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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9年的热播剧《蜗居》以社会热点为题材，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念，再加上时尚化的影像叙事以及商业化的炒作，有着浓厚的大众意识形态色彩，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看，是大众文化的一个范本。
【关键词】《蜗居》大众文化 价值取向 时尚 商业炒作
2009年7月，一部名为《蜗居》的电视剧在上海卫视播出，由于该剧关注“房市”、“小三”、“反腐败”等社会热点，所以一播出便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成为2009年下半年最热门的电视剧。
该剧改编自六六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郭海萍、郭海藻姐妹在江州工作、生活的故事。姐姐海萍自从大学毕业留在江州后，便计划在这个大城市贷款买房子定居。可是由于房价太高，只得向妹妹海藻及亲友求助。海藻出于姐妹情深，为替姐姐解困，无奈向市长秘书宋思明借钱。结果却与他陷入了一段婚外情，成了一个插足他人婚姻的“小三”即第三者。最后，在宋的贪污受贿案快要东窗事发的时候，宋的太太逼海藻交出宋留给她的钱，可海藻执意不拿出来，失去理智的她用脚猛踢已怀孕的海藻，导致海藻流产并被摘除了子宫；而宋思明也在开车来找海藻的路上被警车追击，在车祸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面对这样一部电视剧，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以“买房”为切入点，直面中国社会当下出现的房市、第三者和反腐败等社会热点问题，真实而生动地揭示了人们面对步步攀升的房价的无奈以及现实的残酷，是一部具有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佳作。还有人则认为它是一个“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社会影响低俗”的媚俗之作。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究竟孰是孰非，对《蜗居》到底应如何评判?笔者认为由于该剧是一部通俗电视剧，属于大众文化范围，所以其中必然渗透着一定的大众意识形态。所谓大众文化，“主要是指随着大众社会的兴起而形成、发展的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以大众传媒介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大批量文化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一般包括流行图书、流行音乐、商业娱乐性影视以及各类商业广告、娱乐时尚等。因此，我们可以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把它作为当代盛行的大众文化的一个范本来加以观照。
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看《蜗居》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范本，有着浓厚的大众意识形态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热点化的题材选择
任何一种大众文化，要想吸引大众，其题材的选择十分重要。对于一出要在每周固定时间连续播出的肥皂剧(即通俗电视连续剧)来说，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正如许多学者发现一些肥皂剧之所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贴近日常生活，往往能真实地呈现了我们的生活，就像一部“属于我们生活的电影”，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同样地《蜗居》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其首要的原因也在于它紧跟时代，反映了国人当前所面临的社会热点问题：
热点问题之一：“房市”。该剧通过郭海萍夫妇买房的经历揭示了目前中国人所面临的房价过高。普通百姓不堪重负担，为买房被迫沦为房奴的社会热点问题。郭海萍大学一毕业，便打定主意存够首付就在江州买房。所以，在参加工作后，她和她的爱人苏淳便开始着手看房。但看来看去那些房子总不能令她称心如意，海萍就这样和丈夫苏淳在一间租住的只有十几平米大的小房子里生活了五年，两个人从恋爱结婚到女儿出世都是在这间小房子里度过。由于房子太小，所以，海萍只好让她妈把女儿带回老家照顾。自己立刻回去上班，继续存钱准备买房子。后来，海萍发现由于母女长期分居两地，所以女儿冉冉和自己非常生疏。为了把女儿接回身边，虽然房价已经在日日攀高，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承受力，可海萍还是决定要立刻买房。后来，千挑万选，她选择了离市区很远的一处房子，总价近百万，20年按揭，除了首付之外，每月还款六、七千元。买了房之后，海萍终于跨入“百万负翁”的行列，从此要背负一身几乎要用半个人生去偿还的债务，成为一名真正的房奴。
