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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名女作家丁玲几番沉浮的坎坷经历常令人扼腕唏嘘，而伴随丁玲一生，给她带来欢欣与愁苦、幸福与磨难的４次婚恋情感历程也值得我们去追思……
纯洁之爱：漂泊者的际遇
１９２１年隆冬，湘西常德。１７岁的丁玲见到了从上海回来的王剑虹，她们一见如故，成为一对闺中密友。不幸的是，第二年王剑虹就因病而逝。１９２４年夏，丁玲带着失去密友的伤痛，去了北京。通过朋友，胡也频很自然地与丁玲相识了，并且爱上了这位看起来忧郁的少女。当时，正处在极为苦闷状态中的丁玲不可能把自己的爱情建立在和胡也频的几次交往之上。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丁玲于４月２５日曾写信给鲁迅，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指出一条前行的道路。但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对方以化名在捣鬼，就没有给以复信。得不到回信的丁玲焦急不堪，几乎绝望了。这时恰值王剑虹的父亲正准备回湖南，就邀请丁玲一路回老家。处在失望和苦恼中的丁玲就在繁花似锦的春天离开了北京。
回到常德母亲的膝下，在寂寞而又温馨的夏季，有一天，突然听见大门咣咣地响，丁玲与她母亲同去开门，她们惊异地注视着站在门外的一个身穿白长衫的青年。这个青年，就是已深深爱上了丁玲的胡也频。原来当胡也频得知丁玲不辞而别，南下常德的消息后，就再也按捺不住一颗跳动而慌乱的心。他不顾一切地星夜兼程，追随着自己心爱之人的踪影，来到了丁玲家。
丁玲母女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勇敢、热烈、执拗而穷困的青年。从这时，丁玲才了解到胡也频苦难的家世和一个漂泊者的痛苦经历，从他的身上，丁玲也得到了丝丝缕缕的慰藉，看到了一颗明亮炙热而又坚强执着的心灵，也感到这一颗心由于长久的流浪所承受的刺痛。他们相爱了。
丁玲和也频都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虽然生活清苦，但爱情生活既有甜蜜的温柔，也有浪漫的诗意。当时沉醉于爱河，饱饮爱的醇酒的胡也频只打算做中国的雪莱，用自己多情的笔构筑起一个美的世界，来献给他年轻的爱人。而丁玲也沐浴在爱的温情中，除了准备每日三餐外，还有几部翻译小说也构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精神之爱：“湖畔”诗人的出现
求生的奋斗不能抹去他们纯洁之爱的光泽，但是大时代的印痕却深深打烙在两人的心坎上。回到北京之后，丁玲和也频蛰居在苦闷荒凉的北京古城，面对南方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抑郁和烦闷渐渐笼上他们生活的上空。面对漫漫前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打算积蓄一些钱后到日本求学。要去日本，需要先学日语。这样，通过好友王三辛的介绍，冯雪峰来到他们居住的公寓教丁玲日文。雪峰二十年代初即以“湖畔”诗人享誉文坛，这时他还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他以其出众的文学才华，独特的精神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丁玲。十几年之后，在延安丁玲是这样向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冯雪峰），但我和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冯雪峰），但这个我对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想再多说了……
丁玲上述坦率的关于三人关系的自白是可信的。三人风波的平息，无疑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雪峰的退避和也频的谅解。丁玲的理智，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恪守，而主要是不忍破坏几年来与也频建立的“坚固的情感联系”。这种铭心刻骨的爱的不能实现，给丁玲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７日，胡也频不幸被捕，“左联”和丁玲本人经过多方营救，终未成功。２月７日，胡也频被国民党残杀在上海龙华荒郊。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没有丝毫的畏惧，她同沈从文一起将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她与胡也频的孩子）送回湖南母亲处抚育，只在家里呆了３天，便返回了上海。
在胡也频牺牲后，冯雪峰安抚过丁玲。丁玲在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１日和１９３２年１月５日曾写过两封信，向冯雪峰倾诉她的情感和苦衷。
当时，冯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又能理智地对待这种情感。两封信，丁玲是写给冯雪峰的，但她只把痛苦深置于心，一直没有将信递给冯雪峰，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
自然之爱：一个陌生男人向她走来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一个人要负担连她母亲、儿子在内３人的生活重担，关心她的朋友都认为这样一个人生活太难，终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冯达。冯达了解到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求的艰难，说不清是敬佩、仰慕还是爱恋与同情，此后，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丁玲一年来身心疲惫，冯达的出现，帮助她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
对于冯达，丁玲只知道他说过家里有母亲，弟弟住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却很少通信，上海也没有别的社会关系。丁玲后来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
冯达与丁玲只是一个自然而平实的_组合，其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严酷的生活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的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的编辑工作。
１９３３年，丁玲失踪了。消息震动了上海，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丁玲是在５月１４日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据丁玲回忆，是冯达供出了他们的住址，并带着特务前来。这是丁玲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她承认，在被捕之前，她一直认为冯达是个好党员，工作负责耐劳，生活上也没有别的嗜好。当在被捕现场看到与特务站在一起的冯达时，她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疑惑。
