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以“契约养禽户”与“独立养禽户”（即未参与契约的养禽户）为主要研究对象，利用养禽户调查数据和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禽流感风险持续冲击下，“契约养禽户”与“独立养禽户”之间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契约养禽户通过改变养殖品种应对禽流感，独立养禽户的主要应对措施为改变饲料配方和增加防疫投入。独立养禽户通过减少自身的消费将禽流感风险转移给其他消费者，“道德风险”问题普遍存在。面临禽流感的持续冲击，养禽户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显著。
关键词 契约养禽户；独立养禽户；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19-338-03
禽流感是会导致人和禽类死亡的高致病性病毒疾病，2003年以来，从H5N1到H7N9，我国禽业遭受了禽流感疫情的沉重打击。2013年以来持续发生的禽流感导致多地活禽的交易暂停，消费信心严重受挫，禽类市场量价齐跌。截至2014年5月，我国大陆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已逾200例。据中国畜牧业协会估算，此次H7N9禽流感疫情至少导致了我国养禽业1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家禽业已陷入崩溃边缘。
国内外学者从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禽流感风险下消费者行为做了深入的研究，例如：禽流感风险下，消费者对禽类食品的购买行为、支付意愿以及替代品选择等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及分析[1-2]。但对禽流感风险下生产者行为的研究则较少，且主要是短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例如：不同规模养殖户的损失情况分析[3-4]，禽流感爆发后养殖户的生产、投入、养殖技术行为的变化分析[3]。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与禽流感风险的持续冲击，部分农户选择通过“公司+农户”的契约模式，与“温氏”、“立华”这类禽业龙头企业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希望与禽业龙头企业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以转移自身养殖风险。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农户仍然选择“独立”养殖。然而，对于禽流感风险下“契约养禽户”与“独立养禽户”在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方面存在何种差异，学界则鲜有论述。
基于此，课题组在扬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所在的高邮市，采集了77个养禽大户的数据，实证分析禽流感风险持续冲击下，“契约养禽户”与“独立养禽户”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差异。笔者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禽流感风险下农户行为的变化，较好地弥补了学界研究尚存的空白。相关研究结论，揭示了禽流感风险下龙头企业的重要作用，为禽业龙头企业扶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佐证。
1 描述统计分析
1.1 消费行为（表1） 从养禽户禽类消费行为统计表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禽流感的高风险期（2013年春）还是在低风险期（2014年春），契约农户禽类产品消费量均保持在一个相对正常且稳定的水平。然而，独立农户的禽类产品消费在两年内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禽流感爆发的高风险期，独立农户的禽类产品消费处于较低水平，而在禽流感偶发的低风险期，独立农户的禽类消费水平有显著提高。该结果说明，2013年独立农户对于禽类产品的消费具有排斥心理，认为其会对自身健康造成影响，随着禽流感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这种排斥逐渐减弱。独立农户一方面继续进行禽类养殖，另一方面又在行为上表现出对于禽类产品的消费排斥，通过减少自身的消费将禽流感风险转移给其他消费者，说明“道德风险”问题在独立农户之中普遍存在。在没有企业的宣传教育和统一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农户对此次禽流感疫情并没有一个清晰而正确的认识，原因在于此次禽流感并没有禽类感染而大量死亡的现象，禽类产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安全的；人感染禽流感有个例发生于养禽人员，表明在养禽的过程中，养禽人员应注意自我保护，做到清洁、规范化养殖。而独立农户的认知中，放大了消费风险而弱化了养殖风险，不利于禽流感风险下养禽业的健康发展。
1.2 信息获取途径（表2） 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情爆发时，信息将对公众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5]。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养禽户看来，电视、报纸、网络、电台这4种常用的信息传输媒介在信息传输效率和可信程度方面基本没有差异。在禽流感的高发期（2013年春），农户对于政府官方发布的各种信息的信任度不高，而在2014年，禽流感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偶发时，农户对于政府信息的信任程度显著提升。这一结果也间接地表明，2013年春禽流感爆发时，政府的信息具备正确的指导性，但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存在滞后效应。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公众对于行业相关学者信息传达的信任程度上。2014年，更多养殖户的行为受到自我累积经验的影响，表明对于重大动物疫情的防控行为具有较高的累积经验可获得性。以往针对农户行为的研究大多将农户视为独立的个体，忽略了农户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表2中可以看出，三分之一农户的行为均会受到周边同行行为的影响，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养禽户在地理空间上逐步呈现集聚现象，其行为间的相互影响日趋显著，农户行为独立性的假设面临质疑。
契约农户与独立农户差异最大的是对于企业信息的采纳程度。绝大多数的契约农户对于企业的信息完全信任，会根据企业信息而决定自己的养殖行为。2013年，没有独立农户选择采纳企业信息，而在2014年，有半数的独立农户选择采纳企业信息，企业不仅对参与其中的养禽户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未参与其中的养禽户的行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表明龙头企业对于突发重大动物疫情的判断和应对行为选择更具专业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龙头企业对于周边农户的带动作用。因此，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则显得尤为重要。
2 生产行为研究的数据、变量及模型
