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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艺群星璀璨，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实在是太过短暂了。建院初期绽放光芒后，随着“反右”和“文革”风暴的来袭，北京人艺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政治运动的洪流。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被裹挟着向前，身不由己……
老舍：祥子能活到现在吗
解放后，老舍回国，他对国内的政治大局并不熟悉，接到写作任务，觉得既然是党的要求，就应该欣然接受，边学习边创作。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尚未结束，老舍为人艺写了反映该运动的《两面虎》，后改名为《春华秋实》。
当时，他看了很多政策材料，家里还请了个老先生，专门抄文稿。初稿出来后，各方的修改意见纷至沓来，有来自基层的，也有来自“上面”的。《春华秋实》前后写了十二稿，每次都是从头写起，最后定稿时，已经完全没了初稿的样子。采纳的意见太多，剧本像个大杂烩。
老演员蓝天野说，让谁写《春华秋实》都很难，戏都在资本家身上，工人、干部形象很难写。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老舍很快就有作品出来反映。1955年，他写了《青年突击队》，1958年，写了《红大院》，都是配合一时一事，演完了，戏也就完了。
1956年，中国作协收集会员对作协的建议和要求，老舍就写了两句话：“少叫我参加会议与社会活动，允许我下乡数月。”他曾跟A艺老演员李翔发牢骚：“作家是写书的，不要参加这会那会，让我写不了书。”
时间到了1965年，老舍越来越觉得自己跟不上外面轰轰烈烈的形势了，他已经很少去看人艺的反帝戏，人艺也没有再请他写戏。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对演员李翔说：“你说，咱们的祥子能活到现在吗?”老舍要创作《骆驼祥子》的续集，让祥子变成解放军干部，领导车夫闹革命、迎解放。后来算了算，祥子要是活到那个时候，年纪太大，早就干不动了，剧本太不可信。已经写好的两幕戏成了永远没完成的半成品，被老舍扔进废纸篓。
有一次看完意大利歌剧《女理发师》，周恩来留下一些艺术界人士，讨论该剧存在的问题。一个个问过去，别人都不敢说话，只有老舍说了一句：“我反正听不懂。”
文联组织人员下基层，偏偏不理老舍。他回家后带着微笑，但是说话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被从单位拉去陪斗。他和马连良等人一起跪着，看造反派焚烧戏服，并挨了打。“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8月24日清晨，他向小孙女告别，说了声“跟爷爷再见”，便一去不返了。后来有人在太平瑚畔发现了老舍的一只鞋，尸体始终没有捞到。老舍投湖自尽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当时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老舍投湖前不久，曾跟郭沫若和人艺的领导、演员们一起坐船游颐和园，几个人下水游泳，欧阳山尊在一旁劝老舍也下水。老舍说：“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来，上来后又白又胖。”这句无心玩笑，竟一语成谶。“这么大的事，本来大家应该议论纷纷，但没有。”人艺当年冷漠麻木的氛围，让演员英若诚感慨万千。
赵起扬：“好书记”成了一大罪状
1966年开始，北京人艺不搞业务，转而务农搞运动。1月31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焦菊隐的副院长职务，勒令《茶馆》演员揭发焦菊隐在创作上的问题。4月16日“三家村”被批，北京市委宣传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马。
6月18日，北京人艺党委书记赵起扬遭到批判。群众组织宣布夺权，剧院领导一律列为黑帮，北京人艺改名“北京人民文工团”，剧院领导被抄家。“好书记”成了赵起扬的一大罪名，这是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对他的评价，当时周扬已被打倒。早在1955年肃反时，赵起扬就力保过一些历史上有问题的演员“继续演戏，在工作中教育改造”。曹禺评价赵“敢于做出重大决定”，“是个‘顶得住’的人”。但是这次，赵起扬也没能“顶得住”。
曹禺：最大的毛病是听话
剧作家吴祖光曾说：“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万家宝是曹禺本名，他向来礼数周全，哪怕是小字辈去看他，他也会恭敬地送出门。对周恩来，曹禺更要目送汽车远去，还要对着车尾鞠一躬。
造反派对曹禺还比较温和，只让他每天按时上下班，看大字报，写大字报，学习政策，准备交代问题。曹禺每天从铁狮子胡同三号的住宅，胆战心惊赶到首都剧场，见谁也不敢说话。有时造反派还要曹禺按照“两报一刊”的社论，写出自己的表态文章。
“文革”中，剧院搞部队编制，“历史清白”的梁秉堃当了联排班班长，曹禺是班员，他管梁叫“老班长”。写交代材料时，曹禺总过不了关，梁秉堃就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曹禺回家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一天夜里，红卫兵破门而入，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押到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屋里不许开灯，所有人靠墙席地而坐。直到天新渐放亮，曹禺偷偷一看，发现和自己关在一起的有彭真、刘仁等领导，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周恩来听了有关方面报告，赶到关押曹禺的现场，对红卫兵头头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嘛，你们为什么把他抓来?赶快把他放回去!”
