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暗恋桃花源》是赖声川导演的经典话剧，是台湾小剧场运动中涌现出的具有反思性的代表作之一。其艺术表现拥有叙述体戏剧的诸多创作特征，具有典型性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叙述体戏剧 暗恋桃花源 创作者思哲 矛盾对立性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1）13-0156-03
叙述体戏剧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的戏剧概念，是区别于传统的戏剧体戏剧的新剧种。“陌生化”，即“间离效果”是叙述体戏剧的核心——叙述体戏剧的创作者要破除情感共鸣，“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自言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产生惊讶和好奇心”。由此，观众将跳脱出情节原有的格局，主动探寻创作者展现的世界本质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积极投身实践。
话剧《暗恋桃花源》是赖声川导演的代表作品，也是表演工作坊的代表剧目，其叙述体戏剧的创作特征彰显了赖声川超越传统的探索精神。本文将从话剧《暗恋桃花源》切入，浅析该叙述体戏剧的两大创作特征——“推至台前”的创作者思哲及矛盾对立性，以对该剧艺术表现及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进行梳理。
一、被推至台前的创作者思哲
在传统的戏剧体戏剧中，创作者的思想、观点立场及哲理往往隐藏在角色的命运与剧情的发展中。与之不同，叙述体戏剧的创作者却被“推至台前”——创作者基于对母体的深刻见解，生成对于人物情节的态度以及希望表达的思想哲理，并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明示其主体立场。也正因如此，舞台上的情节变成了“叙述者”口中的过去式，戏剧得以“历史化”，观众也得以抽离出戏剧故事本身而获得对主题更深层次的洞悉。
在叙述体戏剧中，创作者的思哲有时通过戏剧片段的选择与拼贴体现，也有时通过“叙述者”直接在舞台上明示。
（一）在多个戏剧片段的选择与连接彰显
赖声川说过：“我的作品一直有拼贴的概念，其实剧场本身就是拼贴的艺术”。作为赖声川的代表作，话剧《暗恋桃花源》的戏剧构作颇具后现代主义的拼贴特色，而各戏剧片段的“独立性”也是叙述体戏剧的特点之一。作品中，《暗恋》《桃花源》彩排杂事及女郎等看似毫无关联的内容被打成碎片、交叉重组，独立的片段使整部戏剧表面看来缺乏前后逻辑，却因自有内在关联升华出新的意蕴，彰显出创作者的主体意识。
《暗恋桃花源》由以下几个故事构成：一是话剧《暗恋》——时局原因，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江滨柳与云之凡上海一别竟四十年不能相见。直到四十年后，身患绝症的江滨柳登报寻人，才与云之凡见了最后一面;二是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背景的喜剧《桃花源》——渔夫老陶因生理能力的缺陷受到妻子春花的嫌弃，又因春花与袁老板的私通而终日苦恼。一日，老陶在上游捕鱼时误入桃花源，享受到与外界不同的幽静生活。对春花念念不忘的老陶决定将妻子接到桃花源内，却发现妻子早已与袁老板结婚生子，而婚后生活竟如从前般鸡飞狗跳;三是“戏外”的“现实时空”——《暗恋》剧组的导演总是认为演员演不出自己想要的感觉，苦苦寻觅记忆中的场景。《桃花源》剧组状况百出，工作人员手忙脚乱。而两边剧组更是因为剧场的错误安排不得不争夺排练场地，于是便有了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至是同台演出的一幕;四是不断打断两个剧组争吵的女郎，她游离于“戏中戏”的剧情之外，执著地寻找着自己的梦中情人“刘子骥”。
