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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语中的所谓“漢文”，即指“运用中国古文书写的诗和散文，以及日本人借用其形式创作的诗文的总称。”[1]19从明治时代以前的汉文学习及汉文教育在各历史时期的定位中不难发现，汉文在日本社会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直至进入明治维新时期，由于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汉文教育在日本社会所处的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文章通过对《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考察，深入剖析这种变化的历史及逻辑根源，对认识和理解近代中日关系及中国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明治时期;《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汉文教育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18YJC752039）;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博士青年项目（2018BS14）;2019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JKH20191328SK）
[作者简介] 徐丽丽（1980—），女，吉林长春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与文化;龙慧星（1978—），女（朝鲜族），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学;金香梅（1977—），女（朝鲜族），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日本经济与日本文學文化。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0）37-0129-03 [收稿日期] 2020-01-02
一、先行研究
日本方面关于日本近代以来的汉文教育史研究，尤其是与明治时期汉文教育形成过程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1）长谷川滋成（1984）的《汉文教育史序说》，一方面论述了汉文教育的存在价值、汉文的构成等内容，并提出了汉文学习的指导方法;另一方面则是以教学目标、教学实况、篇章分析和读解等为中心，从而尝试分析教科书的构成。同时，还着重强调了语言与文学二者之间应相互融合、相互调和的观点。[1]405-406（2）石毛慎一（2009）的《日本近代汉文教育系谱》将日本近代汉文教育分为“汉文绝对期”“汉文让位期”“汉文劣位期”及“国汉对等期”四个阶段，尤其侧重于日本国体论形成过程中近代汉文教育的变迁及汉文教科书日本汉文中所体现的国体思想等。（3）西冈智史（2015）的《明治期汉文教育形成过程研究》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了以往汉文教育史研究仅限于以旧制中学的汉文科为分析对象的倾向，站在近代日本汉文教育从“学制”至“教育令”颁布期日本中、小学汉文教育的新视点，概观明治时期汉文教育的变迁的同时，着重考察了近代汉文教育形成过程中“汉学认识”特色的。[2然而，上述先行研究大都是从史学角度出发，针对包括教科书在内的日本汉文教育的变迁进行的宏观阐述，缺乏从微观角度出发，针对日本汉文教科书，尤其是其中直接引用的中国古典汉文篇章相关内容及数量等方面的统计和分析，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汉文学习过程中文化接触与文化认同研究的关注。
而我国在域外汉文教育研究方面，尤其是涉及日本汉文教科书（或日本国语教科书）方面的研究凤毛麟角，其研究成果极为匮乏。2012—2015年间，由四川大学东亚古籍研究所、浙江工业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及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编纂的《日本汉文史籍丛刊》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分辑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较为完整地收录日本人运用汉文，使用中国传统史体写作来记载日本及其他国历史的古籍丛书。虽然该成果成为本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但其本身属于史学方面的研究，而非本论文的研究目标。
二、关于《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及数据统计
《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共7卷，由三部分组成。其中第1、2卷为第Ⅰ期《初学汉文教科书编》;第3、4、5卷为第Ⅱ期《中等汉文教科书编》;第6、7卷为第Ⅲ期《多样汉文教科书编》。该集成收录了自1877年（明治10）至1911年（明治44）间出版的汉文教科书，共计26部。本文则主要围绕第Ⅰ期和第Ⅱ期集成中收录的19部汉文教科书中的中国汉文篇章，展开归纳、整理及数据统计工作，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分析，力图找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
（一）中国汉文篇章的朝代分布状况
笔者针对《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的初、中等汉文教科书中收录的中国汉文篇章的朝代分布状况进行了数据统计。其中，除《小学新编》与《小学汉文读本：中等科》中收录的中国汉文篇章数为零以外，其余17部汉文教科书均有所收录，但由于存在部分篇章未明确有效标注如作者、年代、出处等信息的情况，导致在笔者能力范围内尚无法对其国籍及朝代进行辨别，为确保其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加之此类篇章数量极少，并不会对统计结果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笔者将这部分“存疑”篇章忽略不计。另外，如欧阳修的《日本刀歌》等少数名篇存在重复收录的情况，但由于收录在不同的汉文教科书之中，因此本文将按其收录次数进行计算。笔者针对该集成中的1250篇中国汉文篇章的朝代分布状况展开了统计，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根据上图所示，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日本汉文教科书对于中国汉文篇章的选材主要集中在“先秦”“唐宋”及“明清”三大历史时期。那么，明治时期的汉文教科书为何主要从这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汉文经典中进行选材、其主要内容存在哪些特点和功用、中国汉文经典又是如何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社会相结合呢？