2.1 数据来源 调查数据来源于2014年对江苏省高邮市77个养禽大户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高邮市一直以鸭蛋和麻鸭而闻名于世，肉鸡和蛋鸡的养殖也较为发达，且规模化养殖农户相对较多，很适宜作为此次调研的样本采集地。调查主要采用随机抽样法和结构访问法。共发放问卷77份，问卷全部回收，其中有效问卷77份，有效率高达100%。其中包括扬州立华12个契约农户以及65个独立农户。 2.2 变量设定
2.2.1 应对行为。风险应对行为，指行为主体通过采取一系列行动，从而把风险的不确定性控制在主体可承受范围之内[5]。通过调研，发现养禽户对“是否增加防疫投入”、“是否改变饲料配方”和“是否改变养殖品种”三种行为的选择差异较大，因此将三种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用“0=否，1=是”表示。
2.2.2 核心解释变量。契约关系，农户依托“公司+农户”模式有助于获得农产品生产和市场开发所需要的信贷、技术、生产原材料和信息等服务，并且降低农产品销售风险[6]。因此，契约农户的利益通过公司提供的信贷、技术、原材料支持得到保障，行为决策也会受到公司的影响，这导致契约农户与非契约农户在风险应对行为的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别。
2.2.3 控制变量。
2.2.3.1 受教育年限。孔祥智[7]、刘红梅等[8]的研究都证明了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户采用和学习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且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防疫知识有更多了解，更容易学习和接受疫情防控技术，对防控效果有更好的预期。除此之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其安全生产意识会越强，更不会只为减少个人损失，不进行防控，冒着道德风险直接将可能染病的家禽投入市场[9]。因此，受教育程度应纳入模型，用受教育年限衡量。
2.2.3.2 养禽年限。张桂新[9]通过对比分析散养户与规模养殖户防控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养禽年限反映了养禽户的养殖经验，与经历过的重大疫情相关，对防控行为有显著影响。
2.2.3.3 风险感知。风险感知是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环境中各种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经验和认识。Slovic[10]用可控制感和熟悉程度作为衡量风险感知的2个重要维度，可控制感和熟悉程度越低，公众的风险感知越高。参考李华强等[11]的研究，研究选取养禽户对禽流感疫情本身的熟悉程度和可控程度、禽流感风险对生产者负面影响的熟悉程度和可控程度作为风险感知的衡量标准，测量养殖户的风险感知。通过聚类分析方法，根据风险感知水平将养禽户分为三类，用“1=低风险感知；2=中等风险感知；3=高风险感知”表示。
2.2.3.4 外界信息采纳程度。增加疫情内容信息、疫病概率信息和政府控制信息的传递，均有助于使农户对动物疫病采取积极决策行为[5]。这说明外界信息的采纳度会对养禽户的风险应对行为产生影响。禽流感风险下，政府信息和同行信息对应对行为的影响程度，很大程度上评价了政府防控绩效和产业集聚效应，因此本文将这两种信息的采纳程度列入模型，用“0=否，1=是”表示。
2.3 模型结果 笔者用Logit模型来拟合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回归结果见表3。
2.3.1 防疫投入。契约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契约关系对防疫投入有负向作用。政府信息和同行行为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政府信息和同行行为对防疫投入有正向作用，养禽户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发布信息的影响而且养禽户行为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存在相互影响。
2.3.2 饲料配方。契约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契约关系对饲料配方的改变有负向作用。风险感知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风险感知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改变饲料配方。
2.3.3 品种改变。契约关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契约关系显著影响了养禽户的品种选择行为，与上文的描述统计结果相一致。同行行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进一步表明了养禽户行为之间是非独立的。
3 结论与讨论
核心解释变量“契约关系”对养禽户生产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没有龙头企业统一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农户普遍选择增加防疫投入和改变饲料配方，其防疫效果并不明显但成本显著提高，可见其行为的选择具有盲目性。相比较而言，契约农户由于与龙头企业之间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多数采取改变养殖品种的行为，应对灵活，效果良好。
从消费行为来看，契约农户禽类产品消费量保持在一个相对正常且稳定的水平，但独立农户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存在不一致性。多数独立农户放大了消费风险而弱化了养殖风险，通过减少自身的消费将禽流感风险转移给其他消费者，“道德风险”问题凸显。
从信息获取途径来看，两者对企业信息采纳度不同。绝大多数的契约农户对于企业的信息完全信任，并据企业信息选择自己的应对行为，独立农户对企业信息从无人采纳到半数采纳，既表明龙头企业可以提供专业和正确的生产指导，也表明农户行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龙头企业对于周边农户具有带动作用。
上述结论表明，在禽流感等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相对于农户独立生产而言，具有较大优越性。随着禽流感疫情的反复，企业不仅可以对参与其中的契约农户行为产生影响，通过养禽户之间的信息传递，也对未参与其中的农户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应大力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进一步发挥龙头企业的协调带动作用，以维持禽流感风险下我国畜禽养殖业的健康稳定发展。笔者从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两个角度，细致分析和描述了禽流感风险下“契约农户”与“独立农户”的差异性。但笔者并未量化分析“契约农户”和“独立农户”的成本收益情况及增收效益，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采集更为详细的数据信息，弥补这一不足。
参考文献
[1] ROY B，VAN BEUKERING P J H，SULTANIAN E.The impact of the bird flu on public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protection of migratory birds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64：575-585.
