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常伟一辈子都在谈恋爱，到了65岁依旧如此。
豬年春节前后，这位生活在重庆万州的单身汉已交往过3任女友：一位“地主家”的女儿，51岁;一位父母离异的退休工人，每月有1600元的退休金;第三位55岁，在重庆做家庭保姆。
另外还有一位在武汉轮船上当炊事员的也是55岁，不过没谈成，常伟称她为“红颜知己”。其他没真正交往过但相互了解过的就更多了，他最远的相亲对象人在甘肃。
这些散落在各地的女友或暧昧对象都是常伟在社交软件探探上找的。他去年在这个社交软件上开了账号，看到年龄在55至65岁之间的单身女性，他就会主动前去自我介绍：离异、单身、退休、独居，要找一个真心过日子，以结婚为目的，相依相偎相靠到老的伴侣。
另一部分常伟没说出口，但存在于他心里小本本上的标准是：女方要有退休金，不过最好比自己少一点，这样她在自己面前就不会摆高姿态。
猪年春节的时候，常伟开始频繁在探探上线，也开始频繁使用微信的“附近的人”功能。他准备2020年的2月正式退休。但是缺一个老伴儿。
3个月前，他碰上一位很不错的，说是人漂亮，唱歌也好听，60岁，比他小，也是退休工人，有养老金。唯一不好的是人在武汉。
常伟不介意，他主动表示可以搬过去。反正他出生在重庆巫溪县，目前生活的万州也只是第二故乡——在爱情面前，住了几十年也不算什么。
但是对方婉拒了。“你不是我的菜。我喜欢大长腿。”女方说。
常伟不是大长腿。他只有1米65。不过他并不气馁，他感觉女方拒绝得并不彻底，而且两人还继续隔三差五地视频。任正非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抓起来的时候，英国大货车中发现39具尸体的时候，他们都会就题讨论一番。
“她的社会知识、文化知识在我之上。”常伟说。他觉得两人精神上很搭。认识第一个月的时候，他一度想要坐火车到武汉去跟女方见面。这是他决定要不要跟一个人继续交往下去的标准流程：先网聊，有的聊，就安排见面。如果人在万州，常伟就会带对方去当地“最好的饭店”吃饭，若有眼缘，就留下微信，然后俩人在滨江路的两江广场走上一圈，边走边聊天。如果又聊得好，就可以约第二次见面了。
这位尚未谋面的武汉女友已经是常伟眼中“有眼缘”的那一种。他盘算了很久如何去武汉。之前，他已经为见“网友”去过大足和重庆。但是不久，他就不确定了。
又一次视频连线的时候，武汉网友让常伟再等她一年，说是还有欠款没还清。“总共有多少钱？”常伟问。“有十多万。”对方说。“原先我给她发小红包她不要，是放长线钓大鱼啊。”常伟心里想。
他立刻回想起两位分别同居过3个月的前女友，一个是去年下半年交往过的那位“地主家”的女儿A，另一个是今年上半年才交往的父母离异的女友B。
和A在一起时，常伟会把3100元养老金中的2500元交给A，作为家用，自己留500元充话费、上下班坐公交，以及早上和中午在外面吃饭。这种模式进展到第三个月的第20天，A就跑来跟常伟要钱。“怎么那么快就花光了？”常伟诧异，但其实他也知道，A的生日要买礼物，A的父母亲、哥哥姐姐生日要送礼，要换季了，A也需要买新衣服。
20多岁的时候，常伟的老年愿望是儿孙绕膝。但传统家庭在“单位”解体的时候也开始消逝了。
猪年春节过后，常伟换了女友B，一个同在万州的退休工人。B比A还爱玩，白天喜欢和其他男士出门钓鱼，等到天黑，一群人拎着鱼一起回到常伟一室一厅的房子煮鱼吃。常伟家因此常常挤得下不了脚。
