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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晴朗的正午，洞庭湖畔的村庄，三三两两的人家，一栋栋彼此独立的楼房点缀道路田间，宛若一幅江南水墨画，显得既熟悉又陌生。这是我记忆中的家乡——岳阳L市下辖的D村。
可以说，D村基本符合农庄型村落的典型特征，常住人口明显少于户籍人口，现在大约百分之三十的人口留守在家。在家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完整，村里的留守人群中很大一部分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农业劳动力短缺，缺少有活力的自发组织，社区功能基本依附于附近集镇。在D村很少看见年轻人，尤其没有年轻男性。他们大都在城里创业或打工，留在乡下的以中老年人为主，以及少数被外出打工父母留在家乡的儿童。
因为人少，且居住较分散，村里多数时间都是很安静的，逢年过节或办宴席的时候除外。作为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村里人现在依然很喜欢请客，虽然规模不算大，但频率不低，涉及老人的寿辰、丧事，有关年轻人的结婚、建房，有关小孩的满月酒、一岁酒、十二岁生日宴、升学宴等。总之，请客办酒是村里较为重大的一次社交场合，名义上是请客、找机会与亲朋们相聚，收礼却是实质内容。一旦收到邀请，不去的话就会被认为不讲情谊，今后双方也不再来往走动了。这样的习俗也带动了一条龙产业的发展，与过去亲力亲为准备宴席不同，现在红白喜事大多是社会化服务，从食材准备、料理烹饪、桌椅摆放、氛围布置、卫生打扫、乐队演奏等一系列环节都有专门的从业者安排，不用乡里乡亲互相帮忙，大家只用准备好礼金，舒舒服服地来做客就好。
在我以前的印象中，D村的娱乐生活较单调、乏味，农忙时整日在田间地头干农活，闲暇时就坐在一起打麻将、晒太阳，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彼此的家长里短。如今互联网为D村农民打开了新世界，他们的生活也已经完全离不开抖音和微信，甚至几岁大的小孩都能快速地打开手机找到常用的应用软件。受到网络的碎片化冲击，D村的公共文化活动日益分化，越来越倾向于私人小群体化，大家对村里“送戏下乡”或“送电影下乡”等活动并不是很感兴趣，参与率较低。农闲时一般各忙各的，有的打打牌，有的看点剧，有的在手机上唱唱歌，碎片化的社交活动也导致村庄共同体意识逐渐消解，同一个村庄里村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淡漠。当然，村里还是有一些能够拉近彼此感情的公共活动，广场舞就在其中。每到晚上七点街灯亮起，六十五岁的李某兰会准时前往村里的活动广场，与同村的妇女们一起踏上广场舞的欢快节奏，她们的舞步一点也不比城市的居民差。
与大多数村庄类似，D村外出打工人口一般为青壮年，年龄集中在二十六岁至五十岁，打工地点既有选择在附近城镇的，也有省外沿海城市比如广州、惠州等地，根据当地村干部的大致估计，百分之八十的外出人口流向省外，岳阳市区的占比可能不到两成。
外出打工是D村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一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年轻人更青睐一些服务业岗位，如城市家政服务、网约车司机、快递行业等，因为就业形式灵活，劳动强度又比制造业、建筑业总体上轻一些，但月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有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制造业和建筑业。今年二十八岁的李一某就在Y市打工，除了过年可以放几天假，其他时间很少回来，他说大城市的赚钱机会要比留在乡村大得多，虽然自己学历不高，但他对于工作的选择有自己的考量。不同于父辈只看工资高低，作为外出务工第二代的李一某认为找一个“看上去相对体面的活儿”，似乎更重要。
与城市居民一样，如果D村人在他鄉工作获得了较多的工资性收入，第一时间也会想到买房。通过与当地村民闲谈了解到，外出务工的村民中有相当大比例已在T镇或L市购置房屋，主要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因为不少D村人虽然进城了，但距离“能在城市体面生活”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仅靠务工收入，一般家庭很难在务工的大城市定居。于是，往往举全家之力在D村附近的镇上或县城买房，这里的房价不高，教育和医疗条件还比较完善。
