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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跟你说一件好玩的事，昨天翻开一本旧书《中国女性作家婚恋小说选》，上面有我写的这样一则题识：“一九八八年，编《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辑》一部，写长篇导言一篇，为一年工作的重点，爰于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购此书结一年之局，以为纪念。舒芜于碧空楼。”还郑重其事地盖了“舒芜藏书”的章。
乙：不错，寥寥几句，颇有洋洋自得的味道，也有国内八十年代思想一度活跃的背景。
甲：好玩的是很对不起这个纪念品，实在久已把它忘了，前日偶然重见，打开来看了才回想起来。我这上面写的是“知堂妇女论类辑”，后来书上印的是“类抄”，因为考虑到所收文章都是整篇全文，没有删节，怕“类辑”之名会被误会为片段摘录，这一字之差也足见多方斟酌的用心。
乙：那为什么忘了呢？选得不怎么样吧？
甲：不。选得相当好。选者朱卫国很有眼光，选了三十一位女作家的三十六篇中短篇小说，从冰心、冯沅君，经过丁玲、萧红、张爱玲，经过张洁、王安忆，直到李昂的《杀夫》，包罗了中国新文学史上女性作家婚恋小说的全部精华，几乎不能增减一篇。加上书末附录李以建论文《女性的追寻：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概观》的精当分析，“五四”以来中国女性的命运和中国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看法，也是一种“女性的发现”过程，全都清清楚楚。
乙：真是的。从凌叔华的《绣枕》到李昂的《杀夫》，从高门巨族的闺秀到杀猪仔的女人，女性的悲剧放到最贫穷最饥饿最耻辱每天每天接受性虐杀的底线上来展开，真是血肉淋漓，惊心动魄。李昂的这一声绝叫真是最强音，可以说是后无来者了。
甲：可不是？李昂以后，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进入这个行列的女作家的作品，我不知道，模模糊糊的印象只有什么“宝贝”，什么“下半身写作”之类。
乙：正要问你对“宝贝”之类怎么看。
甲：我没有看过，也不想看。
乙：我要问的是，女性解放到了“下半身写作”的程度，你不会没有看法吧？
甲：当然有看法，有困惑。大家讲女性解放，本来的目标不是这样，但是，实际是不以我们的愿望为转移的，它就到了这样程度，你怎么办？难道退回去？我一直在困惑。
乙：是不是换个思路：女性解放，特别是性解放，本来就是要求女性的性生活能够完全自由自主，不受任何外力的胁迫，只要不伤害他人，怎么都行，并不涉及审美上道德上的评价。我们对于解放了的女性的某些性主张和性行为， 可以在审美上不喜欢，可以在道德上贬斥，但是不能在人权上否定。
甲：李银河一直提倡“别人有权做你不喜欢的事”，其实也就是“我坚决反对你的主张，坚决拥护你提出这个主张的权利”。从民主思想上讲，这当然是对的。
乙：谁说过：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毛病少的制度。不是一民主，大家立刻成了最高尚最完美的人。制度不过是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人与人高低不一，但权利平等，不能因为谁的素质低些就不在保障之内。解放也是一样，不能因为谁的素质低些就不在解放之列。在民主制度下，在得到解放的情况下，各人做出来的事必然是高低美丑大不一样的，怎么能希望立刻“六亿神州尽舜尧”呢？
甲：我们过去是太理想化了。好像一民主，一解放，立刻“六亿神州尽舜尧”，看到还有不如意的事就困惑不解。例如议会里面议员扔墨水瓶，动手打架，过去我们说这是资产阶级虚伪民主的表现，现在不那么说了，向往民主的人还是不免困惑不解：难道民主就是这样么？
乙：应该正面回答：是的，这就是民主。当然不是制度里面的好现象，但这个制度仍通过各种好好坏坏的现象在那里运行。顾准已经研究过，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古希腊的小城邦，代议制还是最合理的制度。
