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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余秋雨的话题又多了起来，因为青歌赛正在进行，余大师又坐在点评台上说古论今，大出风头。荧屏下，拥护和杯葛他的观众们唾沫横飞地对骂，而台上，大师声色不动，有条有理地解评。谁的歌喉都敌不过余秋雨的妙语，执着的人们端坐数小时，耐心听完那一段段并不熟悉的美声高调，为的只是在冗长的赛程中聆听到大师的短暂评语。观众不愿错失任何一场余秋雨对歌手文化答题的点评，一边是喜欢他的读者和观众，一边是咬文嚼字的“挑刺者”，即便今天你听到他说错话，评错了题，明天依然坐在沙发上焦急地等着他的出场。
青歌赛的策划者们有足够的理由窃喜，因为除了“文化明星”余秋雨，恐怕没人能为青歌赛带来如此热情的关注和收视率。不论因为崇拜他的才华还是因为积攒更多的理由骂他，荧屏下的人都俯耳认真地去倾听他那浓重的江浙口音。被骂声和鼓励包围的大师，也借着青歌赛将自己的名声传播得越来越响亮，把喜欢和痛恨他的人隔得越来越远。明星学者
有余秋雨的地方总能听到骂声，不论在哪里；
有余秋雨的地方总会引发争论，捧他的或者批评他的声音都有；
有余秋雨的地方总是聚集无数媒体的镜头，有盲目的吹捧，也有恶毒的攻击；
余秋雨是明星学者，你可以屈指细数，他的曝光率在文人界最高。即便是被少男少女当作偶像明星崇拜的韩寒、郭敬明也没有他那样的出镜率。多年来，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攫取人们关注的眼光，他的四部作品晋身近十年来的“畅销书十强”，同时他却手举“反盗版”大棒声称封笔文坛：他是满腹经纶的一介学者，也被批评成周身沾满铜臭气的“文坛首富”：他字里行间抒写着对现任妻子的欣赏与关爱，却丝毫不提逆境中前妻对他做出的牺牲与奉献。人们总能找出一大堆爱他和恨他的理由。
看余秋雨的书总是惊诧他的博学，也许有人想不通，他的脑子里怎么会装得下那么多东西?从《文化苦旅》、《行者无疆》再到《千年一叹》，大师用他的笔一路走来绘制出一幅幅精彩的“博学地图”。出版商乐此不疲地次次再版，读者热情蜂拥至书店掏钱买书，而盗版者垂涎超高的销售量也忙着偷分一杯羹。据统计，余秋雨的书不仅创造了畅销记录，更创造了盗版记录，他的作品光是盗印版就有十几种之多。也难怪，大师唏嘘无奈地看着自己的版费流进卑鄙的盗版者口袋，最后只能以“封笔”来抗议。
挑剔他的人并不相信他是真的封笔，因为自90年代以来，关于他“封笔”的传闻反反复复，每次得到的版本都不同，因为辞官，不再从事理论研究；因为盗版猖獗，打击无力，不甘心出生入死地深入危险腹地却白白地把现成的钞票拱手送给盗版商；每一次封笔声明后，喜欢和不喜欢他的人都期待着他的新作出版，一边是为了寻找他“封笔”恶意炒作的证据从而有了更多骂他的理由：另一边是忠实的读者，贪婪地阅读着大师的精神食粮。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谩骂的口水不仅没能淹没余秋雨，反而造就了大师的明星地位。而被大师怒斥的“枪手”们也在一次次成为“被告”的同时看到自己的名字跟随着余秋雨写进媒体热衷于炒作的新闻稿里。
文坛首富
记得在余秋雨在早期的一部作品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八十年代，当他和几位台湾学者在香港相遇时，对方抱怨做学术研究太清贫，每月只有一万多台币的收入。大师坦承那时他不由地感到非常自卑，也许还伴着清贫下的几分虚荣。他没敢跟别人提及他当时的待遇——每月人民币八十几块钱的收入。
自古文人清贫是天经地义的定理，所以文化人谁有钱谁就会挨骂，沾染铜臭更是文人的大忌，文人们用对金钱的蔑视捍卫自己的清高。即使是市场经济下，也少有文人去炫耀财富。不过，耐不住有那么多的好事者和猎奇者，于是每年都有所谓的“权威发布”，余大师每每便被推上“文坛大款”的宝座。除了销量不菲的版费，余秋雨有自己的文化公司，又经常参加一些商业活动，他理所当然地就是“大款”。这几年，即便那些热爱他的读者也难免会感到失望，余秋雨封了笔，却没有封自己的精力，文学创造少了，商业活动却是越来越多。早几年，余秋雨的太太马兰曾说他们在上海、合肥和深圳都有家(房产)。显然今日的余秋雨和当年关在十几平米小胡同里挥汗苦心创作戏剧理论的清贫学者已是天壤之别。
和其他进入“富豪排名榜”作家一样，余秋雨从来就不承认所谓“权威杂志”计算出的收入帐目，更不承认自己是“文坛首富”。究竟他富到什么程度，也许并没有人真正去关心，人们只知道在如此发达的资讯年代，高曝光率就意味着会财源广进。所谓的“权威们”或许根本不用真正调查他的帐户和交税记录，仅仅是坐在电脑前点击一下百度的搜索引擎就能计算出作家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财富清单。前世今生
《借我一生》中，余秋雨详细描写了自己半生的坎坷，从出生，余姚的童年生活，到上海求学，历经文革浩劫，再到八十年代开始理论创作，担任领导，以及辞官等等，这本书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但唯一缺失的环就是他的婚姻——第一次婚姻。
无论在他的作品里还是日常谈话中，余秋雨都会恰到好处地表达对妻子的情意，现任妻子——马兰，而对自己的前妻只字不提，这难免让人生疑，即使糟糠之妻，没有爱情也有亲情，为什么大师刻意回避这一段经历呢?
