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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第一位灾害心理学博士，董惠娟是一名医生，多年行走于探索、抚慰受灾心灵的苦旅中，为国内的灾害心理危机干预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唐山地震孤儿，她又是一名“病人”。当年母亲被从废墟下扒上来的画面在她心里结成了疤，“拨动它时，它会震颤”。
她说，走上如今的道路，是在治疗别人，也是治疗自己。
为什么伤口迟迟不愈
董惠娟的病根深深扎在15岁那年那个炎热的夜里。
受困七个小时后，董惠娟被从瓦砾中救出。目之所及，混乱一片，没有一间房子是立着的，她跪在废墟上爬行，哭喊父母的名字……然后，她发现了怀孕的嫂子、瘫倒的父亲、跪着的母亲，还有一息尚存的哥哥。董惠娟想扒出亲人，却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能守在一边。到了晚上，废墟下的叫喊声、呻吟声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她的耳边萦绕。她一边听着，一边疯狂地掉眼泪……
唐山地震中，董惠娟失去了父母兄嫂四位亲人，也一度失去了应对生活的勇气——再小的事情，也会把幸存的姐妹四人瞬间击垮。
那年一个冬夜，姐妹四个住在简易棚里。零下十几度的夜晚，北风呼呼地往棚子里灌。姐妹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取暖，不知道谁冒出一句，“真羡慕邻居家，搭的棚子真好，有油毡，不漏风。我们可怎么办？要是爸妈在就好了。”话音刚落，大家互相对视了两三秒，抱在一起号啕大哭……
在震后的几年里，这种歇斯底里仍会在任何不经意的时刻出现。清明节、寒食节到了，整个城市纸灰漫天飞舞，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低落，不停会听到这样的抱怨，“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跟着去了好”。高中毕业后，董惠娟留校任教，办公室里只要有一个同事哭，其他同事就会跟上，几分钟后，整间屋子就被哭泣声淹没……
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董惠娟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为了克服内心莫名的悲伤与惊恐，她选择了心理学。可让她难过的是，她发现，她真的没法化解这份痛苦。董惠娟逐渐意识到，时间并不能抚平地震留下的阴影。哪怕此时她已大学毕业，进入唐山师范学院从事心理学教学。直到对门邻居去世，她才有勇气直面阴影。
这位邻居是董惠娟父母的至交，他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妻子。之后的一两年里，这个中年男人每天坐在简易房门口，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人和他说话，他只会重复两句“好好活着”“我不悲伤”。在董惠娟最孤独绝望的那一两年，她就是靠反复咂巴他那句“好好活着”挺了过来。但没几年，男人就过世了。
“我很心痛，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我们始终还是处于受伤状态？”最终，董惠娟决定继续通过研读心理学的方式，分析自己和身边的人。之后，她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再之后，她走进心理门诊，并屡屡走进电台，走上荧屏，为有心理疾患的人答疑解惑。
勇敢是勇敢者的游戏
十多年的研究探索后，董惠娟救治了无数病人，她觉得有能力面对自己了，于是开始分析自己。但很遗憾，“沉痾难除”概括了她的状态。
2000年前后，买房的压力、儿子的叛逆期一起袭来，董惠娟觉得要被压垮了。那段时间，她总做同一个梦。梦中，妈妈坐在唐山一处地下通道的入口，向她招手，她跟在妈妈后面，沿着漆黑的通道一直走一直走，越走越亮。最后，妈妈就消失了。
后来，每每工作不顺、家庭琐事缠身时，董惠娟总会做这样类似的梦。有时是地震前一家人给妈妈过生日的画面，有时是妈妈送她上学的场景。她到外地学习，别人一听她是唐山人，总会好奇地问她当时家里有没有人受伤，董惠娟总会顾左右而言它，“我从来不会告诉别人，那个伤痛是不想被别人扒的。”
作为心理学家，她知道，每当精神脆弱时就出现梦魇和闪回，根源在于成长中她缺乏父母的支持。而对“受伤问题”的回避，也是心理创伤的一种应激表现。