甲：记得梁启超宣传代议制度时说，有人问，官僚政客为人诟病，由于他们的奔走钻营，能保证议员不奔走钻营么？答复是，一样会奔走钻营，不过官僚政客是向上面“层峰”奔走钻营，议员是向下面选民奔走钻营，只要制度保证真是民选决定的，这就大不相同。回过来说女性解放的问题，过去女性受胁迫而堕落，现在“宝贝”们自主地运用“下半身”，也就大不相同。你意思是不是这样？
乙：大概是这样。我是常常听到“今不如昔”“人心不古”之类的叹息，恨不得追回五六十年代的“良风美俗”，我实在不免忧心忡忡。中国女性解放程度不平衡，已经有一部分先得到解放，广大妇女还在深重苦难之中，怎么能因为部分先解放的女性中出现某些不理想的情况就要开倒车呢？五六十年代里，就是大城市里的女学生，动辄就是“作风问题”的帽子，“破鞋”的辱骂，难道今天应该追回那样的“良风美俗”吗？
甲：那就不仅是这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好多新出现的负面现象，都应该做如是观，无论如何都不能开倒车。我自己就时时难免有开倒车之想，恐怕我的思维方式有个问题，就是总想有个完满的极境止境，“全或无”，到不了就悲观起来。恐怕必须承认“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的真理，承认极境止境本来就是没有的，那就能够在永恒的不理想状况之中看到永恒的日近于理想的过程，或者反过来说在永恒的日近于理想的过程之中看到永恒的不理想状况，既满意现状，又不满现状，无所用其悲观。是不是？
乙：对了。既满意现状，又不满现状；社会进步需要肯定，社会批判也永远不可少。哪一方面也不可忽略。
甲：李银河只强调“别人有权做你不喜欢的事”，没有强调你也有权批评你不喜欢的事，是个缺憾。不，还不只是有权，而且有义务。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有使命感，担当起社会批判的任务。既然不是一民主一解放就到了极境止境，就不能没有社会批判。谁担当这个使命呢？自然只有公共知识分子。
乙：不错，民主与解放之后必然会出现的各种负面现象，永远会有，永远需要批判。既要维护“宝贝”们的权利，也要批评她们丧失女性的尊严，二者不可偏废，不可偏重。
甲：鲁迅一生就是把自己定位为社会批判者，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讲演里就强调文艺家总是不满现状，他说：“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好笑的是，有些人怪鲁迅只说不应该如何，没有指出应该如何。真是好笑。一个社会批判者的责任本来就是批判，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攻击时弊”，某些时弊攻击掉了，又有新的时弊要攻击了，无有已时。所以他真诚地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他在《热风》题记里说：“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他不在乎什么文艺的永久性，什么伟大作品，结果倒反而有了伟大的不朽的永久价值。
乙：因为他对时弊的攻击，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挖掘到最内层，不是一朝一夕便会消亡，所以他的攻击文字有长久生命。
甲：当然我们也无庸讳言，今天不少青少年看不懂鲁迅，对他当时的目标和背景太隔膜，我以为这不全是坏事，也反映出过去某些黑暗今天已经太遥远了，这不正是鲁迅所希望的吗？
乙：如果表面上遥远，根子还在，甚至已经改头换面存在着呢？不说天下国家大事，单说小事：《阿Q正传》里描写得那么完整的未庄文化，看似滑稽荒唐，其实是血淋淋的，有没有改头换面地存在于今天我们身边呢？
甲：那就是社会批判者的新的课题了。
乙：回过去说女性解放到“下半身写作”，你能保证那不是旧黑暗的某种改头换面吗？
甲：我当然不能保证，这就要看有没有新的社会批判者来指点了。
乙：哈哈，到底不能包医百病，是不是？