[2] 李小勇，李洪军.禽流感对我国肉制品消费的影响及防止措施[J].肉类工业，2009（3）：45-48.
[3] 于乐荣，李小云，汪力斌.禽流感发生后家禽养殖农户的生产行为变化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7）：13-21.
[4] 张莉琴，康小玮，林万龙.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防制措施造成的养殖户损失及政府补偿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12）：28-33.
[5] 闫振宇，陶建平.动物疫情信息与养殖户风险感知及风险应对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20（1）：221-230.
[6] 蔡荣.“合作社+农户”模式：交易费用节约与农户增收效应——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1）：58-65.
[7] 孔祥智.西部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4（12）：85-95.
[8] 刘红梅，王克强.我国农户学习节水灌溉技术的实证研究——基于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行为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4）：21-26.
[9] 张桂新.动物疫情风险下养殖户防控行为研究——以禽流感为例[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10] SLOVIC P.Perception of risk[J].Science，1987，236：280-285.
[11] 李华强，范春梅，贾建民等.突发性灾害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应急管理：以5.12汶川地震为例[J].管理世界，2009（6）：52-60.
关键词 契约养禽户；独立养禽户；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19-338-03
禽流感是会导致人和禽类死亡的高致病性病毒疾病，2003年以来，从H5N1到H7N9，我国禽业遭受了禽流感疫情的沉重打击。2013年以来持续发生的禽流感导致多地活禽的交易暂停，消费信心严重受挫，禽类市场量价齐跌。截至2014年5月，我国大陆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已逾200例。据中国畜牧业协会估算，此次H7N9禽流感疫情至少导致了我国养禽业100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家禽业已陷入崩溃边缘。
国内外学者从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禽流感风险下消费者行为做了深入的研究，例如：禽流感风险下，消费者对禽类食品的购买行为、支付意愿以及替代品选择等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及分析[1-2]。但对禽流感风险下生产者行为的研究则较少，且主要是短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例如：不同规模养殖户的损失情况分析[3-4]，禽流感爆发后养殖户的生产、投入、养殖技术行为的变化分析[3]。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与禽流感风险的持续冲击，部分农户选择通过“公司+农户”的契约模式，与“温氏”、“立华”这类禽业龙头企业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希望与禽业龙头企业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以转移自身养殖风险。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农户仍然选择“独立”养殖。然而，对于禽流感风险下“契约养禽户”与“独立养禽户”在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方面存在何种差异，学界则鲜有论述。
基于此，课题组在扬州市立华畜禽有限公司所在的高邮市，采集了77个养禽大户的数据，实证分析禽流感风险持续冲击下，“契约养禽户”与“独立养禽户”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差异。笔者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禽流感风险下农户行为的变化，较好地弥补了学界研究尚存的空白。相关研究结论，揭示了禽流感风险下龙头企业的重要作用，为禽业龙头企业扶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佐证。
1 描述统计分析
1.1 消费行为（表1） 从养禽户禽类消费行为统计表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禽流感的高风险期（2013年春）还是在低风险期（2014年春），契约农户禽类产品消费量均保持在一个相对正常且稳定的水平。然而，独立农户的禽类产品消费在两年内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禽流感爆发的高风险期，独立农户的禽类产品消费处于较低水平，而在禽流感偶发的低风险期，独立农户的禽类消费水平有显著提高。该结果说明，2013年独立农户对于禽类产品的消费具有排斥心理，认为其会对自身健康造成影响，随着禽流感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这种排斥逐渐减弱。独立农户一方面继续进行禽类养殖，另一方面又在行为上表现出对于禽类产品的消费排斥，通过减少自身的消费将禽流感风险转移给其他消费者，说明“道德风险”问题在独立农户之中普遍存在。在没有企业的宣传教育和统一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农户对此次禽流感疫情并没有一个清晰而正确的认识，原因在于此次禽流感并没有禽类感染而大量死亡的现象，禽类产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安全的；人感染禽流感有个例发生于养禽人员，表明在养禽的过程中，养禽人员应注意自我保护，做到清洁、规范化养殖。而独立农户的认知中，放大了消费风险而弱化了养殖风险，不利于禽流感风险下养禽业的健康发展。
