔格小组”的一个固定活动据点。
维尔纳在上海期间，还和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鲁迅跟妻子许广平，还有一岁的儿子周海婴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十分简朴。有一次，维尔纳送给周海婴一只带轮子的木鸭子，鲁迅非常感动，一再说，这是多么漂亮的礼物啊。
这件事让鲁迅看到了维尔纳善良、仁爱的一面，她热爱中国人民，非常喜欢中国孩子，和鲁迅走得近，和周海婴走得更近，经常和周海婴在一起玩得忘乎所以。或许在此时，她才能忘掉其情报员的身份和生死线上的风险。
另外，鲁迅当年曾经要出版珂勒惠支的版画，就托维尔纳在德国帮他收集一些资料。在《鲁迅日记》中，有四处提到他和一位来自德国的名叫“汉堡嘉夫人”的交往，而这位“汉堡嘉夫人”就是维尔纳。
1933年，佐尔格奉调返回了莫斯科，维尔纳随后也奉调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接待她的苏联军官都称她为“索尼娅”，开始她还很纳闷儿，后来才弄明白，这是佐尔格为她取的一个假名。
1934年夏天，维尔纳与她的同学恩斯特一道被派往沈阳，一方面搜集日本人的在华活动情报，一方面协助东北抗日组织从事秘密工作。
维尔纳在沈阳时，租住在张学良一位情妇住过的别墅的配楼里，她的公开身份是一家外国书店的代销商。她的主要工作除定期向苏联发送情报之外，还要帮助中国同志与苏联沟通，以外国A的身份作掩护，帮助他们购买一些制造炸药的原材料。1935年夏天，日本人在丹东一位中国同志家里搜出了炸药，维尔纳得到消息后，及时撤往了北平，这才躲过一劫。
解放后人们从日伪档案中发现，日本人在追查上线时，已经盯上了维尔纳。她在北平期间，适逢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即佐尔格的继任者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和审讯。为了避免再被牵涉进去潍尔纳奉命返回了莫斯科。
她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在离开中国后，维尔纳先后被派往波兰、瑞士从事情报工作。在沈阳时，她就怀上了恩斯特的孩子，由于工作调动必须与恩斯特分手，她的丈夫和恩斯特都劝她流产，她却坚持认为多一个孩子就多一层掩护。一年后她在波兰生下了女儿雅尼娜。这时，她在上海生的儿子米沙已经六岁。汉布尔格先生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掩护她的工作，直到1939年，他们才在瑞士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时，维尔纳的德国护照已经失效，有被瑞士当局遣送回德国的危险，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她须与一位来自英国的同志办理假结婚手续，以便日后转去英国工作。就这样，她又与参加过西班牙反对佛朗哥战争的英国同志伦·毕尔顿办理了假结婚手续。不过，他们很快就弄假成真了。
维尔纳在瑞士工作了两年多，1940年底，她离开了瑞士，途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于1941年初抵达了利物浦，后在牛津的乡下定居下来。她组装了新的发报机，并逐渐建立自己的情报网。
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就是与流亡到英国的德国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一些资料情报提供给苏联。她做的这件事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马功劳。由于她在隐蔽战线上做出的杰出贡献，曾两次荣获苏联红军情报局颁发的“红旗勋章”。
克劳斯·福克斯的父亲埃米尔·福克斯是一个神甫，也是第一个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宗教界人士。克劳斯是在1932年加入的德国共产党，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流亡到英国，并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学业，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1945年7月他参与了美国的“曼哈顿项目”，即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他很清楚原子弹的诞生意味着什么，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决心把有关技术情报泄漏给苏联。但他不知道通向苏联的渠道。不久，他找到了德国流亡组织的领导人，也就是维尔纳的大哥于尔根·库钦斯基，他又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妹妹维尔纳。两人一拍即合，两年多的合作，十分默契。维尔纳的工作受到了苏联红军情报局长的表扬，他说：“假如我们在英国有五个索尼娅，战争早就结束了。”
最令人惊叹的是，维尔纳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这使她在二战以后，得以大摇大摆地返回德国。
40年后，一位英国资深反间谍专家，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懊悔不迭：这样一桩大案，居然从他的手里漏掉了。但福克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一个同事向英国官方揭露了他泄露核机密的活动，1950年3月1日，他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判处14年徒刑，直到1955年被特赦，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一本书惊动了德共中央政治局
维尔纳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德共中央汇报了自己近20年在国外的经历。但她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她在国外做的事情，当时尚属机密。德共中央干部局局长维利·克灵建议她直接去找负责审查干部的赫尔曼·马特恩。
