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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天安门事件”，因为几首“黑诗”，他进了监狱。那时他已回北京当了工人，和很多激动的人一样，写诗，政治诗，贴到广场上去。在首都体育馆万人大会上，他那首“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被北京市公安局长当场作为最反动的诗词之一念了出来。后来被编了号(078)影印出来，在全国范围照笔迹查找。“半夜1点左右，几个警察把我从家里的床上弄起来，押上吉普车，按在后排座位下面，先送到‘炮局’，审讯一周后送回工厂。挂上‘现行反革命’牌子公开批斗，再送进半步桥监狱——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王八’楼。”
被关押的日子似乎没有给他留下太痛苦的印象，他说他常常乘狱卒不在附近时，在囚禁他的单间里练习打羽毛球的步伐和动作来活动身体，住小间时和邻窗不知名的狱友互相朗诵诗词解闷。一位后来被枪毙的犯人曾断言他肯定会判无期或枪毙，他说“我也想过，如果杀100个，我这‘078’肯定跑不了，甚至想象过被枪毙的情形。”
他发现自己实在过于冷静。“自始至终。我既没有激愤过，也没有掉过眼泪。”今天，他这样总结这件事：“我发现我对被判有期、判死刑并无所谓。这种心态直到今天也都是如此。凡事只看眼前，做事从不后悔。知足长乐，创造并享受，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
1977年从监狱出来，有了高考的机会。“当时家里商量的，是让我将来跟着父亲向经济学方面去发展。”头两个政治经济学方向都没能被录取，第三志愿填的是历史，结果被补招的中共党史专业录取了。“这个中共党史专业，当时——今天恐怕也一样——并不是史学的一个门类：既非史学，也非政治学，被划在所谓政治理论专业。毕业时学位证书上写的是‘法学’学士。”
从人民大学毕业，杨奎松进了中央党校，成了《党史研究》杂志的编辑。“1982年的时候，那里是最适合我们这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地方。党校历史悠久，又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档案馆是平行单位，久有业务往来，特别适合挖掘中共历史文献资料。”
整个80年代，是这个未来学者的养成期。“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当时还没用电脑，全部都用手抄卡片。光是各种资料卡片，就做了上万张。那时也还没有科研经费一说，编资料集完全是自费，按照全国期刊篇目索引，全国各地所有藏有相关资料的图书馆，无论大小，几乎跑遍了。那时刚刚通过《档案法》，中央档案馆也一度对外开放，我断断续续跑了几年。所有这些基础的资料准备工作，在下一个10年，即1990年代都见了成效，从1991年开始，我接连出版了6部专著。”
荒唐的“必要之恶”
人物周刊：研究历史给您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杨奎松：最初的乐趣是“破案”。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弄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的经过情形以及原因何在等等，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或者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
人物周刊：90年代初。有过一阵短暂的党史热，就是在那时候，叶永烈写了大量的传记作品。您对那次的党史热有何评价?
杨奎松：严格说来，那时热的并不是中共党史，而是领袖、名人的故事。叶永烈作品的长处，和稍早的权延赤的一样，主要在他们做了大量的口述史。对于口述史的重视，史学界是直到1990年代末才逐渐开始的，而叶永烈、权延赤他们在这方面明显地走在了前面，他们的作品中有很多在文献史料中看不到的活生生的历史细节，即使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也会买一些他们的书来读。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者，更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因而他们写领袖故事，只是着眼于歌功颂德，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进程的把握，通常也只是人云亦云。前人研究的不足和偏颇，自然也就体现在他们的书里。
人物周刊：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现代史上的一些不幸和曲折。只是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恶”。因为除此就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杨奎松：这是什么思路?!凡主张革命者，都认为自己为的是国家或人民的利益，任何反对其革命者，都必定是其革命要压迫、肃清甚巨消灭的对象。没有哪个有良知的年轻人天生愿意去行镇压或杀戮之事，但是，为了国家，或为了人民，如同1921年因发动改良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终于下决心转向革命的毛泽东所言：这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问题在于，第一，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任何人都难免会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逐渐不再视恐怖为恐怖，直至还会把恶视为最大之善。
想当年1947年土改时，《东北日报》就公开报道松江省委书记的讲话：农民对地主的打击处置不要受任何条文的限制和约束，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据地搞土改运动，被打杀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就多达25万人之众。虽然1948年中共中央紧急纠偏，加以制止。但 死人已不能复生。这里有多少是“必要的恶”，有多少是不必要之恶呢?想来一望即知。然而从早年“富田事变”，到鄂豫皖“肃反”，到延安“整风”中“审干运动”，到：1947年土改“左倾”，到1957年“反右”，到1959年“反右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不算其他各种运动，不断制造此种不必要之恶已成惯性，愈演愈烈，了无底止，这难道还不足以令人质疑此种逻辑之荒谬?