首先，先秦文学作为中国文学辉煌灿烂的起点，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的洗礼，由萌芽阶段逐步成长起来并最终走向成熟的。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文学，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变革，其文学形式多种多样，并极富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与随意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不仅为中华两千余年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确立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品质也给后世及周边他国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则大量收录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在理性精神背景下及“百家竞作，九流并起”的各流派纷纷著书立说的多元化学术氛围中形成的先秦文学经典，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论语》《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反映儒家思想和活动的诸子散文，以及以《左传》《战国策》等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两大部分。 自两汉以后，中日两国便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至唐代，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文化的迅速繁荣以及外交政策的愈发开明，中日两国的往来空前频密。在诗人辈出、佳作如林、文学艺术处于鼎盛局面的唐代，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也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在意境与审美等方面给予了日本汉诗以新的启示，极大推动了日本汉诗的进一步发展。《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中主要收录了以李白、杜甫、杜牧、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的作品，尤以韩愈、柳宗元两位的作品数量最多。继唐末五代之乱以后，宋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由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整体社会文化都在逐步地复兴与重建，宋代文学在吸收了唐代文学的方法与技巧的基础上，又有了自身新的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成就最高的封建王朝之一。北宋时期由于日本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因此相较于官方，中日交流主要还是通过民间频繁而密切的往来达成的。时至南宋，正值日本镰仓时代，随着门户开放政策与大力提倡海外贸易政策的实施，中日文化交流再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中收录的中国汉文篇章数以宋代最多，所占比重最大，其在日本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渗透与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明清時期，日本正处于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及江户时代。此时中日文化交流的方式更加多样。明治维新以后，1877年（明治10）清朝第一批驻外使团赴日考察，1882年（明治15）清朝第二批驻外使团赴任，在此期间中日两国文人之间的交往相当密切，明清古文也随之受到青睐。对于日本汉文教科书何以收录了如此数量之多的明清古文这一问题，除上述因素的影响以外，笔者也在《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各汉文教科书的序言或例言中寻觅到一些端倪。如《初学文编》的《例言》中载：“方今奎运鼎盛，庠序林立。人开口輙曰，文章。然则文章宜何师。曰秦汉。曰唐宋。其言固然。虽然，二三子操觚者，欲遽问塗于唐宋难矣。况秦汉乎。”[3]46再如《上等小学汉文轨范》的《序》中载：“唐宋之文难学难解。近世之文易学易解。唐宋之文不可不学，而不可不解。近世之文未必不学，而未必不可解。”[3]58上述两则引文内容既肯定了先秦文学及唐宋文学的魅力、影响力及重要性，也提出了汉文学习应按照由易至难、由简入繁的顺序开展，同时大力提倡学习“近世之文”的主张，主要是指学习近世以来的日本汉文作品及明清时期的中国汉文作品。
（二）中国汉文篇章的主要内容
