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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在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划和直接扶持下，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建立。当时替伪满政权效力的不仅有中国的败类，还有俄国败类、蒙古败类、朝鲜败类，由于这些败类都是在其日本主子的指使、资助和支持下干着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为敌的勾当，所以以“汉奸”、“俄奸”、“蒙奸”、“朝奸”称呼他们是再恰当不过了。
将军，党魁，教士，普通侨民
据史料记载，早在元朝时期，就有俄国人来华定居，当时称“斡罗思”人。到了清朝，由于战争，更多俄国俘虏在华定居，他们被称做“阿尔巴津人”。1897年，随着中东铁路开工修建，俄国人纷至沓来。有统计称，到1912年，在哈尔滨一地居住的俄国居民就达43091人。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批旧俄贵族、企业家、白军将领以及职员、医生等流亡世界各地，其中不少人来到中国。1922年，黑龙江省的俄国居民已达到20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年2月日军侵入哈尔滨，3月1日，日本策划、扶植伪满洲国，溥仪“执政”，俄奸由此产生。沦为俄奸的俄侨居民有几大类：有原俄国将军及其他军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在日军入侵哈尔滨之初就对日人表现出热忱欢迎的态度;有对新生苏维埃政权不满和恐惧者，比如俄法西斯党领袖康·弗·罗扎耶夫斯基;有遭受新生政权镇压的宗教界人士;有原先在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企业和护路队效力的俄国居民及其子女。
他们为日本人卖命，不少人是因生活所迫。1932年10月2日公布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谈及客居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人时称：“此等居民其生活之苦无以复加，吾人自无怪其欲欢迎日人，以期在新政之下得以改进彼等之生活也。”不过，也有不少人听信日本人的宣传，并真心指望日本人帮助他们推翻苏维埃政权。
宣传，渗透，暗杀，收集情报
如同对待中国人的“以华制华”策略，日本人对俄侨“以俄制俄”。1934年底，“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局”成立。该局成立的目的是“向居住在满洲国境内的俄国侨民提供法律、精神、物质和文化等方面的帮助”，担任领导职务的多为与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白俄军官。“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局”有1个办公室和5个处，其中，三处又称“间谍和反间谍处”，同驻哈尔滨的日本军事使团有着密切合作关系;文化教育处则比较重视对俄侨中小学生进行忠诚于伪满和日本的教育。
另一个效力于日满当局的俄侨组织是协和会俄侨分会。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写于1954年7月15日的供词中称：“伪满协和会，这是次于伪满（政权）的和伪满（政权）表里一体的，为日寇奴役统治人民的第二架主要工具。因此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当该会名誉总裁，我在伪执政时代也当名誉总裁”。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在替日本人效力，那就是俄国神职人员。伪满洲国成立后，俄东正教会投靠了日本人，每当教会做弥撒时，都要为“日本天皇陛下的健康幸福和大日本帝国的繁荣”祈祷。1934年，哈尔滨东正教会创办圣弗拉基米尔学院，担任学院顾问的是关东军宪兵队特高课特务中村幸一。
俄奸们替日本人效命的第一项活动，是进行反苏反共亲日宣传。1936年12月25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给伪满政府发去照会，对“白匪的报刊日复一日地充斥着对苏维埃国家的最肮脏的攻讦，并且公然号召反对苏联及其官方正式代表，新京（即长春）和哈尔滨的广播电台用俄语系统地报道某些白匪的类似言论”表示愤慨，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满洲国存在最严厉的书报和无线电广播检查制度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公认的事实的时候，不仅如此，这些无线电台都还是政府官方的”。俄奸们还经常渗透到苏联境内从事各种反动宣传、暗杀、颠覆破坏、收集情报等活动。此外，伪满洲国军队中有一支“白俄部队”，内设骑兵、步兵以及一些独立的哥萨克部队。
