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个苦痛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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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的解剖自己。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鲁迅在他的杂文《死》中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一个都不宽恕”,表明了他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是非;“一个都不宽恕”,更不意味着鲁迅以一贯正确者自居——鲁迅无情面地解剖别人,更加无情面地解剖自己,这也是他勇于正视自己弱点和局限的一个明证。
  解剖他人,批判社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得面对沉重的社会压力与周遭环境排山倒海般的反击;而解剖自己,则更需要勇气,因为你将付出失去内心平衡的代价。然而“真的猛士”,不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还敢于直面自己内心的真实。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勇士,在小说《祝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用最锋利的“手术刀”来解剖自己的。
  小说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其中的虚拟人物不能与生活中的人直接画等号。《祝福》里的“我”是小说的叙述者或线索人物,确乎不应理解为作者本人。然而这个“我”的身份、性格和思想,又确乎代表着鲁迅先生身处的那个知识分子群体。因此,以第一人称安排这样一个人物,显然不是让他仅仅做一个叙述者或线索人物而已。此外,在祥林嫂的故事充分展开之前,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我”的心理活动,当然更不是随意的闲笔。领会了这一点,我们就有了对小说的第一部分进行深入探究的基础。
  小说一开始,“我”就想逃离鲁镇,但“我”想走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与四叔话不投机或自感百无聊赖,而是要逃避良心的不安。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
  与鲁镇的其他人一样,“我”也是祥林嫂的悲剧的“看客”。对于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我”亦心存同情,但这种同情毕竟是有限的,只会停留在心理上,而不会付诸一种拯救行为——怕承担责任,惹来麻烦。因此,当“我”看见“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的祥林嫂瞪着眼睛向“我”走来时,“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的目的并不是讨钱——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 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地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
  当祥林嫂“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钉着我”,把从礼教和迷信的煎熬中挣脱出来的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时,“我”的心理反应是“诧异”——“悚然”——“惶急”——“踌蹰”——“胆怯”;表现出的行为是“吞吞吐吐”——“支梧”——“逃”。这里,我们既要注意反映人物心理活动和神情语气的词句,还要注意对话中那些具有特殊作用的标点符号。通过这些词句和标点符号,鲁迅先生真实地再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逃避心态。
  然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毕竟尚存些许良知和微弱的责任感,它们与逃避自保心态的矛盾斗争,使“我”虽然逃离了祥林嫂的追问,却仍时时处于自我谴责与自我宽慰相交织的心境中。在与祥林嫂对话的情节之后,鲁迅先生安排了三段心理描写,很有意味:“我”先是“不安逸”,有不好的“豫感”,恐怕要“负若干的责任”;紧接着就自宽自慰,骂自己“神经病”,又觉得自己“说不清”的回答很明智;但又“总觉得不安”,于是想“不如走罢”,偏偏还要硬找出一个吃鱼翅的理由来,显示自己不是因为祥林嫂而走。这三段心理描写,更充分地暴露了“这一个”知识分子的逃避心理——“我”对责任的逃避,已从社会行为深入到自然心理,“我”不仅不作为,而且连负疚感也不想有。
  因此,当“我”“果然”听到祥林嫂的死讯时,“我”的心理反应是紧张——渐渐轻松——有些负疚——渐渐舒畅起来——疑虑全无。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了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
  ……
  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
  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
  可见,“我”绝不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且果敢坚毅的勇敢者,而是一个软弱多虑的逃避者。而“我”是否代表了鲁迅先生曾有的某一方面的性格和心态并不重要,鲁迅先生虽然伟大,但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仍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群体的弱点,而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勇于解剖自己,决不宽恕自己。如果说鲁迅没有任何缺点,这其实是对鲁迅的最大误解,所以我们宁愿相信“我”中有鲁迅先生自己的影子;而且,正因为有自己的影子,他的解剖才如此深入、透彻、丝毫不留情面。鲁迅先生的另一篇小说《伤逝》,那里面涓生内心独白式的忏悔,同样也包含有鲁迅作为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自我解剖和深刻反省。
  小说中的“我”在反反复复的自责与自慰中,最终取得了内心的宁静与平衡。但如果“我”真的感到轻松而舒畅了,就不会再去多想祥林嫂的生平故事。“我”作为小说中一个具有独立性格的人物,鲁迅先生正是借“我”之心理活动,将祥林嫂的死处理得轻描淡写,似乎有反讽的意味,但我们是否能把它看做是“我”为了摆脱心理负担,而在有意无意间产生的一种夸大感觉的自我心理暗示呢?
  《祝福》中的“我”,是这篇小说中除了祥林嫂之外着墨最多的一个人物,“我”的语言、神态、行为,特别是心理描写,细腻生动,极具真实感和震撼力。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这一个体,鲁迅先生通过对“我”这一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充分展示,深入揭示和剖析了当时知识分子身上的软弱性、自私性、虚伪性,以及责任感的淡漠与欠缺。
  鲁迅先生的自省,直面人生,亦直面自我,坦诚暴露自己的“欠缺”。在不断对抗丑恶的社会和国民精神的蒙昧中,他也不断审视自我心灵的创伤和痛苦,便将自省走出他者的缠绕,深深锲入自我生命的体验,追问生命的存在及意义。鲁迅先生的这种自省意识和勇气,已经成了我们今天最需要的精神资源。当私语取代了自省,牢骚挤走了批判,鲁迅先生无情面的自我解剖,提醒我们每个人重新省察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让无病呻吟或熟视无睹退场,让帮凶和看客无地自容,让每一双睁着的眼睛都来发现生存领域的精神苦难与创伤!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一个人人格的完善,乃至一个民族前进的动力,皆始于自省。
  浙江省绍兴县鉴湖中学(31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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