不管丁玲后来多么痛苦和懊悔，这毕竟已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６年，丁玲被监禁在南京，失去了人身自由。１９３６年春夏之交，丁玲躲过特务的监视，先后从南京到上海、北京等地，通过鲁迅、曹靖华、冯雪峰、张天翼等人的帮助，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携手之爱：与陈明的爱情
陈明在“一二·九”运动中，是麦伦中学的学生领袖、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他生性活泼，文体兼优，常常担纲扮演角色，他的特长在延安也有施展之地。陈明去延安时丁玲已经在那里了。在一次联合排演的独幕话剧《母亲》（田汉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中，陈明在剧中扮演主人公巴威尔（伯夏），深深吸引了已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的丁玲。后来，丁玲一直把“伯夏”作为对陈明的爱称。
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交谈，给陈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丁玲很平易、很亲切，他很愿意同她谈话，很愿意在她的领导下，与她一起共事。就这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西战团的队伍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
他们在西战团一起生活工作了１０个月，在这１０个月里，丁玲和陈明相知、相爱了。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他们不回避也不掩饰：革命同志之间真诚的感情，是很纯洁很正常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呢？陈明问丁玲：“你为什么爱我？”丁玲回答：“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陈明和丁玲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丁玲在年轻时就是一个不重门第只重感情的人，她不在乎这些；相比之下，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许多人的好心规劝，搞得陈明心里很烦。有几分躲避，有几分赌气，有几分就俗，当然也有真实的爱情，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女演员恋爱了，并且闪电式地办了婚事。但是，他很快感觉到更多的烦恼。婚后，他依然深深思念着丁玲，不能忘却丁玲。他和新婚的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强笑着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他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感情这东西是绝对欺骗不了的，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通情达理的妻子也觉察到了，她理解这一切，她尊重陈明的情感，她对陈明说：我们俩人都做了一件错事，我们来改正它吧。他们心平气和地办理了手续，结束了这短暂的婚姻。１９４２年２月，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苦恋了５年的丁玲和陈明终于结合了。这一年丁玲３８岁，陈明２５岁。他们的邻居、作家罗烽的母亲有些心疼地说：“你们爱得很苦！”
“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丁玲不止一次地说。
陈明和丁玲手牵着手，肩靠着肩，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经受了委屈和苦难，走过了极其艰难的里程。之后，两人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着走过风雨交加的后半生。
纯洁之爱：漂泊者的际遇
１９２１年隆冬，湘西常德。１７岁的丁玲见到了从上海回来的王剑虹，她们一见如故，成为一对闺中密友。不幸的是，第二年王剑虹就因病而逝。１９２４年夏，丁玲带着失去密友的伤痛，去了北京。通过朋友，胡也频很自然地与丁玲相识了，并且爱上了这位看起来忧郁的少女。当时，正处在极为苦闷状态中的丁玲不可能把自己的爱情建立在和胡也频的几次交往之上。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丁玲于４月２５日曾写信给鲁迅，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指出一条前行的道路。但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对方以化名在捣鬼，就没有给以复信。得不到回信的丁玲焦急不堪，几乎绝望了。这时恰值王剑虹的父亲正准备回湖南，就邀请丁玲一路回老家。处在失望和苦恼中的丁玲就在繁花似锦的春天离开了北京。
回到常德母亲的膝下，在寂寞而又温馨的夏季，有一天，突然听见大门咣咣地响，丁玲与她母亲同去开门，她们惊异地注视着站在门外的一个身穿白长衫的青年。这个青年，就是已深深爱上了丁玲的胡也频。原来当胡也频得知丁玲不辞而别，南下常德的消息后，就再也按捺不住一颗跳动而慌乱的心。他不顾一切地星夜兼程，追随着自己心爱之人的踪影，来到了丁玲家。
丁玲母女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勇敢、热烈、执拗而穷困的青年。从这时，丁玲才了解到胡也频苦难的家世和一个漂泊者的痛苦经历，从他的身上，丁玲也得到了丝丝缕缕的慰藉，看到了一颗明亮炙热而又坚强执着的心灵，也感到这一颗心由于长久的流浪所承受的刺痛。他们相爱了。
丁玲和也频都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虽然生活清苦，但爱情生活既有甜蜜的温柔，也有浪漫的诗意。当时沉醉于爱河，饱饮爱的醇酒的胡也频只打算做中国的雪莱，用自己多情的笔构筑起一个美的世界，来献给他年轻的爱人。而丁玲也沐浴在爱的温情中，除了准备每日三餐外，还有几部翻译小说也构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精神之爱：“湖畔”诗人的出现
求生的奋斗不能抹去他们纯洁之爱的光泽，但是大时代的印痕却深深打烙在两人的心坎上。回到北京之后，丁玲和也频蛰居在苦闷荒凉的北京古城，面对南方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抑郁和烦闷渐渐笼上他们生活的上空。面对漫漫前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打算积蓄一些钱后到日本求学。要去日本，需要先学日语。这样，通过好友王三辛的介绍，冯雪峰来到他们居住的公寓教丁玲日文。雪峰二十年代初即以“湖畔”诗人享誉文坛，这时他还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他以其出众的文学才华，独特的精神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丁玲。十几年之后，在延安丁玲是这样向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冯雪峰），但我和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冯雪峰），但这个我对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想再多说了……