余秋雨与前妻李红1979年结婚，1984年生下女儿，这段时间也正是余秋雨潜心理论创作的时机，他的成名作《文化苦旅》就成于此时。那时的余秋雨夫妇寄居在上海 个黑暗的小弄房里，丈夫伏案著书，妻子苦心理家，清贫的生活中，他们成为对患难夫妻。女儿出生后，李红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书，搬到父母家照顾孩子，疏远了与丈夫的亲密关系。1989年，李红南下深圳，接下来的两年，夫妻二人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1992年夏天，余秋雨提出离婚，用李红的话说就是“他做好了一切安排，我只有签字”。
很多人都同情李红，甚至搬出李红的“不幸遭遇”去声讨余秋雨的“负心”。李红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余某人”称呼自己的前夫，并“希望他多爱女儿点”，言词中不难看出对余秋雨的怪怨。
余秋雨与马兰相识于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说在他未离婚前就认识了马兰，而与李红离婚后他与马兰结了婚。从时间上来推算，余秋雨和马兰二人怎么都难逃“陈世美”和“小三”的嫌疑，是否这就是余秋雨对前妻始终保持沉默的原因呢?其实，负心对男人而言并不是犯罪，如成龙所说“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爱犯的错误”，错误本身并不是罪过，毕竟人是感情动物，即使大师也难免不落入俗套。
凡人余秋雨
对余秋雨的批评，一半来自他的作品，一半因为他的经历。记得几年前看到一本名为《大师也有错》的书，作者极尽所能地将余秋雨作品中的瑕疵一一呈现，比如某某作品第几页几行用错了标点符号：某某作品第几页提到的典故与历史有出入等等。但凡这些印上余秋雨名字的书只要 出版肯定能热销，于是，余秋雨身后便出现了一批“靠挑他毛病”成名的人，支持余秋雨的人不客气地痛斥这是一种“文化寄生”行为，傍着大师炒作自己。
偶尔余秋雨也能坦然地向观众或者读者昭示自己的错误。大师也是人，偶尔也会落入“知识盲点”，不知道1932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不知道“铁路焦柳线和长江的交界处”，或者逗号用成了句号，或者错误地定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匠。余秋雨说他很感激并且也愿意接受对他的“善意”批评。只是，人们恐怕永远也摸不清，大师如何定义“善意”和“恶意”。因为批评不好，就会被大师的拥趸者们扣上“文化寄生虫”或者“盗版枪手”的罪名。
对余秋雨来说，最大的痛处当然不是他的文化作品中出现的错误，而是总被人挖出人生中的一段“不光彩”往事。文革是他的痛，痛在他和他的家庭经历了种种不幸，父亲坐监，叔叔自杀身亡以及他本人下放到农场被迫接受劳动改造。而更大的痛是在这些苦难的经历背后，有人捅出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位年轻的文化才子文革中效力于“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这成为余秋雨被攻击的最大把柄。在历史错误面前，大师的智慧显得有些暗淡，对这段经历，他没有更完满的回答，因为凭着犀利的文笔，没人相信他是因为年少无知而犯下了错误。但经历或者了解过那场运动的人都知道，文人毕竟软弱，那样的苦难年代，在政治利器的威逼下，人们没有选择的机会，如果真要清算，把经历那场运动的文人们全都拉出来，又有几个能经得起严格的“历史审查”?
