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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国导演迈克·雷的《维拉-德雷克》以其一贯的人性关怀视野讲述了在1950年～代伦敦一位中年妇女维拉-德雷克的故事，这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在料理家务之外，还秘密的义务帮助那些意外怀孕的底层妇女堕胎，对于依然实行1861年法案的伦敦来说，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完全出于善意的维拉一德雷克终于还是没有逃脱这种与时代脱节的法律的监禁。
[关键词] 《维拉-德雷克》 监禁的身体 堕胎
迈克·雷不仅是英国1990年代复兴电影的代表，也是当今为数不多的作家导演。2004年，他编剧兼导演的作品《维拉一德雷克》，击败了马丁·斯科塞斯的《飞行者》，获得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已经是迈克继1988年之后第二次获得该奖项。迈克·雷喜欢将镜头对准伦敦的中下层，他对自己的电影有一个基本要求：尽可能贴近真实的人性。《维拉一德雷克》中的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善良天使”。对于1950年代的欧洲来说，《维拉一德雷克》涉及的是一个禁忌的题材，讲述一位平凡的家庭妇女暗地里为帮助年轻女孩堕胎，由于其中一位发生了并发症，维拉一德雷克的“帮助”终于为警察知晓，逾越了法度的“善良”使维拉一德雷克身陷囹圄。在冰冷的法度面前，善良的人性是如此的孱弱，就如维拉一德雷克在监狱中拾级而上步履蹒跚的背影。
《维拉一德雷克》中的1950年代的伦敦是阴冷的、烟雾弥漫的。在阴暗湿冷的伦敦穿梭着一位年近60的女人。她就是维拉一德雷克。对于那些意外怀孕的年轻女人来说，维拉一德雷克显然是阴暗湿冷的伦敦里一缕阳光。维拉一德雷克有一个简单而幸福的家庭，丈夫是汽车修理工人，儿子是一位颇有灵性而且自信的裁缝。对于维拉一德雷克来说，生活的唯一忧虑则是在灯泡厂工作的女儿迟迟没有出嫁。她每天都是行色匆匆，照顾家人的生活。以及生病的邻居和年迈的母亲，还要兼当女佣贴补家用。尽管每天的生活繁忙而琐碎，但是维拉一德雷克始终都是满脸的笑容和温言软语。她的笑消解这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的生活之重。儿子也说：“尽管我们的家狭窄，却非常温馨。”
生活总会为勤劳善良的人们展开它的欢颜，迟迟未嫁的女儿终于找到了维拉一德雷克和丈夫认为将会是好丈夫的男人，但是就在为举行女儿的订婚晚宴时，警察敲响了维拉一德雷克家的门。维拉一德雷克被警察带到了另一个房间询问，家人在餐桌旁边忐忑不安的猜测着，维拉一德雷克不为家人知晓的另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1950年代的英国施行的依然是1861年制定的人权法案。它规定了私自堕胎是违法行为。这个法案直接界定了维拉一德雷克所说的“帮助那些无助的女孩子!”行为的社会性质。当然也规定了维拉一德雷克最后的结局。
迈克·雷并没有从宏大而抽象的角度进入这个具有强烈政治气息的故事，而是从人性的角度进入被1861年法案视为“非法”的帮助年轻女孩子堕胎的中年女人维拉一德雷克的内心。面对那些意外怀孕却又不想被人知晓的年轻女人的惊慌和恐惧，维拉一德雷克总是轻轻敲开她们的门。然后告诉她们只需躺在床上等待，一会儿就完事了。没有过多的询问，唯有不变的笑脸。这是不计回报的“非法”行为，就如她面对法官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只想帮助那些无助的女孩子。”对于那些居住在伦敦小街小巷的年轻女孩子来说，她们的意外怀孕是为1950年代的英国所不容的。当然她们也无法承受私人医生昂贵的手术费。她们的困境却在维拉一德雷克的浅言低语中就得以化解。
维拉-德雷克帮佣的主人的女儿被其男朋友强奸怀孕后，她到一家私人诊所堕胎，女孩子不愿意父母知晓的代价就是必须支付150镑昂贵的手术费之外。还得承受医生追根究底的询问。在私人医生的一系列非医学的质问下，女孩子浸满双眼的泪水和几乎崩溃的深情，使我们感受到了维拉一德雷克的“非法”的善意。在维拉-德雷克被捕后，她身边一直有一位言语不多的女警察，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她对待维拉-德雷克都是小心翼翼和温言软语的，浸满双眼的泪水是警察制服遮蔽下的善良内心的显现。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示——法律。它一方面规约了作为社会的人的行为准则，保障了我们这个庞大的生命群体按照秩序前行，从而保障了大多数人的合法权利。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性被压抑的历史。