欧阳山尊：不敢和邓颖超打招呼
样板戏盛行的年代，欧阳山尊就与话剧无缘了。他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帝苏修的狗洋奴”、“大流氓坏分子”三个“头衔”，被罚站小板凳，关进牛棚。他的学生专门去人艺的牛棚看望他，师生静坐片刻，相顾无言。学生悄悄塞给老师两包好烟，含泪起身离去。
“文革”期间，周恩来再没有到首都剧场看过戏。一次偶然的机会，欧阳山尊遇到邓颖超，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说：“由于我那时尚未‘解放’，不敢和她打招呼，倒是她主动来招呼我，并意味深长地说：‘有一些文艺界的朋友给总理和我写信，我和总理约好了，在这期间，所有给我们的信都只好暂不作复。”’
1971年，人艺恢复运转，改名北京话剧团。江青提倡“救活话剧”，于是重新开始排剧。剧院花了几年时间排《云泉战歌》，歌颂农村干部阶级斗争精神，导演是欧阳山尊和夏淳。主演郑榕说：“那时每出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云泉战歌》就得改台词，主角天天背新词。” 焦菊隐：给《茶馆》加红线和七块钱的骨灰盒
1958年《茶馆》上演，在文艺界引起不小反响。有人说戏宣扬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调子，认为作者有怀旧思想，对没落贵族给予了极大同情。更有甚者，说，这是在影射“公私合营”。
7月10日，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人艺党组扩大会上说：“你们现在偏重艺术方面去建立风格，政治灵魂不在意了……焦菊隐是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生产上我们很先进，比如白薯一亩地产五十万斤，本身就是很大的浪漫主义。唯独艺术上，我们还像乌龟一样在爬。”
不久，《茶馆》停演。欧阳山尊后来回忆说：“1958年开始‘左倾’，越来越厉害，一直到‘文革’。”一次，周恩来到人艺看《红旗飘飘》，散戏后上台和演员台影，突然问身边的于是之：“《茶馆》这个戏，你们为什么不演了呢?”于是之怔住，半天没说话。周恩来说：“那个戏改改还可以演嘛!”后来，人艺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茶馆》的改动方案。
1963年，《茶馆》重排。“反右”时被保护过关的焦菊隐花了很大力气抓“红线”问题，他说：“加的红线都是主要的戏，是为了提高戏的思想性。要搞好红线，才能压住那些表现旧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戏。”
最后《茶馆》加了一条学生反帝反封、反国民党统治的“红线”，全剧结尾改为学生上台贴标语，常四爷张罗送开水。当时扮演常四爷的郑榕说：“这些都是硬贴上去的，和老舍先生的格调极不协调。”
复排演出时，老舍兴致颇高地又看了一遍，但看完后，他不像以往那么爱说话了，对《茶馆》加红线问题也不言语。后来他只淡淡地说：“我对这个情况不熟悉，你们看着办吧。”
1966年“文革”初期，焦菊隐一夜之间被打倒，被扣上了“反动权威”的大帽子，被无休止地批斗，家被多次查抄，多年保存的书籍文物大量流失，而批斗也在不断地升级，被囚禁在北京人艺北四楼排演场“大牛棚”里。
1972年，焦菊隐被允许观看了《云泉战歌》联排。看完戏后，有人征求意见，焦菊隐直言不讳：“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打二十分。”
很快，剧团临时党委决定，把焦菊隐作为“靶子”开展批判，成立专案组。1974年，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菊隐又被点名批判，并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剧目为纲”和“重用牛鬼蛇神”是他的两大罪状。他悲愤地对友人说：“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导演了!”
