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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朋友去国外，或国外友人来访，都少不了给于光远带来世界各地、形色各异的玩具。于光远称这是“不失赤子之心”。他对玩相当有研究。他把玩看作是“人的根本需要”。1983年，他写过《儿童玩具小论》；1988年，写过《玩具（大纲）》；1996年，写过关于“大纲”的《补充》；1999年末，他出席了北京国际玩具博览会，并做了讲话。于老颇有些自豪地称自己是“大玩学家”。
老伴孟苏女士上世纪50年代在捷克留学获副博士学位，主修精密机械。她与于光远彼此相知相爱，携手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于光远自称出身农民阶级，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取得理学学士学位。可以后他怎么成了社会科学家呢？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
于光远在青年时代一度想成为一个物理学家。1934年，他通过吴有训教授的考试，破例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插班生，无疑显示了他在物理学学习方面的出众才能。他的同班同学——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人都是享誉中外的物理学家。于光远的毕业论文是有关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曾经看过，并提出一些意见。导师周培源希望他尽快修改，然后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也就是在这时，日军侵略的铁蹄日益逼向华北，满怀一腔爱国热血，于光远主动放弃了与钱三强竞争报考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研究生的机会，决心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因而也彻底抛弃了成为物理学家的梦想。
发明“喜喜”哲学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不但学问精深，而且很喜欢玩，被人们戏尊为“大玩学家”。世界麻将组织的主席是他，提议召开“流行歌曲歌词的文化批评”研讨会的也是他，出访欧洲时大讲特讲苍蝇对人类贡献的也是他。
于光远曾发明了一门独特的“喜喜”哲学，对此他这样解释：“前一个‘喜’是动词，后一个‘喜’是名词，意思是只记住有趣的事，从不回忆那些苦事，更不会无端发愁。因为，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趟不容易，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如果总是纠结于那些苦事和悲事，而忘记了能给你带来快乐的那些奇事和趣事，生活也就失去了本来的色彩。所以，我非常喜欢高兴的事，也就是喜欢‘喜’。”
“文革”的时候，于光远是被批斗的对象，几乎每天都要被造反派押送“出席”各种批斗大会。开始的时候，都有红卫兵押送，于光远嫌烦，说，你们也不用押送了，我就自己去，反正我也不会逃避。小将们说，好吧！那天，批斗会场设在木樨地的政法学院，于光远要进会场，红卫兵让他出示门票。
“我不知道要票，也没有人给我什么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去！”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
“别人没有票不能进，我没有票可是还要进去。”“不行，就是不行！”很多人过来围观。
“你这个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有你，难道就开不成吗？”“正是这样，没有我，你们的会就开不成！”
对方猜不透于光远的来头，有点蒙。
“今天你们开什么会？”“批斗会。”
“斗的是谁呀？”“于光远。”
“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这个会开得成吗？”
于光远后来回忆此趣事时笑道：“那是‘文革’开始后，我第一次感觉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进去后便坐了‘喷气式飞机’。从那以后，每次被押去批斗，我就会不由自主想起这件事，也就常常哑然失笑，暗想，我这个身份是何等的重要和显赫，我不到场，你们就开不成会。”
“大玩学家”
北京东城有一条很有名的史家胡同。胡同西面有一个大院，据说是过去同仁堂老板的别宅。它不是一个“四合院”，只能说是一个“二合院”。穿过大厅，就是后院了。这后院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四合院。此外，还有东西两个跨院。
晚年的于光远就住在前院的那个“大厅”里。
很多去拜访他的人，都要“惊”上两回。第一“惊”，为于光远的住房条件；第二“惊”，是一瞥之间，即可发现于老不知何时便会去玩一种拼图玩具！
每当有朋友去国外或国外友人来访，都少不了给于光远带来世界各地、形色各异的玩具。于光远称，这是“不失赤子之心”。他对玩相当有研究，他把玩看作“人的根本需要”。于老极而言之：“人之初，性本玩”。人一生下来就喜欢“玩”，它不止是孩子的专利，老年人也有“玩”的理由。纵观一个人的不同年龄段，其实，最有时间“玩”的是儿童和老人。背上书包，繁重的学业使得学子少有“玩”的工夫；踏上社会，为生计殚精竭虑，无暇“休闲”；养儿育女，操持家务，寡知“玩”滋味。一旦退休，百无牵挂，老年人不只是卸任“社会大舞台”的主角，连家庭这一“社会小舞台”也忝为“跑龙套”而已。既然如此，何不痛痛快快地潇洒“玩”一把？