击毙，被捕，枪决，长期监禁
罗扎耶夫斯基在1945年写给斯大林的忏悔信中承认：“年复一年，尽管我们是热爱自己的人民和我们祖国的民族主义者，但是终究因为脱离祖国而实际上成了我们所憎恨的那种资本的国际打手”，“我们不得不违心地说和做。我们不得不赞美德国人和日本人”。尽管如此，日本人只是将俄奸当作利用工具，对他们的戒备和监视始终存在，甚至铁杆俄奸也遭到日本情报机关的书信检查和电话窃听。罗扎耶夫斯基在忏悔信中提到：“外国情报机关使劲地利用我们。逮捕、毒打、杀害我们的，是我们被迫同其一道工作的那些人。这是命运对我们这些没有觉悟离开祖国逐渐变为脱离、背叛祖国的人的报复。”
1945年初，日本败象尽显，一批重要俄奸试图逃命，但最终都被逮捕。俄奸的命运和结局，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第一种，在渗透苏联境内执行收集情报、颠覆活动任务时，被苏联边防军当场击毙或逮捕。有研究称，“仅在1939至1941年间，在苏联的边境城市和远东地区就查获了2500名日本谍报人员，并且抓獲大约1万名在边界地区从事颠覆破坏活动的人员”。第二种命运是死于日本人之手，比如罗扎耶夫斯基的副官米古诺夫在拆开电话时触电身亡，其实是日本人做了手脚。
第三种命运是被苏联红军押解到苏联境内经审判后枪决。罗扎耶夫斯基就是如此下场。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罗扎耶夫斯基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带着骨干成员从哈尔滨逃到天津。8月22日，他在天津给斯大林写忏悔信，恳求“伟大的斯大林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赦免令，赦免所有的俄国侨民，给每一个落入外国人魔窟的俄国侨民提供以诚实劳动赎罪的机会”。10月，罗扎耶夫斯基抵达北平，向苏联驻华使馆自首，后来他被转送到莫斯科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监狱。1946年8月底，罗扎耶夫斯基、谢苗诺夫、巴克舍耶夫等铁杆俄奸被判处死刑。
还有不少人被押解到苏联境内长期监禁。这些人的家属一度滞留中国东北，苦苦等待自己的丈夫归来，但希望一次次落空。后来，不少人经苏联方面宣传和动员回国，也有一些人辗转上海去了菲律宾，然后又从菲律宾到了其他国家。
（《环球时报》）
将军，党魁，教士，普通侨民
据史料记载，早在元朝时期，就有俄国人来华定居，当时称“斡罗思”人。到了清朝，由于战争，更多俄国俘虏在华定居，他们被称做“阿尔巴津人”。1897年，随着中东铁路开工修建，俄国人纷至沓来。有统计称，到1912年，在哈尔滨一地居住的俄国居民就达43091人。1917年十月革命后，大批旧俄贵族、企业家、白军将领以及职员、医生等流亡世界各地，其中不少人来到中国。1922年，黑龙江省的俄国居民已达到20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年2月日军侵入哈尔滨，3月1日，日本策划、扶植伪满洲国，溥仪“执政”，俄奸由此产生。沦为俄奸的俄侨居民有几大类：有原俄国将军及其他军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在日军入侵哈尔滨之初就对日人表现出热忱欢迎的态度;有对新生苏维埃政权不满和恐惧者，比如俄法西斯党领袖康·弗·罗扎耶夫斯基;有遭受新生政权镇压的宗教界人士;有原先在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企业和护路队效力的俄国居民及其子女。
他们为日本人卖命，不少人是因生活所迫。1932年10月2日公布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谈及客居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人时称：“此等居民其生活之苦无以复加，吾人自无怪其欲欢迎日人，以期在新政之下得以改进彼等之生活也。”不过，也有不少人听信日本人的宣传，并真心指望日本人帮助他们推翻苏维埃政权。
宣传，渗透，暗杀，收集情报
