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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她唯一一次挫败：阳光卫视。但这挫败在杨澜这里被解读成一种传媒理想的破灭。所以她并未因此而形象受损，相反却显得虽败犹荣。
2000年，杨澜吴征夫妇收购“良记”，更名为“阳光文化”。8月，阳光卫视开播，制作和播出以纪录片为主的节目。杨澜在最初就做了耗资数千万的电视制作中心，试图每年做出几百小时的原创节目。她让吴征参观时，吴征吓了一跳，说拉这么大一个摊子，要出事。杨澜说自己是“有文化理想”的人，“我觉得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我想到了，就去做了。”
起初，因为杨澜与政府的良好关系，阳光集团与广电部门在香港的一个窗口公司签约，但很快由于人事变更，政府决定撤出，合约也没有履行。阳光卫视开播不过一年，杨澜就“摸到这些神经的末梢”，发现回收和投入不成比例。她曾经把公司成本减到一半，也把自己的工资减少了40%。那时她正怀孕，经常在开会时跑出去吐，然后嚼个口香糖回来接着开。这一切都可见她的坚持。到2003年阳光卫视无奈出售股权，她认为“不是说亏不起这点儿钱，而是说是对于这个行业的一种理性的判断”。
吴征认为，阳光文化对阳光卫视做了四次拯救运动。吴征的努力，杨澜都表示认可—“其实也是说明他对我的爱吧。”
杨澜认为自己更像个战士而非商人。“战士坚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商人就像置身于一个舞厅，随时要想到出口在哪里。而我在商场就像战士一样坚持着”。2003年夏天，阳光卫视被卖给星美，杨澜仍然坚持说，“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它商业上失败，但是有文化价值。”
有人比喻，阳光卫视成了资本的牺牲品，像一张牌被资本市场传来传去，而吴征就是那个操盘者。吴征语气强硬地表示“这个比喻非常不恰当，因为阳光卫视只是被卖了一次。”他并不认为阳光卫视的失败在于其落地率不好，“事实上我们的落地做得非常好。比如现在每10家能看到凤凰卫视的，有7家左右都可以看到阳光卫视。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定位太鲜明了，做给文化人看，造成了观众群的狭窄。”至于是否可能改变定位，吴征说，“这是杨澜喜欢做的事情，这是她的文化理想，我非常欣赏并且支持她。说到底也不是定位的问题，境外媒体在中国都是不可能赚钱的。”
杨澜承认，“阳光卫视的资产额只占整个集团资产额的百分之五，营业额只占百分之二十，但是亏损却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2004年，杨澜接受《新闻夜话》采访时说：“后来我时常感到自己能力的不充分和不足够。在视野、魄力和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都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对于记者“股东要陪你一起来成长吗？股东要付钱，他们要买你的股票？”的提问，杨澜说：“这取决于判断了，如果你相信这家公司在这群人不断的努力之下会取得增长，你就可以投资。这几年我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学费。”
转让阳光卫视、开始集中精力来打造一些栏目，让杨澜的心情轻松了不少。2009年3月，由杨澜担任主席的阳光传媒集团旗下“天女网”正式上线，这个网站整合了阳光传媒集团旗下的多种资源，杨澜的商业指向非常清晰地定格在女性领域。
杨澜与吴征希望将阳光传媒集团打造成一个跨媒体的整合营销平台，但与之前“阳光卫视”时代的整合营销最大的不同是，她对媒体平台“核心价值”的不同看法。“媒体只是信息到达受众的渠道，而真正的价值是受众本身。”围绕共同的受众，阳光传媒现在试图通过不同的媒介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触、影响，既保持了受众的黏合度，也提高了公司定位的“精准度”。
杨澜的阳光媒体坐落在北京亮马桥使馆区，占地开阔，比邻美国使馆，在闹腾的北京拥有一份难得的安静，也彰显着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在最新发布的2011胡润女富豪榜上，杨澜以阳光媒体投资董事主席的身份位列第23位。一年前面对资产猛涨的新闻，杨澜就对记者表示：“所谓富豪榜都是估值，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不要太放在心上。”问及是否如报道所说有70亿元，杨澜不愿意证实。她说：“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可以这样形容—辛辛苦苦地过舒服日子。”
这句话可以解读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腾挪辗转。这是数次被证明的杨澜成功之路。
造假门
