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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简·爱》给我们提供了多视角解读的可能，并多次被搬上银幕。无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解读简·爱，还是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解读伯莎，BBC2006版《简·爱》都给我们带来多重解读的可能。一个是欲彰显的女权主义形象，一个是欲隐藏的殖民地疯女人，尤其在二者的比较解读中，我们更能洞见导演苏珊娜·怀特在彰显和隐藏的背后所阐释的电影文本内涵。
[关键词]《简·爱》 女性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 比较解读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1847年出版至今，一直倍受关注，并被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多次搬上银幕。由于时空的转换和读者阅读期待视野的不同，一部作品往往会在不同的视野中显露出不同的审美价值和文本内涵。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正是在读者的不断解读中得以彰显的。20世纪中叶以前，《简·爱》还只是视作灰姑娘浪漫传奇的一个翻版，20世纪中期，女权主义批评则把其作为“女性主义狂热崇拜的文本”，并视之为女性的独立宣言。伴随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兴起，关注此文本中的殖民话语也浙成热点。如果说简·爱是有着强烈的个性、独立主动崇高的女权主义形象，那么伯莎就是一个来自殖民地、被贬低、被剥夺了话语权、被边缘化的疯女人。BBC2006版《简·爱》站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上让我们能看到简·爱在艰难困苦中成长的艰涩；站在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上让我们能看到被边缘化的伯莎疯狂中的无奈。一个是彰显的前台主角，一个是隐藏后台的配角。在二者的比较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影片为什么能给女性主义批评家提供一个极富张力的阐释空间，也会发现其为什么也能给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提供一个极富震撼的想象空间。
“后殖民主义者研究族裔上处于‘他者’位置的人，女权主义者研究性别上的‘他者’即女性，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在种族和性别都处于‘他者’位置的女性”。
由此，一个天然的理论鸿沟横亘在简爱和伯莎之间，那就是她们虽然都处在男权社会的“他者”位置上，但却属于不同的种族。所以最初的女权主义批评则把《简·爱》作为“女性主义狂热崇拜的文本”，在她们眼里简·爱就是整个文本的焦点，甚至把伯莎都看作是简·爱在通往幸福之路上的障碍。在夏洛蒂·勃朗特所处的那个时代，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改善。女性除了结婚以外没有别的职业可以供她们选择。如果一旦结婚就是家庭教师这种算不上正式职业的工作也不允许承担。而且这唯一的社会职业也备遭歧视。只有那些穷人家的女子才会去当家庭教师。在桑菲尔德府的盛大舞会里，富有的小姐们讥讽家庭女教师的讨厌、可笑、无能和任性便可以说明。尽管如此，简·爱仍然坚持以家庭教师的身份闯入男权社会的重重包围，坚持独立自主的生活。女权主义要在向男权社会规范的斗争中树立起自己的坚韧形象，所以他们把简·爱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他们用疯女人衬出简·爱的安详与稳重；英格拉姆小姐的自私、冷酷反衬出简·爱的可爱和脱俗；阿黛勒母亲的放荡烘托出了简·爱的忠贞和多情。总之简·爱用自己的坚强和独立赢得了崇高的赞誉。可是女权主义者却没有或者忽略了伯莎的“女权”尊严，因为她首先是个女性然后才是“他族”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她进入简·爱的房间撕毁简·爱的婚纱可以反映出她对婚姻的痛恨和尊严的捍卫：从他对罗切斯特和她弟弟的厮打可以看出她对他们的仇恨；从最后她一把火点了这个对她来说充满痛苦和仇恨的府苑可以看出来她绝望中的纷争与无奈。她没有像那些富有的小姐一样讽刺同类，而对自己的护理者却能够和谐相处。这难道不也是女权主义所向往的女权形象吗!所以说简·爱和伯莎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就像伯莎撕毁简爱的婚纱捍卫自己已经不存在的婚姻和当简·爱知道罗切斯特已有妻子后出走捍卫婚姻尊严一样。
显然，为了塑造简·爱、彰显简·爱，伯莎只好屈居隐藏和边缘化。简·爱的光辉形象是在同类的打压(富家小姐们’)和同类的隐藏(伯莎们)所烘托而来的。那么被作者隐藏的伯莎就为什么不得不屈居这种被压迫、被贬低、被戕害、被剥夺话语权的位置呢?
