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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裸露又无助。”这是《中国周刊》文章《失独者笛妈》中笛妈的告白。
这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心声，也是无数失独家庭的感受。
4月20日下午，由《中国周刊》杂志社与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共同举办的“世说·公益沙龙”首期活动，在北京雨枫书馆举办。
红枫中心创始人王行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网成，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律师张伟伟与《中国周刊》总编辑助理李佳蔚，与台下听众共同探讨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的“失独家庭”现象。参与者中，既有失独母亲，也有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和学习社会学的高校学生。
·解读·
“中国式”失独者
“请问在座的有谁是失独者？我敢站出来说，我就是。”
讨论开始不久，去年刚刚失去22岁独子的一位母亲站了起来。她抑制着情绪讲述了一遍那个已含泪说过数次的故事——儿子患绝症四年，丈夫辞职悉心照顾，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儿子离世后，她和丈夫一度陷入了抑郁，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而根据她的实地打听，仅在他们社区，这样的失独家庭就有3个。这位母亲至今不愿注销儿子的户籍，因为这样才能感到儿子“永远活着”。现场读者静静聆听，不少人眼含泪光。
失独者，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大多50岁以上，很难再生养孩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开始出现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这些家庭的父母现在大都步入中老年，将孩子视为“唯一的希望”和生活的全部追求，一旦失去，就觉得“天崩地裂”。
据媒体报道，在中国，失独家庭每年以7.6万的速度增长，未来我国将有1000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而他们目前大多数仍然在“独自”承受失独之痛，独自面对无人养老、生活缺乏照料和难以言说的精神痛苦等比“老无所养”更痛的处境。
红枫中心创始人王行娟曾对中外“失独者”进行对比研究，她发现，中国父母的哀伤程度和哀痛的持续时间都更为严重和持久。因为除了“失独”本身，他们还要承受更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有几种心理，一种是觉得倒霉，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就落在了我的身上？觉得政策和命运不公。另一种是中国人讲‘养儿防老’，失去孩子之后所有的‘希望’也切断了。还有一种是内疚，我为什么没有照顾好他，没有拦着他出去，没有能力花更多钱给他治病。还有一种就是觉得无脸见人，抬不起头，因为社会上对这类的人不但不能关怀、理解和尊重，反而会说‘父母克子’之类的话，使失独者感到自卑、敏感。这些综合起来，让中国的失独父母抑郁、失眠、恐惧、悲观，有的人甚至想自杀，或者自我封闭起来。”
社会观念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更新，但国家和社会则更应该从客观上为失独者提供更多的保障。王行娟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30年以来少生了4亿人，才有了这些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在这样的历史大局下产生的“失独家庭”是“牺牲的”一代，国家和社会不应该对他们漠视或者仅仅表达怜悯，而应该“感谢”和“善待”他们。
“失独家庭是社会性的问题，他们的痛苦不应该只由个体来默默承担。而目前的环境，对失独家庭来说的确是不公平的。”王行娟的话令现场读者频频点头。
·反思·
“必要的帮助”
正如“失独者笛妈”的描述，在凄风冷雨中“裸露又无助”是很多失独家庭共同的痛。那我们的国家政策和社会组织，又能从哪些方面为这群人提供可能的“遮蔽”和一点光热呢？
“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到今天的代价已经太大，比如养老负担、人口红利的丧失、家长被孩子‘胁迫’成为‘孩奴’等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网成首先对造成“独生子女”现象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认为时至今日不应该再“一刀切”，而应该适度放宽“二胎政策”。
现场有一位读者响应称，自己正准备“生二代”，期待“政策松动”。她认为，穷人不怕罚款反正交不起，有钱人可以支付高额处罚金或大不了到国外生出一个“联合国”，只有“中间层”压力最大，生二胎的代价也最大。而另一位读者则表示，自己的姐姐失去独子后一直想要领养一个孩子，但在政策上很难实现。
《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对失独公民的权益保障内容仅有40余字：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必要的帮助’五个字，从立法和实施的角度而言，都过于含糊其辞。”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律师张伟伟指出，失独家庭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2007年，我国出台了一项针对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扶助制度，当年在全国10个省市试点，并逐步向全国推行。2008年，北京市开始给予失独夫妻每人每月200元补助，而在其他省市，失独父母每人每年补助大概在1200元左右。2012年11月底，深圳福田区将年满49岁的失独夫妻扶助金从现有的450元/月最高提至1500元/月，是目前国内提出的最高补助标准。
尽管这些“弥补”对失独者而言“远远不够”，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感到“国家还没有忘记我们”。而相比最基本的经济补助，失独老人最大的痛苦还是要面临没人照料的困境和精神上的孤独。
对此，有人提出可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失独老人养老院”，为失独老人提供生活保障和精神寄托。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这样是否会更将失独者孤立起来？
民间失独公益项目“益暖冰心”的代表李昂达则呼吁“开放民间组织”，如此一来，在国内方兴未已的“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等新模式才可能在失独老人或其他人的养老中得以推广。而帮助失独者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和生命意义，也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完成。