在D村，回乡重新翻修老屋也是一个潮流，在他乡漂泊久了的D村人回到家乡总有一种落叶归根之感。D村建了不少外观造型与城市楼房相差无几的房屋，虽然平日里大多闲置，但逢年过节还是会回去看看。这些在他乡的D村人看到自己在老家的“豪华”房屋，似乎有一种“衣锦还乡”的荣耀。
D村的种地主力军以中老年人为主，耕种主要以满足家庭需要为主，剩余农产品就拿去附近集镇卖，农闲时也在附近打些零工。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基本上都不用人工插秧了，田地的翻耕和稻谷收割都是机械。村里一些人买了机械放在家里租赁，因此年纪大的老人种地是完全可以实现的。D村年纪最大的李爷爷已经快九十岁了，种了一辈子地，现在依然每天都要去自家菜地里打理，一天不去看都不放心。李爷爷身体很硬朗，种的豆角、南瓜、丝瓜家里人都吃不完，经常送给乡里乡亲吃。
这就是老一代的农民，他们对土地依旧怀有深深的感情，即使年纪再大，都不会放弃种地，似乎地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费孝通曾说：“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我们是从土里来的民族，在老D村人祖祖辈辈的心里，土地是财富的来源，也是精神上的重要寄托。但年轻一代的D村人则完全不同，他们对于土地有更强的功利性态度，种田还是不种田，一般要考虑种田与其他行业相比划算不划算的问题。
由此看来，收益是农民是否有意愿种地的关键。据了解，一些留守在D村的中年人慢慢荒废了菜园，竟然也开始学着和城里人一样去镇上买菜吃。不仅自己不想种地，D村人也不愿子女务农，务农辛苦且收入低，他们希望儿女将来最好能离开农村，进到城市工作生活，“那才可以赚钱，过得体面”。因此，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都十分重视，基本都将小孩送进镇上、市里学校读书。
在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从长远来看，乡村人口必然会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入城市。但，这并不意味就所有乡村都会衰落或者消失，依然会有人选择留守家园，那么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应该是当代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命题。
可以说，D村基本符合农庄型村落的典型特征，常住人口明显少于户籍人口，现在大约百分之三十的人口留守在家。在家人口的年龄结构不完整，村里的留守人群中很大一部分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农业劳动力短缺，缺少有活力的自发组织，社区功能基本依附于附近集镇。在D村很少看见年轻人，尤其没有年轻男性。他们大都在城里创业或打工，留在乡下的以中老年人为主，以及少数被外出打工父母留在家乡的儿童。
因为人少，且居住较分散，村里多数时间都是很安静的，逢年过节或办宴席的时候除外。作为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村里人现在依然很喜欢请客，虽然规模不算大，但频率不低，涉及老人的寿辰、丧事，有关年轻人的结婚、建房，有关小孩的满月酒、一岁酒、十二岁生日宴、升学宴等。总之，请客办酒是村里较为重大的一次社交场合，名义上是请客、找机会与亲朋们相聚，收礼却是实质内容。一旦收到邀请，不去的话就会被认为不讲情谊，今后双方也不再来往走动了。这样的习俗也带动了一条龙产业的发展，与过去亲力亲为准备宴席不同，现在红白喜事大多是社会化服务，从食材准备、料理烹饪、桌椅摆放、氛围布置、卫生打扫、乐队演奏等一系列环节都有专门的从业者安排，不用乡里乡亲互相帮忙，大家只用准备好礼金，舒舒服服地来做客就好。
在我以前的印象中，D村的娱乐生活较单调、乏味，农忙时整日在田间地头干农活，闲暇时就坐在一起打麻将、晒太阳，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彼此的家长里短。如今互联网为D村农民打开了新世界，他们的生活也已经完全离不开抖音和微信，甚至几岁大的小孩都能快速地打开手机找到常用的应用软件。受到网络的碎片化冲击，D村的公共文化活动日益分化，越来越倾向于私人小群体化，大家对村里“送戏下乡”或“送电影下乡”等活动并不是很感兴趣，参与率较低。农闲时一般各忙各的，有的打打牌，有的看点剧，有的在手机上唱唱歌，碎片化的社交活动也导致村庄共同体意识逐渐消解，同一个村庄里村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淡漠。当然，村里还是有一些能够拉近彼此感情的公共活动，广场舞就在其中。每到晚上七点街灯亮起，六十五岁的李某兰会准时前往村里的活动广场，与同村的妇女们一起踏上广场舞的欢快节奏，她们的舞步一点也不比城市的居民差。