董惠娟意识到，自己掌握的心理学知识对于救助灾害心灵远远不够。于是，2003年9月，已过不惑之年的她，毅然考取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灾害心理学博士，主攻灾害评估及灾害心理救助。
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灾害发生的第四天，董惠娟就在中国几个城市，分别与32名海啸受灾者进行晤谈，面对面实施心理救助。第五天，她又作为中国国际救援队35人之一，赶赴印尼，实施心理援助。
这是世界近200余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海啸灾难。满目疮痍、令人不忍直视的受灾场面，泡得发胀发白、四散横陈的尸体，四下拥挤、惊惶失措的灾民……一切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
幸运的是，董惠娟发现，这场景并没有勾起她关于唐山地震的回忆。关于唐山地震的亲身经历和前辈的问卷调研、印度洋海啸的心理援助经历，成了她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她开始慢慢走出之前的心理创伤。
2006年，她拿到灾害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自愈后治愈的路还很长
一路艰辛走来，董惠娟发现，唐山大地震当年，由于社会环境、医疗条件所限，导致震后心理救援缺失，从而造成了太多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人。
这成了董惠娟的一块心病。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董惠娟找到了出口。
这一年，政府派出了大批救援队伍、心理救援团、医疗工作者支援汶川。董惠娟是第一批到达汶川心理干预专家服务队的14名队员之一。遍地的断壁残垣，满眼的受伤灾民，紧张的救援部队，和1976年的唐山极其类似，但她已经没有任何不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救人。当年，唐山人没有得到灾害心理应急救援，留下了遗憾，汶川人不能再这样了。”
在汶川的39天，董惠娟对数不清的灾民做了心理干预。印象最深的是一个10岁的男孩。男孩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儿。董惠娟第一次见到他时，小家伙已经哭得呼吸急促，浑身抽搐。可无论周围大人怎么哄，他谁都不理。董惠娟走上前，两手轻轻抚摸孩子，“阿姨也是地震孤儿”，接着把他慢慢抱到草地上，用头罩盖住他的眼睛。再然后，她用专业的催眠让孩子渐渐睡去。“等到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会笑了。”
除了学校和幼儿园，董惠娟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部队。“军人也是心理治疗的重点人群。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7岁，整天要抬尸体，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当武警实施紧张救援时，董惠娟和团队就站在两侧都是危楼的马路上，随时对一线官兵进行应急心理救助。当一批官兵从废墟下来休息时，董惠娟等人立即上前，给他们摘下布满灰尘的口罩，拭去脸上的汗水和泥土，用各种心理干预方法鼓励他们。官兵们每次走向废墟时，都会回过头来，一起向董惠娟挥挥拳头，“放心吧，董教授！”
董惠娟建议的“轮换制”也被她跟进的河南消防总队及时采纳。由于连续作战，尤其在救援后期，各种碎尸的惨状常常让一些官兵无法入睡。很多人一到深夜，脑海里就不停闪回惨象。“在现场，你会很容易受到巨大打击。国家地震救援队的做法很专业，他们一周轮换一次人员，这样能让救援人员在心理上有个舒缓。我们如果人手紧张，半个月轮换一次也行。”
董惠娟团队从2008年连续跟踪汶川四五所学校中2000余名学生的心理状况。数据显示，最开始的几年，孩子们的焦虑、恐惧、抑郁、偏执等指标都比较高。从2011年开始，各项指标逐渐回到正常水平。而跟踪的那一批救援官兵，因为“脱敏”训练及时得当，至今没有人发生创伤性应激障碍。
董惠娟对此很欣慰。汶川地震算是她灾害心理学理论的一次成功应用和推广。之后不久，她又在唐山255医院挂牌，成立了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我希望心理救援能成为常态，出现灾害时，心理专家能及时介入，帮助更多人。”
董惠娟的梦想正在一点点实现。2016年7月15日，距离唐山大地震40周年纪念还有十三天之际，她又接到很多电话，来自厦门、天津……咨询建立心理救援机构相关事宜。那一刻，董惠娟百感交集，泪如雨下。