历史的伤疤永远不能平复，只是在“文革往事”面前，很明显，大师欠缺了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事实上，每一个走过文革岁月的中国人都带着记忆的伤痕，文革经历不仅是余秋雨的痛，也是一代文人的痛，全中国人的痛，在整个社会都迷途的时代，人们都在迫于生存残喘偷生，创伤是那个时代留下的记忆，这本应是大师涓涓慧笔下不该回避和粉饰的。
金钱荣誉，批评声讨，大师的双肩都要承受，一路走着，伴着秋雨，伴着狂风。
青歌赛的策划者们有足够的理由窃喜，因为除了“文化明星”余秋雨，恐怕没人能为青歌赛带来如此热情的关注和收视率。不论因为崇拜他的才华还是因为积攒更多的理由骂他，荧屏下的人都俯耳认真地去倾听他那浓重的江浙口音。被骂声和鼓励包围的大师，也借着青歌赛将自己的名声传播得越来越响亮，把喜欢和痛恨他的人隔得越来越远。明星学者
有余秋雨的地方总能听到骂声，不论在哪里；
有余秋雨的地方总会引发争论，捧他的或者批评他的声音都有；
有余秋雨的地方总是聚集无数媒体的镜头，有盲目的吹捧，也有恶毒的攻击；
余秋雨是明星学者，你可以屈指细数，他的曝光率在文人界最高。即便是被少男少女当作偶像明星崇拜的韩寒、郭敬明也没有他那样的出镜率。多年来，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攫取人们关注的眼光，他的四部作品晋身近十年来的“畅销书十强”，同时他却手举“反盗版”大棒声称封笔文坛：他是满腹经纶的一介学者，也被批评成周身沾满铜臭气的“文坛首富”：他字里行间抒写着对现任妻子的欣赏与关爱，却丝毫不提逆境中前妻对他做出的牺牲与奉献。人们总能找出一大堆爱他和恨他的理由。
看余秋雨的书总是惊诧他的博学，也许有人想不通，他的脑子里怎么会装得下那么多东西?从《文化苦旅》、《行者无疆》再到《千年一叹》，大师用他的笔一路走来绘制出一幅幅精彩的“博学地图”。出版商乐此不疲地次次再版，读者热情蜂拥至书店掏钱买书，而盗版者垂涎超高的销售量也忙着偷分一杯羹。据统计，余秋雨的书不仅创造了畅销记录，更创造了盗版记录，他的作品光是盗印版就有十几种之多。也难怪，大师唏嘘无奈地看着自己的版费流进卑鄙的盗版者口袋，最后只能以“封笔”来抗议。
挑剔他的人并不相信他是真的封笔，因为自90年代以来，关于他“封笔”的传闻反反复复，每次得到的版本都不同，因为辞官，不再从事理论研究；因为盗版猖獗，打击无力，不甘心出生入死地深入危险腹地却白白地把现成的钞票拱手送给盗版商；每一次封笔声明后，喜欢和不喜欢他的人都期待着他的新作出版，一边是为了寻找他“封笔”恶意炒作的证据从而有了更多骂他的理由：另一边是忠实的读者，贪婪地阅读着大师的精神食粮。细心的人们会发现，谩骂的口水不仅没能淹没余秋雨，反而造就了大师的明星地位。而被大师怒斥的“枪手”们也在一次次成为“被告”的同时看到自己的名字跟随着余秋雨写进媒体热衷于炒作的新闻稿里。
文坛首富
记得在余秋雨在早期的一部作品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八十年代，当他和几位台湾学者在香港相遇时，对方抱怨做学术研究太清贫，每月只有一万多台币的收入。大师坦承那时他不由地感到非常自卑，也许还伴着清贫下的几分虚荣。他没敢跟别人提及他当时的待遇——每月人民币八十几块钱的收入。
自古文人清贫是天经地义的定理，所以文化人谁有钱谁就会挨骂，沾染铜臭更是文人的大忌，文人们用对金钱的蔑视捍卫自己的清高。即使是市场经济下，也少有文人去炫耀财富。不过，耐不住有那么多的好事者和猎奇者，于是每年都有所谓的“权威发布”，余大师每每便被推上“文坛大款”的宝座。除了销量不菲的版费，余秋雨有自己的文化公司，又经常参加一些商业活动，他理所当然地就是“大款”。这几年，即便那些热爱他的读者也难免会感到失望，余秋雨封了笔，却没有封自己的精力，文学创造少了，商业活动却是越来越多。早几年，余秋雨的太太马兰曾说他们在上海、合肥和深圳都有家(房产)。显然今日的余秋雨和当年关在十几平米小胡同里挥汗苦心创作戏剧理论的清贫学者已是天壤之别。
和其他进入“富豪排名榜”作家一样，余秋雨从来就不承认所谓“权威杂志”计算出的收入帐目，更不承认自己是“文坛首富”。究竟他富到什么程度，也许并没有人真正去关心，人们只知道在如此发达的资讯年代，高曝光率就意味着会财源广进。所谓的“权威们”或许根本不用真正调查他的帐户和交税记录，仅仅是坐在电脑前点击一下百度的搜索引擎就能计算出作家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财富清单。前世今生
《借我一生》中，余秋雨详细描写了自己半生的坎坷，从出生，余姚的童年生活，到上海求学，历经文革浩劫，再到八十年代开始理论创作，担任领导，以及辞官等等，这本书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但唯一缺失的环就是他的婚姻——第一次婚姻。
无论在他的作品里还是日常谈话中，余秋雨都会恰到好处地表达对妻子的情意，现任妻子——马兰，而对自己的前妻只字不提，这难免让人生疑，即使糟糠之妻，没有爱情也有亲情，为什么大师刻意回避这一段经历呢?