甲：本来我也没挂“包医百病”的招牌呀。还是说我旧藏的这本《中国女性作家婚恋小说选》，我真希望大家都能看看：此书是作家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已是十九年前，六百三十六千字，八百一十一页，这么厚厚重重的一本书，定价竟然只是六元，如果今天该是多少倍，单这一点，便使人不胜今昔之感。
二○○七年七月十八日于北京
乙：不错，寥寥几句，颇有洋洋自得的味道，也有国内八十年代思想一度活跃的背景。
甲：好玩的是很对不起这个纪念品，实在久已把它忘了，前日偶然重见，打开来看了才回想起来。我这上面写的是“知堂妇女论类辑”，后来书上印的是“类抄”，因为考虑到所收文章都是整篇全文，没有删节，怕“类辑”之名会被误会为片段摘录，这一字之差也足见多方斟酌的用心。
乙：那为什么忘了呢？选得不怎么样吧？
甲：不。选得相当好。选者朱卫国很有眼光，选了三十一位女作家的三十六篇中短篇小说，从冰心、冯沅君，经过丁玲、萧红、张爱玲，经过张洁、王安忆，直到李昂的《杀夫》，包罗了中国新文学史上女性作家婚恋小说的全部精华，几乎不能增减一篇。加上书末附录李以建论文《女性的追寻：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概观》的精当分析，“五四”以来中国女性的命运和中国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看法，也是一种“女性的发现”过程，全都清清楚楚。
乙：真是的。从凌叔华的《绣枕》到李昂的《杀夫》，从高门巨族的闺秀到杀猪仔的女人，女性的悲剧放到最贫穷最饥饿最耻辱每天每天接受性虐杀的底线上来展开，真是血肉淋漓，惊心动魄。李昂的这一声绝叫真是最强音，可以说是后无来者了。
甲：可不是？李昂以后，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进入这个行列的女作家的作品，我不知道，模模糊糊的印象只有什么“宝贝”，什么“下半身写作”之类。
乙：正要问你对“宝贝”之类怎么看。
甲：我没有看过，也不想看。
乙：我要问的是，女性解放到了“下半身写作”的程度，你不会没有看法吧？
甲：当然有看法，有困惑。大家讲女性解放，本来的目标不是这样，但是，实际是不以我们的愿望为转移的，它就到了这样程度，你怎么办？难道退回去？我一直在困惑。
乙：是不是换个思路：女性解放，特别是性解放，本来就是要求女性的性生活能够完全自由自主，不受任何外力的胁迫，只要不伤害他人，怎么都行，并不涉及审美上道德上的评价。我们对于解放了的女性的某些性主张和性行为， 可以在审美上不喜欢，可以在道德上贬斥，但是不能在人权上否定。
甲：李银河一直提倡“别人有权做你不喜欢的事”，其实也就是“我坚决反对你的主张，坚决拥护你提出这个主张的权利”。从民主思想上讲，这当然是对的。
乙：谁说过：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毛病少的制度。不是一民主，大家立刻成了最高尚最完美的人。制度不过是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人与人高低不一，但权利平等，不能因为谁的素质低些就不在保障之内。解放也是一样，不能因为谁的素质低些就不在解放之列。在民主制度下，在得到解放的情况下，各人做出来的事必然是高低美丑大不一样的，怎么能希望立刻“六亿神州尽舜尧”呢？
甲：我们过去是太理想化了。好像一民主，一解放，立刻“六亿神州尽舜尧”，看到还有不如意的事就困惑不解。例如议会里面议员扔墨水瓶，动手打架，过去我们说这是资产阶级虚伪民主的表现，现在不那么说了，向往民主的人还是不免困惑不解：难道民主就是这样么？
乙：应该正面回答：是的，这就是民主。当然不是制度里面的好现象，但这个制度仍通过各种好好坏坏的现象在那里运行。顾准已经研究过，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古希腊的小城邦，代议制还是最合理的制度。
甲：记得梁启超宣传代议制度时说，有人问，官僚政客为人诟病，由于他们的奔走钻营，能保证议员不奔走钻营么？答复是，一样会奔走钻营，不过官僚政客是向上面“层峰”奔走钻营，议员是向下面选民奔走钻营，只要制度保证真是民选决定的，这就大不相同。回过来说女性解放的问题，过去女性受胁迫而堕落，现在“宝贝”们自主地运用“下半身”，也就大不相同。你意思是不是这样？
