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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尤为严重
《南风窗》：目前，中国社会似乎存在着普遍的精神危机：与人的存在状态有关的价值理性，如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尊严等内涵被忽略，人们却视金钱、物欲、成功、地位、权术为信仰，您认为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王赓武：我的印象，中国的大城市因为发展得非常迅速，尤其是竞争性特别强的行业，对物质的追求特别强烈，也许存在这种特殊的精神问题，至少这是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但中国那么大，许多人在小城市里生活，许多传统价值观有所保留。据我的观察，虽然小城市也深受大城市的影响，但他们还保留着传统的风俗、习惯与民情。我不敢说普遍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精神危机，因为中国太大，从城市到乡村，在精神层面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好坏”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敏感和焦虑的人群，对社会提出批评，为社会向前看也是他们的工作和责任。当知识分子提出这种“精神危机”的命题，已经反映了他们在一种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也是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正在努力地批判和反思。这么多的争论和批评是正常的，我认为还没有到“精神危机”那么严重。我倒认为，“焦虑”的人越多越好，因为有了争论，就证明大家没有灰心，还在寻求解决的方法。
中国的读书人阶层很庞大，总会有人把中国的近百年经验和几千年传统，以及外来的价值观的可取之处，融入中国文化中。比如，佛教对中国影响深远，因为当时各大思想流派并没有排斥佛教，反而开放地吸纳其中精华，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民间。这种“非排他性”正是中国文化的成功之处。中国文化最兴旺的时代也是最开放的时代，最没落的时代也是最封闭的时代。我个人认为，所谓文化的包容度，关键来源于文化的自信心。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悲观。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各种问题，但是只要有人认为需要讨论和改变，还对此有所反思和追求，这本身就是一种良性的现象。
《南风窗》：近些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国学热”。在您看来，复兴国学、靠道德宣教、提倡克己复礼能否让中国人走出这种可能的“精神危机”状态?
王赓武：传统的价值观不一定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但这种传统认同是很健康的。中国人在传统的风俗习惯中已经保留了一套对于“公平、正义”等价值观的理解。在城市里，新的概念与旧的概念有冲突之处，尤其是西方的概念占了_一定的上风。但西方的价值观念有好有坏，中国人如何判断，恐怕衡量的标准还是从中国的价值体系而来。比如，重商的思想是伴随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但是，当我们认为对“金钱、物欲”的崇拜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问题，这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否则人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问题。警惕极端思想
《南风窗》：如您所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敏感和焦虑的人群，对精神生活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们更容易对社会精神生活的现状和前景感到悲观。但即便是从全社会氛围看，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坍塌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王赓武：正如我之前所言，我不悲观，但也不完全乐观，因为目前思想发展的大方向还不清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信心，包容度以及稳定性。我们不能让极端分子夺取思想领域的控制权，极端思想若控制一切，思想就没有办法解放了。各种争论应是自然而且良性的，只要不走极端，就能加深彼此的互相了解，探讨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法。没有事情能一蹴而就，20世纪中国的许多问题来源于知识分子缺乏耐心，要求过分。蔡元培先生为北大拟定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有相当深度。但是，为什么温和的力量没有取得胜利?当时的政治力量希望用极端思想帮助夺权，国共兩党都希望垄断一切，而这也是近100年中国历史上许多失败的根源。
当今的中国，极端激进的思想越来越少，主流话语相对兼容与开放，争论的时候相对讲理与求实，互相尊重，无论是学术争论还是公共舆论的争论。我不敢说我不担心民族主义，如果纯粹感情用事非常危险。但目前看来，这并不是主流。每一个社会都难免有一些激进思想，但执政者必须相对包容，尤其是经济方面得谋求稳定。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尤其做得成功，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思想方面就不可能激进。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远未达到日标，人民也没有达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悬殊。不平衡的环境容易产生激进的想法，执政者须重视这些问题，保证比较稳定的大环境，当然也包括在思想领域。