碎片化情节的拼贴使得该剧剧情看似毫无逻辑、跳跃性强。然而，由于各个组成部分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表面漫无章法的结合却能在内涵层面形成互文，从而揭示创作主体的哲思。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暗恋桃花源》中的每个人都在追寻着自己心中的“桃花源”——江滨柳和云之凡追寻爱情，春花和袁老板追寻婚后的理想生活，老陶追寻和春花在世外桃源的厮守;《暗恋》的导演追寻与回忆相似的舞台呈现，女郎追寻自己的情人“刘子骥”，众所皆知，其口中的“刘子骥”是诗文《桃花源记》中世外桃源的寻觅者。然而现实中，江云两人四十余年不能相见，春袁两人婚后生活一地鸡毛，老陶回家后发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导演无法重现回忆中的场景，女郎最终未能寻得梦中情人，“刘子骥”也只落得个“未果，寻病终”的下场……从古至今，戏里戏外，追寻心中的“桃花源”都是人类永恒的命题，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往往是事与愿违。舞台上风格不等、情节各异的片段交叉演绎，相互照应，隐藏着导演渴望展现的这一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
除此之外，不同片段所展现的有关同一母体的不同立场，也鲜明体现了创作主体企图表达的第二层内涵。桃花源中的春花与老陶过着现实中两人向往的生活，这也是《暗恋》一场中江云两人终其一生所追寻的。然而现实中，春花和老陶虽然如愿结婚生子，却并没有获得婚前畅想的幸福，反倒被生活的琐碎搅弄得狼狈不堪。这令观众跳出情节，主动思索其相关性与对立性：如果江云两人如愿相守，会不会堕入世俗的平淡，反倒丧失了回忆中那般美好？我们常常痛心于事与愿违和求而不得，然而或许求而不得才是“桃花源”的美之所在，不同立场的情节拼贴鲜明展示出创作者的第二层哲思。
除了上述两点内容方面的哲思映射，导演还通过情节架构上的创新隐射其对于政治、社会及人生的思考。《暗恋桃花源》的创作灵感一部分源于当时台湾政局的乱象;除此之外，在当时快速发展的台湾快节奏社会中，每个人每天的工作都难免不断被干扰，这恰恰与《暗恋》中多元的干扰元素彼此照应;从体裁来看，《暗恋》与《桃花源》一悲一喜恰似人生的悲喜两方面，或许悲喜交织的变幻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情节的拼贴从形式上模拟了当时台湾政局、社会生活的混乱局面及创作者对于人生的理解，在明示导演哲思的同时，更能获得觀众的共鸣。
（二）在舞台上直接呈现
戏中看似游离于全剧之外、追寻“刘子骥”的女郎便是导演构思的显性表达;虽与《桑树坪纪事》中的歌队这类典型的“叙述者”不同，女郎并不是故事的讲述者以及创作者的完全化身，其台词含义却指向创作者的核心表达，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体现了创作者的思哲。
关键词：叙述体戏剧 暗恋桃花源 创作者思哲 矛盾对立性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1）13-0156-03
叙述体戏剧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的戏剧概念，是区别于传统的戏剧体戏剧的新剧种。“陌生化”，即“间离效果”是叙述体戏剧的核心——叙述体戏剧的创作者要破除情感共鸣，“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自言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产生惊讶和好奇心”。由此，观众将跳脱出情节原有的格局，主动探寻创作者展现的世界本质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积极投身实践。
话剧《暗恋桃花源》是赖声川导演的代表作品，也是表演工作坊的代表剧目，其叙述体戏剧的创作特征彰显了赖声川超越传统的探索精神。本文将从话剧《暗恋桃花源》切入，浅析该叙述体戏剧的两大创作特征——“推至台前”的创作者思哲及矛盾对立性，以对该剧艺术表现及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进行梳理。
一、被推至台前的创作者思哲
在传统的戏剧体戏剧中，创作者的思想、观点立场及哲理往往隐藏在角色的命运与剧情的发展中。与之不同，叙述体戏剧的创作者却被“推至台前”——创作者基于对母体的深刻见解，生成对于人物情节的态度以及希望表达的思想哲理，并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明示其主体立场。也正因如此，舞台上的情节变成了“叙述者”口中的过去式，戏剧得以“历史化”，观众也得以抽离出戏剧故事本身而获得对主题更深层次的洞悉。
在叙述体戏剧中，创作者的思哲有时通过戏剧片段的选择与拼贴体现，也有时通过“叙述者”直接在舞台上明示。
（一）在多个戏剧片段的选择与连接彰显
