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城市题材、女性情感、成长心理，到乡土、家族、历史、时代，从《非城市爱情》《活着的理由》《背道而驰》到《良霞》 《颤抖》，再到《大江边》《大风》《大野》，李凤群在中国小说界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李凤群的小说从未让人失望，针脚绵密，感受细腻，意蕴幽深，尤其对于苦难、家族、女性、成长、疾病、心理等领域的探索，愈发具有个人鲜明的风格和辨识度。中篇小说《象拔蚌》（《上海文学》2020年第5期）是作家最新的创作，既延续了作家对女性婚恋心理幽秘地带的探寻，又深度揭示了女性在婚恋“围城”中主体性的迷失、困境及其艰难的挣扎、突围和最终的“妥协”。就其书写女性婚恋主体性的迷失、突围与追寻的意义向度而言，小说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习见的女性婚恋叙事，取得了较大突破。
关于婚恋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努力，自现代文学以来，时断时续，时隐时现，试图顽强浮出历史地表。1920年代《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摇摆于苇弟和凌吉士之间，在灵与肉的迷乱中，并未完成灵与肉的统一，莎菲最终选择了逃离，留下一封信后不知所终。可以肯定的是，莎菲女士的女性婚恋主体性的建构是失败的。1980年代的《方舟》，书写的是一群在婚姻中失败的女性，结成所谓的寡妇命运共同体，想借此对抗男权对女性的侵犯，后来证明只能是乌托邦的幻想。1990年代的《一个人的战争》 《私人生活》等文本，女性在遭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后，退回到女性自身隐秘的私人领地，这种女性的主体性建构不可谓不另类，所以女性“私人化小说”被赋予了女权主义色彩，只是女性婚恋的主体性在与男性的禁绝中成了乖戾病态的症候，其主体性并没有在“隔绝”中得以反向建构。当然还有稍后的《上海宝贝》《糖》等身体写作，更是乏善可陈，单纯的性放纵，只能是女性主体性沉沦的深渊。
《象拔蚌》的主题也是探讨在婚恋“围城”中女性主体性的迷失与尝试突围或重新建构的痛苦挣扎。小说的女主人公槿芳家境殷实，衣食无忧，顺利嫁给了他哥哥单位的员工程健，住着娘家的别墅，为丈夫生了一个儿子，不用上班，她现有的物质生活境遇是聚会七人小群体其他人一生或许也难以企及的。聚会七人群中，其他人各自在人生道路上殚精竭虑，但他们的生存处境依然充满委屈、艰辛与磨难。聚会的时候，各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故事、遭遇给大家分享，唯独槿芳“从来没有人想起问她的境遇，仿佛她是一幅画，静止不变”。她优渥的生活似乎是她的原罪，聚会的时候她始终保持沉默、顺从甚至是歉意的微笑，做忠实的听众以及聚会后的买单是其唯一存在感的体现。然而，这并非是槿芳婚姻生活的真实情状。一次深夜她看到了自己的丈夫程健像剥了壳的“象拔蚌”最丑陋最糟糕的一面，从此她的婚姻生活陷入到恶心、厌烦、过敏直至绝望的渊薮。她的婚姻并非如别人艳羡的那样建构起女性/自我的主体性维度，而是陷入女性婚恋主体性的迷失和沦落。经由小说叙述，其主体性困境表现在诸多方面。一是她发现自己所嫁非人，当初只不过被程健热烈追求的话语所蛊惑，以为自己嫁给了爱情，婚后发现这完全不是自己所要的“应然”的婚姻生活;二是生活陷入毫无诗意可言的庸俗和一地鸡毛，亲戚的熙来攘往，婆媳关系的扭曲，死水般的婚姻现状让她逃无可逃;三是对丈夫在外应酬，有可能出轨的担心、臆想;四是槿芳心中仍然没有放弃对美好诗意爱情婚姻的憧憬和幻想;五是她的婚姻生活被外界认定为生活优裕、感情稳定，如有不满或抱怨就属矫情。这样的婚姻“实然”情态，作为婚姻主体的槿芳还有自身的主体性可言吗？单纯的物质无虞无法建构起婚恋的主体性，而匮乏的则是婚恋的核心：爱、灵魂的愉悦、感情的相契。“此在的沉沦”，主体性的沦落才是槿芳婚姻生活的真相。
