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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得知儿子5月份要重返战火纷飞的伊拉克，田成的爸妈“扣下”了他的护照，并安排了一连串的相亲。田成属羊，二老希望他在本命年把终身大事办了。
90后小伙儿田成留着板寸，发达的胸肌将T恤紧紧绷起，这和他的职业很搭。过去的一年里，田成两次赴伊拉克，身份是中资企业的安保。
“今年怕是出不去了。”此刻，他坐在老家甘肃天水的一处健身俱乐部一筹莫展，原本盘算着去伊拉克，或者去一趟安哥拉。
地处非洲大陆西南一隅的安哥拉，刚从27年内战泥淖中爬起，满目疮痍，动荡不安。2014年12月，3位中国公民在安哥拉首都住处遭劫杀，在那里经商的中国人说，“抢劫的很多，几乎每天都有。”
即使这样，田成依然想去。风险高，意味着薪水就高，一年下来，安哥拉的安保收入比伊拉克多上好几万元。这个号称“南部非洲聚宝盆”的国家，盛产石油和钻石，还蕴藏着可观数量的铜、锰、铁矿，已吸引62家中资企业到此投资。
“干我们这行，越多海外经历越吃香。”说这话时，田成想起半年前，他在伊拉克差点命丧枪口。
首要任务是保命
2014年10月初的一天，伊拉克某项目营地。空气一如往常闷热，田成却感到神清气爽——项目完工了。
中国员工已基本回国，营地里仅剩几个当地的石油警察，两个中国安保和几名中方负责人。只要监督搬家公司把集装箱房子悉数拆下，装车运回主营地，他的工作就圆满完成。
上午十点左右，田成突然听到大门外一阵吵闹声，他迅速跳上两米高的土墙。糟了，铁丝网被撬开一道口子，六七十个当地村民扛着枪，正挨个往里钻，有的已跃过深两米宽三米的壕沟，往营地逼近。
“咔哒”，只听脚下传来子弹上膛的声音，田成低头寻去，墙角下，三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
田成认得其中几个面孔。
不久前，得知项目即将完工，该村酋长要求中方把设备和厂房留下，遭拒后愤然离去。不曾想他们选在营地最薄弱的时候偷袭。
但在枪口下已没有太多选择，他本能地做了个靠边站的动作。村民们开始往里冲，把空调从集装箱房上强行卸下带走，有俩人为一个空调起了争执。一旁的石油警察和当地安保眼红了，竟把枪丢下，加入抢的行列。田成呆呆看着他们在二十分钟内搜刮一空，哭笑不得。
在接受访问的安保人员中，十之八九赶上过营地遭袭。多数时候，他们只能“给钱消灾”，而非像电影里和劫匪展开激烈的枪战。
这群时刻行走在危险边缘的人，首要任务，是保中国员工的命。
伟之杰安保公司总裁者美杰直言，“对海外安保人员进行培训时，部队那一套垂直打击在实际中根本用不上。”
话虽如此，包括伟之杰、华信中安、德威、华威等多家开设海外安保业务的中国企业，却都把能上战场的“退役特种兵”视作金字招牌。华威保安集团对外称，其成立的海外服务中心由训练有素的退役特种兵、特警、防暴队员等组成。
吃过亏后起用本国安保
通常，在伊拉克、苏丹等地，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通过与当地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将公司纳入该国的安保系统中。
苏丹对油田的安保自上而下由安全局、特种部队、野战部队、石油警察和当地安保五部分组成。伊拉克则主要是石油警察，他们受雇于伊拉克石油公司。主营地20名警察一班岗，2-3天换一次，石油水站配15名警察，钻井队则配10名警察，他们都持有武器。
“但他们只是‘看上去很强’，实则存在很多问题。”德威集团安全顾问王厚兴说。在伊拉克，岗楼上执勤的石油警察，常常神态轻松地倒坐在绿椅子上，把枪头朝下插在松软的土中，要不就把枪倒挂在墙上。
“这还算好的了，有的甚至溜号儿。”中国安保人员张东辉说，他和队友每天的工作首先是监督石油警察是否恪守本职。
更危险的是警察当“内贼”。德威集团安全顾问李伟曾在2013年先后两次赴南苏丹执行任务，那里曾发生一些里应外合的偷盗抢劫事件。土耳其火电站的安保是否与实施袭击的库尔德游击队串通一气，至今依然存疑。
“各种可能性都有。”陈军很隐晦地说。“不能把宝全押在当地武装力量上。”
某些中资企业会雇用本国人安插在最后一道防线，以评估安全风险、监督当地安保的工作，但许多企业不舍得花这个钱。
