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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大量国有资本势必即将“出海”。值此之时，媒体特别梳理了近年来央企境外资产流失的标志性案例，并细数导致资产流失的“七宗罪”，希望以此为参与全球竞争的央企们提供前车之鉴。
权力过大缺乏约束
2003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下称“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取得总公司授权后，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在此期间，一手带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取得飞速发展的总裁陈久霖，在没有经过母公司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国家严令禁止的期权投机。由于操作失误，截至2004年12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进行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的过程中，合计损失约5.54亿美元。
而陈久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央企高管。
据报道，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从事场外期货投机交易历时一年多，从最初的连续卖空石油期权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一直未向中航油报告，母公司通过正常的财务报表也没有发现。主要原因是，在中航油新加坡公司陈久霖是真正的“土皇帝”。最初公司高管只有陈久霖一人，2002年母公司曾向新加坡公司派出党委书记和财务经理。但陈久霖以各种理由将母公司委派的财务经理两次换掉，从新加坡雇佣当地人担任财务经理。新加坡公司党委书记在新加坡两年多，竟然一直不知道陈久霖投机期货一事。
投资激进决策冒险
2008年4月至9月，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下称“中钢”）与日本三菱围绕澳大利亚铁矿石生产商中西部公司，展开了长达5个月收购竞赛，最终中钢通过每股高出最初报价近1澳元的价格收购了中西部公司近100%的股权。中钢最为看重的，是中西部公司旗下核心资产——Weld Range铁矿石项目。
中西部公司被中钢收购后，澳大利亚西澳政府开始拍卖该地区的铁路、港口和码头等基础设施的修建与经营权，最终基础设施的经营权被日本三菱参股合资的公司拍下。三菱参股合资的公司拿下铁路、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的经营权之后，便推迟了这一生命线的建设。2011年6月，西澳方面宣布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工期推迟至2015年。随后，耗资13.6亿澳元“敌意收购”的澳大利亚铁矿项目，却因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问题，在收购完成三年后被叫停。有媒体报道，目前中西部公司的大部分矿山仍处于勘探和开采前的准备阶段，还无法为中钢贡献利润。澳洲当地矿业人士认为，中钢进行了一次非常冲动的收购，而且出的价格太高。
2014年，中钢传来了百亿贷款逾期、深陷债务危局的消息。
恶性竞争互挖墙脚
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自2000年由原铁道部下属的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一分为二以来，一直视彼此为最大竞争对手。
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在土耳其的机车招标项目上，北车刻意压低价格，与南车竞争，最终该项目被韩国公司抢走。2013年，中国北车向中国机电商会投诉中国南车，称在阿根廷的动车组采购招标中，由于南车开出127万美元/辆的“超低价”，令原本报价230万美元/辆的北车极为被动，最终丢掉了订单。而根据当年中国机电商会的调查，在南车给出报价后，北车还决定大幅降低报价至126万美元/辆。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曾在第四届国际投资论坛上发声：“以前在国外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是他国遇老乡，两眼露凶光。这种竞争导致国家的利益大量丧失。”
在个别海外收购项目中，多家中央企业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合作，进行恶性价格竞争，大大抬升了市场成本，变相导致了国有资产的贬值。据国资委相关人士透露：“已经有好几个项目，本来我们的企业可以花5000万-6000万美元收购，由于央企之间的相互抬价、恶性竞争，结果花了1亿多美元，影响非常不好。”
关联交易利益寻租
2014年5月，中国石油原副总裁、兼任海外勘探开发分公司总经理的薄启亮，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薄启亮长期负责中石油的海外业务板块，境内外媒体报道称其通过利益输送、寻租侵占获取巨额财富。
据称，薄启亮的哥哥通过代理人开设公司，专门负责中国石油海外业务材料采购。在中国石油80多个海外项目中，80%的项目都由该公司负责材料采购，项目遍及非洲的尼日尔、乍得、阿尔及利亚以及亚洲的印度尼西亚等国，该公司每年收入在200亿左右。
薄启亮还被指为其朋友、同学开绿灯，让其承接中国石油海外业务的后勤管理项目。据媒体报道，每年各项目后勤管理费用高达百亿左右，薄启亮那些朋友、同学的公司从中赚取高额利润，最终收益按照三七开分成，薄启亮收取七成利益。
手握大权的薄启亮，除了中石油海外业务的材料采购、后勤管理，还介入多起中石油的海外收购，造成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据媒体报道，中石油在加拿大等国收购的油气田项目，疑点颇多。花几十亿美元收购了号称“资质良好”的项目，一经开采却发现资源贫乏，造成了巨额资金浪费。
私人代持和小金库