海萍夫妇这段买房的经历正是当下大部分国人在节节攀升的房价的压迫下，为买房不得不沦为“房奴”的缩影。它几乎赤裸裸地再现了每个在大城市打拼的无房一族的艰辛过程。对于大多数中国而言，房子问题不仅是单纯的住处问题。它还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家。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地位。所以。虽然“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但是，人们还是坚持要买房，哪怕沦为半辈子为银行打工的房奴。从这个意义上说《蜗居》中海萍夫妇买房的故事，具有极大代表性，它直接触及了当前中国人们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房市。它所反映的房价过高的问题确实真实地再现了目前中国房地产业的现状，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性和普遍性。正因为如此，所以该剧的原创者兼编剧六六自信地说：“每一个写字楼里拥有1平方米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热点问题之二：“小三”即第三者问题。与高额的房价接踵而来，该剧还通过海萍妹妹海藻的经历反映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又一敏感话题——插足他人婚姻家庭生活的第三者即俗称的“小三”问题。
面对都市生活日渐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各种光怪陆离的物欲的诱惑，人们感到不堪重负，有的人像海萍那样选择了如蜗牛一般背负着重壳缓缓爬行。通过勤恳塌实的奋斗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另一部分人则利用自己的青春和美色傍上已婚的成功人士，在走捷径的同时沦为一名人们所不齿的“小三”。剧中人物海藻就属于这一类人，她原本有一个与自己十分相爱的男友小贝，后来为了帮姐姐海萍借钱买房，她无奈向市长秘书宋思明借钱。而宋由于觉得海藻很纯洁，因此对她十分迷恋。后来，海藻自己也被宋的能力和浪漫所吸引，渐渐地喜欢上了他。最后，海藻在与男友分手以后住进了宋的豪宅，过上了衣食无忧、生活安逸的“小三”生活。虽然剧中人物海藻沦为“小三”的经过有很多无奈与令人同情的地方，但不管怎样，这种行为总是一种危害他人家庭生活稳定的不道德行径，是不应该支持的。正如编剧六六所说：“我之所以要写这样的故事，不是为了鼓励大家去道德沦丧，鼓励女孩子们买不起房子都去当小三。正相反，我也挺讨厌这种人，特别是女人更要自强，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如果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男人，那就是最蠢的”。
热点问题之三：反腐败问题。除了触及以上两个社会热点之外，《蜗居》还通过剧中人物宋思明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又一个热点——反腐败。宋是一名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他利用手中职权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为自己谋取巨额的财物。当大部分像海萍那样的普通百姓为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不停地劳碌奔波时，他却坐拥一处价值数百万的房产以及几千万的巨额存款，从容地出入各种高级会所，享受着大城市奢华的物质生活。这样一个人物正是当下中国出现的贪官的典型。他们依靠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从容地满足 自己的私欲，将党纪与国法抛诸脑后。
总之，《蜗居》通过剧中人物宋思明直面官场，给人们增添了又一个敏感话题——反腐败。
正是由于《蜗居》紧跟时代，通过海萍姐妹的经历涉及了“房市”、“小三”、“反腐败”等社会热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所以，人们对该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刺向当下社会和我们内心的一根刺”。
二、传统化的价值取向
从《蜗居》的结尾看，有权有势的宋思明，终于走投无路地开着自己的车撞上了集卡，倒在满地血泊中：楚楚可怜的海藻躺在手术台上，被医生拿掉了孩子并取走了子宫：被劈腿的小贝终于找到了新的女友新的爱情，开始了新的生活；海萍则成立了一所中文学校，正在沿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塌实奋斗着……。
这样的故事结局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像海藻那样做第三者，虽然快捷地享受了开宝马车、穿高档时装、住豪宅等各种都市奢华生活，但最后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丧失了生育能力：反之，只有像海萍那样像蜗牛似的背负着重壳缓缓爬行，依靠自己的勤恳塌实的奋斗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正像海萍在该剧结尾处所说的那样：繁华大都市就像大海一样有无限的漩涡，引人迷失。有的人在错误的价值观的引导下去投机，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如宋思明：而只有像自己那样凭着自身的努力与坚持得到的生活才能塌实、久远。