乙：大概是这样。我是常常听到“今不如昔”“人心不古”之类的叹息，恨不得追回五六十年代的“良风美俗”，我实在不免忧心忡忡。中国女性解放程度不平衡，已经有一部分先得到解放，广大妇女还在深重苦难之中，怎么能因为部分先解放的女性中出现某些不理想的情况就要开倒车呢？五六十年代里，就是大城市里的女学生，动辄就是“作风问题”的帽子，“破鞋”的辱骂，难道今天应该追回那样的“良风美俗”吗？
甲：那就不仅是这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好多新出现的负面现象，都应该做如是观，无论如何都不能开倒车。我自己就时时难免有开倒车之想，恐怕我的思维方式有个问题，就是总想有个完满的极境止境，“全或无”，到不了就悲观起来。恐怕必须承认“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的真理，承认极境止境本来就是没有的，那就能够在永恒的不理想状况之中看到永恒的日近于理想的过程，或者反过来说在永恒的日近于理想的过程之中看到永恒的不理想状况，既满意现状，又不满现状，无所用其悲观。是不是？
乙：对了。既满意现状，又不满现状；社会进步需要肯定，社会批判也永远不可少。哪一方面也不可忽略。
甲：李银河只强调“别人有权做你不喜欢的事”，没有强调你也有权批评你不喜欢的事，是个缺憾。不，还不只是有权，而且有义务。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有使命感，担当起社会批判的任务。既然不是一民主一解放就到了极境止境，就不能没有社会批判。谁担当这个使命呢？自然只有公共知识分子。
乙：不错，民主与解放之后必然会出现的各种负面现象，永远会有，永远需要批判。既要维护“宝贝”们的权利，也要批评她们丧失女性的尊严，二者不可偏废，不可偏重。
甲：鲁迅一生就是把自己定位为社会批判者，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讲演里就强调文艺家总是不满现状，他说：“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好笑的是，有些人怪鲁迅只说不应该如何，没有指出应该如何。真是好笑。一个社会批判者的责任本来就是批判，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攻击时弊”，某些时弊攻击掉了，又有新的时弊要攻击了，无有已时。所以他真诚地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他在《热风》题记里说：“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他不在乎什么文艺的永久性，什么伟大作品，结果倒反而有了伟大的不朽的永久价值。
乙：因为他对时弊的攻击，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挖掘到最内层，不是一朝一夕便会消亡，所以他的攻击文字有长久生命。
甲：当然我们也无庸讳言，今天不少青少年看不懂鲁迅，对他当时的目标和背景太隔膜，我以为这不全是坏事，也反映出过去某些黑暗今天已经太遥远了，这不正是鲁迅所希望的吗？
乙：如果表面上遥远，根子还在，甚至已经改头换面存在着呢？不说天下国家大事，单说小事：《阿Q正传》里描写得那么完整的未庄文化，看似滑稽荒唐，其实是血淋淋的，有没有改头换面地存在于今天我们身边呢？
甲：那就是社会批判者的新的课题了。
乙：回过去说女性解放到“下半身写作”，你能保证那不是旧黑暗的某种改头换面吗？
甲：我当然不能保证，这就要看有没有新的社会批判者来指点了。
乙：哈哈，到底不能包医百病，是不是？
甲：本来我也没挂“包医百病”的招牌呀。还是说我旧藏的这本《中国女性作家婚恋小说选》，我真希望大家都能看看：此书是作家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已是十九年前，六百三十六千字，八百一十一页，这么厚厚重重的一本书，定价竟然只是六元，如果今天该是多少倍，单这一点，便使人不胜今昔之感。
二○○七年七月十八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