挂在私人名下的央企和国有企业海外项目中的账外资产，已成国资流失的重要风险隐患。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便于境外投资的顺利开展，允许一些国有企业采取对外以民间投资的形式，由高管人员代持国有股份，这也往往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某央企海外部门工作人员此前向记者透露，“因为不少国家对中国国字头企业的收购行为很排斥，所以很多海外项目不是以央企的名义而是以私人名义开展的，但投入的资金是国家出，央企和代持的私人会签订一份代持协议，有的甚至没签，不少项目就真成私人的了。”
另外，“很多海外项目还有小金库，就是一些投资或者盈利不入账，这部分钱就分流到个人腰包了，这部分流失资金是非常庞大的。” 据媒体公开报道，还有个别项目，就是在项目地挖了几口井，没打出来油就荒了，但是投入的资金却不知去向。
某能源央企驻外机构员工告诉记者，总部过于冗长的决策链条和行政化的办事风格很难支撑驻外机构的快速发展，“买个电脑都要北京总部批准，因此‘小金库’很难彻底杜绝。”
低估风险盲目上马
2009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以下称“中铁”）中标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中铁披露，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甲乙双方在设计标准变更、工程量确认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项目产生大量额外支出，中铁被迫提前终止合同，该项目已确定发生的亏损为5.50亿元。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央企施工企业走出去巨亏并不只中铁建与中铁，有的企业在对国际上的法律、政治、劳工以及地质、施工条件等不了解的情况下，盲目走出去，也出现几千万美元、几亿美元的亏损。“国内的施工企业是在重复犯错误，重复花钱买教训。”
审批缓慢机制僵化
2006年，宝钢考虑广东沿海可以低成本利用澳洲铁矿石和焦炭，又接近高端钢材大市场，就向某部门申报了总投资近700亿元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但是，直到2012年5月，此项目才获得批准。苦等6年时间，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也被其他企业占领。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曾撰文表示，“央企属于公众委托经营企业，不仅负有国家经济安全之责，更负有让全民财富增值的责任。”某国资委监事会人士曾告诉记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有资产放在那儿不用、不发挥效益难道就不是一种流失？”
对政府主管部门而言，央企对外投资审批是把双刃剑，如何在强化监管与激活市场经济活力间拿捏得当，如何在把控投资风险与谋取国有资产最大化收益之间寻找平衡，考验着执权者这只“有形的手”的智慧和担当。
“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来决策”，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曾这样诠释他的国际化治企之道。华为目前65%的营业收入来源于海外，外籍员工占比达19.4%，海外员工本地化比例为69%。
（《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14期）
权力过大缺乏约束
2003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下称“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取得总公司授权后，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在此期间，一手带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取得飞速发展的总裁陈久霖，在没有经过母公司批准的情况下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国家严令禁止的期权投机。由于操作失误，截至2004年12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进行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的过程中，合计损失约5.54亿美元。
而陈久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央企高管。
据报道，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从事场外期货投机交易历时一年多，从最初的连续卖空石油期权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一直未向中航油报告，母公司通过正常的财务报表也没有发现。主要原因是，在中航油新加坡公司陈久霖是真正的“土皇帝”。最初公司高管只有陈久霖一人，2002年母公司曾向新加坡公司派出党委书记和财务经理。但陈久霖以各种理由将母公司委派的财务经理两次换掉，从新加坡雇佣当地人担任财务经理。新加坡公司党委书记在新加坡两年多，竟然一直不知道陈久霖投机期货一事。
投资激进决策冒险
2008年4月至9月，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下称“中钢”）与日本三菱围绕澳大利亚铁矿石生产商中西部公司，展开了长达5个月收购竞赛，最终中钢通过每股高出最初报价近1澳元的价格收购了中西部公司近100%的股权。中钢最为看重的，是中西部公司旗下核心资产——Weld Range铁矿石项目。
中西部公司被中钢收购后，澳大利亚西澳政府开始拍卖该地区的铁路、港口和码头等基础设施的修建与经营权，最终基础设施的经营权被日本三菱参股合资的公司拍下。三菱参股合资的公司拿下铁路、港口码头等基础设施的经营权之后，便推迟了这一生命线的建设。2011年6月，西澳方面宣布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工期推迟至2015年。随后，耗资13.6亿澳元“敌意收购”的澳大利亚铁矿项目，却因港口、铁路等基础设施问题，在收购完成三年后被叫停。有媒体报道，目前中西部公司的大部分矿山仍处于勘探和开采前的准备阶段，还无法为中钢贡献利润。澳洲当地矿业人士认为，中钢进行了一次非常冲动的收购，而且出的价格太高。