由此可见《蜗居》对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人物如宋思明、海藻之流的人物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样既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海藻等“小三”道德宣判的快感，又成功地维护了公平、正义等传统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正像导演滕华涛所强调的：我们坚持的是正常的价值观。电视剧结局时的人物命运，完全表达清楚了我们对于角色的态度，“一个贪官的命运，一个小三的命运，在结局处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当然你一定要问是否同情。一个单纯的小女孩，最后走到了这个地步，最终我可能也唏嘘过。但我多次强调过，其实在她刚走上第一步时，就决定了她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这样的”。
所以，就价值取向而言《蜗居》的主题与传统的道德观念是吻合的，它赞同公平、正义、忠贞等传统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同样体现了一种大众意识形态。从这一点来看《蜗居》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其主题是健康向上的。
三、时尚化的影像叙事
当然，除了题材的现实性之外，该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为迎合大众，还表现出一定的媚俗性。这种媚俗性首先表现在频繁出现在该剧中的描绘各类时尚物品以及流行生活方式的镜头以及相关话语，即那些时尚化的影像叙事中。
剧中海萍姐妹的故事发生在繁华的大都市——江州，该剧通过许多镜头以影像的方式展现江州这个大城市的时尚生活。许多时尚符号通过镜头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包括：25元一个的高档冰激凌雪糕球、五百元一套的高级女性内衣、上千元一件的高档大衣以及路虎、奥迪、法拉利、宝马等高档汽车、价值数百万的精装豪宅、数万元一套的实木餐桌等。这些时尚符号遍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经过剧中人物或旁白的介绍和渲染，勾起人们的无限欲望，向观众展示了一种引人向往的都市时尚生活。
并且,该剧还通过人物宋思明以及成了小三之后的海藻展示了一种有钱人士所过的从容潇洒的都市时尚生活方式。他们住着装修精致的豪宅，开着高档的汽车，从容出入于各种豪华酒店、高级会所，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各类高档服饰、家具，潇洒地享受着大都市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
这样的影像叙事逼真地展示了当代都市生活的时尚与奢华，一方面既是中国当下大都市进入消费社会的真实写照，就像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另一方面，却在无形中引发了人们对大都市生活的无限向往与追求。这样一种时尚化的影像叙事实际上体现了当前影视叙事的重要风格：时尚镜头及话语的泛滥。而时尚是当代消费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各类时尚物品以及流行生活方式正是在各种炫耀性的消费展览中，勾起人们的无限欲望，逐步演化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也就是说，这样时尚化的影像叙事既迎合了消费文化的需求，同时又反过来推进了消费欲望的发展与膨胀，具有一定的媚俗性，是大众意识形态的又一表现。
这样刻意强化的时尚描写不但无助于让人们摆脱当下城市生活的各种物欲的诱惑，反而会勾起人们对这些物欲的无限向往与追求。这就难怪有的网友开玩笑说：看了《蜗居》之后，我们当中的一些80后女生被该剧所描绘的时尚生活所吸引，不但没有受到教益，反而有一种想当“小三”的冲动。这无疑与编剧六六的创作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据说六六的创作该剧的本意是想以房子为切入点展示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各种物欲的诱惑。告诫人们不要走捷径，而要自食其力、脚踏实地奋斗才能真正扎根在大城市。这就无怪乎六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有些遗憾，遗憾没有把我对正确、健康的人生观看法写进书里，比如女人为什么不能走捷径、奋斗是我们晚年幸福的盔甲等”。
四、商业化的炒作
如果说时尚化的影像叙事是《蜗居》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具有一定的媚俗性的较为隐蔽的表现，那么商业化的炒作便是该剧具有媚俗性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商业性、商品化、市场化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众文化的最基本的运作方式”。《蜗居》为了吸引大众的关注，提高收视率，在播出数集之后，便以因“台词涉黄被禁播”为话题进行商业炒作。具体过程如下：
