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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记》写的就是一个人和一个即将消亡的村庄的故事。一个叫阿巴的祭师，回到了因四年前大地震已经空无一人的云中村。他在这里与世隔绝地生活了六个月。在这六个月里，他喝泉水，吃糌粑，刨地种菜，与两匹马为伴;他与柏树、杉树、樱桃树，以及长着羽状叶子的花楸树做伴;他与忍冬、绣线菊、鸢尾花，还有香得让人头晕的丁香花生活。在他的菜园里，无需照顾，很快就会长出一片又一片芫荽、胡萝卜、菠菜和蔓青，吸引着从雪山上下来的雄鹿清晨用前蹄叩响院门。此时此刻，自然神性赋予人类的情景是如此的静谧、温柔和慷慨，让你几乎忘记了四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暴烈无常的大地震，致使这里死者无数，仅有的幸存者也已都迁往他乡。但是，阿巴记得，他这是上山来到云中村就是要照顾鬼魂和祭奠山神的。他看到在自己妹妹震死的地方，一叫她的名字，就长出两朵鸢尾花。作为乡长来劝他下山的外甥仁钦把这花籽带回山下乡里的办公室，竟然长得呼气如兰，香气袭人。喜欢仁钦的姑娘是乡中心小学的音乐老师，她把這盆花叫做“阿妈鸢尾”。从此，乡政府的人每天都看见这对热烈的恋人精心侍弄着这盆花。
这部长篇小说写得十分从容，但也自然有些沉闷，尤其是前几章。到了第九章后，小说变得热闹了，稍微有些明快了，因为毕竟有了地质隐患调查队的队员们了，有了影视剧组用无人机正在拍摄的云中村最漂亮的、跳舞跳得最好的央金姑娘了，有了想用直播大地震后老家云中山苍凉凄景博取收视率的祥巴的热气球了。由于小说除了阿巴，其他人物都描写得不够深入细致，缺少一些灾难带来的命运震慑感，及其和山下村民之间有可能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整部小说还是稍微平淡，过于散文化了。但是，不管如何，阿来的这部长篇小说还是写得庄重而深沉、从容而大气，充满了对人对大自然对神性的尊重与敬畏。从中可以看出来，阿来是一位有信仰、敬神灵、充满温暖情怀与思辨能力的优秀作家。
灾难书写，一直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短板。人类面对灾难，不管是自然灾难还是社会灾难，都具有漫长的抗争历史。文学史上也因此形成了类型的“灾难文学”。长期以来，如何摆脱新闻烧串式的、功利的、浅显的、即时的、纯纪实的表征书写，如何真实地描绘灾难，刻画灾难中的人物，挖掘灾难中人性的复杂性，并对灾难进行反思从而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已经形成一定的“灾难美学”。但是，世界上依然有一些优秀的作家，在灾难书写畴域中，在人性、人与自己、人与自然方面，从生命、伦理道德和自然神性区域，进行着不懈的深化和持久的努力。阿来的《云中记》正是这样的一部充满探索与深化的优秀之作。
在写《云中记》的十年前，阿来在为“5·12”汶川地震文学作品集《幸存者说》写的序中写道：“‘5·12’以后，我一直在提防自己。警告内心那出自一个作家本能的冲动。这个冲动就是急切地想写点什么，表达点什么。”“但我一直地控制自己。我给自己的指令是像普通人一样去行动，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奔走呼吁，去帮助，去感受。后来，到了不少灾区，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心头那种写作的冲动消失了。那时候，我以为选择沉默与行动，可能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见阿来《为〈幸存者说〉序》）直到2018年的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半小时后，阿来关闭了原来正在写的一部小说，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这部《云中记》，“一个人，一个村庄。从开始，我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见阿来《不止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他想要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写出人性温暖的光芒，写出经过这一切之后的生活重建。他想通过对过去一切的追忆，去召唤那些逝去的东西。他想通过对那些死去的村民的灵魂的安顿，去寻找和确立我们所有人现在生活的意义。