首先，夏洛特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社会和商业发展的时代，英国一时成为世界的工厂，同时控制了许多殖民地”。这样的生活年代或多或少地具有英国白人的种族优越性。当她用西方白人的眼光来写《简·爱》时其对于来自殖民地的人，哪怕是同类也就不免带上时代的烙印。简·爱因此也就为我们用后殖民女性主义来解读提供了一个通道——伯莎，作为隐藏者，所暗含着的文本内涵。来自殖民地的女性伯莎是生活在“边缘的边缘”人，不仅受到父权社会的压迫和白人女性的排斥，还受到罗切斯特和夏洛特及简·爱的压迫和歧视。在影片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对其的描述中有意无意的歧视，也可以看到简·爱对其缺乏的应有同情。伯莎被描述成“深的阴影里面，一个形体跑来跑去。那是兽还是人，第一眼我们是说不清的：它似乎爬行着；它像奇怪的野兽一样，急抓咆哮：但它却穿着衣服，有许多黑和灰白的头发，象马鬃一般蓬乱，遮住它的头和脸。”不知好歹的疯女人，财产被丈夫占有，得不到一丝的关爱，被隐藏身份关在阁楼上而不得自由。这样一个被剥夺了生活权的女人是何等的残酷啊!和以往影片把伯莎彻底隐藏或者模糊不同，苏珊娜·怀特让其在彻底隐藏之中走出，这样就更能调动观众的好奇心。
其次，伯莎比之简·爱拥有更多一个压迫就是来自西方白人的种族歧视。如果说简·爱是处于生活的边缘，那么伯莎则是在“边缘的边缘”。影片给简·爱充分的话语权和获得幸福的机会，甚至用罗切斯特的失明和伯莎的死亡为代价，却没有给这个来自异邦女人些许生活权利，致使她成为了“阁楼上的疯女人”。而逼迫伯莎走向穷途的又是什么呢?罗切斯特为了伯莎的财产，却不希望站在身边的妻子是个异域的殖民地女人；罗切斯特为了简·爱的独立坚强希望她成为自己的妻子，却又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而求逃避。罗切斯特的虚伪和简·爱的天真也无法遮蔽这个“沉默的女人”所发出的愤怒嗥叫。
简·爱在接受一笔海外遗产后，就不再工作了，用她的话说是“我的丈夫——需要我整个的时间和操心”。简·爱最后还是回归到了家庭过起相夫教子的生活，而这何尝不是伯莎所追求的呢?作为父权社会的“他者”，可以说简·爱和伯莎是一样的，都有“娜拉出走”的人生命题，不同的是她们无法跨越的制约生命独立的经济独立和人格自主。而伯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因为作为种族的“他者”，她又不得不面对西方白人优越性的隐藏和封闭。在白人的世界来自殖民地的女性谋求独立的出路除了与之同归于尽，又有什么生路呢?
在彰显与隐藏背后，在同为女性的简·爱和伯莎之间，有着太多的一样和不同，这里面既有性别种族的差别，但更重要的是时代大环境使然，这是谁都无法逃避的历史宿命。夏洛特·勃朗特就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父亲把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儿子身上，却把勃朗特三姐妹放置一边不加爱抚，肺病的折磨，姐妹的早逝，生活的艰涩不得不让夏洛特·勃朗特过早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爱弥尔·蒙泰居说：“夏洛蒂·勃朗特的生活是她的小说的本质。”勃朗特曾暗恋过她的法语教师埃热，埃热夫人是勃朗特现实生活中爱情的障碍，疯女人是小说中罗切斯特和简之间不可逾越的精神和法律樊篱，这就注定了作者在对疯女人的描述中或多或少地带上现实的情绪。勃朗特借罗切斯特之口把贝莎描写成一个淫荡的妻子，纵欲的疯子，说她品质恶劣，心性歹毒，正是作者潜在欲望的一种外显。一个彰显，一个隐藏；隐藏映衬了彰显，彰显因为隐藏而出离特色。也许在夏洛特的笔下只是一个生命本真情绪的爆发，却给后来甚至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对于一个时代印记的多元解读。无疑，苏珊娜·怀特的解读才最暗合作者的文本旨意。
无论从女性主义去解读简·爱，还是从后殖民女性主义去解读伯莎，“他者”的历史位置和当下姿态都还有极其现实意义，社会对妇女还是有许多无形的歧视，不论是白人、黑人，女人在个体上的独立和人格上自主路还很长，这是不可绕避的时代命题!通过影片，我们看到的是更具多重内蕴的《简·爱》。