于是，外表温婉、性格柔和的槿芳开始了“观音娘娘”式困境的自我突围，对婚恋主体性失落的救赎。她首先在七人群里公然宣称自己的丈夫程健出轨，引起大家对程健的集体声讨、谴责和对槿芳的同情、安慰。自此，她以婚姻生活的受害者与他人取得了平起平坐的情谊。其次，她又秘密告诉“我”：所谓她老公的出轨完全是她本人的臆想和揣测，她不能忍受丈夫“象拔蚌”般的丑陋不堪，期待早日走出婚姻的囚禁。找不到离婚的理由，她就期待着丈夫在外出轨，以便让她掌握确凿的证据，才能够名正言顺地逃离。在她的撺掇下，她和“我”屡次想找寻程健出轨的证据，结果却徒劳无获。漫长的婚姻、无望的等待、无尽的煎熬，无奈之下槿芳以自己的网恋、和陌生人开房、出轨为“途径”，试图走出婚姻的窒息。不仅如此，小说的结尾告知读者，槿芳的小女儿并非是她和程健的亲生女儿，而是她和婚外的情人所生，只不过程健不知情而已。小说临近结尾处，槿芳说：“我爱他，我爱他超过世上万物，我爱他超过爱他的哥哥姐姐和我的父母兄弟，和剩下的一切。我愿意為他而活，也愿意为他而死。”由此可见，槿芳应该是在婚姻外找到了她的真爱，并和他有了爱的结晶，但迫于现实的因素和多方面的压力，她和蒙在鼓里的程健依然保持着婚姻的躯壳。她以自己的迷乱、出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女性婚恋主体性追寻的认知。一般情况下，女子在婚内要么提高自身的地位，从而获取婚姻的主体性地位。或者通过对丈夫背叛的报复与批判，获取道德优势;或者相夫教子，在相濡以沫的日常生活中建构婚姻生活的主体性;或者在与另一半的精神对话中获取主体性的建构等等。这种以女性的背叛、出轨甚或迷乱试图建构女性自身婚恋主体性的书写并不多见。再进一步分析，尽管我们不以道德眼光苛责槿芳的另类行为，然而，这样的自我逃离真的能构成对女性主体性在婚内迷失的救赎吗？在人类现有的婚姻框架内，出轨、另类的情感试图破解颓败的婚姻恐怕只能是槿芳的一厢情愿，实质意义上的女性婚恋主体性仍然是看似“在场”的“不在场”。这就是小说叙述突破性的意义所在。文本揭示了这一类女性真实的婚姻现场，真实地描摹了她们挣扎突围的痛苦和无奈，面对现实最终的妥协以及最终建构婚恋主体性的虚妄。小说中“我”的婚恋命运深受槿芳影响，一段时间内，“我”对找寻程健出轨的证据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注，那种亢奋超出了我对男友的兴趣，究其原因，自然是对婚姻本身是否可靠的焦虑和忧心，正是看到了外在优裕光鲜的槿芳都面临如此丑陋的婚姻，导致了“我”对婚姻本身的恐惧，这也直接导致了“我”的婚期拖延，最终与前任男友分手。“象拔蚌”是小说的核心意象，它是小说中婚姻现实的深度隐喻，围绕着“象拔蚌”的发现、逃离与无奈，槿芳和“我”殊途同归。
小说在艺术完成度方面，也展现出一个成熟作家应有的水准。小说以“我”离开若干年后回来找寻槿芳为线索，拉开了槿芳生活际遇的帷幕，在当下与回忆的交错、比照、互文充满张力的叙述中，槿芳的婚恋困境、挣扎、绝望和突围的全过程得以生动、细腻、完整地呈现。结构方式不算创新，却运用得恰到好处。“我”的第一人称叙述为主导，嵌入小说中人物槿芳的第一人称讲述，间或以第三人称视角对槿芳的遭遇抒发感慨或进行评判，使用直接话语、利用间接话语、转述语转换自然，视角的自由切换让叙述摇曳多姿。小说特别擅长对人物的心理进行深度挖掘，这也是李凤群出色的艺术才华之一，在既往的创作中已经有充分的展露，《象拔蚌》也不遑多让。小说对七人小群体人物交往心理的拿捏，对槿芳在婚恋全过程的心理描摹，对“我”受影响的婚恋心理的刻画，无论是通过人物言语、行为还是心理分析，均能深入人性和心灵的褶皱处，发掘人性最隐秘的心理，体现出作家“理解生命”的创作情怀。“象拔蚌”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和“文眼”，是在前文层层铺垫叙述之后，在关键时刻才出场，也充分展现出作家对小说叙述节奏、进程的自由驾驭能力。小小的细节也是情节演绎的“草灰蛇线”。小说开头写到槿芳的小女儿看着不像他的爸爸，这里就已经埋下伏笔，如此，结尾处槿芳的诉说才不显得突兀。
作为70后作家的重要代表，李凤群的文学叙事既有女性独有的面向，也有非女性的视野。作家很有抱负，正在不断地超越经验的阈限，拓展题材的疆域，尤其在绘制人性的灵魂图谱与书写历史、社会、时代的变迁在人的心灵投影方面的艺术表现，越来越具有看得见的深度和广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李凤群将会有更广阔的叙事空间。