于是，在《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中，阿来起笔写道：“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道路蜿蜒在陡峭的山壁上。山壁粗粝，植被稀疏，石骨裸露……” （《十月》2019年第1期，第0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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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村最后一位祭师阿巴就这样上山重返那个无人的古老村落了。阿巴要给在“5·12”大地震里的亡灵做法事，也是和云中村最后的告别。“我是云中村中的祭师，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在异乡落脚，重新生根的乡亲们说：阿巴，你要回来。/阿巴想，以后我就不跟你们这些活人说话了，我去和死去的人说话。”（同上，第22页）“阿巴在树前摆开香案。穿着祭师服，戴着祭师帽，摇铃击鼓，向东舞出金刚步，旋转身体，向西舞出金刚步，大汗淋漓。似乎真有神灵附体。但老树还是继续降着枯树雨。”（同上，7页）“他对着村子，对着石碉，对着死去的老柏树，同时也是对着神山，磕了三个头，又磕了三个头。他听到自己身体里的关节咔巴作响。”“他摇铃击鼓穿过田野。/两匹马从远处望着他。/田野里的鸟惊飞起来。”“他往前走，摇铃击鼓。他听到自己用祭师的声音和腔调在喊：回了！回来了！回来！”（同上，第22页）就这样，阿巴在这个空荡荡的村子里住了半年，他的摇铃在每一个残破的院落里响起，自然，记忆也让他一幕又一幕地闪现出每一个院子里过去的人家 ，熟悉的面孔，还有震前与震后的那一瞬间定格，还有解放军飞机的救险，以及外甥仁钦带领村民们的抢救。在抚慰鬼魂与侍奉神灵的过程中，关于这个村落的历史，关于那场地震，关于他丧生于地震中的妹妹、邻居、乡民，关于他自己在这个村里的成长史，关于村里最早建的水电站等等，甚至还有更久远的他同是祭师的爷爷以及中断了祭师的父亲，这一群人，这一系列事情，以及他生前身后的故事，都一一还原和促进阿巴去反省与思想。阿巴在以自己特有的“方法”和“祭祀”仪式，安抚、祭奠、超度灾难中逝去的乡亲的同时，也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反省自己的人生态度，探寻灵魂的抚慰与精神的重建。 小说中告诉我们，在上云中村之前，阿巴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祭师。他只是一个政府认可的祭师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只是个半吊子祭师。所以，从一开始，阿巴并没有自称是祭师。因为他的爷爷是祭师，可是到了他父亲那一代，其实已经断了，到了他这一代，这个传统都快消失了。后来，文化旅游业发展起来之后，政府重视文化遗产工作，才组织他参加培训，定为非遗文化传承人。这样，阿巴才经常学习扮演起祭师的角色，成为一个文化旅游从业人员，其实，他还没有以真正祭师的使命与职责，参加过真正意义上的祭师礼仪工作。但是，地震来了，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一个非常严肃而严峻的问题出现在他的面前了，作为一个祭师，面对死亡，应该承担起什么。在地震发生之后，众人悲苦无告、痛苦欲绝、心灵迷茫、背井离乡的时候，阿巴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真正担当起一个祭师的使命。他才不顾一切，冲破一切阻力决定上山重返云中村。就是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阿巴的生命在成长，心灵世界在升华，他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寻找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与此同时，村里的幸存者们的生命也在成长，心灵世界也在回归和升华。留在瓦约乡的阿巴外甥仁钦，作为一个大学生，因在地震救灾中表现突出而升为乡长，但因阿巴返回云中村不肯回去，破坏了不让移民回流的政策，仁钦受到牵连，被免了职，后来又被要求返职处理一次公共危机有功而复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队的余博士和阿巴在一起探讨辩论神灵鬼魂与地质运动的生活。还有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腿的跳舞姑娘央金，重返云中村，包装她的影视公司想通过她的独腿舞来把残破的村子作为背景拍摄，正在策划运营两千元一次热气球飞行云中山网上直播的汉子祥巴，他们最后都放弃了用贩卖苦难来获取名声和金线的行为。