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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津之于刘云若的意义在于：它给他一种温和的接受，让他从中获取一种自信的力量；刘云若之于天津的意义在于他借助于文学的工具，建构了天津在现代时期的整体形象，成为后人了解现代时期天津风貌不可逾越的一歩。刘云若塑造了一系列生动形象的上层人物，他们有上层子弟和名士。无论是他们的性格、还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都与天津息息相关。刘云若通过天津的地域文化特点与城市中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他对天津所具有的自在而稳定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刘云若；天津；地域文化；人物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13-01
天津对刘云若的创作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刘云若家庭条件优越，常年混迹于贵族之间，因此对于天津的上层人物的心理了如指掌。正如伊里亚·爱伦堡说：“不是简单的观察，而是引起作家的共鸣而又经过作家透彻理解的那些观察，才能使作家创造出非常真实的、能够代表社会面貌的、典型的人物。”[1]因此在塑造上层人物方面，刘云若充分利用语言技巧和情节描写等手段以及通过精致地观察来塑造这些人物。
旧家子弟备受刘云若青睐，多部作品对他们进行了形象地刻画。《春风回梦记》中的阔少陆惊寰，《粉墨筝琶》中的程翥青，《小扬州志》中的秦虎士等等，他们自幼家庭条件良好，从小饱读诗书，但缺乏人情世故，不懂得交际。《春凤回梦记》里的陆惊寰与妓女如莲的恋爱，始终都是如莲占据主动，甚至还需要如莲舍身保护他。两个人初次相遇的时候，陆惊寰居然一直都还害羞，说话都断断续续地，要不是如莲主动说出“只要你要我，我终究是你的”[2]，恐怕两个人的关系还要很长时间才能确定下来。陆惊寰甚至不能处理好原配与如莲的关系，将两个女人都伤害至极，两个人相继死去。他的身上没有男子汉的担当，只有旧家阔少身上的逃避。再看《粉墨筝琶》里的程翥青，他与陆凤云确定关系还是靠着陆凤云写的一封信，“但在临行时，留给翥青一封长信，才正式显露了以往的深情，表白了一向的心愿，诉说了一切的苦衷。最后表示翥青若不鄙弃她，她一定誓死相从。并约翥青某日某时刻一个地方和她谈谈。”[3]《小扬州志》里的秦虎士落魄之后，是尤大娘帮助了他。“秦少爷，当初你待我德行大了，我虽然不是正经人，可也有人心。这几年想起你的好处，就心里发烧，只道这一世报答不了你，只好来世变牛变马还债了。谁想少爷你会落了魄。咳，老天爷没有眼哪！可是既遇了我，就是我报答你的日子到了。你只要不嫌这里杂乱，尽管住着。要是用钱呢，也尽管说话”，“虎士见她词意恳挚，自想在这蓬门瓦牖之间，谁知竟有如此血性的人，居然不像高亲贵友的世态炎凉，不觉心里倒难过起来”[4]。通过这些旧家子弟的语言与心理，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了当时天津的社会背景。当时，天津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当中，这些旧家子弟们的身上难免沾上了旧有贵族的恶习：逃避、推脱。刘云若对这些贵族青年失去信心，反而将更多的理想与希望寄托在那些小人物的身上。正是通过这些旧家子弟的“胆怯”反衬小人物的“果敢”。自古有言“红花配绿叶，才子配佳人”，这些旧家子弟作为底层人物的陪衬下，显得稍逊一筹。
刘云若小说中在上层人物形象中还有一类就是名士。名士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有名的人，已出名未出仕的人，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恃才放达、不拘小节的人。刘云若笔下的名士应该是指那些恃才放达的人，但是，这些名士又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可以分为真名士和假名士。真名士们虽然过惯了寄生生活，好逸恶劳，玩弄女性，但古道热肠，富有正义之感，甚至还有风雅的气质和超脱的心理。《春风回梦记》里的国四纯可谓是真名士。国四纯知道了如莲的事情以后，帮着如莲筹谋。在如莲死后，帮她料理后事，可谓做到仁至义尽。《旧巷斜阳》里的江湄也可以算是真名士，知道了朱家母子的事情之后，决定好好地惩治一下梁玉珍。“江湄本是游侠一流，势力足以趋势那般不以正业谋生的恶少流氓。”[5]除了这些侠肝义胆的真名士之外，刘云若将更多的笔墨放在对伪名士的刻画上。如在《旧巷斜阳》里有过这样的一段描写：“这时大家入室，乱哄了一阵，方才就座，向来维持的风雅传统，玉珍是要请到首座，这倒不是西洋风俗，女人在前的意思，只是表明大家不把玉珍当作女招待，而把她当作贵客，再加杜亚陵哼着‘众生合像花前拜’的诗，玉珍自然被推的高高在上。”[6]这些伪名士们的行为是令人发笑的。他们是上层社会的寄生虫，同底层人物的真实相比，他们多了一些矫揉造作。