于光远的嗜好是打麻将，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他打起麻将来也和做学问一样，有自己的一番思辨理论。他还曾与人合著《休闲游戏麻将》一书。于光远认为，麻将是益智性最强的游戏活动之一，其中孕育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维，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他曾回忆，“童年时，常常被麻将游戏所吸引，往往驻足观看，麻将游戏的推演、概率、随机、计算等特性激发了我对数学和哲学的爱好。”后来，于光远还以90岁高龄担任世界麻将组织主席，致力于推动麻将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于光远常说自己“身老心不老”，有一颗年轻的、不服老的心。86岁生日时，孩子们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他开始学电脑。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对于他这样一个老上海人来说，有一定难度。因为发音不准，常常找不到字。嫌自己打字慢了，他学会单指打字后，敲下的第一句话就是“于光远笨蛋”。
也正因为使用电脑，于光远受到启发，写出了《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而让他唯一遗憾的是，他的手稿从此绝迹了。
于光远对玩相当有研究。他喜欢各种各样的玩具，在所有的物件中，于老最爱摆弄的是他那些铅笔！一个方形的纸盒子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几乎只剩下一寸长短的铅笔头。于光远把长度基本相当的铅笔头成圆柱状捆在一起，由高到低依次排成一列，每当有客人来访，他就得意得像个孩子，向来访的客人展示着自己心爱的铅笔。
中宣部最有钱的人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因为他常写稿，稿费多，但他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
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的一个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个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个服务员是个惯偷，一次作案时被抓获了。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
晚年自诩“文坛新秀”
20世纪90年代初，于光远住进了医院，无法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他转而写起了散文、随笔，重拾当初自己那“可爱的文学细胞”。从《古稀手迹》开始，一发不可收，2005年一年就出版了5部作品。
2005年是于老文学的收获年，丰收五部著作。可写小说，一直是于先生未了的心愿。女儿小东说，父亲非常喜欢和作家交谈，切磋写作技巧。她“揭”出父亲的老底，“文革”时期，父亲曾兴致勃勃地写了一篇小说，被小女儿小庆斥为“像交代材料”，结果他“伤自尊”再不写了。后来，小说尚在孕育，散文集倒是接连出了好几本，还自诩“21世纪文坛新秀”。秘书胡冀燕说，于老曾向作家池莉讨教小说写作技巧，池莉笑称：“您别写了，再写我们没饭吃了。”
老伴孟苏女士上世纪50年代在捷克留学获副博士学位，主修精密机械。她与于光远彼此相知相爱，携手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于光远自称出身农民阶级，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取得理学学士学位。可以后他怎么成了社会科学家呢？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
于光远在青年时代一度想成为一个物理学家。1934年，他通过吴有训教授的考试，破例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插班生，无疑显示了他在物理学学习方面的出众才能。他的同班同学——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人都是享誉中外的物理学家。于光远的毕业论文是有关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曾经看过，并提出一些意见。导师周培源希望他尽快修改，然后在物理学报上发表。也就是在这时，日军侵略的铁蹄日益逼向华北，满怀一腔爱国热血，于光远主动放弃了与钱三强竞争报考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研究生的机会，决心投身到救亡运动中，因而也彻底抛弃了成为物理学家的梦想。
发明“喜喜”哲学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不但学问精深，而且很喜欢玩，被人们戏尊为“大玩学家”。世界麻将组织的主席是他，提议召开“流行歌曲歌词的文化批评”研讨会的也是他，出访欧洲时大讲特讲苍蝇对人类贡献的也是他。
于光远曾发明了一门独特的“喜喜”哲学，对此他这样解释：“前一个‘喜’是动词，后一个‘喜’是名词，意思是只记住有趣的事，从不回忆那些苦事，更不会无端发愁。因为，人到这个世界上走一趟不容易，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如果总是纠结于那些苦事和悲事，而忘记了能给你带来快乐的那些奇事和趣事，生活也就失去了本来的色彩。所以，我非常喜欢高兴的事，也就是喜欢‘喜’。”
“文革”的时候，于光远是被批斗的对象，几乎每天都要被造反派押送“出席”各种批斗大会。开始的时候，都有红卫兵押送，于光远嫌烦，说，你们也不用押送了，我就自己去，反正我也不会逃避。小将们说，好吧！那天，批斗会场设在木樨地的政法学院，于光远要进会场，红卫兵让他出示门票。