可是维尔纳在见到马特恩后，才说了没几句，马特恩便打断了她：“丫头，不说了，你的审干报告也不用再写了。”他显然已意识到这个女人干过的那些事情，是他不便于知道的。就这样，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总认为她有20年的“空白”没有向组织交代，于是，这些人一有机会就要给她小鞋穿。这个为战胜法西斯贡献了20年青春的女人，忍受不了这种刁难，50岁时，就干脆辞掉了公职，以鲁特·维尔纳为笔名，开始了她的作家生涯。 有趣的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描写的是一个德国姑娘来到中国，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作为一名报务员，克服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的差异，在战斗中与中国战士恋爱结婚的故事。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性，扉页的题词是：“献给为我们的美好事业而斗争并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国同志。”后来，她还以自己与恩斯特在中国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而她那部描写反法西斯女战士的传记小说《奥尔迦·贝纳里奥》，更是苏联的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德共中央号召老革命家撰写回忆录。维尔纳的一位老朋友，当时国家安全部对外宣传局局长马尔库斯·沃尔夫，动员她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作为向国家安全部成立20周年(1970年)的献礼。但书稿完成后，国安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却不同意发表。维尔纳几乎彻底失望了，她意识到书中所涉及的机密，目前尚不便于公开。
后来，还是她的大哥于尔根·库钦斯基和《统一》杂志的主编，为她打通了直接面见德共总书记昂纳克的门路。她来到昂纳克的秘书室，一位秘书悄悄地对她说：“你的事情有门儿了”，没想到她一进办公室，昂纳克便十分轻松地说：“丫头，你的书可以出版了，我读了前半部，没发现什么问题。”维尔纳却没那么轻松，她直言不讳地告诉昂纳克，后半部分涉及她与福克斯向苏联提供核机密的问题。昂纳克一听，顿时语塞，尴尬地说：我抽空再看看，一周后告诉你结果。
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专为这部书稿召开了一次会议，显然还征求了苏共中央的意见。后来昂纳克通知维尔纳，书可以出版，但要删掉那些机密部分，还加了一句“这是政治局的决议”。
维尔纳的这本书终于在1977年出版了，名叫《索尼娅的报告》。从书名就可以看出，维尔纳这是在做着她本应在20年前就做完的事情——向党组织汇报自己流亡期间的经历，填补上那20年的“空白”。
这本书一问世，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从前人们邀请她出席作品朗诵会，只把她视为一位受欢迎的作家，现在人们才知道，她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作家，还是一位历经磨难的老革命，一位从九死一生中闯过来的女英雄。
一波又一波的“索尼娅热”
《索尼娅的报告》出版以后，轰动了读书界，各种名目的奖项接二连三地向维尔纳“袭来”。对此她非但不感到荣耀，反而产生了厌恶的情绪，她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可做过头，奖掖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做过了头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这就是她的性格，面对荣誉，她的言行反倒越来越谨慎。
每一次作品朗诵会，面对读者和听众的掌声，她总是禁不住扪心自问：我是否欺骗了他们。因为在她看来，过去做过的事情不论今天看来如何惊心动魄，但那都是她心甘情愿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今天未必理应受到人们的喝彩与推崇。更令她心情不安的是，这本书并未完全真实地反映她的经历和感受，这始终是她一块心病。有时，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个骗子。
1989年秋天，苏联和东欧发生了剧变，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在最后一次统一社会党组织的群众大会上，年逾八旬，白发苍苍的维尔纳当着现任党的总书记克伦茨和继任总书记克劳斯·吉西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说过，一旦你走进党的机关，要么你得胃溃疡，要么你毁掉自己，要么你卷入权力之争。只有这三种可能性。经过了这样一场动荡，经历了刚刚发生的剧变，今天我要说：回到机关去，好好工作吧，为变革未来而工作，做个请清白白的社会主义者!我是有这个勇气的，我是乐观的。”
为了弥补《索尼娅的报告》留下的遗憾，维尔纳又找出了该书的原稿，并加写了一个后记，寄往英国出版。1990年，《索尼娅的报告》英文本出版了，像当年在东德一样，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与德国人的反应不同，英国人对泄露桩技术情报更为敏感，它在政界和舆论界引起一片哗然。英国人立即派出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赶赴柏林采访维尔纳。
起初老太太不肯接见，把这些英国记者关在门外，可是这些身负重任的记者凭着职业的韧性，一拥而入，软磨硬泡，弄得老太太毫无办法，只好接受采访。他们还采访了与此案有关的克劳斯·福克斯和于尔根·库钦斯基。英国情报研究专家恰普曼·品切尔，在了解了维尔纳的事迹后，颇为感慨地说：“她得到的那些材料，的确都是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报，英国人却始终未发现是她干的。维尔纳无疑是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间谍。”
事情反馈回德国，黑森电视台也派出精兵强将去柏林采访了已经年逾九旬的维尔纳，不幸的是，当纪录片《鲁特·维尔纳的秘密生涯》在电视台播映的时候，维尔纳已经安然去世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老太太辞世之前，刚好收到了中文版的《索尼娅的报告》，她躺在病榻上怀着欣慰的心情，向前来探视的朋友展示这本印成方块字的作品。
据她女儿说：她去世前，一位俄罗斯驻德使馆年轻武官，登门拜访了维尔纳，通知她俄罗斯政府准备授予她“友谊勋章”，以表彰她为两国人民的交流所做出的贡献。告别时，那位武官吻着她的手说：“我太崇拜您了!”年轻人走后，她对女儿说：“值了，这个年轻人的这句话，比一百枚勋章还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