[关键词]《简·爱》 女性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 比较解读
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从1847年出版至今，一直倍受关注，并被不同国家在不同时间多次搬上银幕。由于时空的转换和读者阅读期待视野的不同，一部作品往往会在不同的视野中显露出不同的审美价值和文本内涵。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正是在读者的不断解读中得以彰显的。20世纪中叶以前，《简·爱》还只是视作灰姑娘浪漫传奇的一个翻版，20世纪中期，女权主义批评则把其作为“女性主义狂热崇拜的文本”，并视之为女性的独立宣言。伴随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的兴起，关注此文本中的殖民话语也浙成热点。如果说简·爱是有着强烈的个性、独立主动崇高的女权主义形象，那么伯莎就是一个来自殖民地、被贬低、被剥夺了话语权、被边缘化的疯女人。BBC2006版《简·爱》站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上让我们能看到简·爱在艰难困苦中成长的艰涩；站在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基点上让我们能看到被边缘化的伯莎疯狂中的无奈。一个是彰显的前台主角，一个是隐藏后台的配角。在二者的比较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影片为什么能给女性主义批评家提供一个极富张力的阐释空间，也会发现其为什么也能给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提供一个极富震撼的想象空间。
“后殖民主义者研究族裔上处于‘他者’位置的人，女权主义者研究性别上的‘他者’即女性，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在种族和性别都处于‘他者’位置的女性”。
由此，一个天然的理论鸿沟横亘在简爱和伯莎之间，那就是她们虽然都处在男权社会的“他者”位置上，但却属于不同的种族。所以最初的女权主义批评则把《简·爱》作为“女性主义狂热崇拜的文本”，在她们眼里简·爱就是整个文本的焦点，甚至把伯莎都看作是简·爱在通往幸福之路上的障碍。在夏洛蒂·勃朗特所处的那个时代，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并没有改善。女性除了结婚以外没有别的职业可以供她们选择。如果一旦结婚就是家庭教师这种算不上正式职业的工作也不允许承担。而且这唯一的社会职业也备遭歧视。只有那些穷人家的女子才会去当家庭教师。在桑菲尔德府的盛大舞会里，富有的小姐们讥讽家庭女教师的讨厌、可笑、无能和任性便可以说明。尽管如此，简·爱仍然坚持以家庭教师的身份闯入男权社会的重重包围，坚持独立自主的生活。女权主义要在向男权社会规范的斗争中树立起自己的坚韧形象，所以他们把简·爱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他们用疯女人衬出简·爱的安详与稳重；英格拉姆小姐的自私、冷酷反衬出简·爱的可爱和脱俗；阿黛勒母亲的放荡烘托出了简·爱的忠贞和多情。总之简·爱用自己的坚强和独立赢得了崇高的赞誉。可是女权主义者却没有或者忽略了伯莎的“女权”尊严，因为她首先是个女性然后才是“他族”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她进入简·爱的房间撕毁简·爱的婚纱可以反映出她对婚姻的痛恨和尊严的捍卫：从他对罗切斯特和她弟弟的厮打可以看出她对他们的仇恨；从最后她一把火点了这个对她来说充满痛苦和仇恨的府苑可以看出来她绝望中的纷争与无奈。她没有像那些富有的小姐一样讽刺同类，而对自己的护理者却能够和谐相处。这难道不也是女权主义所向往的女权形象吗!所以说简·爱和伯莎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就像伯莎撕毁简爱的婚纱捍卫自己已经不存在的婚姻和当简·爱知道罗切斯特已有妻子后出走捍卫婚姻尊严一样。
显然，为了塑造简·爱、彰显简·爱，伯莎只好屈居隐藏和边缘化。简·爱的光辉形象是在同类的打压(富家小姐们’)和同类的隐藏(伯莎们)所烘托而来的。那么被作者隐藏的伯莎就为什么不得不屈居这种被压迫、被贬低、被戕害、被剥夺话语权的位置呢?