“我不知道要票，也没有人给我什么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去！”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
“别人没有票不能进，我没有票可是还要进去。”“不行，就是不行！”很多人过来围观。
“你这个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有你，难道就开不成吗？”“正是这样，没有我，你们的会就开不成！”
对方猜不透于光远的来头，有点蒙。
“今天你们开什么会？”“批斗会。”
“斗的是谁呀？”“于光远。”
“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这个会开得成吗？”
于光远后来回忆此趣事时笑道：“那是‘文革’开始后，我第一次感觉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进去后便坐了‘喷气式飞机’。从那以后，每次被押去批斗，我就会不由自主想起这件事，也就常常哑然失笑，暗想，我这个身份是何等的重要和显赫，我不到场，你们就开不成会。”
“大玩学家”
北京东城有一条很有名的史家胡同。胡同西面有一个大院，据说是过去同仁堂老板的别宅。它不是一个“四合院”，只能说是一个“二合院”。穿过大厅，就是后院了。这后院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四合院。此外，还有东西两个跨院。
晚年的于光远就住在前院的那个“大厅”里。
很多去拜访他的人，都要“惊”上两回。第一“惊”，为于光远的住房条件；第二“惊”，是一瞥之间，即可发现于老不知何时便会去玩一种拼图玩具！
每当有朋友去国外或国外友人来访，都少不了给于光远带来世界各地、形色各异的玩具。于光远称，这是“不失赤子之心”。他对玩相当有研究，他把玩看作“人的根本需要”。于老极而言之：“人之初，性本玩”。人一生下来就喜欢“玩”，它不止是孩子的专利，老年人也有“玩”的理由。纵观一个人的不同年龄段，其实，最有时间“玩”的是儿童和老人。背上书包，繁重的学业使得学子少有“玩”的工夫；踏上社会，为生计殚精竭虑，无暇“休闲”；养儿育女，操持家务，寡知“玩”滋味。一旦退休，百无牵挂，老年人不只是卸任“社会大舞台”的主角，连家庭这一“社会小舞台”也忝为“跑龙套”而已。既然如此，何不痛痛快快地潇洒“玩”一把？
于光远的嗜好是打麻将，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他打起麻将来也和做学问一样，有自己的一番思辨理论。他还曾与人合著《休闲游戏麻将》一书。于光远认为，麻将是益智性最强的游戏活动之一，其中孕育着深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维，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他曾回忆，“童年时，常常被麻将游戏所吸引，往往驻足观看，麻将游戏的推演、概率、随机、计算等特性激发了我对数学和哲学的爱好。”后来，于光远还以90岁高龄担任世界麻将组织主席，致力于推动麻将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于光远常说自己“身老心不老”，有一颗年轻的、不服老的心。86岁生日时，孩子们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他开始学电脑。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对于他这样一个老上海人来说，有一定难度。因为发音不准，常常找不到字。嫌自己打字慢了，他学会单指打字后，敲下的第一句话就是“于光远笨蛋”。
也正因为使用电脑，于光远受到启发，写出了《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而让他唯一遗憾的是，他的手稿从此绝迹了。
于光远对玩相当有研究。他喜欢各种各样的玩具，在所有的物件中，于老最爱摆弄的是他那些铅笔！一个方形的纸盒子里面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几乎只剩下一寸长短的铅笔头。于光远把长度基本相当的铅笔头成圆柱状捆在一起，由高到低依次排成一列，每当有客人来访，他就得意得像个孩子，向来访的客人展示着自己心爱的铅笔。
中宣部最有钱的人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因为他常写稿，稿费多，但他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
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的一个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个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个服务员是个惯偷，一次作案时被抓获了。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
晚年自诩“文坛新秀”
20世纪90年代初，于光远住进了医院，无法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他转而写起了散文、随笔，重拾当初自己那“可爱的文学细胞”。从《古稀手迹》开始，一发不可收，2005年一年就出版了5部作品。
2005年是于老文学的收获年，丰收五部著作。可写小说，一直是于先生未了的心愿。女儿小东说，父亲非常喜欢和作家交谈，切磋写作技巧。她“揭”出父亲的老底，“文革”时期，父亲曾兴致勃勃地写了一篇小说，被小女儿小庆斥为“像交代材料”，结果他“伤自尊”再不写了。后来，小说尚在孕育，散文集倒是接连出了好几本，还自诩“21世纪文坛新秀”。秘书胡冀燕说，于老曾向作家池莉讨教小说写作技巧，池莉笑称：“您别写了，再写我们没饭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