孙犁在《论风格》一文中说：“风格形成的主要根基是作家丰盛的生活和对人生的崇高的愿望。丰盛的生活迫使他有话要说，作品充实；崇高的愿望指导他的作品为人生效力。”[7]这句话用在刘云若的身上是恰如其分的，刘云若小说别具一格的的形成与天津的地域文化和市井文化息息相关。他的这种自在表现在作品中则体现为：其中的主人公都有一种对于天津这个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感，他们自信自己是这个城市的细胞，是这个城市的包容与接受者，与这座城市浑然一体。
参考文献：
[1]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2]刘云若：《春风回梦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三版，第11页。
[3]刘云若：《粉墨筝琶》【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4]刘云若：《小扬州志》【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5]刘云若：《春风回梦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三版，第220页。
[6]刘云若：《春风回梦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三版，第199页。
[7]孙犁：《论风格》，《读书文摘》【J】，2009 年第 08 期。
[8]刘云若：《红杏出墙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
[9]刘云若：《旧巷斜阳》，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重印。
[10]刘云若：《酒宴灯唇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
[11]张元卿：《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
关键词：刘云若；天津；地域文化；人物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13-01
天津对刘云若的创作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刘云若家庭条件优越，常年混迹于贵族之间，因此对于天津的上层人物的心理了如指掌。正如伊里亚·爱伦堡说：“不是简单的观察，而是引起作家的共鸣而又经过作家透彻理解的那些观察，才能使作家创造出非常真实的、能够代表社会面貌的、典型的人物。”[1]因此在塑造上层人物方面，刘云若充分利用语言技巧和情节描写等手段以及通过精致地观察来塑造这些人物。
旧家子弟备受刘云若青睐，多部作品对他们进行了形象地刻画。《春风回梦记》中的阔少陆惊寰，《粉墨筝琶》中的程翥青，《小扬州志》中的秦虎士等等，他们自幼家庭条件良好，从小饱读诗书，但缺乏人情世故，不懂得交际。《春凤回梦记》里的陆惊寰与妓女如莲的恋爱，始终都是如莲占据主动，甚至还需要如莲舍身保护他。两个人初次相遇的时候，陆惊寰居然一直都还害羞，说话都断断续续地，要不是如莲主动说出“只要你要我，我终究是你的”[2]，恐怕两个人的关系还要很长时间才能确定下来。陆惊寰甚至不能处理好原配与如莲的关系，将两个女人都伤害至极，两个人相继死去。他的身上没有男子汉的担当，只有旧家阔少身上的逃避。再看《粉墨筝琶》里的程翥青，他与陆凤云确定关系还是靠着陆凤云写的一封信，“但在临行时，留给翥青一封长信，才正式显露了以往的深情，表白了一向的心愿，诉说了一切的苦衷。最后表示翥青若不鄙弃她，她一定誓死相从。并约翥青某日某时刻一个地方和她谈谈。”[3]《小扬州志》里的秦虎士落魄之后，是尤大娘帮助了他。“秦少爷，当初你待我德行大了，我虽然不是正经人，可也有人心。这几年想起你的好处，就心里发烧，只道这一世报答不了你，只好来世变牛变马还债了。