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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在我们中国时间待很久啊，一直待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回去啊。我帮他们修了起码是两三年时间，因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戚到印度去了……”如今，这位抗战老兵回忆往事，历历在目。
为了生活考取空军
我籍贯是上海的，我们家在上海算是普通家庭。我9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印象中，我们家并不富裕。
“七·七事变”的时候，我15岁，刚刚离开学校。那时抗战刚开始，日本打得很猛，一个多月后，就打到上海了，淞沪会战啊，上海人心惶惶，能跑的都跑了。那个时候我也待不住了，但我们一共四兄弟，不能全跑出来啊，后来家庭会议决定，老大跟老三出来，老二跟老四留在家里，因为家里还有妈妈啊、大嫂啊需要照顾，我是老三，还没结婚，所以就跟大哥出来。逃难的时候，你没有工作你就没有办法吃饭。第一站我就逃到武昌，我大哥比我大18岁，因为有经验，进了一家机器制造厂当领班，一个月好像是拿24块银元。我刚从学校出来，什么都不懂，就进去打杂了。吃得不好，就只是靠我大哥的24块钱啊，养了我和弟弟。
我那时候已经十七岁了，稍微懂机械方面的知识了，刚好汉阳兵工厂在招人，我就考进去了。淞沪战争上海失守以后，战火烧到南京，然后就往芜湖往武汉三镇过来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厂刚刚弄好没好久就搬，搬到哪里？搬到湖南，我们租老百姓那个船啊，把机器运上去，经过洞庭湖，到岳阳，一直到湘西，搬到了湖南辰溪（编注：辰溪今属怀化，汉阳兵工厂搬到辰溪，是1938年6月的事）。汉阳兵工厂当时薪水不高，一天要固定加班做十二个小时，就是一天半，一块二一天，—个月才三十六块。但是那边的伙食很便宜，六块钱一个月，还剩下三十块钱可以用。我被分配到那个机关枪厂，那个机关枪厂的名字叫作三市衙（音）。后来有一次，我没事的时候看报纸，看到航空委员会在招人。那个时候航空委员会在湖南芷江，就是辰溪过去一点，坐汽车大概一天就可以到了。我就过去了，报考了，没想到就考取了（航空委员会）。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何应钦就是在芷江受降的。到了芷江，进了航空委员会，薪水就可以拿到很多了，—个月试用期结束后，我的薪饷升到四十五块，有作战的时候啊，作战津贴有十块，一共五十五块，还有六块钱的伙食费，所以可以拿到六十一块。一天只要上八个小时就可以了，八点钟上班到十二点，下午一点上班到五点。那这个时候我生括很好过了。到了二十岁，因为他们看到我年纪又小，这个钱又拿得多，又是单身，他们就鼓励我结婚。结婚对象是河南人，因为她的哥哥也在空军里面开汽车，我是修理飞机的，就这么认识了。在芷江待了一年以后，上面就把我调到了云南昆明（编按：按推算，应该是1941年的事）。从芷江到昆明啊，路还是蛮远的，要经过贵州，然后再到昆明，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啊，从贵州的贵阳，到昆明，汽车开一天都到不了。我们中途住旅馆住两次，然后再到昆明去报到，报到以后呢，也是航空委员会，芷江是第二修理工厂，到了昆明以后，就变成第十修理工厂。
为活命天天跑警报
在昆明，最痛苦的回忆就是跑警报，也就是躲空袭。日本飞机一来就是十几架轰炸机啊！接近昆明的时候我们这里就拉警报了，拉警报就跑啊，就离开这个工作场所，赶快往外跑，往空旷的地方跑。是自己直接跑的，没有人会指挥安排。那时候昆明没有防空洞啊，就是水沟啊，壕沟啊，躲到壕沟里面，那个炸弹是往什么地方丢，弹片会不会溅到身上，那就听天由命了。所以，每次出去跑警报，能不能回来都是未知数。
一开始，日机一天三次轰炸。早上九点钟要跑警报，下午两点钟、晚上七点钟。晚上那个才可怕呢，那个地方有很多汉奸，日机飞到的时候，汉奸就在轰炸目标放信号弹，指示给上面那个日本的飞机。后来我们有经验了，每次都在空旷地方同样投信号弹，让日本人不知道到底哪个信号弹是对的，他来了以后就噼里啪啦乱丢就走了，每天都要丢好多炸弹才走啊。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他投那个燃烧弹。燃烧弹跟爆炸弹不一样，它投下去以后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差不多半公里面积，你在这个地方不小心被火星碰到，一下子就起火啦，身上都烧起来了，我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身上从头到尾都是火星，就直接烧起来了，衣服都烧光了，打火也来不及啊，就这样被烧死了很多。警报解除了以后要继续回来工作啊。有的时候，十个人出去五个人回来，没有回来的就是被炸死在外面了，只能等空袭过后，才由具体负责收尸的人去收。
给“飞虎队”修理飞机
