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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我”作为社会的真实存在，在一个封建礼教统治严密的社会里，是空无的，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母亲是剥夺“自我”的第一个“他者”，社会是异化自我的大”他者”。我在寻找“自我”的路上，始终是一个漂泊者，彷徨者。在探索的道路上，吕纬甫的退却、逆转，给“我”以警示，只能前行，不能返回，回去只能是“自我”的沉落和毁灭。只有前行，才有“自我”存在，发展的希望。
关键词：空无的存在；“ 自我”；“他者”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03-02
自我，作为社会空间的真实存在，本应该拥有自我的一切自由：自我的言语，自我的行事，自我的决断……。然而，每一个看似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却由于社会的，文化的，伦理的等等或多或少的对自我的侵凌，使得自我实体的实现和建构充满了悬疑和紧张。自我缺如，使每个个体的存在沦为一个空无的存在，沦为一个毫无意义的能指性符号。这种现象在有着几千年浓厚封建思想钳制的旧中国更是比比皆是。吕纬甫这位觉醒后的精神界战士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也曾“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他是多么的毅然决然要推倒压制在每个人自我头上的旧传统和旧礼教，为“自我”寻得一片自由的空间，呼吸到自由的新鲜空气。然而最终在强大的来自“他者”的挤兑之下，如一只“小苍绳” “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真正的自我建构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影，自我的寻找之路哪怕百折不挠，也只能成为一个被证伪的历程。正如拉康所说，自我从没有存在或在场过，自我是一个空无和黑暗。[1]
一、母亲是剥夺“自我”的第一个“他者”
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己选择的，选择以自由为前提。”然而人的一出生却注定了不自由的开始，婴儿的生长时时在母亲的目光监视，话语规范之下。母亲作为“自我”的一个先验的存在不断异化着“自我”的成长需求。在封建思想统治严密的中国，母亲是不可能拥有作为女性自己独立的思想意识的，哪怕是再开明的母亲她所呈现的意志也是父权制的代表和化身。几千年的历史集体无意识的代代因袭，使得中国的母亲缺少个性，无自我，更无女性和母性，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传统的法则规范着自己，也规范着后代子孙。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是上对下，尊对卑，男对女，长对幼，强对弱的意志的无情剥夺，并要求着他们的绝对服从。作为个体，他们是毫无力量的的弱者，他们的无个性，无思想，无自我便可想而知。
中国封建教育对后代的家族式教育的首要便是“孝顺”，孝即“顺”，顺即“无违”，于是从内到外便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统治秩序。在“孝顺”的堂皇大旗帜下，年轻的一代便前赴后继地成为一个又一个“他者”的牺牲品，哪里有什么“自我”可言？自我只能徒具一架空心的躯体。吕纬甫曾经激烈的反对封建迷信对人们的思想蛊惑，曾去拔“城隍庙神像的胡子”，然而面对母亲因水浸了三岁时夭亡的弟弟的坟墓，“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他却失去了斗争的勇气，明明知道“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甚至于“最难烂”的“头发”， “也没有，踪影全无！”但为了使母亲“安心些”，他仍然一丝不苟的“监工”，毕恭毕敬的“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母亲对个体自我的剥夺，不同于父权的专断和强暴，她往往给同样的专制披上一层温情的面纱，使得这种剥夺和强权在“眼泪”和哀情中更具有侵凌性，也同时更具有合法性。从而使得个体在争夺“自我”的反抗中软弱无力，以至于妥协投降。
为邻居姑娘送剪绒花，几经周折千里迢迢买花送花，然而“可惜顺姑没有福气戴这剪绒花了”，同样是奉了母亲的的命令，却将生命耗费在这毫无意义的琐屑之中，自我完全沦为实施母亲意志的一架工具！母亲成为吕纬甫第一个走向自我道路之上的阻碍者，吕纬甫的自我完全是建构在母亲的意志欲望之上的。在母亲的温情侵凌下，他放弃了自我，选择了顺从，选择了被奴役。鲁迅本身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所不爱的旧式的女子朱安，是母亲赠给他的礼物，他没有反抗，甚至没有一句怨言，做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旧传统旧婚姻的祭品。