2014年，中钢传来了百亿贷款逾期、深陷债务危局的消息。
恶性竞争互挖墙脚
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自2000年由原铁道部下属的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一分为二以来，一直视彼此为最大竞争对手。
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在土耳其的机车招标项目上，北车刻意压低价格，与南车竞争，最终该项目被韩国公司抢走。2013年，中国北车向中国机电商会投诉中国南车，称在阿根廷的动车组采购招标中，由于南车开出127万美元/辆的“超低价”，令原本报价230万美元/辆的北车极为被动，最终丢掉了订单。而根据当年中国机电商会的调查，在南车给出报价后，北车还决定大幅降低报价至126万美元/辆。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曾在第四届国际投资论坛上发声：“以前在国外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现在是他国遇老乡，两眼露凶光。这种竞争导致国家的利益大量丧失。”
在个别海外收购项目中，多家中央企业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合作，进行恶性价格竞争，大大抬升了市场成本，变相导致了国有资产的贬值。据国资委相关人士透露：“已经有好几个项目，本来我们的企业可以花5000万-6000万美元收购，由于央企之间的相互抬价、恶性竞争，结果花了1亿多美元，影响非常不好。”
关联交易利益寻租
2014年5月，中国石油原副总裁、兼任海外勘探开发分公司总经理的薄启亮，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薄启亮长期负责中石油的海外业务板块，境内外媒体报道称其通过利益输送、寻租侵占获取巨额财富。
据称，薄启亮的哥哥通过代理人开设公司，专门负责中国石油海外业务材料采购。在中国石油80多个海外项目中，80%的项目都由该公司负责材料采购，项目遍及非洲的尼日尔、乍得、阿尔及利亚以及亚洲的印度尼西亚等国，该公司每年收入在200亿左右。
薄启亮还被指为其朋友、同学开绿灯，让其承接中国石油海外业务的后勤管理项目。据媒体报道，每年各项目后勤管理费用高达百亿左右，薄启亮那些朋友、同学的公司从中赚取高额利润，最终收益按照三七开分成，薄启亮收取七成利益。
手握大权的薄启亮，除了中石油海外业务的材料采购、后勤管理，还介入多起中石油的海外收购，造成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据媒体报道，中石油在加拿大等国收购的油气田项目，疑点颇多。花几十亿美元收购了号称“资质良好”的项目，一经开采却发现资源贫乏，造成了巨额资金浪费。
私人代持和小金库
挂在私人名下的央企和国有企业海外项目中的账外资产，已成国资流失的重要风险隐患。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便于境外投资的顺利开展，允许一些国有企业采取对外以民间投资的形式，由高管人员代持国有股份，这也往往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渠道。某央企海外部门工作人员此前向记者透露，“因为不少国家对中国国字头企业的收购行为很排斥，所以很多海外项目不是以央企的名义而是以私人名义开展的，但投入的资金是国家出，央企和代持的私人会签订一份代持协议，有的甚至没签，不少项目就真成私人的了。”
另外，“很多海外项目还有小金库，就是一些投资或者盈利不入账，这部分钱就分流到个人腰包了，这部分流失资金是非常庞大的。” 据媒体公开报道，还有个别项目，就是在项目地挖了几口井，没打出来油就荒了，但是投入的资金却不知去向。
某能源央企驻外机构员工告诉记者，总部过于冗长的决策链条和行政化的办事风格很难支撑驻外机构的快速发展，“买个电脑都要北京总部批准，因此‘小金库’很难彻底杜绝。”
低估风险盲目上马
2009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以下称“中铁”）中标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中铁披露，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甲乙双方在设计标准变更、工程量确认等方面产生严重分歧，项目产生大量额外支出，中铁被迫提前终止合同，该项目已确定发生的亏损为5.50亿元。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央企施工企业走出去巨亏并不只中铁建与中铁，有的企业在对国际上的法律、政治、劳工以及地质、施工条件等不了解的情况下，盲目走出去，也出现几千万美元、几亿美元的亏损。“国内的施工企业是在重复犯错误，重复花钱买教训。”
审批缓慢机制僵化
2006年，宝钢考虑广东沿海可以低成本利用澳洲铁矿石和焦炭，又接近高端钢材大市场，就向某部门申报了总投资近700亿元宝钢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但是，直到2012年5月，此项目才获得批准。苦等6年时间，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也被其他企业占领。
中国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曾撰文表示，“央企属于公众委托经营企业，不仅负有国家经济安全之责，更负有让全民财富增值的责任。”某国资委监事会人士曾告诉记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有资产放在那儿不用、不发挥效益难道就不是一种流失？”
对政府主管部门而言，央企对外投资审批是把双刃剑，如何在强化监管与激活市场经济活力间拿捏得当，如何在把控投资风险与谋取国有资产最大化收益之间寻找平衡，考验着执权者这只“有形的手”的智慧和担当。
“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来决策”，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曾这样诠释他的国际化治企之道。华为目前65%的营业收入来源于海外，外籍员工占比达19.4%，海外员工本地化比例为69%。
（《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