《蜗居》从2009年7、8月份开始登陆各地荧屏，在东方卫视、北京电视台青少年频道、重庆电视台影视频道等相继播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过，北京台青少年频道从2009年11月22日起停播了该剧，有消息称是因为《蜗居》的台词露骨，招致广电总局下达“封杀令”。与此同时，网上便出现诸如“史上台词最淫荡的电视剧”的帖子，并且附有相关文字和视频截图。但后来发现这完全是该剧制片方的一种商业炒作。正是通过这种炒作，该剧一时之间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谈论的焦点，围绕着它应不应该被禁播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结果带动了收视率的攀升，使该剧一度成为2009年下半年最为火暴的电视剧。
正像一些网友指出的那样，其实单凭该剧热点化的题材已足以引起人们对该剧的关注，使它获得良好的收视率。借台词涉黄被禁播为题进行商业炒作有些过头和多余。就连该剧女二号“海藻”的扮演者李念也认为这种炒作“炒得太过了点，不好”。并且，这样的炒作反而暴露了《蜗居》的媚俗性，因为剧中确实有些台词比较露骨，显得有些低俗。从这一点来看，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对《蜗居》的批评虽然有些夸大其辞，但这种批评也并非空穴来风。
当然，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我们无法要求它们像精英文化那样时刻把审美和启蒙摆在首位，追求高雅，尽量避免媚俗。因为媚俗已成为当代消费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消费社会社会学的现实基础，便是‘大众文化’”。《蜗居》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作为一部把追求商业利润摆在首位的通俗电视剧，就免不了像其他一般肥皂剧那样“通过不断曝光每个角色最为隐秘的体验和情感来满足观众的某种‘偷窥癖’”，以吸引大众的眼球，提高收视率。
如果说热点化的题材选择、传统化的价值取向是《蜗居》广受好评的主要原因，那么时尚化的影像叙事和商业化的炒作则是其媚俗性的重要表现。由此可见，《蜗居》作为一个大众文化读本，既有一定的现实性又有一定的媚俗性，有着浓郁的大众意识形态色彩。当然，这种媚俗性还在人们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是适度的。由此可见，如果撇开后者不谈，《蜗居》应该可以被看作成一部题材现实、主题健康、表演到位的非常不错的电视剧，是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范本。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像《蜗居》这样直面现实，主题向上、制作精良的电视剧出现，让人们在娱乐的同时又能反观和思考我们身处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蜗居》大众文化 价值取向 时尚 商业炒作
2009年7月，一部名为《蜗居》的电视剧在上海卫视播出，由于该剧关注“房市”、“小三”、“反腐败”等社会热点，所以一播出便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成为2009年下半年最热门的电视剧。
该剧改编自六六的同名小说，讲述的是郭海萍、郭海藻姐妹在江州工作、生活的故事。姐姐海萍自从大学毕业留在江州后，便计划在这个大城市贷款买房子定居。可是由于房价太高，只得向妹妹海藻及亲友求助。海藻出于姐妹情深，为替姐姐解困，无奈向市长秘书宋思明借钱。结果却与他陷入了一段婚外情，成了一个插足他人婚姻的“小三”即第三者。最后，在宋的贪污受贿案快要东窗事发的时候，宋的太太逼海藻交出宋留给她的钱，可海藻执意不拿出来，失去理智的她用脚猛踢已怀孕的海藻，导致海藻流产并被摘除了子宫；而宋思明也在开车来找海藻的路上被警车追击，在车祸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面对这样一部电视剧，人们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以“买房”为切入点，直面中国社会当下出现的房市、第三者和反腐败等社会热点问题，真实而生动地揭示了人们面对步步攀升的房价的无奈以及现实的残酷，是一部具有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佳作。还有人则认为它是一个“靠性，靠荤段子。靠官场腐败，靠炒作来吸引眼球。社会影响低俗”的媚俗之作。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究竟孰是孰非，对《蜗居》到底应如何评判?笔者认为由于该剧是一部通俗电视剧，属于大众文化范围，所以其中必然渗透着一定的大众意识形态。所谓大众文化，“主要是指随着大众社会的兴起而形成、发展的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以大众传媒介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大批量文化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一般包括流行图书、流行音乐、商业娱乐性影视以及各类商业广告、娱乐时尚等。因此，我们可以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把它作为当代盛行的大众文化的一个范本来加以观照。