所以，小说中总是呈现出一种千丝万缕的现实与灵魂的纠葛缠结，充满了对过往生活的反省与对生活重建意义的寻找。阿巴对仁钦说：“你要好好工作。对乡亲们好。你要对改了祖宗信仰的乡亲们好。你要对好人好，对犯了错的人也要好。你这样了，就是真正对舅舅我好。舅舅没什么本事，舅舅不想回移民村。”“这些话弄得仁钦哭了一场。/阿巴让他哭。依然自己说自己的话。/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土地上压了那么多东西，久了也想动下腿，伸个脚。唉，我们人天天在大地上鼓捣，从没想过大地受不受得了，大地稍稍动一下，我们就受不了了。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同上，第126页、第127页）最后，云中村的大地深处内部绽开，坍塌，下滑，“阿巴听到挂在墙上的鼓不捶自响，铃铛也不摇自响。声响仿佛从岁月最深处传来，闪烁着天和地从一片混沌中渐渐分离时的那种幽渺的光芒。”（同上，第127页）两个小时过去了，云中消失了，祭師阿巴也随之消失了，他最终以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献祭给了故土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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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在十年前的那篇《为〈幸存者说〉序》中说：“自己理想中的灾难文学就是“客观书写灾难，以及灾难中焕发出的人性的力量，灾难过后，人对生命与内心的救赎。从根本上说，灾难不是偶发的事件，而是这个星球上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偶然性只是表现在蒙难的人群所在的时间与地点的不同。正像一个西方哲人所说：‘是一种危机的普遍化’，所以，‘要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灾难不只是属于那些直接蒙受了灾难摧残的人们，就像任何一个文明成果都属于全体的人，灾难的创痛与洗礼也属于我们大家。”
这种认识是一种对过往灾难文学书写的超越立场，是对一些现实生活新闻转化式世俗写作的抵抗。阿来的写作，始终是一种清醒而庄重的写作。从《尘埃落定》到《格萨尔王》到《机村史诗》，再到《三只虫草》《云中记》，阿来从来不随波逐流，不故弄玄虚，不虚张声势，他总是安静、沉稳地行走在坚实的土地上，严肃认真地观察、汲取着宽阔无边的民间文化资源，非常敏感地思考着时代、现实、社会与文学的问题，以一种对人性的尊重之心、对生命与大自然的敬畏之情，来进行小说创作。小说之于他，“这是阐释人类历史的一种方法，也是阐释人类文化的一种方法”（阿来语）。他也善于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志等科学方法，到宽广、浑厚的民间文化中汲取资源，他也喜欢以穿越的方式在民间文化与现实世界之间自由游弋。这样，读他的小说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多的思考空间、更多的自由启发、更多的超越美感。
阿来的《云中记》，也与以往的灾难文学有所不同，它不是简单的写生者对死者的悼念与抚慰，而是以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写出了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忧伤、无奈，以及现实与灵魂百结缠绕的复杂与深幽，写出了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己内在灵魂的平等对话。尽管“阿巴已经不是以前那些相信世界上绝对有鬼魂存在的祭师了”，尽管“他是生活在飞速变化的世界里的阿巴”，但是，“作为一个祭师，他本是应该相信有鬼魂的。他说，那么我就必须回去了。你们要在这里好好生活。我要去照顾云中村的鬼魂。”（《十月》2019年第1期，第25页） “阿巴知道，要抓紧时间。等他们一叫出声来，那些刚刚离开身体的灵魂就会被那些声音惊散。阿巴几乎是跑了起来。作为一个招魂的祭师，他应该从容一些。但他要抓紧时间，要抢在那些悲惨凄厉的叫声响起之前，赶到村口。”“他要安抚灵魂，安抚云中村，不让悲声再起。”“他在每一家的房子前停下。为每一家熏一道香、为每一家摇铃击鼓。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粮食撒向一个个长满荒草的院落。”