人之走向人间，走向现实的自我，是人生这场没有终点的骗局的开始，母亲便是这场骗局的第一个骗子，人的成长历程，就是这样不断地从一个骗局走向另一个骗局，不断地走向“自我”异化的惨烈。
二、社会是异化“自我”的大“他者”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走向长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历程中，时时受着来自已有和现有社会的文化，思想，制度的规范，“人总是要走进白天（去在世的），那就不得不穿上衣物，带上社会存在所必需的外表，‘面貌’，这就是人在社会上的形式。”[2]德里达认为：“面貌就是在场，就是本质。”走向社会的人，只有穿上社会所定制的“衣服”，社会所设计的“面貌”，才可被社会所接纳。否则，穿上再新颖的服装，戴上再别致的面貌，终将不被认可，甚至被视为另类、异端而被实施迫害。可见列维塔斯所说的“面貌（身份，假象）是无脸的（不在场）他者”.。正是这看不见的无形的所谓礼教、伦理、道德象一柄柄无形的剑高悬在每个个体“自我”的头顶，威胁并扼杀了多少个体自我的自由和发展 。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这无形的枷锁的威慑之下，“狂人”被定性为疯子监禁起来，失去自我的自由。祥林嫂在充满对地狱的恐惧中走向了“地狱”。涓生和子君在悲剧中结束了他们短暂的幸福，甚至于最终导致了子君的英年早逝。也正是在“他者’社会的威逼之下，民以食为天，吕纬甫为了求得最基本的生存下去的依托，为了谋得活下去的生路，不得不向奴役他的主人---社会妥协，投降，“躬行他先前所橧恶，所反对的一切”[3]，教授“子曰诗云”，沦为封建道德和礼教的布道者，“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4]在社会大他者的逼仄之下获得了每月“也不大敷衍”的“二十元”的安身立命之本。自我终成为一个梦魇中的幻影，永不可再拾掇。 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成规而规范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不惜扼杀，禁止个体的的欲望和要求，根本不承认个体的基本追求，独立意志。在几千年封建统治中，社会吃个人，吃“自我”是历史的必然。吕纬甫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不得不选择了牺牲自我，屈就了社会现实，从而销蚀了自我的斗争意志，自觉不自觉的被社会同化，成其为一分子，又使自我摇身为一个新的“他者”而存在。吕纬甫作为一个“自我”失败的英雄，其悲剧性是意味深长的。
三、我不回去
《在酒楼》上中的“我”面对昔日曾一起为“自我”而决绝斗争过的战友的退却、逆转，只是冷静而坦然的间插几句简短的问话：“啊，----纬甫，是你吗？”“你在太原做什么呢？”“这以前呢？”“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呢？”“你教的是‘子曰诗云’吗？”“你借此还可以生活吗？”“那么，你以后预备怎么办呢？”没有一句的评价，肯定或否定，赞同或指责。此时的“我”，本身就是吕纬甫退却前的存在状态，面对前行的路，犹豫彷徨，质疑迷茫。也正是为了排遣苦闷和无聊，才有了我“从北地向东南”的“旅行”，访故友的不得，旅馆饮食的恶劣，才有了到酒馆的消遣。生活的无奈，求索而不得的苦闷，曾长久的如影随形般缠绕着“我”， “‘我’是一个”漂泊者”，他仍然怀着年轻时的梦想，还在追寻，因此四处奔波，但他却苦于找不到精神的归宿； ‘北方故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5]我只不过是一个“还在路上”，还未找到归宿的“吕纬甫”，而吕纬甫只不过是也想到过“回去”的“我”。“我”和吕纬甫是一而再，再而一的关系，是自我的分裂，或是分裂的自我。我又怎能去指责否定吕纬甫的选择呢？不需我的评价，吕纬甫自己作为一个清醒的退却者，已在其言行举止精神间曲折的记下了“回去”后的苦痛，辛酸，甚至于自虐式的存在状态。“ 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精神” “颓唐”， “眼睛也失了光彩”。言谈间多次凄然的谈到自己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虽生犹死的生活现实。“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了”。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对自己，对生命的漠视、虚掷，不负责任，可见一斑。一个人到了如此，还有什么真实的自我可言，还有什么人的主体性，人的本位可言？形同活的他物，人的被异化触目惊心。这异化的根源便是清醒后的退却，退却后的清醒的自我麻木，自我“买醉”，于是便有了吕纬甫的自虐式的从内到外的巨大变化。而况且我的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提问，却又是我通过吕纬甫的退却后的人生实践，企图找到自己的答案的探索、求解的过程。也正是吕纬甫的“在现实生活的逼压下，他已不再做梦，回到了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大地的‘坚守者’，他关注的，他所能做的，都是家族、邻里生活中琐细的，却是不能不做的小事情”。[6]我正是从吕纬甫退却、“逆转”后的自我缺如的悲剧中，清醒的意识到“我”不能回去，只能先行。回去是自我的永远的丧失，自我的更深的沉落和绝望。