《南风窗》：精神危机是否只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在中国，通常会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比如过去的“反精神污染”，最近的“反三俗”。
王赓武：所谓中国人的“精神问题”不应该过度政治化，把思想文化领域政治化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政治领域需要严格的调节和制度化，而现代经济领域则以“金钱”为衡量准则，不可避免。但在文化领域，包括价值观、思维、家庭、伦理、人际规则、组织团体，各有不同的互动与交往、演变。只要政治经济稳定，这些领域就应该开放门户任其自由发展，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也能有所提升。
历朝历代，中国政治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通常更局限于士大夫阶层，在士大夫阶层，正是因为政治的控制，思想到了近代就显现出衰弱，也就有了精神危机。比如，唐代的科举制度非常开放，但到了宋朝和明朝，因为思想局限到了朱熹“四书五经”的解释，导致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远不如前，遭遇了西方的思想冲击后，整个士大夫阶层连同制度都垮掉了，而这却怪罪到“孔家店”头上，还要鼓吹“全盘西化”等等，这些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是非常不智的。
中国有句老话，“山高皇帝远”。皇帝“统而不治”其实非常好!这保证了民间相当大的自由度。虽然我自己很认同民主的价值观，但民主的表现方法不是那么狭窄的，并非都需要投票，需要政治化的。执政者“不管”就是一种最大的民主。现代社会里，政府的力量非常强，控制的工具多样，技术也很先进。政府需要自我约束，对文化不要过多干预。政府稳定社会的力量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两者相得益彰，然后放手让社会与文化自由发展。
而据我观察，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其实显示出了相当的活力，虽然政府在思想领域依然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但这种表面上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我相信，中国的执政者对此也是非常有认识。所以，你只要观察中国的学术界、高校还有网络的言论，他们探讨的范围已经很广泛与多样化，有一种实质的自由度。但我不赞成把“民主”这个概念简化和过分重视，抬出来成为一切政治化的工具。自由与民主在某些领域密不可分，但在某些领域是可以分开的，比如在文化方面。不让政治掺入文化就是一种自由。我们不能期盼一利，绝对的自由，但是在中国，社会氛围已经存在一种相对的自由，这点是应当予以承认的。
当然，在争取自由的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讨论“民主”，这不算是坏事。但民主不是解决一切的方法，在这方面不能过度简化。目前，中国的政治还小可能民主化，因为决策者对于稳定大局还没有信心。其实，意识形态的控制已经在不同地区有所弱化，尤其对普通人的生活已经没有了那种绝对的约束力，但不可能马上与其他思想对接，无论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执政者这种实质的“不重视”非常好，这样才能留给民众与社会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也是目前中国社会显示出巨大活力的原因。在中国的互联网世界，这种活力太巨大了，几乎要走极端了，但我认为还算正常的现象，任何国家社会都不可避免。只要主流社会内的讨论还能保持理性、互相尊重，这已经是一种实质的民主。
《南风窗》：目前，中国社会似乎存在着普遍的精神危机：与人的存在状态有关的价值理性，如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尊严等内涵被忽略，人们却视金钱、物欲、成功、地位、权术为信仰，您认为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王赓武：我的印象，中国的大城市因为发展得非常迅速，尤其是竞争性特别强的行业，对物质的追求特别强烈，也许存在这种特殊的精神问题，至少这是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但中国那么大，许多人在小城市里生活，许多传统价值观有所保留。据我的观察，虽然小城市也深受大城市的影响，但他们还保留着传统的风俗、习惯与民情。我不敢说普遍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精神危机，因为中国太大，从城市到乡村，在精神层面有相当大的差异，而且这也不是一个“好坏”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敏感和焦虑的人群，对社会提出批评，为社会向前看也是他们的工作和责任。当知识分子提出这种“精神危机”的命题，已经反映了他们在一种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也是在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正在努力地批判和反思。这么多的争论和批评是正常的，我认为还没有到“精神危机”那么严重。我倒认为，“焦虑”的人越多越好，因为有了争论，就证明大家没有灰心，还在寻求解决的方法。
中国的读书人阶层很庞大，总会有人把中国的近百年经验和几千年传统，以及外来的价值观的可取之处，融入中国文化中。比如，佛教对中国影响深远，因为当时各大思想流派并没有排斥佛教，反而开放地吸纳其中精华，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民间。这种“非排他性”正是中国文化的成功之处。中国文化最兴旺的时代也是最开放的时代，最没落的时代也是最封闭的时代。我个人认为，所谓文化的包容度，关键来源于文化的自信心。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悲观。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各种问题，但是只要有人认为需要讨论和改变，还对此有所反思和追求，这本身就是一种良性的现象。
《南风窗》：近些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国学热”。在您看来，复兴国学、靠道德宣教、提倡克己复礼能否让中国人走出这种可能的“精神危机”状态?
