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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和11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于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我们团圆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就用手指着我们三个孩子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也许是个“洋派”的人，这可能是由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他们当时一半时间住在美国白人家庭里，—起吃饭，就要遵守美国传统家庭的规矩：吃饭要打领带，正襟危坐。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一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穿中式长袍，干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父亲也不以为意。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二人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同行。不料当大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那时北京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为临时跑道，母亲乘坐的飞机擦着树技尖起飞。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了。
当时大姐文茜已结婚，没有同我们—起走。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的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北大。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
我们初到台湾时，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当时，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工业家兼教育家，由朋友介绍，我们借住在他的房子里，他也不收租金，父亲很过意不去，林先生就请父亲到他办的工业学校教课，教的是初中生，中文、历史、英文，哪门老师找不到，他就让父亲教哪门课。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学习，父亲的课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旁听，并且记笔记，非常认真。每隔一段时间，他都来向父亲请教问题，每次来都毕恭毕敬地向父亲鞠躬，他们的谈话绝对不涉及个人闲谈，全部都是为人处世之类的大道理。有林先生的帮助，我们度过了在台湾最初的艰难时期。
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专心教书、写稿。有—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了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竟直接翻阅起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此事，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着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然说出了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的信件也会被偷偷地俭查。
还有个事，那一年我假期结束，准备返美，母亲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来人是一穿军装戴墨镜的男子，他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他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的心脏，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绐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了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了警。
待我回来时，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掏临走时，还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了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是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那强盗也没来。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是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了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里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察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了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一律判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重新开始了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3岁。后来因为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十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之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台湾的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但无论天气多热，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经常是挥汗如雨地坐在那儿翻译，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建议父亲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都中途退出了，只剩下父亲一人在坚持。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道：“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翻译的后期，对父亲来说尤其艰苦，因为他喜欢的剧本已先译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较枯燥艰涩的。这时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订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也不在乎，她从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深深地体会，而在长大结婚，有了家庭之后，才能理解了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但不会做。到了台湾、去了美国以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么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的，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独生女”。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地道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发现，他们手拉着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亲与母亲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到手术室门口，母亲还应医师之请微笑了一下。几个小时之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的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地落泪。
虽然父亲后来与韩菁清女士又结了婚，但我没有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详细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给我写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坏，他仍然时常陷于对母亲的思念里不能自拔，几乎每年在母亲的祭日他都会写一首诗纪念，而且几乎在每一封信里，他都会写“汝母”，会很沉痛地怀念我母亲。
父母在世时，他们总是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就在母亲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得到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已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平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父亲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七手八脚忙乱了5分钟。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父亲的手一生中写了不知几万万字，没想到，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思及此，肝肠寸断。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也许是个“洋派”的人，这可能是由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他们当时一半时间住在美国白人家庭里，—起吃饭，就要遵守美国传统家庭的规矩：吃饭要打领带，正襟危坐。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一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穿中式长袍，干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父亲也不以为意。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二人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同行。不料当大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那时北京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为临时跑道，母亲乘坐的飞机擦着树技尖起飞。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了。
当时大姐文茜已结婚，没有同我们—起走。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的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北大。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
我们初到台湾时，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当时，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工业家兼教育家，由朋友介绍，我们借住在他的房子里，他也不收租金，父亲很过意不去，林先生就请父亲到他办的工业学校教课，教的是初中生，中文、历史、英文，哪门老师找不到，他就让父亲教哪门课。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学习，父亲的课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旁听，并且记笔记，非常认真。每隔一段时间，他都来向父亲请教问题，每次来都毕恭毕敬地向父亲鞠躬，他们的谈话绝对不涉及个人闲谈，全部都是为人处世之类的大道理。有林先生的帮助，我们度过了在台湾最初的艰难时期。
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专心教书、写稿。有—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了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竟直接翻阅起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此事，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着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然说出了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的信件也会被偷偷地俭查。
还有个事，那一年我假期结束，准备返美，母亲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来人是一穿军装戴墨镜的男子，他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他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的心脏，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绐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了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了警。
待我回来时，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掏临走时，还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了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是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那强盗也没来。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是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了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里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察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了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一律判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重新开始了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3岁。后来因为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十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之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台湾的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但无论天气多热，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经常是挥汗如雨地坐在那儿翻译，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建议父亲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都中途退出了，只剩下父亲一人在坚持。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道：“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翻译的后期，对父亲来说尤其艰苦，因为他喜欢的剧本已先译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较枯燥艰涩的。这时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订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也不在乎，她从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深深地体会，而在长大结婚，有了家庭之后，才能理解了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但不会做。到了台湾、去了美国以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么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的，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独生女”。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地道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发现，他们手拉着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亲与母亲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到手术室门口，母亲还应医师之请微笑了一下。几个小时之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的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地落泪。
虽然父亲后来与韩菁清女士又结了婚，但我没有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详细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给我写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坏，他仍然时常陷于对母亲的思念里不能自拔，几乎每年在母亲的祭日他都会写一首诗纪念，而且几乎在每一封信里，他都会写“汝母”，会很沉痛地怀念我母亲。
父母在世时，他们总是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就在母亲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得到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已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平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父亲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七手八脚忙乱了5分钟。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父亲的手一生中写了不知几万万字，没想到，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思及此，肝肠寸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