不仅如此，所谓“必要之恶”的逻辑中，最让人不可接受的，就是其中全无人性和人道的观念。好像相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构成国家、民族的单个的人无关紧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该牺牲的就应牺牲，不应有任何怜悯之情，不能存任何
杨奎松：说到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种已经变化了的文化空间里的中国人，都无法不受到这种传统断裂的冲击和影响。而旧的传统一旦丧失，新的观念习俗就会渗入到人们的血液之中，怕是没有什么课能补得回来。传统何以会断裂?说起来也很简单。那些在今天人们看来的繁文缛节，说到底都是富裕人家才会去讲究的东西，穷人家多半只是跟着要模仿和不得不照做而已。管仲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1949年以后，过去的富裕人家及文化人不再主导这个社会，甚至成为被压制和抛弃的对象了，依附在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自然也就连同他们的阶级出身一起。被当成脏水一道泼掉了。
我惟一觉得庆幸的是，我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却从小生活在一个相对还保留了某些传统礼俗的家庭里面。我很清楚地记得，从小外婆就一条一条地教我和妹妹吃饭的规矩：每个人的座位应该在哪儿；摆筷子时两支筷子应当并拢摆齐，筷子尖应当冲里；吃饭时人再小也要把碗端起来吃；菜碗里的菜不能乱翻，更不能专挑里面自己喜欢的东西，只能从面上夹，只应当夹菜碗朝着自己一侧的那部分菜；嚼饭菜不能张着嘴吧唧吧唧弄出声来……
至少，和那些从来没有接触到这种家教的孩子相比，我们可能在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世上稍多一些禁忌吧。比如，今天多数人都不大注意的开会上课或演出场合的手机铃声，我一直就非常小心，生怕弄出声音来，会注意把它调到振动或关掉，一般情况也不好意思在这种场合中接听电话。具体到做学问这一点上来，我想这种禁忌之心也多少会使自己对自己有所约束吧，比如不太急功近利，不大敢掠人之美，不愿作违心之论，更不敢弄虚作假。
人物周刊：老话说鉴往知今．今天的社会变化如此剧烈。您觉得这句话还有它原有的价值吗?历史学家除了重现过去本身，对于今天的一切。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杨奎松：说如今社会变化剧烈，恐怕只是就它的表象而言。中国社会许多制度上的和人文环境方面的痼疾，其实上千年来并无多少改变。即使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相比，好像变化剧烈，但影响左右我们生活乃至命运的许多东西，依旧在那里起作用。
我们如何知道，过去发生过的许多情况，今后就一定不会再发生了呢?举一个例子，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经过“三反”运动之后，一般人都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下，国民党统治晚期政府官员严重贪污腐化的情况将不会再发生了。事实上呢，不是又发生了吗?今天各级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程度，无疑是很严重的。因此，推崇建国初期“三反”运动，希望再来一次群众运动彻底惩治贪污腐败的网友和民众，人数众多。如果不了解“三反”之类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种种内幕及其严重危害，一味地相信众多教科书和相关著作里众口一词的高度评价，谁能保证有朝一日逼不得已，不
今天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者，绝不能简单地满足于重现或重构过去。我们这个社会始终反反复复，在艰难之中前进。置身于此，历史学家尤其应当对创建一个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的权利与自由、注重人性和人道的文明社会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为此，我们需要做的历史重现和历史解释，以便激发更多人反思和警醒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只靠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多一个人明白“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道理，多一个人明白“必要的恶”的逻辑之可怕，就多一分建构中国未来文明社会的力量，中国就会多一分和谐与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