前方的路也许还很长，但路已在脚下，踏上去，走下来，就是。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赵莹zhaoyingno.1@163.com）
作为唐山地震孤儿，她又是一名“病人”。当年母亲被从废墟下扒上来的画面在她心里结成了疤，“拨动它时，它会震颤”。
她说，走上如今的道路，是在治疗别人，也是治疗自己。
为什么伤口迟迟不愈
董惠娟的病根深深扎在15岁那年那个炎热的夜里。
受困七个小时后，董惠娟被从瓦砾中救出。目之所及，混乱一片，没有一间房子是立着的，她跪在废墟上爬行，哭喊父母的名字……然后，她发现了怀孕的嫂子、瘫倒的父亲、跪着的母亲，还有一息尚存的哥哥。董惠娟想扒出亲人，却一点力气都没有，只能守在一边。到了晚上，废墟下的叫喊声、呻吟声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她的耳边萦绕。她一边听着，一边疯狂地掉眼泪……
唐山地震中，董惠娟失去了父母兄嫂四位亲人，也一度失去了应对生活的勇气——再小的事情，也会把幸存的姐妹四人瞬间击垮。
那年一个冬夜，姐妹四个住在简易棚里。零下十几度的夜晚，北风呼呼地往棚子里灌。姐妹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取暖，不知道谁冒出一句，“真羡慕邻居家，搭的棚子真好，有油毡，不漏风。我们可怎么办？要是爸妈在就好了。”话音刚落，大家互相对视了两三秒，抱在一起号啕大哭……
在震后的几年里，这种歇斯底里仍会在任何不经意的时刻出现。清明节、寒食节到了，整个城市纸灰漫天飞舞，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低落，不停会听到这样的抱怨，“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跟着去了好”。高中毕业后，董惠娟留校任教，办公室里只要有一个同事哭，其他同事就会跟上，几分钟后，整间屋子就被哭泣声淹没……
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董惠娟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为了克服内心莫名的悲伤与惊恐，她选择了心理学。可让她难过的是，她发现，她真的没法化解这份痛苦。董惠娟逐渐意识到，时间并不能抚平地震留下的阴影。哪怕此时她已大学毕业，进入唐山师范学院从事心理学教学。直到对门邻居去世，她才有勇气直面阴影。
这位邻居是董惠娟父母的至交，他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妻子。之后的一两年里，这个中年男人每天坐在简易房门口，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人和他说话，他只会重复两句“好好活着”“我不悲伤”。在董惠娟最孤独绝望的那一两年，她就是靠反复咂巴他那句“好好活着”挺了过来。但没几年，男人就过世了。
“我很心痛，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我们始终还是处于受伤状态？”最终，董惠娟决定继续通过研读心理学的方式，分析自己和身边的人。之后，她考入山东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研究生。再之后，她走进心理门诊，并屡屡走进电台，走上荧屏，为有心理疾患的人答疑解惑。
勇敢是勇敢者的游戏
十多年的研究探索后，董惠娟救治了无数病人，她觉得有能力面对自己了，于是开始分析自己。但很遗憾，“沉痾难除”概括了她的状态。
2000年前后，买房的压力、儿子的叛逆期一起袭来，董惠娟觉得要被压垮了。那段时间，她总做同一个梦。梦中，妈妈坐在唐山一处地下通道的入口，向她招手，她跟在妈妈后面，沿着漆黑的通道一直走一直走，越走越亮。最后，妈妈就消失了。
后来，每每工作不顺、家庭琐事缠身时，董惠娟总会做这样类似的梦。有时是地震前一家人给妈妈过生日的画面，有时是妈妈送她上学的场景。她到外地学习，别人一听她是唐山人，总会好奇地问她当时家里有没有人受伤，董惠娟总会顾左右而言它，“我从来不会告诉别人，那个伤痛是不想被别人扒的。”
作为心理学家，她知道，每当精神脆弱时就出现梦魇和闪回，根源在于成长中她缺乏父母的支持。而对“受伤问题”的回避，也是心理创伤的一种应激表现。
董惠娟意识到，自己掌握的心理学知识对于救助灾害心灵远远不够。于是，2003年9月，已过不惑之年的她，毅然考取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灾害心理学博士，主攻灾害评估及灾害心理救助。