但吃过几次亏后，中资企业开始希望雇用中国人。
你们何时配上枪啊？
尽管中国人已经进入了海外安保市场，既“敬业”又“讲感情”，一些中资企业还是倾向于选择西方的安保公司，即使后者的价格要贵上1/3甚至一倍。
原因很简单：他们持有精良的武器，几乎武装到牙齿。这戳中了中国安保公司的软肋——不能持枪。
有些国家明令禁止私人外国安保公司在它们的领土上使用武器，但也有国家如伊拉克，私人可以买枪，私人安保公司还可以在获得当地国政府的许可或颁发执照后，持有和使用武器弹药。
“黑水”等西方知名安保公司在伊拉克就有持枪资质，而中国安保公司不行——根据中国法律，公民不允许携带武器出境。
在伊拉克某石油项目待过4年的张东方说，因为没有枪，他能做的，只是在发现敌人后及时报告当地警察。
2013年3月13日晚上9时05分，一阵枪声传来。张东方惊起，熄灯，把窗户关死，让一百多名中国企业员工藏好，随后赶紧用卫星电话向主营地求救。
此刻，营地外停着一辆皮卡，车上架着BKC机枪，两名歹徒持AK47，一人持M16朝天上不断放枪。躲在梯墙内的张东方用望远镜观察到这一切，做了最坏的打算。好在不久后，15名当地石油警察人手一支AK47，还带着两挺机枪赶来了。枪战持续了近45分钟，以恐怖分子被擒告终。
像这样的持枪威胁，张东方所在项目营地至少发生了十几起。 “你们什么时候能配上枪啊？”多次海外执行任务期间，安全顾问陈军都被中企员工问及这个问题。
2010年，时任北京冠安公司驻伊拉克负责人李国华就枪支配备问题给总部打报告：是否可储备枪支，平时刀枪入库，战时使用？
李国华在文件中提及，当地石油警察中一名中校反映，近期恐怖袭击多发，警察们心态不稳。如此一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石油警察临阵脱逃，“我们只能去捡石油警察丢下的枪”。
“国内应适当放宽在中国境外运营的安保公司的权限，如允许其在战乱地区拥有防卫性轻武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呼吁。
伟之杰安保公司总裁者美杰倒是认为，配枪是让员工冒险。“如果我是恐怖分子，看到你手上没有武器，不会把你当作首要敌人。可是有枪就不一样了。”
决策者则更多考虑的是外交风险。中国企业的主要投资对象国大都被殖民过，它们对全副武装而来的投资方式很敏感。
做中国的“黑水”？
中国安保人员求职海外，依赖圈内人和人之间的传帮带。张东方亲手建立了好几个QQ群，一个群内往往有上千名安保人员。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他成为众多安保公司和求职者的中间人。
华卫国际安全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戚鲁岩认为，目前我国有安保经营权的企业，“多、小、散”现象突出，没有形成企业间合理分工的合作体系。
“外面市场很大，我们中一小撮人才刚走出去，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但也没有形成很良好的合作。”戚鲁岩提倡，中国安保企业在海外应当集群式发展，同时寻求政府在资金、税收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扶持建立一批大型跨国安保企业。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更提出，需结合我国国情探讨成立与美国“黑水”公司类似的准军事安保公司，为高风险地区的我国驻外机构和企业提供武装安全保障。
但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寇立研看来，“黑水”就是一个政治加军事性质的雇佣军集团，是一个国家在海外势力范围拓展的一种手段。“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大量出现私人安保集团，那是一个坏的标志。”
“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走出去是市场主体的，你不可能武装了自己走出去还梦想着能四处获得鲜花和掌声。”寇立研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安保行业出现了‘黑水’，那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南方都市报》2015.4.17）