焦菊隐被抄家后，独自住在剧院大楼背后一间常年不见天日的小屋里，靠近公厕，阴暗潮湿。一次他因胸部疼痛住进医院，经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他对女儿说，自己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可惜都是交代材料，现在只想把自己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写下，留给后人。
1975年2月28日，身心备受折磨的焦菊隐，没来得及留下只字片语便郁郁而终。此时，老舍已去世九年。焦菊隐死时，军宣队队长宣布：只能给他买最便宜的、七块钱的骨灰盒。
1976年“文革”结束后，坚冰开始融化。1978年，北京人艺恢复本名。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谱》是最重要的大戏。6月6日，人艺第一台复排大戏《蔡文姬》开始售票，每人限购四张，购票的人潮势不可挡，一度挤塌了首都剧场的南墙。人们都在热情期待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老舍：祥子能活到现在吗
解放后，老舍回国，他对国内的政治大局并不熟悉，接到写作任务，觉得既然是党的要求，就应该欣然接受，边学习边创作。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尚未结束，老舍为人艺写了反映该运动的《两面虎》，后改名为《春华秋实》。
当时，他看了很多政策材料，家里还请了个老先生，专门抄文稿。初稿出来后，各方的修改意见纷至沓来，有来自基层的，也有来自“上面”的。《春华秋实》前后写了十二稿，每次都是从头写起，最后定稿时，已经完全没了初稿的样子。采纳的意见太多，剧本像个大杂烩。
老演员蓝天野说，让谁写《春华秋实》都很难，戏都在资本家身上，工人、干部形象很难写。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老舍很快就有作品出来反映。1955年，他写了《青年突击队》，1958年，写了《红大院》，都是配合一时一事，演完了，戏也就完了。
1956年，中国作协收集会员对作协的建议和要求，老舍就写了两句话：“少叫我参加会议与社会活动，允许我下乡数月。”他曾跟A艺老演员李翔发牢骚：“作家是写书的，不要参加这会那会，让我写不了书。”
时间到了1965年，老舍越来越觉得自己跟不上外面轰轰烈烈的形势了，他已经很少去看人艺的反帝戏，人艺也没有再请他写戏。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对演员李翔说：“你说，咱们的祥子能活到现在吗?”老舍要创作《骆驼祥子》的续集，让祥子变成解放军干部，领导车夫闹革命、迎解放。后来算了算，祥子要是活到那个时候，年纪太大，早就干不动了，剧本太不可信。已经写好的两幕戏成了永远没完成的半成品，被老舍扔进废纸篓。
有一次看完意大利歌剧《女理发师》，周恩来留下一些艺术界人士，讨论该剧存在的问题。一个个问过去，别人都不敢说话，只有老舍说了一句：“我反正听不懂。”
文联组织人员下基层，偏偏不理老舍。他回家后带着微笑，但是说话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被从单位拉去陪斗。他和马连良等人一起跪着，看造反派焚烧戏服，并挨了打。“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8月24日清晨，他向小孙女告别，说了声“跟爷爷再见”，便一去不返了。后来有人在太平瑚畔发现了老舍的一只鞋，尸体始终没有捞到。老舍投湖自尽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当时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老舍投湖前不久，曾跟郭沫若和人艺的领导、演员们一起坐船游颐和园，几个人下水游泳，欧阳山尊在一旁劝老舍也下水。老舍说：“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来，上来后又白又胖。”这句无心玩笑，竟一语成谶。“这么大的事，本来大家应该议论纷纷，但没有。”人艺当年冷漠麻木的氛围，让演员英若诚感慨万千。
赵起扬：“好书记”成了一大罪状
1966年开始，北京人艺不搞业务，转而务农搞运动。1月31日，北京市委决定撤销焦菊隐的副院长职务，勒令《茶馆》演员揭发焦菊隐在创作上的问题。4月16日“三家村”被批，北京市委宣传部指示，“批焦”的工作立即上马。
6月18日，北京人艺党委书记赵起扬遭到批判。群众组织宣布夺权，剧院领导一律列为黑帮，北京人艺改名“北京人民文工团”，剧院领导被抄家。“好书记”成了赵起扬的一大罪名，这是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对他的评价，当时周扬已被打倒。早在1955年肃反时，赵起扬就力保过一些历史上有问题的演员“继续演戏，在工作中教育改造”。曹禺评价赵“敢于做出重大决定”，“是个‘顶得住’的人”。但是这次，赵起扬也没能“顶得住”。
曹禺：最大的毛病是听话
剧作家吴祖光曾说：“万家宝的最大毛病就是听话。”万家宝是曹禺本名，他向来礼数周全，哪怕是小字辈去看他，他也会恭敬地送出门。对周恩来，曹禺更要目送汽车远去，还要对着车尾鞠一躬。
造反派对曹禺还比较温和，只让他每天按时上下班，看大字报，写大字报，学习政策，准备交代问题。曹禺每天从铁狮子胡同三号的住宅，胆战心惊赶到首都剧场，见谁也不敢说话。有时造反派还要曹禺按照“两报一刊”的社论，写出自己的表态文章。
“文革”中，剧院搞部队编制，“历史清白”的梁秉堃当了联排班班长，曹禺是班员，他管梁叫“老班长”。写交代材料时，曹禺总过不了关，梁秉堃就帮他写，从《红旗》杂志上抄口号，把自己骂得不是人。曹禺回家难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一天夜里，红卫兵破门而入，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押到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屋里不许开灯，所有人靠墙席地而坐。直到天新渐放亮，曹禺偷偷一看，发现和自己关在一起的有彭真、刘仁等领导，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周恩来听了有关方面报告，赶到关押曹禺的现场，对红卫兵头头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嘛，你们为什么把他抓来?赶快把他放回去!”
