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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济学喜欢拿“蛋糕”说事。如何做大蛋糕，是经济学的“效率”问题;如何分配蛋糕，是经济学的“公平”问题。经济学讨论“效率”问题，肯定是主业，因为“效率”综合地代表了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评判某事“效率高”时，实际是说，获得确定收益耗费的时间、人力和物资等资源相对较少，或是虽然耗费的这些资源相同，但获得的收益相对较多，这正是经济学核心的研究内容。
经济学讨论“公平”问题，是不是主业，存在争议，“公平”这个概念，可以有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诸多的理解。如政治学的“公平”，偏重于权力平等，偏重于集体组织，偏重于政治构架等。经济学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解，还是自我独创，并无定论。不过，经济学明确认为，“公平”是一件事，“效率”是另外一件事。这就划列出了两种思维走向，一种将“公平”和“效率”断开来看，认定经济学应当重“效率”，因为“公平”和“效率”有种内在对立，不可兼得;另一种将“公平”和“效率”结合来看，认定经济学只有通过两者关系的深刻认知，才能理解现实，“公平”和“效率”应当是相辅相成的。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构建了一个公平和效率结合的理想状态，称为“帕累托最优”，它是经济学史上并不多见的理论成就之一，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帕累托最优”通俗讲，是指在资源和人数既定情况下资源配置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人人都觉得很好;如果有人想要更好，只有让别人变差，否则不可能实现。
举个简单例子。甲和乙两人种三亩地;甲的产能每亩一千斤，乙的产能每亩一千五百斤;甲、乙两人都要有地可种，否则有人无法生存，有失公平。我们的配置是：甲种一亩，乙种两亩，产能总量达四千斤，甲、乙两人都满意这样的配置。如果甲想多种一亩，就只能让乙少种一亩，反过来也一样。这里“甲一乙二”的配置，就是“帕累托最优”。为什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有意思的是，“帕累托最优”作为资源配置最完全和最有效的顶级形态，它当然是效率最高的，又被称为“帕累托效率”。凡是与这个状态存在距离的资源配置，因为有可以改善的空间，相应又有“帕累托改善”一说。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大量的距“帕累托最优”较远的状态。这表明，一方面，我们有许多的经济活动可以再提高“效率”，同时再改进“公平”;另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有强烈的理想色彩，它可以向往，可以逼近，但几乎无法达到。
不论如何讲，“帕累托最优”传出的重大信息，是“公平”和“效率”可以结合起来，这就有了经济学自己关联“效率”的“公平”观。换句话说，没有“公平”的“效率”，不是经济学的“效率”;同时，没有“效率”的“公平”，不是经济学的“公平”。再换句话说，经济学讲“公平”，以“效率”为前提;同样，经济学讲“效率”，以“公平”为基础。两者不可分而论之，更不能分而追逐。
尽管有那么点“乌托邦”的意味，我是“帕累托最优”的向往者、支持者和实践者，拥戴经济学意义上的“蛋糕观”。我只是出生于湖南群体中的一员，且外地生活时间更长，湖南人主流的“公平”和“效率”观，又是如何的状态呢？
二
湖南人喜欢“权”甚于“钱”（参阅前文《湘人的经济学》，《书屋》2021年第二期），逻辑上，就可以推导出湖南人“重公平”甚于“重效率”的结论来。也就是说，湖南人更在意“分配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道理很简单，“权”总是先于“钱”而存在;经济学的说法是，“权”是存量，“钱”是增量。重“权”甚于“钱”，不过是重眼前的“存量”分配，甚于对未来“增量”追求的另一种说法。实际生活中的湖南人是这样的么？如果是，湖南人又是如何“分配蛋糕”的呢？