丁玲上述坦率的关于三人关系的自白是可信的。三人风波的平息，无疑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雪峰的退避和也频的谅解。丁玲的理智，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恪守，而主要是不忍破坏几年来与也频建立的“坚固的情感联系”。这种铭心刻骨的爱的不能实现，给丁玲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７日，胡也频不幸被捕，“左联”和丁玲本人经过多方营救，终未成功。２月７日，胡也频被国民党残杀在上海龙华荒郊。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没有丝毫的畏惧，她同沈从文一起将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婴儿（她与胡也频的孩子）送回湖南母亲处抚育，只在家里呆了３天，便返回了上海。
在胡也频牺牲后，冯雪峰安抚过丁玲。丁玲在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１日和１９３２年１月５日曾写过两封信，向冯雪峰倾诉她的情感和苦衷。
当时，冯雪峰已婚娶，他同丁玲一样珍视这份情谊，又能理智地对待这种情感。两封信，丁玲是写给冯雪峰的，但她只把痛苦深置于心，一直没有将信递给冯雪峰，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
自然之爱：一个陌生男人向她走来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一个人要负担连她母亲、儿子在内３人的生活重担，关心她的朋友都认为这样一个人生活太难，终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她的生活。他就是冯达。冯达了解到这位知名青年女作家人生追求的艰难，说不清是敬佩、仰慕还是爱恋与同情，此后，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丁玲一年来身心疲惫，冯达的出现，帮助她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日子。
对于冯达，丁玲只知道他说过家里有母亲，弟弟住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却很少通信，上海也没有别的社会关系。丁玲后来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
冯达与丁玲只是一个自然而平实的_组合，其间少有浪漫的故事存在。严酷的生活使人变得成熟而严肃。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的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的编辑工作。
１９３３年，丁玲失踪了。消息震动了上海，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丁玲是在５月１４日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据丁玲回忆，是冯达供出了他们的住址，并带着特务前来。这是丁玲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她承认，在被捕之前，她一直认为冯达是个好党员，工作负责耐劳，生活上也没有别的嗜好。当在被捕现场看到与特务站在一起的冯达时，她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疑惑。
不管丁玲后来多么痛苦和懊悔，这毕竟已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６年，丁玲被监禁在南京，失去了人身自由。１９３６年春夏之交，丁玲躲过特务的监视，先后从南京到上海、北京等地，通过鲁迅、曹靖华、冯雪峰、张天翼等人的帮助，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携手之爱：与陈明的爱情
陈明在“一二·九”运动中，是麦伦中学的学生领袖、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他生性活泼，文体兼优，常常担纲扮演角色，他的特长在延安也有施展之地。陈明去延安时丁玲已经在那里了。在一次联合排演的独幕话剧《母亲》（田汉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中，陈明在剧中扮演主人公巴威尔（伯夏），深深吸引了已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的丁玲。后来，丁玲一直把“伯夏”作为对陈明的爱称。
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交谈，给陈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丁玲很平易、很亲切，他很愿意同她谈话，很愿意在她的领导下，与她一起共事。就这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西战团的队伍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
他们在西战团一起生活工作了１０个月，在这１０个月里，丁玲和陈明相知、相爱了。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他们不回避也不掩饰：革命同志之间真诚的感情，是很纯洁很正常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呢？陈明问丁玲：“你为什么爱我？”丁玲回答：“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陈明和丁玲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丁玲在年轻时就是一个不重门第只重感情的人，她不在乎这些；相比之下，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许多人的好心规劝，搞得陈明心里很烦。有几分躲避，有几分赌气，有几分就俗，当然也有真实的爱情，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女演员恋爱了，并且闪电式地办了婚事。但是，他很快感觉到更多的烦恼。婚后，他依然深深思念着丁玲，不能忘却丁玲。他和新婚的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强笑着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他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感情这东西是绝对欺骗不了的，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通情达理的妻子也觉察到了，她理解这一切，她尊重陈明的情感，她对陈明说：我们俩人都做了一件错事，我们来改正它吧。他们心平气和地办理了手续，结束了这短暂的婚姻。１９４２年２月，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苦恋了５年的丁玲和陈明终于结合了。这一年丁玲３８岁，陈明２５岁。他们的邻居、作家罗烽的母亲有些心疼地说：“你们爱得很苦！”
“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丁玲不止一次地说。
陈明和丁玲手牵着手，肩靠着肩，在生活的风风雨雨中经受了委屈和苦难，走过了极其艰难的里程。之后，两人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着走过风雨交加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