欧阳山尊：不敢和邓颖超打招呼
样板戏盛行的年代，欧阳山尊就与话剧无缘了。他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帝苏修的狗洋奴”、“大流氓坏分子”三个“头衔”，被罚站小板凳，关进牛棚。他的学生专门去人艺的牛棚看望他，师生静坐片刻，相顾无言。学生悄悄塞给老师两包好烟，含泪起身离去。
“文革”期间，周恩来再没有到首都剧场看过戏。一次偶然的机会，欧阳山尊遇到邓颖超，他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说：“由于我那时尚未‘解放’，不敢和她打招呼，倒是她主动来招呼我，并意味深长地说：‘有一些文艺界的朋友给总理和我写信，我和总理约好了，在这期间，所有给我们的信都只好暂不作复。”’
1971年，人艺恢复运转，改名北京话剧团。江青提倡“救活话剧”，于是重新开始排剧。剧院花了几年时间排《云泉战歌》，歌颂农村干部阶级斗争精神，导演是欧阳山尊和夏淳。主演郑榕说：“那时每出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云泉战歌》就得改台词，主角天天背新词。” 焦菊隐：给《茶馆》加红线和七块钱的骨灰盒
1958年《茶馆》上演，在文艺界引起不小反响。有人说戏宣扬了“一代不如一代”、“今不如昔”的调子，认为作者有怀旧思想，对没落贵族给予了极大同情。更有甚者，说，这是在影射“公私合营”。
7月10日，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在人艺党组扩大会上说：“你们现在偏重艺术方面去建立风格，政治灵魂不在意了……焦菊隐是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生产上我们很先进，比如白薯一亩地产五十万斤，本身就是很大的浪漫主义。唯独艺术上，我们还像乌龟一样在爬。”
不久，《茶馆》停演。欧阳山尊后来回忆说：“1958年开始‘左倾’，越来越厉害，一直到‘文革’。”一次，周恩来到人艺看《红旗飘飘》，散戏后上台和演员台影，突然问身边的于是之：“《茶馆》这个戏，你们为什么不演了呢?”于是之怔住，半天没说话。周恩来说：“那个戏改改还可以演嘛!”后来，人艺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茶馆》的改动方案。
1963年，《茶馆》重排。“反右”时被保护过关的焦菊隐花了很大力气抓“红线”问题，他说：“加的红线都是主要的戏，是为了提高戏的思想性。要搞好红线，才能压住那些表现旧的、要否定的生活的戏。”
最后《茶馆》加了一条学生反帝反封、反国民党统治的“红线”，全剧结尾改为学生上台贴标语，常四爷张罗送开水。当时扮演常四爷的郑榕说：“这些都是硬贴上去的，和老舍先生的格调极不协调。”
复排演出时，老舍兴致颇高地又看了一遍，但看完后，他不像以往那么爱说话了，对《茶馆》加红线问题也不言语。后来他只淡淡地说：“我对这个情况不熟悉，你们看着办吧。”
1966年“文革”初期，焦菊隐一夜之间被打倒，被扣上了“反动权威”的大帽子，被无休止地批斗，家被多次查抄，多年保存的书籍文物大量流失，而批斗也在不断地升级，被囚禁在北京人艺北四楼排演场“大牛棚”里。
1972年，焦菊隐被允许观看了《云泉战歌》联排。看完戏后，有人征求意见，焦菊隐直言不讳：“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打二十分。”
很快，剧团临时党委决定，把焦菊隐作为“靶子”开展批判，成立专案组。1974年，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菊隐又被点名批判，并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剧目为纲”和“重用牛鬼蛇神”是他的两大罪状。他悲愤地对友人说：“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再也不能做导演了!”
焦菊隐被抄家后，独自住在剧院大楼背后一间常年不见天日的小屋里，靠近公厕，阴暗潮湿。一次他因胸部疼痛住进医院，经检查确诊为肺癌晚期。他对女儿说，自己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可惜都是交代材料，现在只想把自己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写下，留给后人。
1975年2月28日，身心备受折磨的焦菊隐，没来得及留下只字片语便郁郁而终。此时，老舍已去世九年。焦菊隐死时，军宣队队长宣布：只能给他买最便宜的、七块钱的骨灰盒。
1976年“文革”结束后，坚冰开始融化。1978年，北京人艺恢复本名。这一年，于是之主演的《丹心谱》是最重要的大戏。6月6日，人艺第一台复排大戏《蔡文姬》开始售票，每人限购四张，购票的人潮势不可挡，一度挤塌了首都剧场的南墙。人们都在热情期待一个新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