（同上，第41页）阿来运用“灵知”与现实相结合的独特方式，来写生者对死者的祭悼，来写此岸对彼岸的遐想与思考，来写人对自然与神灵的救赎之情和敬畏之心。“他是祭师，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超越恩怨替他们招魂。如果世间真有鬼魂。他就要使他们感到心安，让他们感到自己还在云中村，还在自己的村庄。”（同上，第48页） “现在，他是相信世间有鬼魂存在的。而且，他也相信鬼魂存在一段时间，就应该化于无形，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化入风，化入天空，化入大地，这才是一个人的与世长存。人死后，一个鬼魂长久存在，不肯消失，那是死者深怀着某种执念，对尘世的记挂太多。”（同上，第88页）“阿巴指给他丁香、白桦、云杉、杜鹃花树，这类树都是同类树木中最漂亮的。阿巴说，其中有些树上寄居着云中村人的鬼魂。”“阿巴说，他给每个灵魂两个选择，一棵寄魂树在滑坡体上，另一棵，在裂缝的上方。云中村即将消失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和云中村一起，或者，留下来陪伴寄魂于雪峰的祖先阿吾塔毗。”（同上，第116页）
阿来总是从哲理与精神的层面去关怀死者，用宗教心灵与世俗亲情相结合的叙述策略，来书写灾难后重建生活的意义。从宗教经验与文学救赎的意义上，来思考活着的人应该如何悼念死去的人、如何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所以，《云中记》以一种严肃、庄重、崇高的精神，书写了芸芸众生、天地万物，书写了天地之间的一切动物、植物、河流和山川，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众生万物灵魂的尊重，充满了对天上神灵的深深敬畏，充满了一种超脱凡俗的理性与感性相融合的神性光芒。
【作者简介】马明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在全国性文学报刊发表有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六百余万字。出版著作20余部，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全国优秀电视艺术节目一等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山西省文艺理论评论奖和赵树理文学奖等10多个奖项。
《云中记》写的就是一个人和一个即将消亡的村庄的故事。一个叫阿巴的祭师，回到了因四年前大地震已经空无一人的云中村。他在这里与世隔绝地生活了六个月。在这六个月里，他喝泉水，吃糌粑，刨地种菜，与两匹马为伴;他与柏树、杉树、樱桃树，以及长着羽状叶子的花楸树做伴;他与忍冬、绣线菊、鸢尾花，还有香得让人头晕的丁香花生活。在他的菜园里，无需照顾，很快就会长出一片又一片芫荽、胡萝卜、菠菜和蔓青，吸引着从雪山上下来的雄鹿清晨用前蹄叩响院门。此时此刻，自然神性赋予人类的情景是如此的静谧、温柔和慷慨，让你几乎忘记了四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暴烈无常的大地震，致使这里死者无数，仅有的幸存者也已都迁往他乡。但是，阿巴记得，他这是上山来到云中村就是要照顾鬼魂和祭奠山神的。他看到在自己妹妹震死的地方，一叫她的名字，就长出两朵鸢尾花。作为乡长来劝他下山的外甥仁钦把这花籽带回山下乡里的办公室，竟然长得呼气如兰，香气袭人。喜欢仁钦的姑娘是乡中心小学的音乐老师，她把這盆花叫做“阿妈鸢尾”。从此，乡政府的人每天都看见这对热烈的恋人精心侍弄着这盆花。
这部长篇小说写得十分从容，但也自然有些沉闷，尤其是前几章。到了第九章后，小说变得热闹了，稍微有些明快了，因为毕竟有了地质隐患调查队的队员们了，有了影视剧组用无人机正在拍摄的云中村最漂亮的、跳舞跳得最好的央金姑娘了，有了想用直播大地震后老家云中山苍凉凄景博取收视率的祥巴的热气球了。由于小说除了阿巴，其他人物都描写得不够深入细致，缺少一些灾难带来的命运震慑感，及其和山下村民之间有可能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整部小说还是稍微平淡，过于散文化了。但是，不管如何，阿来的这部长篇小说还是写得庄重而深沉、从容而大气，充满了对人对大自然对神性的尊重与敬畏。从中可以看出来，阿来是一位有信仰、敬神灵、充满温暖情怀与思辨能力的优秀作家。