90后小伙儿田成留着板寸，发达的胸肌将T恤紧紧绷起，这和他的职业很搭。过去的一年里，田成两次赴伊拉克，身份是中资企业的安保。
“今年怕是出不去了。”此刻，他坐在老家甘肃天水的一处健身俱乐部一筹莫展，原本盘算着去伊拉克，或者去一趟安哥拉。
地处非洲大陆西南一隅的安哥拉，刚从27年内战泥淖中爬起，满目疮痍，动荡不安。2014年12月，3位中国公民在安哥拉首都住处遭劫杀，在那里经商的中国人说，“抢劫的很多，几乎每天都有。”
即使这样，田成依然想去。风险高，意味着薪水就高，一年下来，安哥拉的安保收入比伊拉克多上好几万元。这个号称“南部非洲聚宝盆”的国家，盛产石油和钻石，还蕴藏着可观数量的铜、锰、铁矿，已吸引62家中资企业到此投资。
“干我们这行，越多海外经历越吃香。”说这话时，田成想起半年前，他在伊拉克差点命丧枪口。
首要任务是保命
2014年10月初的一天，伊拉克某项目营地。空气一如往常闷热，田成却感到神清气爽——项目完工了。
中国员工已基本回国，营地里仅剩几个当地的石油警察，两个中国安保和几名中方负责人。只要监督搬家公司把集装箱房子悉数拆下，装车运回主营地，他的工作就圆满完成。
上午十点左右，田成突然听到大门外一阵吵闹声，他迅速跳上两米高的土墙。糟了，铁丝网被撬开一道口子，六七十个当地村民扛着枪，正挨个往里钻，有的已跃过深两米宽三米的壕沟，往营地逼近。
“咔哒”，只听脚下传来子弹上膛的声音，田成低头寻去，墙角下，三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
田成认得其中几个面孔。
不久前，得知项目即将完工，该村酋长要求中方把设备和厂房留下，遭拒后愤然离去。不曾想他们选在营地最薄弱的时候偷袭。
但在枪口下已没有太多选择，他本能地做了个靠边站的动作。村民们开始往里冲，把空调从集装箱房上强行卸下带走，有俩人为一个空调起了争执。一旁的石油警察和当地安保眼红了，竟把枪丢下，加入抢的行列。田成呆呆看着他们在二十分钟内搜刮一空，哭笑不得。
在接受访问的安保人员中，十之八九赶上过营地遭袭。多数时候，他们只能“给钱消灾”，而非像电影里和劫匪展开激烈的枪战。
这群时刻行走在危险边缘的人，首要任务，是保中国员工的命。
伟之杰安保公司总裁者美杰直言，“对海外安保人员进行培训时，部队那一套垂直打击在实际中根本用不上。”
话虽如此，包括伟之杰、华信中安、德威、华威等多家开设海外安保业务的中国企业，却都把能上战场的“退役特种兵”视作金字招牌。华威保安集团对外称，其成立的海外服务中心由训练有素的退役特种兵、特警、防暴队员等组成。
吃过亏后起用本国安保
通常，在伊拉克、苏丹等地，走出去的中资企业通过与当地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将公司纳入该国的安保系统中。
苏丹对油田的安保自上而下由安全局、特种部队、野战部队、石油警察和当地安保五部分组成。伊拉克则主要是石油警察，他们受雇于伊拉克石油公司。主营地20名警察一班岗，2-3天换一次，石油水站配15名警察，钻井队则配10名警察，他们都持有武器。
“但他们只是‘看上去很强’，实则存在很多问题。”德威集团安全顾问王厚兴说。在伊拉克，岗楼上执勤的石油警察，常常神态轻松地倒坐在绿椅子上，把枪头朝下插在松软的土中，要不就把枪倒挂在墙上。
“这还算好的了，有的甚至溜号儿。”中国安保人员张东辉说，他和队友每天的工作首先是监督石油警察是否恪守本职。
更危险的是警察当“内贼”。德威集团安全顾问李伟曾在2013年先后两次赴南苏丹执行任务，那里曾发生一些里应外合的偷盗抢劫事件。土耳其火电站的安保是否与实施袭击的库尔德游击队串通一气，至今依然存疑。
“各种可能性都有。”陈军很隐晦地说。“不能把宝全押在当地武装力量上。”
某些中资企业会雇用本国人安插在最后一道防线，以评估安全风险、监督当地安保的工作，但许多企业不舍得花这个钱。
但吃过几次亏后，中资企业开始希望雇用中国人。
你们何时配上枪啊？
尽管中国人已经进入了海外安保市场，既“敬业”又“讲感情”，一些中资企业还是倾向于选择西方的安保公司，即使后者的价格要贵上1/3甚至一倍。
原因很简单：他们持有精良的武器，几乎武装到牙齿。这戳中了中国安保公司的软肋——不能持枪。