两个小时的沙龙结束，现场听众均表示，尽管这样的活动也许不能直接帮助到“失独者”，但滴水成河，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支持”。“失独者”们多年来都在“独”自等待，希望他们等待的时间能够短一些再短一些，等待过程中的温暖也能够多一些再多一些。
这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心声，也是无数失独家庭的感受。
4月20日下午，由《中国周刊》杂志社与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共同举办的“世说·公益沙龙”首期活动，在北京雨枫书馆举办。
红枫中心创始人王行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网成，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律师张伟伟与《中国周刊》总编辑助理李佳蔚，与台下听众共同探讨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的“失独家庭”现象。参与者中，既有失独母亲，也有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和学习社会学的高校学生。
·解读·
“中国式”失独者
“请问在座的有谁是失独者？我敢站出来说，我就是。”
讨论开始不久，去年刚刚失去22岁独子的一位母亲站了起来。她抑制着情绪讲述了一遍那个已含泪说过数次的故事——儿子患绝症四年，丈夫辞职悉心照顾，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儿子离世后，她和丈夫一度陷入了抑郁，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而根据她的实地打听，仅在他们社区，这样的失独家庭就有3个。这位母亲至今不愿注销儿子的户籍，因为这样才能感到儿子“永远活着”。现场读者静静聆听，不少人眼含泪光。
失独者，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他们大多50岁以上，很难再生养孩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开始出现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这些家庭的父母现在大都步入中老年，将孩子视为“唯一的希望”和生活的全部追求，一旦失去，就觉得“天崩地裂”。
据媒体报道，在中国，失独家庭每年以7.6万的速度增长，未来我国将有1000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而他们目前大多数仍然在“独自”承受失独之痛，独自面对无人养老、生活缺乏照料和难以言说的精神痛苦等比“老无所养”更痛的处境。
红枫中心创始人王行娟曾对中外“失独者”进行对比研究，她发现，中国父母的哀伤程度和哀痛的持续时间都更为严重和持久。因为除了“失独”本身，他们还要承受更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
“有几种心理，一种是觉得倒霉，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就落在了我的身上？觉得政策和命运不公。另一种是中国人讲‘养儿防老’，失去孩子之后所有的‘希望’也切断了。还有一种是内疚，我为什么没有照顾好他，没有拦着他出去，没有能力花更多钱给他治病。还有一种就是觉得无脸见人，抬不起头，因为社会上对这类的人不但不能关怀、理解和尊重，反而会说‘父母克子’之类的话，使失独者感到自卑、敏感。这些综合起来，让中国的失独父母抑郁、失眠、恐惧、悲观，有的人甚至想自杀，或者自我封闭起来。”
社会观念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更新，但国家和社会则更应该从客观上为失独者提供更多的保障。王行娟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30年以来少生了4亿人，才有了这些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在这样的历史大局下产生的“失独家庭”是“牺牲的”一代，国家和社会不应该对他们漠视或者仅仅表达怜悯，而应该“感谢”和“善待”他们。
“失独家庭是社会性的问题，他们的痛苦不应该只由个体来默默承担。而目前的环境，对失独家庭来说的确是不公平的。”王行娟的话令现场读者频频点头。
·反思·
“必要的帮助”
正如“失独者笛妈”的描述，在凄风冷雨中“裸露又无助”是很多失独家庭共同的痛。那我们的国家政策和社会组织，又能从哪些方面为这群人提供可能的“遮蔽”和一点光热呢？
“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到今天的代价已经太大，比如养老负担、人口红利的丧失、家长被孩子‘胁迫’成为‘孩奴’等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网成首先对造成“独生子女”现象的根源“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认为时至今日不应该再“一刀切”，而应该适度放宽“二胎政策”。
现场有一位读者响应称，自己正准备“生二代”，期待“政策松动”。她认为，穷人不怕罚款反正交不起，有钱人可以支付高额处罚金或大不了到国外生出一个“联合国”，只有“中间层”压力最大，生二胎的代价也最大。而另一位读者则表示，自己的姐姐失去独子后一直想要领养一个孩子，但在政策上很难实现。
《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对失独公民的权益保障内容仅有40余字：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必要的帮助’五个字，从立法和实施的角度而言，都过于含糊其辞。”众泽妇女法律中心律师张伟伟指出，失独家庭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2007年，我国出台了一项针对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扶助制度，当年在全国10个省市试点，并逐步向全国推行。2008年，北京市开始给予失独夫妻每人每月200元补助，而在其他省市，失独父母每人每年补助大概在1200元左右。2012年11月底，深圳福田区将年满49岁的失独夫妻扶助金从现有的450元/月最高提至1500元/月，是目前国内提出的最高补助标准。
尽管这些“弥补”对失独者而言“远远不够”，但至少可以让他们感到“国家还没有忘记我们”。而相比最基本的经济补助，失独老人最大的痛苦还是要面临没人照料的困境和精神上的孤独。
对此，有人提出可以由国家成立专门的“失独老人养老院”，为失独老人提供生活保障和精神寄托。但也有人提出质疑，这样是否会更将失独者孤立起来？
民间失独公益项目“益暖冰心”的代表李昂达则呼吁“开放民间组织”，如此一来，在国内方兴未已的“家庭养老”、“社区养老”等新模式才可能在失独老人或其他人的养老中得以推广。而帮助失独者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和生命意义，也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来完成。
两个小时的沙龙结束，现场听众均表示，尽管这样的活动也许不能直接帮助到“失独者”，但滴水成河，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支持”。“失独者”们多年来都在“独”自等待，希望他们等待的时间能够短一些再短一些，等待过程中的温暖也能够多一些再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