灾难书写，一直是中国文学创作的一个短板。人类面对灾难，不管是自然灾难还是社会灾难，都具有漫长的抗争历史。文学史上也因此形成了类型的“灾难文学”。长期以来，如何摆脱新闻烧串式的、功利的、浅显的、即时的、纯纪实的表征书写，如何真实地描绘灾难，刻画灾难中的人物，挖掘灾难中人性的复杂性，并对灾难进行反思从而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已经形成一定的“灾难美学”。但是，世界上依然有一些优秀的作家，在灾难书写畴域中，在人性、人与自己、人与自然方面，从生命、伦理道德和自然神性区域，进行着不懈的深化和持久的努力。阿来的《云中记》正是这样的一部充满探索与深化的优秀之作。
在写《云中记》的十年前，阿来在为“5·12”汶川地震文学作品集《幸存者说》写的序中写道：“‘5·12’以后，我一直在提防自己。警告内心那出自一个作家本能的冲动。这个冲动就是急切地想写点什么，表达点什么。”“但我一直地控制自己。我给自己的指令是像普通人一样去行动，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奔走呼吁，去帮助，去感受。后来，到了不少灾区，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心头那种写作的冲动消失了。那时候，我以为选择沉默与行动，可能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见阿来《为〈幸存者说〉序》）直到2018年的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半小时后，阿来关闭了原来正在写的一部小说，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这部《云中记》，“一个人，一个村庄。从开始，我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见阿来《不止是苦难，还是生命的颂歌》）他想要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写出人性温暖的光芒，写出经过这一切之后的生活重建。他想通过对过去一切的追忆，去召唤那些逝去的东西。他想通过对那些死去的村民的灵魂的安顿，去寻找和确立我们所有人现在生活的意义。于是，在《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中，阿来起笔写道：“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道路蜿蜒在陡峭的山壁上。山壁粗粝，植被稀疏，石骨裸露……” （《十月》2019年第1期，第0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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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村最后一位祭师阿巴就这样上山重返那个无人的古老村落了。阿巴要给在“5·12”大地震里的亡灵做法事，也是和云中村最后的告别。“我是云中村中的祭师，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在异乡落脚，重新生根的乡亲们说：阿巴，你要回来。/阿巴想，以后我就不跟你们这些活人说话了，我去和死去的人说话。”（同上，第22页）“阿巴在树前摆开香案。穿着祭师服，戴着祭师帽，摇铃击鼓，向东舞出金刚步，旋转身体，向西舞出金刚步，大汗淋漓。似乎真有神灵附体。但老树还是继续降着枯树雨。”（同上，7页）“他对着村子，对着石碉，对着死去的老柏树，同时也是对着神山，磕了三个头，又磕了三个头。他听到自己身体里的关节咔巴作响。”“他摇铃击鼓穿过田野。/两匹马从远处望着他。/田野里的鸟惊飞起来。”“他往前走，摇铃击鼓。他听到自己用祭师的声音和腔调在喊：回了！回来了！回来！”（同上，第22页）就这样，阿巴在这个空荡荡的村子里住了半年，他的摇铃在每一个残破的院落里响起，自然，记忆也让他一幕又一幕地闪现出每一个院子里过去的人家 ，熟悉的面孔，还有震前与震后的那一瞬间定格，还有解放军飞机的救险，以及外甥仁钦带领村民们的抢救。在抚慰鬼魂与侍奉神灵的过程中，关于这个村落的历史，关于那场地震，关于他丧生于地震中的妹妹、邻居、乡民，关于他自己在这个村里的成长史，关于村里最早建的水电站等等，甚至还有更久远的他同是祭师的爷爷以及中断了祭师的父亲，这一群人，这一系列事情，以及他生前身后的故事，都一一还原和促进阿巴去反省与思想。阿巴在以自己特有的“方法”和“祭祀”仪式，安抚、祭奠、超度灾难中逝去的乡亲的同时，也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反省自己的人生态度，探寻灵魂的抚慰与精神的重建。 小说中告诉我们，在上云中村之前，阿巴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祭师。