先说革命历史。湖南人在现代中国革命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经濟意义上讲，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均贫富”，目标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天下为公、共同富裕、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中国是农业大国，土地是农业的根基，这是既已存在的“权力”。中国革命的核心正是土地权力的再分配，从少数封建地主的掌下转移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手中，这一点成为了新、旧中国历史划界主要标志之一。作为这场天翻地覆革命中贡献十足的湖南人，显然具有极为深厚的“分配蛋糕”的偏好，且以“均分”为准绳。追根溯源，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批判意识，王夫之的“均天下”社会理想，在湖南人看来，绝不只是心中神圣至善的“桃花源”，更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方向。他们怀揣这样的理想，义无反顾、不怕牺牲地投身革命，最后推翻了“不均”的旧制度，构建起平等的新世界。
次看建设时期。中国社会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整个国家划列成城市和农村两大区域、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以及居民和农民两大群体。这有历史演进的自然性，更多则是“分配蛋糕”制度安排的人为性。城乡二元的明显差别和城乡内部各自的高度平均，构造出这一时期经典的社会经济特征。计划经济的建设实践，全国统合为“一盘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最大限度地分配资源和成果。在如此大局之中，一个省域之内人的经济理念特色就显现不出来了。不过，作为“湖广熟，天下足”地域之上的湖南人，粮食和生猪长期调往省外，自己不时“杂粮蔬菜当饭”、“清汤寡水无油”地度日，无怨无悔，却是十分契合他们“均贫富”分配思想的。由此来看，湖南人的经济理念，与其说无法在“大棋局”中得以表现，不如说当时整个社会的观念都是“均分蛋糕”类型的，以至于人们分不清这样的偏好，究竟是湖南地界内的，还是国家范围内的。不争的事实是，根植在湖南人头脑深处的“均贫富”理念，在建设时期得到了强化、固化和厚实，“均分蛋糕”因而具有了地域的色彩，成了湖南人经济行为的内在驱动。
再讲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做大蛋糕”的“效率”追求，陡然提升到了高位，“效率优先”成了早期制度变革的基本原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这一原则的通俗解读。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城市企业“松绑”并权力下放，激发起生产和创造能量，直指全社会“做大蛋糕”的目标。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战是“渐进式”的，“效率”并非一骑绝尘，因“分配蛋糕”总是相伴左右，“公平”问题始终牵扯着“效率”;而且，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和社会财富增长，“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结果，“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度应运而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向“帕累托最优”逼近的意味。显而易见，湖南人由历史沉积而来的“均分蛋糕”理念，与改革开放的“效率”基调存在反差，在这场大变革中，湖南人“跟随”特征突出，制度、市场到企业的创新相对滞后，也就理所当然。坊间常对某地经济发展不快，归结为“人的观念落后”，将其放置在改革开放一段时期的湘水之境，并无不妥。在历史大的转折节点上，人的既有理念的作用不可谓不强大。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经济革命。制度体制重构，市场全面开启，产权多元并重，人员流动频繁，信息传递通畅，这些既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快速增加，又荡涤了传统体制下人们固有的经济理念，地域大多不再有划分理念的功用。看当下的经济现实，再说湖南人变革、创新的“效率”理念较弱，似乎是无根之木——整个社会都统一在共同的制度环境、市场体系和竞争原则之下，更有日常“成功的”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和经济模式可参考、可借鉴和可复制，湖南人还会抱残守缺，固执于“均分蛋糕”的理念？