后来，美国空军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险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俗称“飞虎队”，飞了一批P-40e战斗机过来了。在路上就碰到日本人，就把他们（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打掉很多架了，所以这个飞机到了昆明以后啊，日本人轰炸也少了。
飞虎队来的都是飞行员，地勤人员很少，修飞机的能力都没有。飞机是这样，你飞了二十五小时就做（相应）二十五小时的检查，这个书上面有规定的，检查哪些项目。你飞到一百个小时，我们要做（相应）一百个小时的检查，这样检查的项目就比较多一点。修复飞机，一定要靠我们中国人给他帮忙。我所在的那个工厂，就是航空委员会第十修理工厂，专门替飞虎队修这个飞机的。后来，我们中国人跟那个陈纳德将军也联合成立一个联合大队，在这个大队里面，陈纳德是指挥官，我们也有一个大队长跟他配合一起，那就是联合大队。
飞虎队的飞机就停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当时航空委员会第十修理工厂就在巫家坝机场旁边，飞机有毛病，就拖到我们工厂，我们就根据TO（tackorder）查哪些项目，我们根据这个项目检查。完了他们就飞过去，试飞啊飞行啊，没有问题那就不会回来，如果还有问题，他又回来了。几乎差不多的飞机都有每天一两架在修理。每一架飞机都是修好了才出去啊，没有说修不好的，最难的就是换器材，换零件，你把那个partnumber有stacknumber，把飞机零件的号码写出来，他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些东西零件，用太久了就自动失效了，不好了，那一定要换零件，那零件美国人会运过来，叫申请零件。我们都是按照上班时间（给他们修飞机），早晨八点钟上班，十二点钟下班，下午一点钟上班到五点钟下班。加班是经常都有的啦，因为这架飞机明天要出任务，你今天一定要修好，那你半夜也要把它做好，保证飞上去没有问题。我们不上前线战场，修理厂就是我们的战场。
我们崇拜陈纳德将军。以前空袭很多，日本人把我们炸得很惨。飞虎队来了以后，轰炸就几乎没有了，日机过来就被半路拦截，被打掉。后来陈纳德将军跟我们这里一个叫陈香梅的记者在昆明结了婚。因为她是外国记者，讲英文的，专门采访外国的。飞虎队在我们中国时间待很久，一直待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回去。我帮他们修了起码是两三年时间，因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我到印度去了……八年抗战，我参加了五年，胜利后我一直待在空军，从19岁到62岁退休，我在空军待了42年6个月。
为了生活考取空军
我籍贯是上海的，我们家在上海算是普通家庭。我9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印象中，我们家并不富裕。
“七·七事变”的时候，我15岁，刚刚离开学校。那时抗战刚开始，日本打得很猛，一个多月后，就打到上海了，淞沪会战啊，上海人心惶惶，能跑的都跑了。那个时候我也待不住了，但我们一共四兄弟，不能全跑出来啊，后来家庭会议决定，老大跟老三出来，老二跟老四留在家里，因为家里还有妈妈啊、大嫂啊需要照顾，我是老三，还没结婚，所以就跟大哥出来。逃难的时候，你没有工作你就没有办法吃饭。第一站我就逃到武昌，我大哥比我大18岁，因为有经验，进了一家机器制造厂当领班，一个月好像是拿24块银元。我刚从学校出来，什么都不懂，就进去打杂了。吃得不好，就只是靠我大哥的24块钱啊，养了我和弟弟。
我那时候已经十七岁了，稍微懂机械方面的知识了，刚好汉阳兵工厂在招人，我就考进去了。淞沪战争上海失守以后，战火烧到南京，然后就往芜湖往武汉三镇过来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厂刚刚弄好没好久就搬，搬到哪里？搬到湖南，我们租老百姓那个船啊，把机器运上去，经过洞庭湖，到岳阳，一直到湘西，搬到了湖南辰溪（编注：辰溪今属怀化，汉阳兵工厂搬到辰溪，是1938年6月的事）。汉阳兵工厂当时薪水不高，一天要固定加班做十二个小时，就是一天半，一块二一天，—个月才三十六块。但是那边的伙食很便宜，六块钱一个月，还剩下三十块钱可以用。我被分配到那个机关枪厂，那个机关枪厂的名字叫作三市衙（音）。后来有一次，我没事的时候看报纸，看到航空委员会在招人。那个时候航空委员会在湖南芷江，就是辰溪过去一点，坐汽车大概一天就可以到了。我就过去了，报考了，没想到就考取了（航空委员会）。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何应钦就是在芷江受降的。到了芷江，进了航空委员会，薪水就可以拿到很多了，—个月试用期结束后，我的薪饷升到四十五块，有作战的时候啊，作战津贴有十块，一共五十五块，还有六块钱的伙食费，所以可以拿到六十一块。一天只要上八个小时就可以了，八点钟上班到十二点，下午一点上班到五点。那这个时候我生括很好过了。到了二十岁，因为他们看到我年纪又小，这个钱又拿得多，又是单身，他们就鼓励我结婚。结婚对象是河南人，因为她的哥哥也在空军里面开汽车，我是修理飞机的，就这么认识了。在芷江待了一年以后，上面就把我调到了云南昆明（编按：按推算，应该是1941年的事）。从芷江到昆明啊，路还是蛮远的，要经过贵州，然后再到昆明，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啊，从贵州的贵阳，到昆明，汽车开一天都到不了。我们中途住旅馆住两次，然后再到昆明去报到，报到以后呢，也是航空委员会，芷江是第二修理工厂，到了昆明以后，就变成第十修理工厂。