有些国家明令禁止私人外国安保公司在它们的领土上使用武器，但也有国家如伊拉克，私人可以买枪，私人安保公司还可以在获得当地国政府的许可或颁发执照后，持有和使用武器弹药。
“黑水”等西方知名安保公司在伊拉克就有持枪资质，而中国安保公司不行——根据中国法律，公民不允许携带武器出境。
在伊拉克某石油项目待过4年的张东方说，因为没有枪，他能做的，只是在发现敌人后及时报告当地警察。
2013年3月13日晚上9时05分，一阵枪声传来。张东方惊起，熄灯，把窗户关死，让一百多名中国企业员工藏好，随后赶紧用卫星电话向主营地求救。
此刻，营地外停着一辆皮卡，车上架着BKC机枪，两名歹徒持AK47，一人持M16朝天上不断放枪。躲在梯墙内的张东方用望远镜观察到这一切，做了最坏的打算。好在不久后，15名当地石油警察人手一支AK47，还带着两挺机枪赶来了。枪战持续了近45分钟，以恐怖分子被擒告终。
像这样的持枪威胁，张东方所在项目营地至少发生了十几起。 “你们什么时候能配上枪啊？”多次海外执行任务期间，安全顾问陈军都被中企员工问及这个问题。
2010年，时任北京冠安公司驻伊拉克负责人李国华就枪支配备问题给总部打报告：是否可储备枪支，平时刀枪入库，战时使用？
李国华在文件中提及，当地石油警察中一名中校反映，近期恐怖袭击多发，警察们心态不稳。如此一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石油警察临阵脱逃，“我们只能去捡石油警察丢下的枪”。
“国内应适当放宽在中国境外运营的安保公司的权限，如允许其在战乱地区拥有防卫性轻武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呼吁。
伟之杰安保公司总裁者美杰倒是认为，配枪是让员工冒险。“如果我是恐怖分子，看到你手上没有武器，不会把你当作首要敌人。可是有枪就不一样了。”
决策者则更多考虑的是外交风险。中国企业的主要投资对象国大都被殖民过，它们对全副武装而来的投资方式很敏感。
做中国的“黑水”？
中国安保人员求职海外，依赖圈内人和人之间的传帮带。张东方亲手建立了好几个QQ群，一个群内往往有上千名安保人员。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他成为众多安保公司和求职者的中间人。
华卫国际安全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戚鲁岩认为，目前我国有安保经营权的企业，“多、小、散”现象突出，没有形成企业间合理分工的合作体系。
“外面市场很大，我们中一小撮人才刚走出去，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但也没有形成很良好的合作。”戚鲁岩提倡，中国安保企业在海外应当集群式发展，同时寻求政府在资金、税收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扶持建立一批大型跨国安保企业。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更提出，需结合我国国情探讨成立与美国“黑水”公司类似的准军事安保公司，为高风险地区的我国驻外机构和企业提供武装安全保障。
但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寇立研看来，“黑水”就是一个政治加军事性质的雇佣军集团，是一个国家在海外势力范围拓展的一种手段。“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大量出现私人安保集团，那是一个坏的标志。”
“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走出去是市场主体的，你不可能武装了自己走出去还梦想着能四处获得鲜花和掌声。”寇立研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有朝一日，中国安保行业出现了‘黑水’，那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南方都市报》2015.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