【作者简介】陈振华，男，文学博士，评论家。现为安徽外国语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学专业带头人，兼任合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关于婚恋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努力，自现代文学以来，时断时续，时隐时现，试图顽强浮出历史地表。1920年代《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摇摆于苇弟和凌吉士之间，在灵与肉的迷乱中，并未完成灵与肉的统一，莎菲最终选择了逃离，留下一封信后不知所终。可以肯定的是，莎菲女士的女性婚恋主体性的建构是失败的。1980年代的《方舟》，书写的是一群在婚姻中失败的女性，结成所谓的寡妇命运共同体，想借此对抗男权对女性的侵犯，后来证明只能是乌托邦的幻想。1990年代的《一个人的战争》 《私人生活》等文本，女性在遭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创伤后，退回到女性自身隐秘的私人领地，这种女性的主体性建构不可谓不另类，所以女性“私人化小说”被赋予了女权主义色彩，只是女性婚恋的主体性在与男性的禁绝中成了乖戾病态的症候，其主体性并没有在“隔绝”中得以反向建构。当然还有稍后的《上海宝贝》《糖》等身体写作，更是乏善可陈，单纯的性放纵，只能是女性主体性沉沦的深渊。
《象拔蚌》的主题也是探讨在婚恋“围城”中女性主体性的迷失与尝试突围或重新建构的痛苦挣扎。小说的女主人公槿芳家境殷实，衣食无忧，顺利嫁给了他哥哥单位的员工程健，住着娘家的别墅，为丈夫生了一个儿子，不用上班，她现有的物质生活境遇是聚会七人小群体其他人一生或许也难以企及的。聚会七人群中，其他人各自在人生道路上殚精竭虑，但他们的生存处境依然充满委屈、艰辛与磨难。聚会的时候，各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故事、遭遇给大家分享，唯独槿芳“从来没有人想起问她的境遇，仿佛她是一幅画，静止不变”。她优渥的生活似乎是她的原罪，聚会的时候她始终保持沉默、顺从甚至是歉意的微笑，做忠实的听众以及聚会后的买单是其唯一存在感的体现。然而，这并非是槿芳婚姻生活的真实情状。一次深夜她看到了自己的丈夫程健像剥了壳的“象拔蚌”最丑陋最糟糕的一面，从此她的婚姻生活陷入到恶心、厌烦、过敏直至绝望的渊薮。她的婚姻并非如别人艳羡的那样建构起女性/自我的主体性维度，而是陷入女性婚恋主体性的迷失和沦落。经由小说叙述，其主体性困境表现在诸多方面。一是她发现自己所嫁非人，当初只不过被程健热烈追求的话语所蛊惑，以为自己嫁给了爱情，婚后发现这完全不是自己所要的“应然”的婚姻生活;二是生活陷入毫无诗意可言的庸俗和一地鸡毛，亲戚的熙来攘往，婆媳关系的扭曲，死水般的婚姻现状让她逃无可逃;三是对丈夫在外应酬，有可能出轨的担心、臆想;四是槿芳心中仍然没有放弃对美好诗意爱情婚姻的憧憬和幻想;五是她的婚姻生活被外界认定为生活优裕、感情稳定，如有不满或抱怨就属矫情。这样的婚姻“实然”情态，作为婚姻主体的槿芳还有自身的主体性可言吗？单纯的物质无虞无法建构起婚恋的主体性，而匮乏的则是婚恋的核心：爱、灵魂的愉悦、感情的相契。“此在的沉沦”，主体性的沦落才是槿芳婚姻生活的真相。