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灾害发生的第四天，董惠娟就在中国几个城市，分别与32名海啸受灾者进行晤谈，面对面实施心理救助。第五天，她又作为中国国际救援队35人之一，赶赴印尼，实施心理援助。
这是世界近200余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海啸灾难。满目疮痍、令人不忍直视的受灾场面，泡得发胀发白、四散横陈的尸体，四下拥挤、惊惶失措的灾民……一切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
幸运的是，董惠娟发现，这场景并没有勾起她关于唐山地震的回忆。关于唐山地震的亲身经历和前辈的问卷调研、印度洋海啸的心理援助经历，成了她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她开始慢慢走出之前的心理创伤。
2006年，她拿到灾害心理学的博士学位。
自愈后治愈的路还很长
一路艰辛走来，董惠娟发现，唐山大地震当年，由于社会环境、医疗条件所限，导致震后心理救援缺失，从而造成了太多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病人。
这成了董惠娟的一块心病。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董惠娟找到了出口。
这一年，政府派出了大批救援队伍、心理救援团、医疗工作者支援汶川。董惠娟是第一批到达汶川心理干预专家服务队的14名队员之一。遍地的断壁残垣，满眼的受伤灾民，紧张的救援部队，和1976年的唐山极其类似，但她已经没有任何不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救人。当年，唐山人没有得到灾害心理应急救援，留下了遗憾，汶川人不能再这样了。”
在汶川的39天，董惠娟对数不清的灾民做了心理干预。印象最深的是一个10岁的男孩。男孩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儿。董惠娟第一次见到他时，小家伙已经哭得呼吸急促，浑身抽搐。可无论周围大人怎么哄，他谁都不理。董惠娟走上前，两手轻轻抚摸孩子，“阿姨也是地震孤儿”，接着把他慢慢抱到草地上，用头罩盖住他的眼睛。再然后，她用专业的催眠让孩子渐渐睡去。“等到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会笑了。”
除了学校和幼儿园，董惠娟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部队。“军人也是心理治疗的重点人群。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7岁，整天要抬尸体，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当武警实施紧张救援时，董惠娟和团队就站在两侧都是危楼的马路上，随时对一线官兵进行应急心理救助。当一批官兵从废墟下来休息时，董惠娟等人立即上前，给他们摘下布满灰尘的口罩，拭去脸上的汗水和泥土，用各种心理干预方法鼓励他们。官兵们每次走向废墟时，都会回过头来，一起向董惠娟挥挥拳头，“放心吧，董教授！”
董惠娟建议的“轮换制”也被她跟进的河南消防总队及时采纳。由于连续作战，尤其在救援后期，各种碎尸的惨状常常让一些官兵无法入睡。很多人一到深夜，脑海里就不停闪回惨象。“在现场，你会很容易受到巨大打击。国家地震救援队的做法很专业，他们一周轮换一次人员，这样能让救援人员在心理上有个舒缓。我们如果人手紧张，半个月轮换一次也行。”
董惠娟团队从2008年连续跟踪汶川四五所学校中2000余名学生的心理状况。数据显示，最开始的几年，孩子们的焦虑、恐惧、抑郁、偏执等指标都比较高。从2011年开始，各项指标逐渐回到正常水平。而跟踪的那一批救援官兵，因为“脱敏”训练及时得当，至今没有人发生创伤性应激障碍。
董惠娟对此很欣慰。汶川地震算是她灾害心理学理论的一次成功应用和推广。之后不久，她又在唐山255医院挂牌，成立了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我希望心理救援能成为常态，出现灾害时，心理专家能及时介入，帮助更多人。”
董惠娟的梦想正在一点点实现。2016年7月15日，距离唐山大地震40周年纪念还有十三天之际，她又接到很多电话，来自厦门、天津……咨询建立心理救援机构相关事宜。那一刻，董惠娟百感交集，泪如雨下。
前方的路也许还很长，但路已在脚下，踏上去，走下来，就是。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赵莹zhaoyingn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