笔者发现，该集成中收录的中国汉文篇章虽跨越了由先秦至近代上千年的历史时空，包含了散文、逸闻轶事及诗词歌赋等多种文学题材，但“儒学”这一要素是始终贯穿其中的。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公元3世纪的应神天皇时期，随着《论语》等汉籍经典的传入，日本开始接受最初的儒家思想的熏陶.而后，儒家学说又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等分支。其中，宋代形成的朱子学以文献的形式于14世纪的镰仓时代传入日本，然而以中国的科举制为前提的朱子学最初与固有身份制的日本社会并非十分契合，直至进入17世纪的江户时代，方受到统治特权阶层的重视与推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推广至民间，从而使中国儒学也在真正意义上演绎成日本儒学。然而，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受到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使作为“传统”的汉文教育在日本社会的定位发生了改变，同时，由于形成通用语“国语”的需求，也在极大程度上削弱了汉文的实用性。尽管如此，明治国家并未摒弃汉文教育，从各明治时期的汉文教科书来看，如《小学中等读本：汉文》的《凡例》载：“我国素有君子之国之称，尊礼守义。然后世事态变化，人们追名逐利，人情淡薄，致昔日遗风尽失。（中略）遂选录古人高节、尚义之轶事，培养诸君之修养与内涵。”[3]52再如《小学中等科读本》的《凡例》载：“根据《教则纲领》中读法科（即语文科）的主旨，选用有关和汉圣贤名士的学习、伦理、家族、皇室、国家的文章与功绩。”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明治时期的日本是将西方科技、传统汉学以及新式学校教育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行发展的，即一方面通过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则保留了传统的汉文教育，最大限度地向国民传授“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儒家思想，以达到稳定民意，绝对效忠天皇，顺利推行国策等政治目的。1890年（明治23）颁布的《教育敕语》中有载：“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义勇奉公。可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矣。如是。不独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遗风。”我们亦可以从中深刻地体会到浓郁的儒学色彩。当然，儒家思想在日本几经发展与演绎，时至近代，日本儒学早已与最初传入中国儒学的气质相殊，是存在根本性的区别的，这也为此后日本宣扬“忠孝一本”论及针对构建国民国家的近代诉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结束语
论文是以日本汉文教科书为切入点，针对《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第Ⅰ、Ⅱ期收录的中国汉文篇章的朝代分布及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再根据明治时期的社会及文化背景展开了分析与阐释。从图表的统计数据不难发现，日本明治时期汉文教科书中收录的中国汉文篇章的数量、朝代分布状况、选材内容等，深受日本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社会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由于时代发展及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的改变而引起的事实。具体来说，即从古代将中国汉文化视为“优越文化”，对其产生无限地憧憬与崇拜之情，发展到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大量汲取中国古典文学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并为其所用，再到由于近代欧洲文明的传入，使日本在中华文明以外找到了一个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同时其自身也开始步入“去中国化”的进程中，这标志着日本谋求文化自身的成长并逐渐走向独立。
参考文献
[1]长谷川滋成.漢文教育序説[M].东京：第一学习社，1979：19，405-406.
[2]西冈智史.明治期漢文教育形成過程の研究[D].広島大学大学院，2015：5-6.
[3]加藤国安（编·解说）.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第1-7卷）[M].东京：不二出版，2013：46，58，52.
[关键词] 明治时期;《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汉文教育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一般项目（18YJC752039）;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博士青年项目（2018BS14）;2019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JKH20191328SK）
[作者简介] 徐丽丽（1980—），女，吉林长春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与文化;龙慧星（1978—），女（朝鲜族），吉林长春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学;金香梅（1977—），女（朝鲜族），黑龙江哈尔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日本经济与日本文學文化。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0）37-0129-03 [收稿日期] 2020-01-02
一、先行研究
日本方面关于日本近代以来的汉文教育史研究，尤其是与明治时期汉文教育形成过程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1）长谷川滋成（1984）的《汉文教育史序说》，一方面论述了汉文教育的存在价值、汉文的构成等内容，并提出了汉文学习的指导方法;另一方面则是以教学目标、教学实况、篇章分析和读解等为中心，从而尝试分析教科书的构成。同时，还着重强调了语言与文学二者之间应相互融合、相互调和的观点。[1]405-406（2）石毛慎一（2009）的《日本近代汉文教育系谱》将日本近代汉文教育分为“汉文绝对期”“汉文让位期”“汉文劣位期”及“国汉对等期”四个阶段，尤其侧重于日本国体论形成过程中近代汉文教育的变迁及汉文教科书日本汉文中所体现的国体思想等。（3）西冈智史（2015）的《明治期汉文教育形成过程研究》是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了以往汉文教育史研究仅限于以旧制中学的汉文科为分析对象的倾向，站在近代日本汉文教育从“学制”至“教育令”颁布期日本中、小学汉文教育的新视点，概观明治时期汉文教育的变迁的同时，着重考察了近代汉文教育形成过程中“汉学认识”特色的。[2然而，上述先行研究大都是从史学角度出发，针对包括教科书在内的日本汉文教育的变迁进行的宏观阐述，缺乏从微观角度出发，针对日本汉文教科书，尤其是其中直接引用的中国古典汉文篇章相关内容及数量等方面的统计和分析，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汉文学习过程中文化接触与文化认同研究的关注。