与大多数村庄类似，D村外出打工人口一般为青壮年，年龄集中在二十六岁至五十岁，打工地点既有选择在附近城镇的，也有省外沿海城市比如广州、惠州等地，根据当地村干部的大致估计，百分之八十的外出人口流向省外，岳阳市区的占比可能不到两成。
外出打工是D村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一些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年轻人更青睐一些服务业岗位，如城市家政服务、网约车司机、快递行业等，因为就业形式灵活，劳动强度又比制造业、建筑业总体上轻一些，但月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有的收入水平甚至高于制造业和建筑业。今年二十八岁的李一某就在Y市打工，除了过年可以放几天假，其他时间很少回来，他说大城市的赚钱机会要比留在乡村大得多，虽然自己学历不高，但他对于工作的选择有自己的考量。不同于父辈只看工资高低，作为外出务工第二代的李一某认为找一个“看上去相对体面的活儿”，似乎更重要。
与城市居民一样，如果D村人在他鄉工作获得了较多的工资性收入，第一时间也会想到买房。通过与当地村民闲谈了解到，外出务工的村民中有相当大比例已在T镇或L市购置房屋，主要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因为不少D村人虽然进城了，但距离“能在城市体面生活”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仅靠务工收入，一般家庭很难在务工的大城市定居。于是，往往举全家之力在D村附近的镇上或县城买房，这里的房价不高，教育和医疗条件还比较完善。
在D村，回乡重新翻修老屋也是一个潮流，在他乡漂泊久了的D村人回到家乡总有一种落叶归根之感。D村建了不少外观造型与城市楼房相差无几的房屋，虽然平日里大多闲置，但逢年过节还是会回去看看。这些在他乡的D村人看到自己在老家的“豪华”房屋，似乎有一种“衣锦还乡”的荣耀。
D村的种地主力军以中老年人为主，耕种主要以满足家庭需要为主，剩余农产品就拿去附近集镇卖，农闲时也在附近打些零工。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基本上都不用人工插秧了，田地的翻耕和稻谷收割都是机械。村里一些人买了机械放在家里租赁，因此年纪大的老人种地是完全可以实现的。D村年纪最大的李爷爷已经快九十岁了，种了一辈子地，现在依然每天都要去自家菜地里打理，一天不去看都不放心。李爷爷身体很硬朗，种的豆角、南瓜、丝瓜家里人都吃不完，经常送给乡里乡亲吃。
这就是老一代的农民，他们对土地依旧怀有深深的感情，即使年纪再大，都不会放弃种地，似乎地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费孝通曾说：“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我们是从土里来的民族，在老D村人祖祖辈辈的心里，土地是财富的来源，也是精神上的重要寄托。但年轻一代的D村人则完全不同，他们对于土地有更强的功利性态度，种田还是不种田，一般要考虑种田与其他行业相比划算不划算的问题。
由此看来，收益是农民是否有意愿种地的关键。据了解，一些留守在D村的中年人慢慢荒废了菜园，竟然也开始学着和城里人一样去镇上买菜吃。不仅自己不想种地，D村人也不愿子女务农，务农辛苦且收入低，他们希望儿女将来最好能离开农村，进到城市工作生活，“那才可以赚钱，过得体面”。因此，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都十分重视，基本都将小孩送进镇上、市里学校读书。
在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从长远来看，乡村人口必然会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不断进入城市。但，这并不意味就所有乡村都会衰落或者消失，依然会有人选择留守家园，那么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应该是当代中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