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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日前严肃处理了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违规建设问题，除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外，还责成负有领导责任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和两位副主席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检查。国务院强调，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从这起事件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增强全局观念，认真贯彻中央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坚决维护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加强纪律，确保政令畅通。
这是一起罕见的省级政府执行中央政令不力而被通报批评事件，舆论将其与两年前的“铁本事件”相提并论。中央此次铁腕治乱，表明宏观调控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家发改委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31个省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其中23个省份增速在12％以上；7个省份投资增幅超过40％，其中2个省份增幅超过50％。当前经济增长已有“偏快”之嫌，虽未达到“全面过热”，但某些地区、某些行业投资过快增长已经对宏观经济形成潜在冲击，如不及时治理，很可能重蹈“大起大落”覆辙。
市场经济要求分散决策，地方和企业成为最重要的投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可以无为而治、放任自流。经济学中有一条“合成谬误”：就每一个体而言均属有利的事情，未必对整体有利；管理学中也有一条“多数谬误”：每个企业都去角逐最大的市场，结果众败俱伤。内蒙古电力违规建设并非只有一个新丰电厂（60万千瓦），全区违规建设电站规模高达860万千瓦，若放眼全国，已有过剩趋势的电力行业，今年上半年投资增幅仍达16.3％，显然，如果中央不及时制止违规建设，“合成谬误”和“多数谬误”就会成为现实，不仅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而且每家原本期望丰厚利润的企业也将吞下竞争惨烈、效益低下的苦果。
无论是“新丰事件”还是“铁本事件”，直接推动力均是地方政府，除“GDP崇拜”作祟外，现行体制的某些漏洞也使地方政府有机可乘。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最容易于短期内见成效的应属投资，地方政府最热衷的就是铺摊子、上项目，为了项目上马，不惜违规违法，如新丰项目，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存在越权审批、违规批准征地、虚假申报、突击建设、违反招投标程序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大干快上”，原因在于土地和信贷这两个关口其实是“软约束”的：通过“化整为零”等“技术手段”，或“先上车后补票”等“特殊政策”，不难拿到项目用地；投资规模庞大、且有政府背景的项目，往往会成为多家银行追逐的“优质项目”，尤其是在银行存差增大、贷款竞争激烈之时。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顶风作案”、“硬着头皮闯关”，不完全出于侥幸心理，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项目为人质”的一种有恃无恐心态：“这么大的项目已经上马了，如果叫停，将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中央以行政手段果断处理违规事件，对“顶风作案”者痛下“杀手”，这是十分及时和十分必要的，而就制度建设而言，我们应当致力于建设一种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长效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努力以及八仙过海、因地制宜的改革举措，对于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功不可没。但改革进程中分利化趋势的出现以及地方与中央博弈能力的增强，也诱发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层层截留”、“灵活掌握”，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损害了宏观经济稳定。“新丰事件”被称为“铁本第二”，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不能在制度建设上有所作为、有所创新，今后难免出现“新丰第二”。“新丰事件”提醒我们，适时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善中央对地方的约束与监督机制，合理配置“条条”与“块块”之间权力结构，不仅关系到宏观调控的成败，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这是一起罕见的省级政府执行中央政令不力而被通报批评事件，舆论将其与两年前的“铁本事件”相提并论。中央此次铁腕治乱，表明宏观调控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国家发改委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31个省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其中23个省份增速在12％以上；7个省份投资增幅超过40％，其中2个省份增幅超过50％。当前经济增长已有“偏快”之嫌，虽未达到“全面过热”，但某些地区、某些行业投资过快增长已经对宏观经济形成潜在冲击，如不及时治理，很可能重蹈“大起大落”覆辙。
市场经济要求分散决策，地方和企业成为最重要的投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可以无为而治、放任自流。经济学中有一条“合成谬误”：就每一个体而言均属有利的事情，未必对整体有利；管理学中也有一条“多数谬误”：每个企业都去角逐最大的市场，结果众败俱伤。内蒙古电力违规建设并非只有一个新丰电厂（60万千瓦），全区违规建设电站规模高达860万千瓦，若放眼全国，已有过剩趋势的电力行业，今年上半年投资增幅仍达16.3％，显然，如果中央不及时制止违规建设，“合成谬误”和“多数谬误”就会成为现实，不仅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而且每家原本期望丰厚利润的企业也将吞下竞争惨烈、效益低下的苦果。
无论是“新丰事件”还是“铁本事件”，直接推动力均是地方政府，除“GDP崇拜”作祟外，现行体制的某些漏洞也使地方政府有机可乘。经济增长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中，最容易于短期内见成效的应属投资，地方政府最热衷的就是铺摊子、上项目，为了项目上马，不惜违规违法，如新丰项目，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存在越权审批、违规批准征地、虚假申报、突击建设、违反招投标程序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大干快上”，原因在于土地和信贷这两个关口其实是“软约束”的：通过“化整为零”等“技术手段”，或“先上车后补票”等“特殊政策”，不难拿到项目用地；投资规模庞大、且有政府背景的项目，往往会成为多家银行追逐的“优质项目”，尤其是在银行存差增大、贷款竞争激烈之时。地方政府之所以敢于“顶风作案”、“硬着头皮闯关”，不完全出于侥幸心理，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项目为人质”的一种有恃无恐心态：“这么大的项目已经上马了，如果叫停，将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中央以行政手段果断处理违规事件，对“顶风作案”者痛下“杀手”，这是十分及时和十分必要的，而就制度建设而言，我们应当致力于建设一种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长效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努力以及八仙过海、因地制宜的改革举措，对于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高速增长功不可没。但改革进程中分利化趋势的出现以及地方与中央博弈能力的增强，也诱发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层层截留”、“灵活掌握”，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损害了宏观经济稳定。“新丰事件”被称为“铁本第二”，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不能在制度建设上有所作为、有所创新，今后难免出现“新丰第二”。“新丰事件”提醒我们，适时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善中央对地方的约束与监督机制，合理配置“条条”与“块块”之间权力结构，不仅关系到宏观调控的成败，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