而我国在域外汉文教育研究方面，尤其是涉及日本汉文教科书（或日本国语教科书）方面的研究凤毛麟角，其研究成果极为匮乏。2012—2015年间，由四川大学东亚古籍研究所、浙江工业大学东亚文化研究院及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编纂的《日本汉文史籍丛刊》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分辑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较为完整地收录日本人运用汉文，使用中国传统史体写作来记载日本及其他国历史的古籍丛书。虽然该成果成为本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但其本身属于史学方面的研究，而非本论文的研究目标。
二、关于《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及数据统计
《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共7卷，由三部分组成。其中第1、2卷为第Ⅰ期《初学汉文教科书编》;第3、4、5卷为第Ⅱ期《中等汉文教科书编》;第6、7卷为第Ⅲ期《多样汉文教科书编》。该集成收录了自1877年（明治10）至1911年（明治44）间出版的汉文教科书，共计26部。本文则主要围绕第Ⅰ期和第Ⅱ期集成中收录的19部汉文教科书中的中国汉文篇章，展开归纳、整理及数据统计工作，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分析，力图找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
（一）中国汉文篇章的朝代分布状况
笔者针对《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的初、中等汉文教科书中收录的中国汉文篇章的朝代分布状况进行了数据统计。其中，除《小学新编》与《小学汉文读本：中等科》中收录的中国汉文篇章数为零以外，其余17部汉文教科书均有所收录，但由于存在部分篇章未明确有效标注如作者、年代、出处等信息的情况，导致在笔者能力范围内尚无法对其国籍及朝代进行辨别，为确保其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加之此类篇章数量极少，并不会对统计结果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笔者将这部分“存疑”篇章忽略不计。另外，如欧阳修的《日本刀歌》等少数名篇存在重复收录的情况，但由于收录在不同的汉文教科书之中，因此本文将按其收录次数进行计算。笔者针对该集成中的1250篇中国汉文篇章的朝代分布状况展开了统计，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根据上图所示，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日本汉文教科书对于中国汉文篇章的选材主要集中在“先秦”“唐宋”及“明清”三大历史时期。那么，明治时期的汉文教科书为何主要从这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汉文经典中进行选材、其主要内容存在哪些特点和功用、中国汉文经典又是如何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社会相结合呢？
首先，先秦文学作为中国文学辉煌灿烂的起点，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的洗礼，由萌芽阶段逐步成长起来并最终走向成熟的。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文学，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变革，其文学形式多种多样，并极富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与随意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不仅为中华两千余年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确立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品质也给后世及周边他国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则大量收录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在理性精神背景下及“百家竞作，九流并起”的各流派纷纷著书立说的多元化学术氛围中形成的先秦文学经典，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论语》《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反映儒家思想和活动的诸子散文，以及以《左传》《战国策》等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两大部分。 自两汉以后，中日两国便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至唐代，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文化的迅速繁荣以及外交政策的愈发开明，中日两国的往来空前频密。在诗人辈出、佳作如林、文学艺术处于鼎盛局面的唐代，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也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在意境与审美等方面给予了日本汉诗以新的启示，极大推动了日本汉诗的进一步发展。《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中主要收录了以李白、杜甫、杜牧、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的作品，尤以韩愈、柳宗元两位的作品数量最多。继唐末五代之乱以后，宋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由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整体社会文化都在逐步地复兴与重建，宋代文学在吸收了唐代文学的方法与技巧的基础上，又有了自身新的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成就最高的封建王朝之一。