为活命天天跑警报
在昆明，最痛苦的回忆就是跑警报，也就是躲空袭。日本飞机一来就是十几架轰炸机啊！接近昆明的时候我们这里就拉警报了，拉警报就跑啊，就离开这个工作场所，赶快往外跑，往空旷的地方跑。是自己直接跑的，没有人会指挥安排。那时候昆明没有防空洞啊，就是水沟啊，壕沟啊，躲到壕沟里面，那个炸弹是往什么地方丢，弹片会不会溅到身上，那就听天由命了。所以，每次出去跑警报，能不能回来都是未知数。
一开始，日机一天三次轰炸。早上九点钟要跑警报，下午两点钟、晚上七点钟。晚上那个才可怕呢，那个地方有很多汉奸，日机飞到的时候，汉奸就在轰炸目标放信号弹，指示给上面那个日本的飞机。后来我们有经验了，每次都在空旷地方同样投信号弹，让日本人不知道到底哪个信号弹是对的，他来了以后就噼里啪啦乱丢就走了，每天都要丢好多炸弹才走啊。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他投那个燃烧弹。燃烧弹跟爆炸弹不一样，它投下去以后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差不多半公里面积，你在这个地方不小心被火星碰到，一下子就起火啦，身上都烧起来了，我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身上从头到尾都是火星，就直接烧起来了，衣服都烧光了，打火也来不及啊，就这样被烧死了很多。警报解除了以后要继续回来工作啊。有的时候，十个人出去五个人回来，没有回来的就是被炸死在外面了，只能等空袭过后，才由具体负责收尸的人去收。
给“飞虎队”修理飞机
后来，美国空军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险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俗称“飞虎队”，飞了一批P-40e战斗机过来了。在路上就碰到日本人，就把他们（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打掉很多架了，所以这个飞机到了昆明以后啊，日本人轰炸也少了。
飞虎队来的都是飞行员，地勤人员很少，修飞机的能力都没有。飞机是这样，你飞了二十五小时就做（相应）二十五小时的检查，这个书上面有规定的，检查哪些项目。你飞到一百个小时，我们要做（相应）一百个小时的检查，这样检查的项目就比较多一点。修复飞机，一定要靠我们中国人给他帮忙。我所在的那个工厂，就是航空委员会第十修理工厂，专门替飞虎队修这个飞机的。后来，我们中国人跟那个陈纳德将军也联合成立一个联合大队，在这个大队里面，陈纳德是指挥官，我们也有一个大队长跟他配合一起，那就是联合大队。
飞虎队的飞机就停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当时航空委员会第十修理工厂就在巫家坝机场旁边，飞机有毛病，就拖到我们工厂，我们就根据TO（tackorder）查哪些项目，我们根据这个项目检查。完了他们就飞过去，试飞啊飞行啊，没有问题那就不会回来，如果还有问题，他又回来了。几乎差不多的飞机都有每天一两架在修理。每一架飞机都是修好了才出去啊，没有说修不好的，最难的就是换器材，换零件，你把那个partnumber有stacknumber，把飞机零件的号码写出来，他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些东西零件，用太久了就自动失效了，不好了，那一定要换零件，那零件美国人会运过来，叫申请零件。我们都是按照上班时间（给他们修飞机），早晨八点钟上班，十二点钟下班，下午一点钟上班到五点钟下班。加班是经常都有的啦，因为这架飞机明天要出任务，你今天一定要修好，那你半夜也要把它做好，保证飞上去没有问题。我们不上前线战场，修理厂就是我们的战场。
我们崇拜陈纳德将军。以前空袭很多，日本人把我们炸得很惨。飞虎队来了以后，轰炸就几乎没有了，日机过来就被半路拦截，被打掉。后来陈纳德将军跟我们这里一个叫陈香梅的记者在昆明结了婚。因为她是外国记者，讲英文的，专门采访外国的。飞虎队在我们中国时间待很久，一直待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回去。我帮他们修了起码是两三年时间，因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我到印度去了……八年抗战，我参加了五年，胜利后我一直待在空军，从19岁到62岁退休，我在空军待了42年6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