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看《蜗居》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范本，有着浓厚的大众意识形态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热点化的题材选择
任何一种大众文化，要想吸引大众，其题材的选择十分重要。对于一出要在每周固定时间连续播出的肥皂剧(即通俗电视连续剧)来说，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正如许多学者发现一些肥皂剧之所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贴近日常生活，往往能真实地呈现了我们的生活，就像一部“属于我们生活的电影”，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同样地《蜗居》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其首要的原因也在于它紧跟时代，反映了国人当前所面临的社会热点问题：
热点问题之一：“房市”。该剧通过郭海萍夫妇买房的经历揭示了目前中国人所面临的房价过高。普通百姓不堪重负担，为买房被迫沦为房奴的社会热点问题。郭海萍大学一毕业，便打定主意存够首付就在江州买房。所以，在参加工作后，她和她的爱人苏淳便开始着手看房。但看来看去那些房子总不能令她称心如意，海萍就这样和丈夫苏淳在一间租住的只有十几平米大的小房子里生活了五年，两个人从恋爱结婚到女儿出世都是在这间小房子里度过。由于房子太小，所以，海萍只好让她妈把女儿带回老家照顾。自己立刻回去上班，继续存钱准备买房子。后来，海萍发现由于母女长期分居两地，所以女儿冉冉和自己非常生疏。为了把女儿接回身边，虽然房价已经在日日攀高，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承受力，可海萍还是决定要立刻买房。后来，千挑万选，她选择了离市区很远的一处房子，总价近百万，20年按揭，除了首付之外，每月还款六、七千元。买了房之后，海萍终于跨入“百万负翁”的行列，从此要背负一身几乎要用半个人生去偿还的债务，成为一名真正的房奴。
海萍夫妇这段买房的经历正是当下大部分国人在节节攀升的房价的压迫下，为买房不得不沦为“房奴”的缩影。它几乎赤裸裸地再现了每个在大城市打拼的无房一族的艰辛过程。对于大多数中国而言，房子问题不仅是单纯的住处问题。它还意味着一个完整的家。意味着个人的生活地位。所以。虽然“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但是，人们还是坚持要买房，哪怕沦为半辈子为银行打工的房奴。从这个意义上说《蜗居》中海萍夫妇买房的故事，具有极大代表性，它直接触及了当前中国人们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房市。它所反映的房价过高的问题确实真实地再现了目前中国房地产业的现状，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性和普遍性。正因为如此，所以该剧的原创者兼编剧六六自信地说：“每一个写字楼里拥有1平方米隔间、月月还房贷、出门坐公交、中午吃盒饭的人，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热点问题之二：“小三”即第三者问题。与高额的房价接踵而来，该剧还通过海萍妹妹海藻的经历反映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又一敏感话题——插足他人婚姻家庭生活的第三者即俗称的“小三”问题。
面对都市生活日渐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各种光怪陆离的物欲的诱惑，人们感到不堪重负，有的人像海萍那样选择了如蜗牛一般背负着重壳缓缓爬行。通过勤恳塌实的奋斗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另一部分人则利用自己的青春和美色傍上已婚的成功人士，在走捷径的同时沦为一名人们所不齿的“小三”。剧中人物海藻就属于这一类人，她原本有一个与自己十分相爱的男友小贝，后来为了帮姐姐海萍借钱买房，她无奈向市长秘书宋思明借钱。而宋由于觉得海藻很纯洁，因此对她十分迷恋。后来，海藻自己也被宋的能力和浪漫所吸引，渐渐地喜欢上了他。最后，海藻在与男友分手以后住进了宋的豪宅，过上了衣食无忧、生活安逸的“小三”生活。虽然剧中人物海藻沦为“小三”的经过有很多无奈与令人同情的地方，但不管怎样，这种行为总是一种危害他人家庭生活稳定的不道德行径，是不应该支持的。正如编剧六六所说：“我之所以要写这样的故事，不是为了鼓励大家去道德沦丧，鼓励女孩子们买不起房子都去当小三。正相反，我也挺讨厌这种人，特别是女人更要自强，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如果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男人，那就是最蠢的”。