达利说；“现实是人们的牢监和生命的棺材，应当撕破它们，让已变化成的，活生生的真实的我------精神妄想狂的蝴蝶飞出来。”“我”在吕纬甫的故事中始终扮演着觉醒而退却的知识分子生命和灵魂审视者的角色，我由吕纬甫的生活现实经历中深刻地意识到，要想找到真实的“自我”，要想尊严而高贵的活着，必须前行，不能退却，哪怕前行仍充满着未知和茫然。“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明目，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有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有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去。”[7]
“主体的无意识即是他人的话语”[8]，在“镜像他者”和社会他者的双重压力下，个体自我的存在、发展举步维艰，先驱者的探索追求的历程也必定充满孤独，苦闷和彷徨，内在的和外在的困境始终纠缠着追求者。吕纬甫的人生“逆转”在告诫着觉醒的知识分子，回去的不可也不能。这里，斗争的坚决性长期性和斗争的严酷感沉重感是交织在一起的。由此也可看出，在走向自我的道路追求上，鲁迅的深刻的观察力和洞察力。“鲁迅不是匍匐在现实之下仰视社会现实，不是站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地面环视社会现实，不是略高于现实地面的空中飞翔着巡视现实，而是在一个异常高峻的思想顶峰俯察现实。”[9]
参考文献：
[1][2]张一兵 《不可能的存在之真》 35页 260页 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3][4]鲁迅《孤独者》，《鲁迅选集 小说散文卷》孔范今选注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 207页。
[5][6]钱理群《最富有鲁迅气氛的小说》 《鲁迅作品十五讲》66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67页。
[7]鲁迅《过客》，《鲁迅作品精选》童秉国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 294页。
[8]朱立元 《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73页。
关键词：空无的存在；“ 自我”；“他者”
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03-02
自我，作为社会空间的真实存在，本应该拥有自我的一切自由：自我的言语，自我的行事，自我的决断……。然而，每一个看似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却由于社会的，文化的，伦理的等等或多或少的对自我的侵凌，使得自我实体的实现和建构充满了悬疑和紧张。自我缺如，使每个个体的存在沦为一个空无的存在，沦为一个毫无意义的能指性符号。这种现象在有着几千年浓厚封建思想钳制的旧中国更是比比皆是。吕纬甫这位觉醒后的精神界战士曾经“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也曾“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他是多么的毅然决然要推倒压制在每个人自我头上的旧传统和旧礼教，为“自我”寻得一片自由的空间，呼吸到自由的新鲜空气。然而最终在强大的来自“他者”的挤兑之下，如一只“小苍绳” “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真正的自我建构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影，自我的寻找之路哪怕百折不挠，也只能成为一个被证伪的历程。正如拉康所说，自我从没有存在或在场过，自我是一个空无和黑暗。[1]
一、母亲是剥夺“自我”的第一个“他者”
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己选择的，选择以自由为前提。”然而人的一出生却注定了不自由的开始，婴儿的生长时时在母亲的目光监视，话语规范之下。母亲作为“自我”的一个先验的存在不断异化着“自我”的成长需求。在封建思想统治严密的中国，母亲是不可能拥有作为女性自己独立的思想意识的，哪怕是再开明的母亲她所呈现的意志也是父权制的代表和化身。几千年的历史集体无意识的代代因袭，使得中国的母亲缺少个性，无自我，更无女性和母性，她们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传统的法则规范着自己，也规范着后代子孙。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是上对下，尊对卑，男对女，长对幼，强对弱的意志的无情剥夺，并要求着他们的绝对服从。作为个体，他们是毫无力量的的弱者，他们的无个性，无思想，无自我便可想而知。