赖声川说过：“我的作品一直有拼贴的概念，其实剧场本身就是拼贴的艺术”。作为赖声川的代表作，话剧《暗恋桃花源》的戏剧构作颇具后现代主义的拼贴特色，而各戏剧片段的“独立性”也是叙述体戏剧的特点之一。作品中，《暗恋》《桃花源》彩排杂事及女郎等看似毫无关联的内容被打成碎片、交叉重组，独立的片段使整部戏剧表面看来缺乏前后逻辑，却因自有内在关联升华出新的意蕴，彰显出创作者的主体意识。
《暗恋桃花源》由以下几个故事构成：一是话剧《暗恋》——时局原因，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江滨柳与云之凡上海一别竟四十年不能相见。直到四十年后，身患绝症的江滨柳登报寻人，才与云之凡见了最后一面;二是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背景的喜剧《桃花源》——渔夫老陶因生理能力的缺陷受到妻子春花的嫌弃，又因春花与袁老板的私通而终日苦恼。一日，老陶在上游捕鱼时误入桃花源，享受到与外界不同的幽静生活。对春花念念不忘的老陶决定将妻子接到桃花源内，却发现妻子早已与袁老板结婚生子，而婚后生活竟如从前般鸡飞狗跳;三是“戏外”的“现实时空”——《暗恋》剧组的导演总是认为演员演不出自己想要的感觉，苦苦寻觅记忆中的场景。《桃花源》剧组状况百出，工作人员手忙脚乱。而两边剧组更是因为剧场的错误安排不得不争夺排练场地，于是便有了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至是同台演出的一幕;四是不断打断两个剧组争吵的女郎，她游离于“戏中戏”的剧情之外，执著地寻找着自己的梦中情人“刘子骥”。
碎片化情节的拼贴使得该剧剧情看似毫无逻辑、跳跃性强。然而，由于各个组成部分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表面漫无章法的结合却能在内涵层面形成互文，从而揭示创作主体的哲思。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暗恋桃花源》中的每个人都在追寻着自己心中的“桃花源”——江滨柳和云之凡追寻爱情，春花和袁老板追寻婚后的理想生活，老陶追寻和春花在世外桃源的厮守;《暗恋》的导演追寻与回忆相似的舞台呈现，女郎追寻自己的情人“刘子骥”，众所皆知，其口中的“刘子骥”是诗文《桃花源记》中世外桃源的寻觅者。然而现实中，江云两人四十余年不能相见，春袁两人婚后生活一地鸡毛，老陶回家后发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导演无法重现回忆中的场景，女郎最终未能寻得梦中情人，“刘子骥”也只落得个“未果，寻病终”的下场……从古至今，戏里戏外，追寻心中的“桃花源”都是人类永恒的命题，然而残酷的现实却往往是事与愿违。舞台上风格不等、情节各异的片段交叉演绎，相互照应，隐藏着导演渴望展现的这一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
除此之外，不同片段所展现的有关同一母体的不同立场，也鲜明体现了创作主体企图表达的第二层内涵。桃花源中的春花与老陶过着现实中两人向往的生活，这也是《暗恋》一场中江云两人终其一生所追寻的。然而现实中，春花和老陶虽然如愿结婚生子，却并没有获得婚前畅想的幸福，反倒被生活的琐碎搅弄得狼狈不堪。这令观众跳出情节，主动思索其相关性与对立性：如果江云两人如愿相守，会不会堕入世俗的平淡，反倒丧失了回忆中那般美好？我们常常痛心于事与愿违和求而不得，然而或许求而不得才是“桃花源”的美之所在，不同立场的情节拼贴鲜明展示出创作者的第二层哲思。
除了上述两点内容方面的哲思映射，导演还通过情节架构上的创新隐射其对于政治、社会及人生的思考。《暗恋桃花源》的创作灵感一部分源于当时台湾政局的乱象;除此之外，在当时快速发展的台湾快节奏社会中，每个人每天的工作都难免不断被干扰，这恰恰与《暗恋》中多元的干扰元素彼此照应;从体裁来看，《暗恋》与《桃花源》一悲一喜恰似人生的悲喜两方面，或许悲喜交织的变幻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情节的拼贴从形式上模拟了当时台湾政局、社会生活的混乱局面及创作者对于人生的理解，在明示导演哲思的同时，更能获得觀众的共鸣。
（二）在舞台上直接呈现
戏中看似游离于全剧之外、追寻“刘子骥”的女郎便是导演构思的显性表达;虽与《桑树坪纪事》中的歌队这类典型的“叙述者”不同，女郎并不是故事的讲述者以及创作者的完全化身，其台词含义却指向创作者的核心表达，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体现了创作者的思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