首先，夏洛特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社会和商业发展的时代，英国一时成为世界的工厂，同时控制了许多殖民地”。这样的生活年代或多或少地具有英国白人的种族优越性。当她用西方白人的眼光来写《简·爱》时其对于来自殖民地的人，哪怕是同类也就不免带上时代的烙印。简·爱因此也就为我们用后殖民女性主义来解读提供了一个通道——伯莎，作为隐藏者，所暗含着的文本内涵。来自殖民地的女性伯莎是生活在“边缘的边缘”人，不仅受到父权社会的压迫和白人女性的排斥，还受到罗切斯特和夏洛特及简·爱的压迫和歧视。在影片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对其的描述中有意无意的歧视，也可以看到简·爱对其缺乏的应有同情。伯莎被描述成“深的阴影里面，一个形体跑来跑去。那是兽还是人，第一眼我们是说不清的：它似乎爬行着；它像奇怪的野兽一样，急抓咆哮：但它却穿着衣服，有许多黑和灰白的头发，象马鬃一般蓬乱，遮住它的头和脸。”不知好歹的疯女人，财产被丈夫占有，得不到一丝的关爱，被隐藏身份关在阁楼上而不得自由。这样一个被剥夺了生活权的女人是何等的残酷啊!和以往影片把伯莎彻底隐藏或者模糊不同，苏珊娜·怀特让其在彻底隐藏之中走出，这样就更能调动观众的好奇心。
其次，伯莎比之简·爱拥有更多一个压迫就是来自西方白人的种族歧视。如果说简·爱是处于生活的边缘，那么伯莎则是在“边缘的边缘”。影片给简·爱充分的话语权和获得幸福的机会，甚至用罗切斯特的失明和伯莎的死亡为代价，却没有给这个来自异邦女人些许生活权利，致使她成为了“阁楼上的疯女人”。而逼迫伯莎走向穷途的又是什么呢?罗切斯特为了伯莎的财产，却不希望站在身边的妻子是个异域的殖民地女人；罗切斯特为了简·爱的独立坚强希望她成为自己的妻子，却又隐瞒自己的婚姻状况而求逃避。罗切斯特的虚伪和简·爱的天真也无法遮蔽这个“沉默的女人”所发出的愤怒嗥叫。
简·爱在接受一笔海外遗产后，就不再工作了，用她的话说是“我的丈夫——需要我整个的时间和操心”。简·爱最后还是回归到了家庭过起相夫教子的生活，而这何尝不是伯莎所追求的呢?作为父权社会的“他者”，可以说简·爱和伯莎是一样的，都有“娜拉出走”的人生命题，不同的是她们无法跨越的制约生命独立的经济独立和人格自主。而伯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因为作为种族的“他者”，她又不得不面对西方白人优越性的隐藏和封闭。在白人的世界来自殖民地的女性谋求独立的出路除了与之同归于尽，又有什么生路呢?
在彰显与隐藏背后，在同为女性的简·爱和伯莎之间，有着太多的一样和不同，这里面既有性别种族的差别，但更重要的是时代大环境使然，这是谁都无法逃避的历史宿命。夏洛特·勃朗特就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父亲把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儿子身上，却把勃朗特三姐妹放置一边不加爱抚，肺病的折磨，姐妹的早逝，生活的艰涩不得不让夏洛特·勃朗特过早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爱弥尔·蒙泰居说：“夏洛蒂·勃朗特的生活是她的小说的本质。”勃朗特曾暗恋过她的法语教师埃热，埃热夫人是勃朗特现实生活中爱情的障碍，疯女人是小说中罗切斯特和简之间不可逾越的精神和法律樊篱，这就注定了作者在对疯女人的描述中或多或少地带上现实的情绪。勃朗特借罗切斯特之口把贝莎描写成一个淫荡的妻子，纵欲的疯子，说她品质恶劣，心性歹毒，正是作者潜在欲望的一种外显。一个彰显，一个隐藏；隐藏映衬了彰显，彰显因为隐藏而出离特色。也许在夏洛特的笔下只是一个生命本真情绪的爆发，却给后来甚至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对于一个时代印记的多元解读。无疑，苏珊娜·怀特的解读才最暗合作者的文本旨意。
无论从女性主义去解读简·爱，还是从后殖民女性主义去解读伯莎，“他者”的历史位置和当下姿态都还有极其现实意义，社会对妇女还是有许多无形的歧视，不论是白人、黑人，女人在个体上的独立和人格上自主路还很长，这是不可绕避的时代命题!通过影片，我们看到的是更具多重内蕴的《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