中国封建教育对后代的家族式教育的首要便是“孝顺”，孝即“顺”，顺即“无违”，于是从内到外便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统治秩序。在“孝顺”的堂皇大旗帜下，年轻的一代便前赴后继地成为一个又一个“他者”的牺牲品，哪里有什么“自我”可言？自我只能徒具一架空心的躯体。吕纬甫曾经激烈的反对封建迷信对人们的思想蛊惑，曾去拔“城隍庙神像的胡子”，然而面对母亲因水浸了三岁时夭亡的弟弟的坟墓，“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他却失去了斗争的勇气，明明知道“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甚至于“最难烂”的“头发”， “也没有，踪影全无！”但为了使母亲“安心些”，他仍然一丝不苟的“监工”，毕恭毕敬的“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母亲对个体自我的剥夺，不同于父权的专断和强暴，她往往给同样的专制披上一层温情的面纱，使得这种剥夺和强权在“眼泪”和哀情中更具有侵凌性，也同时更具有合法性。从而使得个体在争夺“自我”的反抗中软弱无力，以至于妥协投降。
为邻居姑娘送剪绒花，几经周折千里迢迢买花送花，然而“可惜顺姑没有福气戴这剪绒花了”，同样是奉了母亲的的命令，却将生命耗费在这毫无意义的琐屑之中，自我完全沦为实施母亲意志的一架工具！母亲成为吕纬甫第一个走向自我道路之上的阻碍者，吕纬甫的自我完全是建构在母亲的意志欲望之上的。在母亲的温情侵凌下，他放弃了自我，选择了顺从，选择了被奴役。鲁迅本身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所不爱的旧式的女子朱安，是母亲赠给他的礼物，他没有反抗，甚至没有一句怨言，做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旧传统旧婚姻的祭品。
人之走向人间，走向现实的自我，是人生这场没有终点的骗局的开始，母亲便是这场骗局的第一个骗子，人的成长历程，就是这样不断地从一个骗局走向另一个骗局，不断地走向“自我”异化的惨烈。
二、社会是异化“自我”的大“他者”
人是社会的人，人的走向长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历程中，时时受着来自已有和现有社会的文化，思想，制度的规范，“人总是要走进白天（去在世的），那就不得不穿上衣物，带上社会存在所必需的外表，‘面貌’，这就是人在社会上的形式。”[2]德里达认为：“面貌就是在场，就是本质。”走向社会的人，只有穿上社会所定制的“衣服”，社会所设计的“面貌”，才可被社会所接纳。否则，穿上再新颖的服装，戴上再别致的面貌，终将不被认可，甚至被视为另类、异端而被实施迫害。可见列维塔斯所说的“面貌（身份，假象）是无脸的（不在场）他者”.。正是这看不见的无形的所谓礼教、伦理、道德象一柄柄无形的剑高悬在每个个体“自我”的头顶，威胁并扼杀了多少个体自我的自由和发展 。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这无形的枷锁的威慑之下，“狂人”被定性为疯子监禁起来，失去自我的自由。祥林嫂在充满对地狱的恐惧中走向了“地狱”。涓生和子君在悲剧中结束了他们短暂的幸福，甚至于最终导致了子君的英年早逝。也正是在“他者’社会的威逼之下，民以食为天，吕纬甫为了求得最基本的生存下去的依托，为了谋得活下去的生路，不得不向奴役他的主人---社会妥协，投降，“躬行他先前所橧恶，所反对的一切”[3]，教授“子曰诗云”，沦为封建道德和礼教的布道者，“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4]在社会大他者的逼仄之下获得了每月“也不大敷衍”的“二十元”的安身立命之本。自我终成为一个梦魇中的幻影，永不可再拾掇。 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成规而规范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不惜扼杀，禁止个体的的欲望和要求，根本不承认个体的基本追求，独立意志。在几千年封建统治中，社会吃个人，吃“自我”是历史的必然。吕纬甫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不得不选择了牺牲自我，屈就了社会现实，从而销蚀了自我的斗争意志，自觉不自觉的被社会同化，成其为一分子，又使自我摇身为一个新的“他者”而存在。吕纬甫作为一个“自我”失败的英雄，其悲剧性是意味深长的。
三、我不回去