除了钓鱼，B还喜欢参加生日会——一种每次都有三四十个人参加，谁生日谁在饭店买单请客的宴会。参与者相互之间有的是同学、前同事、同小区住户，还有的是网友，所有人在同一个群里。吃的东西也不重复，今天是火锅，明天是家常菜，后天就吃海参馆。如果场场都参加，一年就可以有40天都在“庆生”。
常伟一开始也觉得生活热闹了起来，直到被B带进这个小团队之后，他刚好过了一次生日：40个人，分4桌，每桌800元，一个生日吃掉3200元，把当月的全部养老金贴进去还差100元。
常伟和B的关系也没能持续下去。到两人同居到第三个月的时候，B偷偷从常伟的银行卡里取走了2万元钱，说是万州某地土地计划修飞机场，她计划提前在那里买套房子做投资。“房子买了以后，我会尽快找钱给你填上的。”B说。
哪怕常伟愿意原谅她，形势可能也不允许了。还和A在一起时，猪肉还没涨价，和B在一起时，万州当地的猪肉价格涨到了30多元钱一斤，他的退休金已不够每天都吃上一顿猪肉。
常伟没什么存款。
他职业生涯的大半是在“单位”里度过的。自1970年代末在重庆市万州区参加工作，进过化肥厂，也在机修厂做过。后来进了丝绸厂，40岁时成为这家地方国企的常务副厂长，管1800多人的生产技术和质量安全。那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厂里每个月开职工大会，他都要上台讲话。常伟说，只要话筒传到他手里，台下就立刻从乱糟糟变得鸦雀无声。他那会儿也拿到了“单位”生涯里的最高薪——每月1000多元钱。
2004年前后，除了电力公司、天然气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全国二三线城市的其他地方国营企业都要改为私有制企业，常伟最后工作的万州某厂也改了制，按照每年1000元的标准买断工龄。常伟把20多年工龄兑换成2万多元钱后离开了。
豬年春节前后，这位生活在重庆万州的单身汉已交往过3任女友：一位“地主家”的女儿，51岁;一位父母离异的退休工人，每月有1600元的退休金;第三位55岁，在重庆做家庭保姆。
另外还有一位在武汉轮船上当炊事员的也是55岁，不过没谈成，常伟称她为“红颜知己”。其他没真正交往过但相互了解过的就更多了，他最远的相亲对象人在甘肃。
这些散落在各地的女友或暧昧对象都是常伟在社交软件探探上找的。他去年在这个社交软件上开了账号，看到年龄在55至65岁之间的单身女性，他就会主动前去自我介绍：离异、单身、退休、独居，要找一个真心过日子，以结婚为目的，相依相偎相靠到老的伴侣。
另一部分常伟没说出口，但存在于他心里小本本上的标准是：女方要有退休金，不过最好比自己少一点，这样她在自己面前就不会摆高姿态。
猪年春节的时候，常伟开始频繁在探探上线，也开始频繁使用微信的“附近的人”功能。他准备2020年的2月正式退休。但是缺一个老伴儿。
（一）
3个月前，他碰上一位很不错的，说是人漂亮，唱歌也好听，60岁，比他小，也是退休工人，有养老金。唯一不好的是人在武汉。
常伟不介意，他主动表示可以搬过去。反正他出生在重庆巫溪县，目前生活的万州也只是第二故乡——在爱情面前，住了几十年也不算什么。
但是对方婉拒了。“你不是我的菜。我喜欢大长腿。”女方说。
常伟不是大长腿。他只有1米65。不过他并不气馁，他感觉女方拒绝得并不彻底，而且两人还继续隔三差五地视频。任正非的女儿在加拿大被抓起来的时候，英国大货车中发现39具尸体的时候，他们都会就题讨论一番。