热点问题之三：反腐败问题。除了触及以上两个社会热点之外，《蜗居》还通过剧中人物宋思明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又一个热点——反腐败。宋是一名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他利用手中职权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为自己谋取巨额的财物。当大部分像海萍那样的普通百姓为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不停地劳碌奔波时，他却坐拥一处价值数百万的房产以及几千万的巨额存款，从容地出入各种高级会所，享受着大城市奢华的物质生活。这样一个人物正是当下中国出现的贪官的典型。他们依靠人民赋予他的权力从容地满足 自己的私欲，将党纪与国法抛诸脑后。
总之，《蜗居》通过剧中人物宋思明直面官场，给人们增添了又一个敏感话题——反腐败。
正是由于《蜗居》紧跟时代，通过海萍姐妹的经历涉及了“房市”、“小三”、“反腐败”等社会热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所以，人们对该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刺向当下社会和我们内心的一根刺”。
二、传统化的价值取向
从《蜗居》的结尾看，有权有势的宋思明，终于走投无路地开着自己的车撞上了集卡，倒在满地血泊中：楚楚可怜的海藻躺在手术台上，被医生拿掉了孩子并取走了子宫：被劈腿的小贝终于找到了新的女友新的爱情，开始了新的生活；海萍则成立了一所中文学校，正在沿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塌实奋斗着……。
这样的故事结局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像海藻那样做第三者，虽然快捷地享受了开宝马车、穿高档时装、住豪宅等各种都市奢华生活，但最后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丧失了生育能力：反之，只有像海萍那样像蜗牛似的背负着重壳缓缓爬行，依靠自己的勤恳塌实的奋斗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正像海萍在该剧结尾处所说的那样：繁华大都市就像大海一样有无限的漩涡，引人迷失。有的人在错误的价值观的引导下去投机，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如宋思明：而只有像自己那样凭着自身的努力与坚持得到的生活才能塌实、久远。
由此可见《蜗居》对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人物如宋思明、海藻之流的人物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样既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海藻等“小三”道德宣判的快感，又成功地维护了公平、正义等传统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正像导演滕华涛所强调的：我们坚持的是正常的价值观。电视剧结局时的人物命运，完全表达清楚了我们对于角色的态度，“一个贪官的命运，一个小三的命运，在结局处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当然你一定要问是否同情。一个单纯的小女孩，最后走到了这个地步，最终我可能也唏嘘过。但我多次强调过，其实在她刚走上第一步时，就决定了她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这样的”。
所以，就价值取向而言《蜗居》的主题与传统的道德观念是吻合的，它赞同公平、正义、忠贞等传统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同样体现了一种大众意识形态。从这一点来看《蜗居》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其主题是健康向上的。
三、时尚化的影像叙事
当然，除了题材的现实性之外，该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为迎合大众，还表现出一定的媚俗性。这种媚俗性首先表现在频繁出现在该剧中的描绘各类时尚物品以及流行生活方式的镜头以及相关话语，即那些时尚化的影像叙事中。
剧中海萍姐妹的故事发生在繁华的大都市——江州，该剧通过许多镜头以影像的方式展现江州这个大城市的时尚生活。许多时尚符号通过镜头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这包括：25元一个的高档冰激凌雪糕球、五百元一套的高级女性内衣、上千元一件的高档大衣以及路虎、奥迪、法拉利、宝马等高档汽车、价值数百万的精装豪宅、数万元一套的实木餐桌等。这些时尚符号遍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经过剧中人物或旁白的介绍和渲染，勾起人们的无限欲望，向观众展示了一种引人向往的都市时尚生活。
并且,该剧还通过人物宋思明以及成了小三之后的海藻展示了一种有钱人士所过的从容潇洒的都市时尚生活方式。他们住着装修精致的豪宅，开着高档的汽车，从容出入于各种豪华酒店、高级会所，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各类高档服饰、家具，潇洒地享受着大都市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