“领先”和“滞后”总是相对的。相比于以往，如今湖南人的经济理念自是不可同日而语，“效率”认知达到了相当高度。不无遗憾，“均分蛋糕”的思想一直未能远去，特别是相对于其他“高效率”区域，那种沉淀在精神层面，逼近人性内核更为关注“分配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的偏好，只要有局部的、某种环境和群体的誘使，很容易由暗转明，重返经济舞台上演新时段“均分”的旧剧，在实践中扯“效率”的后腿。事实上，“均分蛋糕”理念，如果没有人的主观自觉，仅仅由外部变革推动，或许需要较长的阶段（如两代人到三代人的时间）才能消散。在这里，经济学发现了人的主观自觉的巨大能量，故而大力推崇理念的变革，应当并行于实践，甚至先于实践。经济学“改造世界”的功能在此显现无余。
三
湖南人“均分蛋糕”的理念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细究：一是就分配讲分配，不考虑或基本不考虑其他约束条件;二是对于“公平”的理解，几乎等于“平均分配”。这两者紧密相关，就分配讲分配而不及前因后果，“均分”自然就是“公平”。举例说，十个苹果五人分，人均两个，不管男女老少，不问贫穷富裕，不凭贡献多寡，更不讲喜好厌恶等，平均便是绝对公平。当然，现实生活中，这种“均分蛋糕”的理念及理念下的实践并不那么纯粹，时常会加入某些调整因素，但分配的首要原则和方式是“均分”性质的。
观察看到，湖南人“均分蛋糕”的理念，稍不留神就会通过一些行为暴露出来。一是抑富均贫。这类行为的特点是，谁在经济上发展得好些，富裕程度大点，谁便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的“唐僧肉”，各路神仙尽分吃之能量，直到这个“谁”被拉到富裕的一般水平。以湖南的民营企业为例，应当说，近些年长沙地区营商环境改善较大，但省境其他地方仍然问题较多，湖南的民企全国拔尖者寥寥，平均的生存寿命很短，究其深层的经济理念原因，“均分蛋糕”的幽灵时隐时现。
二是鞭打快牛。这类行为大多涉及的是职责分配，要求“能者”在职责既定情况下有更多付出，且无相应激励安排，通常冠以“能者多劳”的说法。无疑，如果“多劳”是“能者”主动的，“能者多劳”就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德行;如果这是“他者”迫使而为之的，“多劳”就不只是不公平，还会深刻地影响效率。鞭打快牛产生的一般作用，是“惩勤纵懒”，结果自然是“快牛变慢”和“慢牛更慢”的叠加。在湖南日常经济生活中，从社会管理到企业经营，再到小团队运作，稍加注意，很容易看到“鞭打快牛”的现象。尽管说，这种现象绝非湖南区域存在，但它的某种“湖南特色”较为鲜明，这就是“鞭打快牛”大多不只是有决定权“他者”的行为，更是“慢牛们”的普遍愿望和可能的行动，直到没有“快牛”为止。
三是成果攀比。经济成果的分配大多有预设依据，如按等级、贡献或打分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按贡献来分配成果是主流方式。不论如何分配，最后的结果总是存在差别，按贡献分配的差别时常更大，这就产生了“重依据”还是“重结果”的两种理念和做法。湖南人相对偏重于后者，即将结果置于依据之上——结果的差别超过某种自认的边界，攀比就随即到来。通俗地讲，看人家碗里的肉比自己碗里的多就叫板，而不看人家是凭什么多得的。
无须多言，“均分蛋糕”的理念并非毫无价值，它的“公平”倾向值得肯定，但它“保护懒惰，打击勤劳”的激励是与“效率”对立的，经济学不认同这样“均分式”公平。从另一面看，基于“效率”并不能孤立于“公平”得以最佳实现，如果分配极端地考虑“效率”追求，贫富差距就会达到失衡的高度，成为“效率”提升的巨大障碍。因为此，提倡经济学的“效率”和“公平”统一观，提倡结合“切分蛋糕”来“做大蛋糕”，或结合“做大蛋糕”来“切分蛋糕”，简言之，提倡向“帕累托最优”逼近，极为要紧，于“均分蛋糕”理念浓厚的湖南人更是意义非凡。自然，从湖南人自身来看，弃旧从新，自觉地革自我理念的命，给脑袋里新装入“帕累托最优”的理念，需要早醒者，更需要早醒者唤醒越来越多的父老乡亲，一起迎来新经济时代喷薄而出的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