2011年7月10日，达芬奇天价家具被指造假，随后有文章称从2010年7月起，“达芬奇”在其举办的每一届意大利家居展上，都会将其拍卖的艺术品所得捐赠给阳光文化基金。杨澜声明她与达芬奇家居没有任何商业关系，“因‘达芬奇’曾向阳光文化‘阳光下成长’流动青少年艺术教育项目捐款，我曾作为基金会代表接受其捐赠，未对其产品做商业推荐。”
2000年，杨澜吴征夫妇收购“良记”，更名为“阳光文化”。8月，阳光卫视开播，制作和播出以纪录片为主的节目。杨澜在最初就做了耗资数千万的电视制作中心，试图每年做出几百小时的原创节目。她让吴征参观时，吴征吓了一跳，说拉这么大一个摊子，要出事。杨澜说自己是“有文化理想”的人，“我觉得中国需要有一个有文化感和价值感的电视平台。我想到了，就去做了。”
起初，因为杨澜与政府的良好关系，阳光集团与广电部门在香港的一个窗口公司签约，但很快由于人事变更，政府决定撤出，合约也没有履行。阳光卫视开播不过一年，杨澜就“摸到这些神经的末梢”，发现回收和投入不成比例。她曾经把公司成本减到一半，也把自己的工资减少了40%。那时她正怀孕，经常在开会时跑出去吐，然后嚼个口香糖回来接着开。这一切都可见她的坚持。到2003年阳光卫视无奈出售股权，她认为“不是说亏不起这点儿钱，而是说是对于这个行业的一种理性的判断”。
吴征认为，阳光文化对阳光卫视做了四次拯救运动。吴征的努力，杨澜都表示认可—“其实也是说明他对我的爱吧。”
杨澜认为自己更像个战士而非商人。“战士坚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商人就像置身于一个舞厅，随时要想到出口在哪里。而我在商场就像战士一样坚持着”。2003年夏天，阳光卫视被卖给星美，杨澜仍然坚持说，“我至今也不觉得阳光卫视是一种文化上的失败。它商业上失败，但是有文化价值。”
有人比喻，阳光卫视成了资本的牺牲品，像一张牌被资本市场传来传去，而吴征就是那个操盘者。吴征语气强硬地表示“这个比喻非常不恰当，因为阳光卫视只是被卖了一次。”他并不认为阳光卫视的失败在于其落地率不好，“事实上我们的落地做得非常好。比如现在每10家能看到凤凰卫视的，有7家左右都可以看到阳光卫视。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定位太鲜明了，做给文化人看，造成了观众群的狭窄。”至于是否可能改变定位，吴征说，“这是杨澜喜欢做的事情，这是她的文化理想，我非常欣赏并且支持她。说到底也不是定位的问题，境外媒体在中国都是不可能赚钱的。”
杨澜承认，“阳光卫视的资产额只占整个集团资产额的百分之五，营业额只占百分之二十，但是亏损却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2004年，杨澜接受《新闻夜话》采访时说：“后来我时常感到自己能力的不充分和不足够。在视野、魄力和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都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对于记者“股东要陪你一起来成长吗？股东要付钱，他们要买你的股票？”的提问，杨澜说：“这取决于判断了，如果你相信这家公司在这群人不断的努力之下会取得增长，你就可以投资。这几年我也是付出了很大的学费。”
转让阳光卫视、开始集中精力来打造一些栏目，让杨澜的心情轻松了不少。2009年3月，由杨澜担任主席的阳光传媒集团旗下“天女网”正式上线，这个网站整合了阳光传媒集团旗下的多种资源，杨澜的商业指向非常清晰地定格在女性领域。
杨澜与吴征希望将阳光传媒集团打造成一个跨媒体的整合营销平台，但与之前“阳光卫视”时代的整合营销最大的不同是，她对媒体平台“核心价值”的不同看法。“媒体只是信息到达受众的渠道，而真正的价值是受众本身。”围绕共同的受众，阳光传媒现在试图通过不同的媒介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触、影响，既保持了受众的黏合度，也提高了公司定位的“精准度”。
杨澜的阳光媒体坐落在北京亮马桥使馆区，占地开阔，比邻美国使馆，在闹腾的北京拥有一份难得的安静，也彰显着拥有者的身份地位。在最新发布的2011胡润女富豪榜上，杨澜以阳光媒体投资董事主席的身份位列第23位。一年前面对资产猛涨的新闻，杨澜就对记者表示：“所谓富豪榜都是估值，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不要太放在心上。”问及是否如报道所说有70亿元，杨澜不愿意证实。她说：“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可以这样形容—辛辛苦苦地过舒服日子。”
这句话可以解读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腾挪辗转。这是数次被证明的杨澜成功之路。
造假门
2011年7月10日，达芬奇天价家具被指造假，随后有文章称从2010年7月起，“达芬奇”在其举办的每一届意大利家居展上，都会将其拍卖的艺术品所得捐赠给阳光文化基金。杨澜声明她与达芬奇家居没有任何商业关系，“因‘达芬奇’曾向阳光文化‘阳光下成长’流动青少年艺术教育项目捐款，我曾作为基金会代表接受其捐赠，未对其产品做商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