这样的影像叙事逼真地展示了当代都市生活的时尚与奢华，一方面既是中国当下大都市进入消费社会的真实写照，就像让·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另一方面，却在无形中引发了人们对大都市生活的无限向往与追求。这样一种时尚化的影像叙事实际上体现了当前影视叙事的重要风格：时尚镜头及话语的泛滥。而时尚是当代消费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各类时尚物品以及流行生活方式正是在各种炫耀性的消费展览中，勾起人们的无限欲望，逐步演化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也就是说，这样时尚化的影像叙事既迎合了消费文化的需求，同时又反过来推进了消费欲望的发展与膨胀，具有一定的媚俗性，是大众意识形态的又一表现。
这样刻意强化的时尚描写不但无助于让人们摆脱当下城市生活的各种物欲的诱惑，反而会勾起人们对这些物欲的无限向往与追求。这就难怪有的网友开玩笑说：看了《蜗居》之后，我们当中的一些80后女生被该剧所描绘的时尚生活所吸引，不但没有受到教益，反而有一种想当“小三”的冲动。这无疑与编剧六六的创作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据说六六的创作该剧的本意是想以房子为切入点展示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各种物欲的诱惑。告诫人们不要走捷径，而要自食其力、脚踏实地奋斗才能真正扎根在大城市。这就无怪乎六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有些遗憾，遗憾没有把我对正确、健康的人生观看法写进书里，比如女人为什么不能走捷径、奋斗是我们晚年幸福的盔甲等”。
四、商业化的炒作
如果说时尚化的影像叙事是《蜗居》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具有一定的媚俗性的较为隐蔽的表现，那么商业化的炒作便是该剧具有媚俗性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商业性、商品化、市场化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众文化的最基本的运作方式”。《蜗居》为了吸引大众的关注，提高收视率，在播出数集之后，便以因“台词涉黄被禁播”为话题进行商业炒作。具体过程如下：
《蜗居》从2009年7、8月份开始登陆各地荧屏，在东方卫视、北京电视台青少年频道、重庆电视台影视频道等相继播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不过，北京台青少年频道从2009年11月22日起停播了该剧，有消息称是因为《蜗居》的台词露骨，招致广电总局下达“封杀令”。与此同时，网上便出现诸如“史上台词最淫荡的电视剧”的帖子，并且附有相关文字和视频截图。但后来发现这完全是该剧制片方的一种商业炒作。正是通过这种炒作，该剧一时之间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谈论的焦点，围绕着它应不应该被禁播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结果带动了收视率的攀升，使该剧一度成为2009年下半年最为火暴的电视剧。
正像一些网友指出的那样，其实单凭该剧热点化的题材已足以引起人们对该剧的关注，使它获得良好的收视率。借台词涉黄被禁播为题进行商业炒作有些过头和多余。就连该剧女二号“海藻”的扮演者李念也认为这种炒作“炒得太过了点，不好”。并且，这样的炒作反而暴露了《蜗居》的媚俗性，因为剧中确实有些台词比较露骨，显得有些低俗。从这一点来看，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对《蜗居》的批评虽然有些夸大其辞，但这种批评也并非空穴来风。
当然，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我们无法要求它们像精英文化那样时刻把审美和启蒙摆在首位，追求高雅，尽量避免媚俗。因为媚俗已成为当代消费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消费社会社会学的现实基础，便是‘大众文化’”。《蜗居》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作为一部把追求商业利润摆在首位的通俗电视剧，就免不了像其他一般肥皂剧那样“通过不断曝光每个角色最为隐秘的体验和情感来满足观众的某种‘偷窥癖’”，以吸引大众的眼球，提高收视率。
如果说热点化的题材选择、传统化的价值取向是《蜗居》广受好评的主要原因，那么时尚化的影像叙事和商业化的炒作则是其媚俗性的重要表现。由此可见，《蜗居》作为一个大众文化读本，既有一定的现实性又有一定的媚俗性，有着浓郁的大众意识形态色彩。当然，这种媚俗性还在人们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是适度的。由此可见，如果撇开后者不谈，《蜗居》应该可以被看作成一部题材现实、主题健康、表演到位的非常不错的电视剧，是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的一个范本。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像《蜗居》这样直面现实，主题向上、制作精良的电视剧出现，让人们在娱乐的同时又能反观和思考我们身处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