于是，外表温婉、性格柔和的槿芳开始了“观音娘娘”式困境的自我突围，对婚恋主体性失落的救赎。她首先在七人群里公然宣称自己的丈夫程健出轨，引起大家对程健的集体声讨、谴责和对槿芳的同情、安慰。自此，她以婚姻生活的受害者与他人取得了平起平坐的情谊。其次，她又秘密告诉“我”：所谓她老公的出轨完全是她本人的臆想和揣测，她不能忍受丈夫“象拔蚌”般的丑陋不堪，期待早日走出婚姻的囚禁。找不到离婚的理由，她就期待着丈夫在外出轨，以便让她掌握确凿的证据，才能够名正言顺地逃离。在她的撺掇下，她和“我”屡次想找寻程健出轨的证据，结果却徒劳无获。漫长的婚姻、无望的等待、无尽的煎熬，无奈之下槿芳以自己的网恋、和陌生人开房、出轨为“途径”，试图走出婚姻的窒息。不仅如此，小说的结尾告知读者，槿芳的小女儿并非是她和程健的亲生女儿，而是她和婚外的情人所生，只不过程健不知情而已。小说临近结尾处，槿芳说：“我爱他，我爱他超过世上万物，我爱他超过爱他的哥哥姐姐和我的父母兄弟，和剩下的一切。我愿意為他而活，也愿意为他而死。”由此可见，槿芳应该是在婚姻外找到了她的真爱，并和他有了爱的结晶，但迫于现实的因素和多方面的压力，她和蒙在鼓里的程健依然保持着婚姻的躯壳。她以自己的迷乱、出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女性婚恋主体性追寻的认知。一般情况下，女子在婚内要么提高自身的地位，从而获取婚姻的主体性地位。或者通过对丈夫背叛的报复与批判，获取道德优势;或者相夫教子，在相濡以沫的日常生活中建构婚姻生活的主体性;或者在与另一半的精神对话中获取主体性的建构等等。这种以女性的背叛、出轨甚或迷乱试图建构女性自身婚恋主体性的书写并不多见。再进一步分析，尽管我们不以道德眼光苛责槿芳的另类行为，然而，这样的自我逃离真的能构成对女性主体性在婚内迷失的救赎吗？在人类现有的婚姻框架内，出轨、另类的情感试图破解颓败的婚姻恐怕只能是槿芳的一厢情愿，实质意义上的女性婚恋主体性仍然是看似“在场”的“不在场”。这就是小说叙述突破性的意义所在。文本揭示了这一类女性真实的婚姻现场，真实地描摹了她们挣扎突围的痛苦和无奈，面对现实最终的妥协以及最终建构婚恋主体性的虚妄。小说中“我”的婚恋命运深受槿芳影响，一段时间内，“我”对找寻程健出轨的证据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注，那种亢奋超出了我对男友的兴趣，究其原因，自然是对婚姻本身是否可靠的焦虑和忧心，正是看到了外在优裕光鲜的槿芳都面临如此丑陋的婚姻，导致了“我”对婚姻本身的恐惧，这也直接导致了“我”的婚期拖延，最终与前任男友分手。“象拔蚌”是小说的核心意象，它是小说中婚姻现实的深度隐喻，围绕着“象拔蚌”的发现、逃离与无奈，槿芳和“我”殊途同归。
小说在艺术完成度方面，也展现出一个成熟作家应有的水准。小说以“我”离开若干年后回来找寻槿芳为线索，拉开了槿芳生活际遇的帷幕，在当下与回忆的交错、比照、互文充满张力的叙述中，槿芳的婚恋困境、挣扎、绝望和突围的全过程得以生动、细腻、完整地呈现。结构方式不算创新，却运用得恰到好处。“我”的第一人称叙述为主导，嵌入小说中人物槿芳的第一人称讲述，间或以第三人称视角对槿芳的遭遇抒发感慨或进行评判，使用直接话语、利用间接话语、转述语转换自然，视角的自由切换让叙述摇曳多姿。小说特别擅长对人物的心理进行深度挖掘，这也是李凤群出色的艺术才华之一，在既往的创作中已经有充分的展露，《象拔蚌》也不遑多让。小说对七人小群体人物交往心理的拿捏，对槿芳在婚恋全过程的心理描摹，对“我”受影响的婚恋心理的刻画，无论是通过人物言语、行为还是心理分析，均能深入人性和心灵的褶皱处，发掘人性最隐秘的心理，体现出作家“理解生命”的创作情怀。“象拔蚌”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和“文眼”，是在前文层层铺垫叙述之后，在关键时刻才出场，也充分展现出作家对小说叙述节奏、进程的自由驾驭能力。小小的细节也是情节演绎的“草灰蛇线”。小说开头写到槿芳的小女儿看着不像他的爸爸，这里就已经埋下伏笔，如此，结尾处槿芳的诉说才不显得突兀。
作为70后作家的重要代表，李凤群的文学叙事既有女性独有的面向，也有非女性的视野。作家很有抱负，正在不断地超越经验的阈限，拓展题材的疆域，尤其在绘制人性的灵魂图谱与书写历史、社会、时代的变迁在人的心灵投影方面的艺术表现，越来越具有看得见的深度和广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李凤群将会有更广阔的叙事空间。
【作者简介】陈振华，男，文学博士，评论家。现为安徽外国语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学专业带头人，兼任合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