王赓武：传统的价值观不一定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但这种传统认同是很健康的。中国人在传统的风俗习惯中已经保留了一套对于“公平、正义”等价值观的理解。在城市里，新的概念与旧的概念有冲突之处，尤其是西方的概念占了_一定的上风。但西方的价值观念有好有坏，中国人如何判断，恐怕衡量的标准还是从中国的价值体系而来。比如，重商的思想是伴随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但是，当我们认为对“金钱、物欲”的崇拜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问题，这本身就证明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还有相当的影响力，否则人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问题。警惕极端思想
《南风窗》：如您所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敏感和焦虑的人群，对精神生活有更高的要求，所以他们更容易对社会精神生活的现状和前景感到悲观。但即便是从全社会氛围看，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坍塌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王赓武：正如我之前所言，我不悲观，但也不完全乐观，因为目前思想发展的大方向还不清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信心，包容度以及稳定性。我们不能让极端分子夺取思想领域的控制权，极端思想若控制一切，思想就没有办法解放了。各种争论应是自然而且良性的，只要不走极端，就能加深彼此的互相了解，探讨问题的症结和解决方法。没有事情能一蹴而就，20世纪中国的许多问题来源于知识分子缺乏耐心，要求过分。蔡元培先生为北大拟定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有相当深度。但是，为什么温和的力量没有取得胜利?当时的政治力量希望用极端思想帮助夺权，国共兩党都希望垄断一切，而这也是近100年中国历史上许多失败的根源。
当今的中国，极端激进的思想越来越少，主流话语相对兼容与开放，争论的时候相对讲理与求实，互相尊重，无论是学术争论还是公共舆论的争论。我不敢说我不担心民族主义，如果纯粹感情用事非常危险。但目前看来，这并不是主流。每一个社会都难免有一些激进思想，但执政者必须相对包容，尤其是经济方面得谋求稳定。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尤其做得成功，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思想方面就不可能激进。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远未达到日标，人民也没有达到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悬殊。不平衡的环境容易产生激进的想法，执政者须重视这些问题，保证比较稳定的大环境，当然也包括在思想领域。
《南风窗》：精神危机是否只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在中国，通常会用政治的方式来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比如过去的“反精神污染”，最近的“反三俗”。
王赓武：所谓中国人的“精神问题”不应该过度政治化，把思想文化领域政治化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政治领域需要严格的调节和制度化，而现代经济领域则以“金钱”为衡量准则，不可避免。但在文化领域，包括价值观、思维、家庭、伦理、人际规则、组织团体，各有不同的互动与交往、演变。只要政治经济稳定，这些领域就应该开放门户任其自由发展，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也能有所提升。
历朝历代，中国政治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通常更局限于士大夫阶层，在士大夫阶层，正是因为政治的控制，思想到了近代就显现出衰弱，也就有了精神危机。比如，唐代的科举制度非常开放，但到了宋朝和明朝，因为思想局限到了朱熹“四书五经”的解释，导致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远不如前，遭遇了西方的思想冲击后，整个士大夫阶层连同制度都垮掉了，而这却怪罪到“孔家店”头上，还要鼓吹“全盘西化”等等，这些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是非常不智的。
中国有句老话，“山高皇帝远”。皇帝“统而不治”其实非常好!这保证了民间相当大的自由度。虽然我自己很认同民主的价值观，但民主的表现方法不是那么狭窄的，并非都需要投票，需要政治化的。执政者“不管”就是一种最大的民主。现代社会里，政府的力量非常强，控制的工具多样，技术也很先进。政府需要自我约束，对文化不要过多干预。政府稳定社会的力量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两者相得益彰，然后放手让社会与文化自由发展。
而据我观察，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其实显示出了相当的活力，虽然政府在思想领域依然有意识形态的控制，但这种表面上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我相信，中国的执政者对此也是非常有认识。所以，你只要观察中国的学术界、高校还有网络的言论，他们探讨的范围已经很广泛与多样化，有一种实质的自由度。但我不赞成把“民主”这个概念简化和过分重视，抬出来成为一切政治化的工具。自由与民主在某些领域密不可分，但在某些领域是可以分开的，比如在文化方面。不让政治掺入文化就是一种自由。我们不能期盼一利，绝对的自由，但是在中国，社会氛围已经存在一种相对的自由，这点是应当予以承认的。
当然，在争取自由的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讨论“民主”，这不算是坏事。但民主不是解决一切的方法，在这方面不能过度简化。目前，中国的政治还小可能民主化，因为决策者对于稳定大局还没有信心。其实，意识形态的控制已经在不同地区有所弱化，尤其对普通人的生活已经没有了那种绝对的约束力，但不可能马上与其他思想对接，无论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执政者这种实质的“不重视”非常好，这样才能留给民众与社会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也是目前中国社会显示出巨大活力的原因。在中国的互联网世界，这种活力太巨大了，几乎要走极端了，但我认为还算正常的现象，任何国家社会都不可避免。只要主流社会内的讨论还能保持理性、互相尊重，这已经是一种实质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