他只是一个政府认可的祭师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只是个半吊子祭师。所以，从一开始，阿巴并没有自称是祭师。因为他的爷爷是祭师，可是到了他父亲那一代，其实已经断了，到了他这一代，这个传统都快消失了。后来，文化旅游业发展起来之后，政府重视文化遗产工作，才组织他参加培训，定为非遗文化传承人。这样，阿巴才经常学习扮演起祭师的角色，成为一个文化旅游从业人员，其实，他还没有以真正祭师的使命与职责，参加过真正意义上的祭师礼仪工作。但是，地震来了，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一个非常严肃而严峻的问题出现在他的面前了，作为一个祭师，面对死亡，应该承担起什么。在地震发生之后，众人悲苦无告、痛苦欲绝、心灵迷茫、背井离乡的时候，阿巴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真正担当起一个祭师的使命。他才不顾一切，冲破一切阻力决定上山重返云中村。就是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阿巴的生命在成长，心灵世界在升华，他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寻找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与此同时，村里的幸存者们的生命也在成长，心灵世界也在回归和升华。留在瓦约乡的阿巴外甥仁钦，作为一个大学生，因在地震救灾中表现突出而升为乡长，但因阿巴返回云中村不肯回去，破坏了不让移民回流的政策，仁钦受到牵连，被免了职，后来又被要求返职处理一次公共危机有功而复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队的余博士和阿巴在一起探讨辩论神灵鬼魂与地质运动的生活。还有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腿的跳舞姑娘央金，重返云中村，包装她的影视公司想通过她的独腿舞来把残破的村子作为背景拍摄，正在策划运营两千元一次热气球飞行云中山网上直播的汉子祥巴，他们最后都放弃了用贩卖苦难来获取名声和金线的行为。所以，小说中总是呈现出一种千丝万缕的现实与灵魂的纠葛缠结，充满了对过往生活的反省与对生活重建意义的寻找。阿巴对仁钦说：“你要好好工作。对乡亲们好。你要对改了祖宗信仰的乡亲们好。你要对好人好，对犯了错的人也要好。你这样了，就是真正对舅舅我好。舅舅没什么本事，舅舅不想回移民村。”“这些话弄得仁钦哭了一场。/阿巴让他哭。依然自己说自己的话。/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土地上压了那么多东西，久了也想动下腿，伸个脚。唉，我们人天天在大地上鼓捣，从没想过大地受不受得了，大地稍稍动一下，我们就受不了了。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同上，第126页、第127页）最后，云中村的大地深处内部绽开，坍塌，下滑，“阿巴听到挂在墙上的鼓不捶自响，铃铛也不摇自响。声响仿佛从岁月最深处传来，闪烁着天和地从一片混沌中渐渐分离时的那种幽渺的光芒。”（同上，第127页）两个小时过去了，云中消失了，祭師阿巴也随之消失了，他最终以自己的生命和灵魂献祭给了故土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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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在十年前的那篇《为〈幸存者说〉序》中说：“自己理想中的灾难文学就是“客观书写灾难，以及灾难中焕发出的人性的力量，灾难过后，人对生命与内心的救赎。从根本上说，灾难不是偶发的事件，而是这个星球上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偶然性只是表现在蒙难的人群所在的时间与地点的不同。正像一个西方哲人所说：‘是一种危机的普遍化’，所以，‘要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灾难不只是属于那些直接蒙受了灾难摧残的人们，就像任何一个文明成果都属于全体的人，灾难的创痛与洗礼也属于我们大家。”