1.2 信息获取途径（表2） 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情爆发时，信息将对公众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5]。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养禽户看来，电视、报纸、网络、电台这4种常用的信息传输媒介在信息传输效率和可信程度方面基本没有差异。在禽流感的高发期（2013年春），农户对于政府官方发布的各种信息的信任度不高，而在2014年，禽流感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偶发时，农户对于政府信息的信任程度显著提升。这一结果也间接地表明，2013年春禽流感爆发时，政府的信息具备正确的指导性，但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存在滞后效应。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公众对于行业相关学者信息传达的信任程度上。2014年，更多养殖户的行为受到自我累积经验的影响，表明对于重大动物疫情的防控行为具有较高的累积经验可获得性。以往针对农户行为的研究大多将农户视为独立的个体，忽略了农户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表2中可以看出，三分之一农户的行为均会受到周边同行行为的影响，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养禽户在地理空间上逐步呈现集聚现象，其行为间的相互影响日趋显著，农户行为独立性的假设面临质疑。
契约农户与独立农户差异最大的是对于企业信息的采纳程度。绝大多数的契约农户对于企业的信息完全信任，会根据企业信息而决定自己的养殖行为。2013年，没有独立农户选择采纳企业信息，而在2014年，有半数的独立农户选择采纳企业信息，企业不仅对参与其中的养禽户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未参与其中的养禽户的行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表明龙头企业对于突发重大动物疫情的判断和应对行为选择更具专业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龙头企业对于周边农户的带动作用。因此，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则显得尤为重要。
2 生产行为研究的数据、变量及模型
2.1 数据来源 调查数据来源于2014年对江苏省高邮市77个养禽大户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高邮市一直以鸭蛋和麻鸭而闻名于世，肉鸡和蛋鸡的养殖也较为发达，且规模化养殖农户相对较多，很适宜作为此次调研的样本采集地。调查主要采用随机抽样法和结构访问法。共发放问卷77份，问卷全部回收，其中有效问卷77份，有效率高达100%。其中包括扬州立华12个契约农户以及65个独立农户。 2.2 变量设定
2.2.1 应对行为。风险应对行为，指行为主体通过采取一系列行动，从而把风险的不确定性控制在主体可承受范围之内[5]。通过调研，发现养禽户对“是否增加防疫投入”、“是否改变饲料配方”和“是否改变养殖品种”三种行为的选择差异较大，因此将三种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用“0=否，1=是”表示。
2.2.2 核心解释变量。契约关系，农户依托“公司+农户”模式有助于获得农产品生产和市场开发所需要的信贷、技术、生产原材料和信息等服务，并且降低农产品销售风险[6]。因此，契约农户的利益通过公司提供的信贷、技术、原材料支持得到保障，行为决策也会受到公司的影响，这导致契约农户与非契约农户在风险应对行为的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别。
2.2.3 控制变量。
2.2.3.1 受教育年限。孔祥智[7]、刘红梅等[8]的研究都证明了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户采用和学习农业技术的重要因素，且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防疫知识有更多了解，更容易学习和接受疫情防控技术，对防控效果有更好的预期。除此之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其安全生产意识会越强，更不会只为减少个人损失，不进行防控，冒着道德风险直接将可能染病的家禽投入市场[9]。因此，受教育程度应纳入模型，用受教育年限衡量。
2.2.3.2 养禽年限。张桂新[9]通过对比分析散养户与规模养殖户防控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养禽年限反映了养禽户的养殖经验，与经历过的重大疫情相关，对防控行为有显著影响。
2.2.3.3 风险感知。风险感知是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环境中各种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经验和认识。Slovic[10]用可控制感和熟悉程度作为衡量风险感知的2个重要维度，可控制感和熟悉程度越低，公众的风险感知越高。参考李华强等[11]的研究，研究选取养禽户对禽流感疫情本身的熟悉程度和可控程度、禽流感风险对生产者负面影响的熟悉程度和可控程度作为风险感知的衡量标准，测量养殖户的风险感知。通过聚类分析方法，根据风险感知水平将养禽户分为三类，用“1=低风险感知；2=中等风险感知；3=高风险感知”表示。
2.2.3.4 外界信息采纳程度。增加疫情内容信息、疫病概率信息和政府控制信息的传递，均有助于使农户对动物疫病采取积极决策行为[5]。这说明外界信息的采纳度会对养禽户的风险应对行为产生影响。禽流感风险下，政府信息和同行信息对应对行为的影响程度，很大程度上评价了政府防控绩效和产业集聚效应，因此本文将这两种信息的采纳程度列入模型，用“0=否，1=是”表示。
2.3 模型结果 笔者用Logit模型来拟合调查所获取的数据，回归结果见表3。