“她的社会知识、文化知识在我之上。”常伟说。他觉得两人精神上很搭。认识第一个月的时候，他一度想要坐火车到武汉去跟女方见面。这是他决定要不要跟一个人继续交往下去的标准流程：先网聊，有的聊，就安排见面。如果人在万州，常伟就会带对方去当地“最好的饭店”吃饭，若有眼缘，就留下微信，然后俩人在滨江路的两江广场走上一圈，边走边聊天。如果又聊得好，就可以约第二次见面了。
这位尚未谋面的武汉女友已经是常伟眼中“有眼缘”的那一种。他盘算了很久如何去武汉。之前，他已经为见“网友”去过大足和重庆。但是不久，他就不确定了。
又一次视频连线的时候，武汉网友让常伟再等她一年，说是还有欠款没还清。“总共有多少钱？”常伟问。“有十多万。”对方说。“原先我给她发小红包她不要，是放长线钓大鱼啊。”常伟心里想。
他立刻回想起两位分别同居过3个月的前女友，一个是去年下半年交往过的那位“地主家”的女儿A，另一个是今年上半年才交往的父母离异的女友B。
和A在一起时，常伟会把3100元养老金中的2500元交给A，作为家用，自己留500元充话费、上下班坐公交，以及早上和中午在外面吃饭。这种模式进展到第三个月的第20天，A就跑来跟常伟要钱。“怎么那么快就花光了？”常伟诧异，但其实他也知道，A的生日要买礼物，A的父母亲、哥哥姐姐生日要送礼，要换季了，A也需要买新衣服。
20多岁的时候，常伟的老年愿望是儿孙绕膝。但传统家庭在“单位”解体的时候也开始消逝了。
猪年春节过后，常伟换了女友B，一个同在万州的退休工人。B比A还爱玩，白天喜欢和其他男士出门钓鱼，等到天黑，一群人拎着鱼一起回到常伟一室一厅的房子煮鱼吃。常伟家因此常常挤得下不了脚。
除了钓鱼，B还喜欢参加生日会——一种每次都有三四十个人参加，谁生日谁在饭店买单请客的宴会。参与者相互之间有的是同学、前同事、同小区住户，还有的是网友，所有人在同一个群里。吃的东西也不重复，今天是火锅，明天是家常菜，后天就吃海参馆。如果场场都参加，一年就可以有40天都在“庆生”。
20多岁的时候，常伟的老年愿望是儿孙绕膝。但传统家庭在“单位”解体的时候也开始消逝了。
常伟一开始也觉得生活热闹了起来，直到被B带进这个小团队之后，他刚好过了一次生日：40个人，分4桌，每桌800元，一个生日吃掉3200元，把当月的全部养老金贴进去还差100元。
常伟和B的关系也没能持续下去。到两人同居到第三个月的时候，B偷偷从常伟的银行卡里取走了2万元钱，说是万州某地土地计划修飞机场，她计划提前在那里买套房子做投资。“房子买了以后，我会尽快找钱给你填上的。”B说。
哪怕常伟愿意原谅她，形势可能也不允许了。还和A在一起时，猪肉还没涨价，和B在一起时，万州当地的猪肉价格涨到了30多元钱一斤，他的退休金已不够每天都吃上一顿猪肉。
（二）
常伟没什么存款。
他职业生涯的大半是在“单位”里度过的。自1970年代末在重庆市万州区参加工作，进过化肥厂，也在机修厂做过。后来进了丝绸厂，40岁时成为这家地方国企的常务副厂长，管1800多人的生产技术和质量安全。那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厂里每个月开职工大会，他都要上台讲话。常伟说，只要话筒传到他手里，台下就立刻从乱糟糟变得鸦雀无声。他那会儿也拿到了“单位”生涯里的最高薪——每月1000多元钱。
2004年前后，除了电力公司、天然气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全国二三线城市的其他地方国营企业都要改为私有制企业，常伟最后工作的万州某厂也改了制，按照每年1000元的标准买断工龄。常伟把20多年工龄兑换成2万多元钱后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