这种认识是一种对过往灾难文学书写的超越立场，是对一些现实生活新闻转化式世俗写作的抵抗。阿来的写作，始终是一种清醒而庄重的写作。从《尘埃落定》到《格萨尔王》到《机村史诗》，再到《三只虫草》《云中记》，阿来从来不随波逐流，不故弄玄虚，不虚张声势，他总是安静、沉稳地行走在坚实的土地上，严肃认真地观察、汲取着宽阔无边的民间文化资源，非常敏感地思考着时代、现实、社会与文学的问题，以一种对人性的尊重之心、对生命与大自然的敬畏之情，来进行小说创作。小说之于他，“这是阐释人类历史的一种方法，也是阐释人类文化的一种方法”（阿来语）。他也善于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志等科学方法，到宽广、浑厚的民间文化中汲取资源，他也喜欢以穿越的方式在民间文化与现实世界之间自由游弋。这样，读他的小说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多的思考空间、更多的自由启发、更多的超越美感。
阿来的《云中记》，也与以往的灾难文学有所不同，它不是简单的写生者对死者的悼念与抚慰，而是以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写出了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忧伤、无奈，以及现实与灵魂百结缠绕的复杂与深幽，写出了生者与死者、此岸与彼岸、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己内在灵魂的平等对话。尽管“阿巴已经不是以前那些相信世界上绝对有鬼魂存在的祭师了”，尽管“他是生活在飞速变化的世界里的阿巴”，但是，“作为一个祭师，他本是应该相信有鬼魂的。他说，那么我就必须回去了。你们要在这里好好生活。我要去照顾云中村的鬼魂。”（《十月》2019年第1期，第25页） “阿巴知道，要抓紧时间。等他们一叫出声来，那些刚刚离开身体的灵魂就会被那些声音惊散。阿巴几乎是跑了起来。作为一个招魂的祭师，他应该从容一些。但他要抓紧时间，要抢在那些悲惨凄厉的叫声响起之前，赶到村口。”“他要安抚灵魂，安抚云中村，不让悲声再起。”“他在每一家的房子前停下。为每一家熏一道香、为每一家摇铃击鼓。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粮食撒向一个个长满荒草的院落。”（同上，第41页）阿来运用“灵知”与现实相结合的独特方式，来写生者对死者的祭悼，来写此岸对彼岸的遐想与思考，来写人对自然与神灵的救赎之情和敬畏之心。“他是祭师，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超越恩怨替他们招魂。如果世间真有鬼魂。他就要使他们感到心安，让他们感到自己还在云中村，还在自己的村庄。”（同上，第48页） “现在，他是相信世间有鬼魂存在的。而且，他也相信鬼魂存在一段时间，就应该化于无形，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化入风，化入天空，化入大地，这才是一个人的与世长存。人死后，一个鬼魂长久存在，不肯消失，那是死者深怀着某种执念，对尘世的记挂太多。”（同上，第88页）“阿巴指给他丁香、白桦、云杉、杜鹃花树，这类树都是同类树木中最漂亮的。阿巴说，其中有些树上寄居着云中村人的鬼魂。”“阿巴说，他给每个灵魂两个选择，一棵寄魂树在滑坡体上，另一棵，在裂缝的上方。云中村即将消失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和云中村一起，或者，留下来陪伴寄魂于雪峰的祖先阿吾塔毗。”（同上，第116页）
阿来总是从哲理与精神的层面去关怀死者，用宗教心灵与世俗亲情相结合的叙述策略，来书写灾难后重建生活的意义。从宗教经验与文学救赎的意义上，来思考活着的人应该如何悼念死去的人、如何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所以，《云中记》以一种严肃、庄重、崇高的精神，书写了芸芸众生、天地万物，书写了天地之间的一切动物、植物、河流和山川，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众生万物灵魂的尊重，充满了对天上神灵的深深敬畏，充满了一种超脱凡俗的理性与感性相融合的神性光芒。
【作者简介】马明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在全国性文学报刊发表有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六百余万字。出版著作20余部，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全国优秀电视艺术节目一等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山西省文艺理论评论奖和赵树理文学奖等10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