2.3.1 防疫投入。契约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契约关系对防疫投入有负向作用。政府信息和同行行为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政府信息和同行行为对防疫投入有正向作用，养禽户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发布信息的影响而且养禽户行为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存在相互影响。
2.3.2 饲料配方。契约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契约关系对饲料配方的改变有负向作用。风险感知在5%的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风险感知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改变饲料配方。
2.3.3 品种改变。契约关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契约关系显著影响了养禽户的品种选择行为，与上文的描述统计结果相一致。同行行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进一步表明了养禽户行为之间是非独立的。
3 结论与讨论
核心解释变量“契约关系”对养禽户生产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没有龙头企业统一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农户普遍选择增加防疫投入和改变饲料配方，其防疫效果并不明显但成本显著提高，可见其行为的选择具有盲目性。相比较而言，契约农户由于与龙头企业之间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多数采取改变养殖品种的行为，应对灵活，效果良好。
从消费行为来看，契约农户禽类产品消费量保持在一个相对正常且稳定的水平，但独立农户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存在不一致性。多数独立农户放大了消费风险而弱化了养殖风险，通过减少自身的消费将禽流感风险转移给其他消费者，“道德风险”问题凸显。
从信息获取途径来看，两者对企业信息采纳度不同。绝大多数的契约农户对于企业的信息完全信任，并据企业信息选择自己的应对行为，独立农户对企业信息从无人采纳到半数采纳，既表明龙头企业可以提供专业和正确的生产指导，也表明农户行为之间存在相互影响，龙头企业对于周边农户具有带动作用。
上述结论表明，在禽流感等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相对于农户独立生产而言，具有较大优越性。随着禽流感疫情的反复，企业不仅可以对参与其中的契约农户行为产生影响，通过养禽户之间的信息传递，也对未参与其中的农户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政府应大力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进一步发挥龙头企业的协调带动作用，以维持禽流感风险下我国畜禽养殖业的健康稳定发展。笔者从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两个角度，细致分析和描述了禽流感风险下“契约农户”与“独立农户”的差异性。但笔者并未量化分析“契约农户”和“独立农户”的成本收益情况及增收效益，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采集更为详细的数据信息，弥补这一不足。
参考文献
[1] ROY B，VAN BEUKERING P J H，SULTANIAN E.The impact of the bird flu on public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protection of migratory birds [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64：575-585.
[2] 李小勇，李洪军.禽流感对我国肉制品消费的影响及防止措施[J].肉类工业，2009（3）：45-48.
[3] 于乐荣，李小云，汪力斌.禽流感发生后家禽养殖农户的生产行为变化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7）：13-21.
[4] 张莉琴，康小玮，林万龙.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防制措施造成的养殖户损失及政府补偿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12）：28-33.
[5] 闫振宇，陶建平.动物疫情信息与养殖户风险感知及风险应对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20（1）：221-230.
[6] 蔡荣.“合作社+农户”模式：交易费用节约与农户增收效应——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1）：58-65.
[7] 孔祥智.西部农户禀赋对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J].经济研究，2004（12）：85-95.
[8] 刘红梅，王克强.我国农户学习节水灌溉技术的实证研究——基于农户节水灌溉技术行为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4）：21-26.
[9] 张桂新.动物疫情风险下养殖户防控行为研究——以禽流感为例[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10] SLOVIC P.Perception of risk[J].Science，1987，236：280-285.
[11] 李华强，范春梅，贾建民等.突发性灾害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应急管理：以5.12汶川地震为例[J].管理世界，2009（6）：5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