《在酒楼》上中的“我”面对昔日曾一起为“自我”而决绝斗争过的战友的退却、逆转，只是冷静而坦然的间插几句简短的问话：“啊，----纬甫，是你吗？”“你在太原做什么呢？”“这以前呢？”“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呢？”“你教的是‘子曰诗云’吗？”“你借此还可以生活吗？”“那么，你以后预备怎么办呢？”没有一句的评价，肯定或否定，赞同或指责。此时的“我”，本身就是吕纬甫退却前的存在状态，面对前行的路，犹豫彷徨，质疑迷茫。也正是为了排遣苦闷和无聊，才有了我“从北地向东南”的“旅行”，访故友的不得，旅馆饮食的恶劣，才有了到酒馆的消遣。生活的无奈，求索而不得的苦闷，曾长久的如影随形般缠绕着“我”， “‘我’是一个”漂泊者”，他仍然怀着年轻时的梦想，还在追寻，因此四处奔波，但他却苦于找不到精神的归宿； ‘北方故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5]我只不过是一个“还在路上”，还未找到归宿的“吕纬甫”，而吕纬甫只不过是也想到过“回去”的“我”。“我”和吕纬甫是一而再，再而一的关系，是自我的分裂，或是分裂的自我。我又怎能去指责否定吕纬甫的选择呢？不需我的评价，吕纬甫自己作为一个清醒的退却者，已在其言行举止精神间曲折的记下了“回去”后的苦痛，辛酸，甚至于自虐式的存在状态。“ 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精神” “颓唐”， “眼睛也失了光彩”。言谈间多次凄然的谈到自己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虽生犹死的生活现实。“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了”。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对自己，对生命的漠视、虚掷，不负责任，可见一斑。一个人到了如此，还有什么真实的自我可言，还有什么人的主体性，人的本位可言？形同活的他物，人的被异化触目惊心。这异化的根源便是清醒后的退却，退却后的清醒的自我麻木，自我“买醉”，于是便有了吕纬甫的自虐式的从内到外的巨大变化。而况且我的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提问，却又是我通过吕纬甫的退却后的人生实践，企图找到自己的答案的探索、求解的过程。也正是吕纬甫的“在现实生活的逼压下，他已不再做梦，回到了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大地的‘坚守者’，他关注的，他所能做的，都是家族、邻里生活中琐细的，却是不能不做的小事情”。[6]我正是从吕纬甫退却、“逆转”后的自我缺如的悲剧中，清醒的意识到“我”不能回去，只能先行。回去是自我的永远的丧失，自我的更深的沉落和绝望。
达利说；“现实是人们的牢监和生命的棺材，应当撕破它们，让已变化成的，活生生的真实的我------精神妄想狂的蝴蝶飞出来。”“我”在吕纬甫的故事中始终扮演着觉醒而退却的知识分子生命和灵魂审视者的角色，我由吕纬甫的生活现实经历中深刻地意识到，要想找到真实的“自我”，要想尊严而高贵的活着，必须前行，不能退却，哪怕前行仍充满着未知和茫然。“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明目，没有一处没有地主，没有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有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有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去。”[7]
“主体的无意识即是他人的话语”[8]，在“镜像他者”和社会他者的双重压力下，个体自我的存在、发展举步维艰，先驱者的探索追求的历程也必定充满孤独，苦闷和彷徨，内在的和外在的困境始终纠缠着追求者。吕纬甫的人生“逆转”在告诫着觉醒的知识分子，回去的不可也不能。这里，斗争的坚决性长期性和斗争的严酷感沉重感是交织在一起的。由此也可看出，在走向自我的道路追求上，鲁迅的深刻的观察力和洞察力。“鲁迅不是匍匐在现实之下仰视社会现实，不是站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地面环视社会现实，不是略高于现实地面的空中飞翔着巡视现实，而是在一个异常高峻的思想顶峰俯察现实。”[9]
参考文献：
[1][2]张一兵 《不可能的存在之真》 35页 260页 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3][4]鲁迅《孤独者》，《鲁迅选集 小说散文卷》孔范今选注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 207页。
[5][6]钱理群《最富有鲁迅气氛的小说》 《鲁迅作品十五讲》66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67页。
[7]鲁迅《过客》，《鲁迅作品精选》童秉国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 294页。
[8]朱立元 《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