北宋时期由于日本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因此相较于官方，中日交流主要还是通过民间频繁而密切的往来达成的。时至南宋，正值日本镰仓时代，随着门户开放政策与大力提倡海外贸易政策的实施，中日文化交流再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中收录的中国汉文篇章数以宋代最多，所占比重最大，其在日本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渗透与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明清時期，日本正处于室町时代后期、安土桃山及江户时代。此时中日文化交流的方式更加多样。明治维新以后，1877年（明治10）清朝第一批驻外使团赴日考察，1882年（明治15）清朝第二批驻外使团赴任，在此期间中日两国文人之间的交往相当密切，明清古文也随之受到青睐。对于日本汉文教科书何以收录了如此数量之多的明清古文这一问题，除上述因素的影响以外，笔者也在《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各汉文教科书的序言或例言中寻觅到一些端倪。如《初学文编》的《例言》中载：“方今奎运鼎盛，庠序林立。人开口輙曰，文章。然则文章宜何师。曰秦汉。曰唐宋。其言固然。虽然，二三子操觚者，欲遽问塗于唐宋难矣。况秦汉乎。”[3]46再如《上等小学汉文轨范》的《序》中载：“唐宋之文难学难解。近世之文易学易解。唐宋之文不可不学，而不可不解。近世之文未必不学，而未必不可解。”[3]58上述两则引文内容既肯定了先秦文学及唐宋文学的魅力、影响力及重要性，也提出了汉文学习应按照由易至难、由简入繁的顺序开展，同时大力提倡学习“近世之文”的主张，主要是指学习近世以来的日本汉文作品及明清时期的中国汉文作品。
（二）中国汉文篇章的主要内容
笔者发现，该集成中收录的中国汉文篇章虽跨越了由先秦至近代上千年的历史时空，包含了散文、逸闻轶事及诗词歌赋等多种文学题材，但“儒学”这一要素是始终贯穿其中的。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公元3世纪的应神天皇时期，随着《论语》等汉籍经典的传入，日本开始接受最初的儒家思想的熏陶.而后，儒家学说又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等分支。其中，宋代形成的朱子学以文献的形式于14世纪的镰仓时代传入日本，然而以中国的科举制为前提的朱子学最初与固有身份制的日本社会并非十分契合，直至进入17世纪的江户时代，方受到统治特权阶层的重视与推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推广至民间，从而使中国儒学也在真正意义上演绎成日本儒学。然而，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受到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使作为“传统”的汉文教育在日本社会的定位发生了改变，同时，由于形成通用语“国语”的需求，也在极大程度上削弱了汉文的实用性。尽管如此，明治国家并未摒弃汉文教育，从各明治时期的汉文教科书来看，如《小学中等读本：汉文》的《凡例》载：“我国素有君子之国之称，尊礼守义。然后世事态变化，人们追名逐利，人情淡薄，致昔日遗风尽失。（中略）遂选录古人高节、尚义之轶事，培养诸君之修养与内涵。”[3]52再如《小学中等科读本》的《凡例》载：“根据《教则纲领》中读法科（即语文科）的主旨，选用有关和汉圣贤名士的学习、伦理、家族、皇室、国家的文章与功绩。”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明治时期的日本是将西方科技、传统汉学以及新式学校教育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行发展的，即一方面通过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则保留了传统的汉文教育，最大限度地向国民传授“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儒家思想，以达到稳定民意，绝对效忠天皇，顺利推行国策等政治目的。1890年（明治23）颁布的《教育敕语》中有载：“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义勇奉公。可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矣。如是。不独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遗风。”我们亦可以从中深刻地体会到浓郁的儒学色彩。当然，儒家思想在日本几经发展与演绎，时至近代，日本儒学早已与最初传入中国儒学的气质相殊，是存在根本性的区别的，这也为此后日本宣扬“忠孝一本”论及针对构建国民国家的近代诉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结束语
论文是以日本汉文教科书为切入点，针对《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第Ⅰ、Ⅱ期收录的中国汉文篇章的朝代分布及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再根据明治时期的社会及文化背景展开了分析与阐释。从图表的统计数据不难发现，日本明治时期汉文教科书中收录的中国汉文篇章的数量、朝代分布状况、选材内容等，深受日本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社会因素等诸多方面的影响，而由于时代发展及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的改变而引起的事实。具体来说，即从古代将中国汉文化视为“优越文化”，对其产生无限地憧憬与崇拜之情，发展到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大量汲取中国古典文学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并为其所用，再到由于近代欧洲文明的传入，使日本在中华文明以外找到了一个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同时其自身也开始步入“去中国化”的进程中，这标志着日本谋求文化自身的成长并逐渐走向独立。
参考文献
[1]长谷川滋成.漢文教育序説[M].东京：第一学习社，1979：19，405-406.
[2]西冈智史.明治期漢文教育形成過程の研究[D].広島大学大学院，2015：5-6.
[3]加藤国安（编·解说）.明治汉文教科书集成（第1-7卷）[M].东京：不二出版，2013：46，5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