如同对待中国人的“以华制华”策略，日本人对俄侨“以俄制俄”。1934年底，“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局”成立。该局成立的目的是“向居住在满洲国境内的俄国侨民提供法律、精神、物质和文化等方面的帮助”，担任领导职务的多为与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白俄军官。“满洲国俄国侨民事务局”有1个办公室和5个处，其中，三处又称“间谍和反间谍处”，同驻哈尔滨的日本军事使团有着密切合作关系;文化教育处则比较重视对俄侨中小学生进行忠诚于伪满和日本的教育。
另一个效力于日满当局的俄侨组织是协和会俄侨分会。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写于1954年7月15日的供词中称：“伪满协和会，这是次于伪满（政权）的和伪满（政权）表里一体的，为日寇奴役统治人民的第二架主要工具。因此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当该会名誉总裁，我在伪执政时代也当名誉总裁”。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在替日本人效力，那就是俄国神职人员。伪满洲国成立后，俄东正教会投靠了日本人，每当教会做弥撒时，都要为“日本天皇陛下的健康幸福和大日本帝国的繁荣”祈祷。1934年，哈尔滨东正教会创办圣弗拉基米尔学院，担任学院顾问的是关东军宪兵队特高课特务中村幸一。
俄奸们替日本人效命的第一项活动，是进行反苏反共亲日宣传。1936年12月25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给伪满政府发去照会，对“白匪的报刊日复一日地充斥着对苏维埃国家的最肮脏的攻讦，并且公然号召反对苏联及其官方正式代表，新京（即长春）和哈尔滨的广播电台用俄语系统地报道某些白匪的类似言论”表示愤慨，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满洲国存在最严厉的书报和无线电广播检查制度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公认的事实的时候，不仅如此，这些无线电台都还是政府官方的”。俄奸们还经常渗透到苏联境内从事各种反动宣传、暗杀、颠覆破坏、收集情报等活动。此外，伪满洲国军队中有一支“白俄部队”，内设骑兵、步兵以及一些独立的哥萨克部队。
击毙，被捕，枪决，长期监禁
罗扎耶夫斯基在1945年写给斯大林的忏悔信中承认：“年复一年，尽管我们是热爱自己的人民和我们祖国的民族主义者，但是终究因为脱离祖国而实际上成了我们所憎恨的那种资本的国际打手”，“我们不得不违心地说和做。我们不得不赞美德国人和日本人”。尽管如此，日本人只是将俄奸当作利用工具，对他们的戒备和监视始终存在，甚至铁杆俄奸也遭到日本情报机关的书信检查和电话窃听。罗扎耶夫斯基在忏悔信中提到：“外国情报机关使劲地利用我们。逮捕、毒打、杀害我们的，是我们被迫同其一道工作的那些人。这是命运对我们这些没有觉悟离开祖国逐渐变为脱离、背叛祖国的人的报复。”
1945年初，日本败象尽显，一批重要俄奸试图逃命，但最终都被逮捕。俄奸的命运和结局，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第一种，在渗透苏联境内执行收集情报、颠覆活动任务时，被苏联边防军当场击毙或逮捕。有研究称，“仅在1939至1941年间，在苏联的边境城市和远东地区就查获了2500名日本谍报人员，并且抓獲大约1万名在边界地区从事颠覆破坏活动的人员”。第二种命运是死于日本人之手，比如罗扎耶夫斯基的副官米古诺夫在拆开电话时触电身亡，其实是日本人做了手脚。
第三种命运是被苏联红军押解到苏联境内经审判后枪决。罗扎耶夫斯基就是如此下场。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罗扎耶夫斯基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带着骨干成员从哈尔滨逃到天津。8月22日，他在天津给斯大林写忏悔信，恳求“伟大的斯大林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赦免令，赦免所有的俄国侨民，给每一个落入外国人魔窟的俄国侨民提供以诚实劳动赎罪的机会”。10月，罗扎耶夫斯基抵达北平，向苏联驻华使馆自首，后来他被转送到莫斯科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监狱。1946年8月底，罗扎耶夫斯基、谢苗诺夫、巴克舍耶夫等铁杆俄奸被判处死刑。
还有不少人被押解到苏联境内长期监禁。这些人的家属一度滞留中国东北，苦苦等待自己的丈夫归来，但希望一次次落空。后来，不少人经苏联方面宣传和动员回国，也有一些人辗转上海去了菲律宾，然后又从菲律宾到了其他国家。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