谁想少爷你会落了魄。咳，老天爷没有眼哪！可是既遇了我，就是我报答你的日子到了。你只要不嫌这里杂乱，尽管住着。要是用钱呢，也尽管说话”，“虎士见她词意恳挚，自想在这蓬门瓦牖之间，谁知竟有如此血性的人，居然不像高亲贵友的世态炎凉，不觉心里倒难过起来”[4]。通过这些旧家子弟的语言与心理，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了当时天津的社会背景。当时，天津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当中，这些旧家子弟们的身上难免沾上了旧有贵族的恶习：逃避、推脱。刘云若对这些贵族青年失去信心，反而将更多的理想与希望寄托在那些小人物的身上。正是通过这些旧家子弟的“胆怯”反衬小人物的“果敢”。自古有言“红花配绿叶，才子配佳人”，这些旧家子弟作为底层人物的陪衬下，显得稍逊一筹。
刘云若小说中在上层人物形象中还有一类就是名士。名士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有名的人，已出名未出仕的人，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恃才放达、不拘小节的人。刘云若笔下的名士应该是指那些恃才放达的人，但是，这些名士又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可以分为真名士和假名士。真名士们虽然过惯了寄生生活，好逸恶劳，玩弄女性，但古道热肠，富有正义之感，甚至还有风雅的气质和超脱的心理。《春风回梦记》里的国四纯可谓是真名士。国四纯知道了如莲的事情以后，帮着如莲筹谋。在如莲死后，帮她料理后事，可谓做到仁至义尽。《旧巷斜阳》里的江湄也可以算是真名士，知道了朱家母子的事情之后，决定好好地惩治一下梁玉珍。“江湄本是游侠一流，势力足以趋势那般不以正业谋生的恶少流氓。”[5]除了这些侠肝义胆的真名士之外，刘云若将更多的笔墨放在对伪名士的刻画上。如在《旧巷斜阳》里有过这样的一段描写：“这时大家入室，乱哄了一阵，方才就座，向来维持的风雅传统，玉珍是要请到首座，这倒不是西洋风俗，女人在前的意思，只是表明大家不把玉珍当作女招待，而把她当作贵客，再加杜亚陵哼着‘众生合像花前拜’的诗，玉珍自然被推的高高在上。”[6]这些伪名士们的行为是令人发笑的。他们是上层社会的寄生虫，同底层人物的真实相比，他们多了一些矫揉造作。
孙犁在《论风格》一文中说：“风格形成的主要根基是作家丰盛的生活和对人生的崇高的愿望。丰盛的生活迫使他有话要说，作品充实；崇高的愿望指导他的作品为人生效力。”[7]这句话用在刘云若的身上是恰如其分的，刘云若小说别具一格的的形成与天津的地域文化和市井文化息息相关。他的这种自在表现在作品中则体现为：其中的主人公都有一种对于天津这个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感，他们自信自己是这个城市的细胞，是这个城市的包容与接受者，与这座城市浑然一体。
参考文献：
[1]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2]刘云若：《春风回梦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三版，第11页。
[3]刘云若：《粉墨筝琶》【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4]刘云若：《小扬州志》【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5]刘云若：《春风回梦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三版，第220页。
[6]刘云若：《春风回梦记》【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三版，第199页。
[7]孙犁：《论风格》，《读书文摘》【J】，2009 年第 08 期。
[8]刘云若：《红杏出墙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
[9]刘云若：《旧巷斜阳》，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重印。
[10]刘云若：《酒宴灯唇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
[11]张元卿：《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