余秋雨与前妻李红1979年结婚，1984年生下女儿，这段时间也正是余秋雨潜心理论创作的时机，他的成名作《文化苦旅》就成于此时。那时的余秋雨夫妇寄居在上海 个黑暗的小弄房里，丈夫伏案著书，妻子苦心理家，清贫的生活中，他们成为对患难夫妻。女儿出生后，李红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书，搬到父母家照顾孩子，疏远了与丈夫的亲密关系。1989年，李红南下深圳，接下来的两年，夫妻二人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1992年夏天，余秋雨提出离婚，用李红的话说就是“他做好了一切安排，我只有签字”。
很多人都同情李红，甚至搬出李红的“不幸遭遇”去声讨余秋雨的“负心”。李红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余某人”称呼自己的前夫，并“希望他多爱女儿点”，言词中不难看出对余秋雨的怪怨。
余秋雨与马兰相识于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说在他未离婚前就认识了马兰，而与李红离婚后他与马兰结了婚。从时间上来推算，余秋雨和马兰二人怎么都难逃“陈世美”和“小三”的嫌疑，是否这就是余秋雨对前妻始终保持沉默的原因呢?其实，负心对男人而言并不是犯罪，如成龙所说“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爱犯的错误”，错误本身并不是罪过，毕竟人是感情动物，即使大师也难免不落入俗套。
凡人余秋雨
对余秋雨的批评，一半来自他的作品，一半因为他的经历。记得几年前看到一本名为《大师也有错》的书，作者极尽所能地将余秋雨作品中的瑕疵一一呈现，比如某某作品第几页几行用错了标点符号：某某作品第几页提到的典故与历史有出入等等。但凡这些印上余秋雨名字的书只要 出版肯定能热销，于是，余秋雨身后便出现了一批“靠挑他毛病”成名的人，支持余秋雨的人不客气地痛斥这是一种“文化寄生”行为，傍着大师炒作自己。
偶尔余秋雨也能坦然地向观众或者读者昭示自己的错误。大师也是人，偶尔也会落入“知识盲点”，不知道1932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不知道“铁路焦柳线和长江的交界处”，或者逗号用成了句号，或者错误地定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匠。余秋雨说他很感激并且也愿意接受对他的“善意”批评。只是，人们恐怕永远也摸不清，大师如何定义“善意”和“恶意”。因为批评不好，就会被大师的拥趸者们扣上“文化寄生虫”或者“盗版枪手”的罪名。
对余秋雨来说，最大的痛处当然不是他的文化作品中出现的错误，而是总被人挖出人生中的一段“不光彩”往事。文革是他的痛，痛在他和他的家庭经历了种种不幸，父亲坐监，叔叔自杀身亡以及他本人下放到农场被迫接受劳动改造。而更大的痛是在这些苦难的经历背后，有人捅出另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位年轻的文化才子文革中效力于“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这成为余秋雨被攻击的最大把柄。在历史错误面前，大师的智慧显得有些暗淡，对这段经历，他没有更完满的回答，因为凭着犀利的文笔，没人相信他是因为年少无知而犯下了错误。但经历或者了解过那场运动的人都知道，文人毕竟软弱，那样的苦难年代，在政治利器的威逼下，人们没有选择的机会，如果真要清算，把经历那场运动的文人们全都拉出来，又有几个能经得起严格的“历史审查”?
历史的伤疤永远不能平复，只是在“文革往事”面前，很明显，大师欠缺了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事实上，每一个走过文革岁月的中国人都带着记忆的伤痕，文革经历不仅是余秋雨的痛，也是一代文人的痛，全中国人的痛，在整个社会都迷途的时代，人们都在迫于生存残喘偷生，创伤是那个时代留下的记忆，这本应是大师涓涓慧笔下不该回避和粉饰的。
金钱荣誉，批评声讨，大师的双肩都要承受，一路走着，伴着秋雨，伴着狂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