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是社会统治必不可少的约束。它们为了使人类文明中永久存在下去必须对本能欲望进行压制与变更。但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追求自由的历史，从古希腊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到20世纪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战争，无一不贯穿了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这或许就是人类文明的二律背反的原则，一方面在不断为自己戴上文明的“荆冠”、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解放被压抑的欲求。尽管1950年代的伦敦禁止堕胎，随着19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掀起的性解放运动。女人终于获得了身体的自主权。获得了身体自主权的女人，却并没有按照女权主义运动家的设想获得自由，她们却被以“身体解放”的名义落入了196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设下的陷阱，所谓“解放的身体”却沦落为大众窥视的对象，女人的身体以解放的名义再次成为被全民观看的对象，女人依然是以客体的形象进入人类的历史。被解放的女人不再需要维拉一德雷克，她们勿需承受私人医生无休止的好奇的询问。因为她们不再受到法律的约束，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当代女人的幸福感不会超越1950年代的伦敦的女人。
[关键词] 《维拉-德雷克》 监禁的身体 堕胎
迈克·雷不仅是英国1990年代复兴电影的代表，也是当今为数不多的作家导演。2004年，他编剧兼导演的作品《维拉一德雷克》，击败了马丁·斯科塞斯的《飞行者》，获得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已经是迈克继1988年之后第二次获得该奖项。迈克·雷喜欢将镜头对准伦敦的中下层，他对自己的电影有一个基本要求：尽可能贴近真实的人性。《维拉一德雷克》中的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善良天使”。对于1950年代的欧洲来说，《维拉一德雷克》涉及的是一个禁忌的题材，讲述一位平凡的家庭妇女暗地里为帮助年轻女孩堕胎，由于其中一位发生了并发症，维拉一德雷克的“帮助”终于为警察知晓，逾越了法度的“善良”使维拉一德雷克身陷囹圄。在冰冷的法度面前，善良的人性是如此的孱弱，就如维拉一德雷克在监狱中拾级而上步履蹒跚的背影。
《维拉一德雷克》中的1950年代的伦敦是阴冷的、烟雾弥漫的。在阴暗湿冷的伦敦穿梭着一位年近60的女人。她就是维拉一德雷克。对于那些意外怀孕的年轻女人来说，维拉一德雷克显然是阴暗湿冷的伦敦里一缕阳光。维拉一德雷克有一个简单而幸福的家庭，丈夫是汽车修理工人，儿子是一位颇有灵性而且自信的裁缝。对于维拉一德雷克来说，生活的唯一忧虑则是在灯泡厂工作的女儿迟迟没有出嫁。她每天都是行色匆匆，照顾家人的生活。以及生病的邻居和年迈的母亲，还要兼当女佣贴补家用。尽管每天的生活繁忙而琐碎，但是维拉一德雷克始终都是满脸的笑容和温言软语。她的笑消解这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的生活之重。儿子也说：“尽管我们的家狭窄，却非常温馨。”
生活总会为勤劳善良的人们展开它的欢颜，迟迟未嫁的女儿终于找到了维拉一德雷克和丈夫认为将会是好丈夫的男人，但是就在为举行女儿的订婚晚宴时，警察敲响了维拉一德雷克家的门。维拉一德雷克被警察带到了另一个房间询问，家人在餐桌旁边忐忑不安的猜测着，维拉一德雷克不为家人知晓的另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1950年代的英国施行的依然是1861年制定的人权法案。它规定了私自堕胎是违法行为。这个法案直接界定了维拉一德雷克所说的“帮助那些无助的女孩子!”行为的社会性质。当然也规定了维拉一德雷克最后的结局。
迈克·雷并没有从宏大而抽象的角度进入这个具有强烈政治气息的故事，而是从人性的角度进入被1861年法案视为“非法”的帮助年轻女孩子堕胎的中年女人维拉一德雷克的内心。面对那些意外怀孕却又不想被人知晓的年轻女人的惊慌和恐惧，维拉一德雷克总是轻轻敲开她们的门。然后告诉她们只需躺在床上等待，一会儿就完事了。没有过多的询问，唯有不变的笑脸。这是不计回报的“非法”行为，就如她面对法官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只想帮助那些无助的女孩子。”对于那些居住在伦敦小街小巷的年轻女孩子来说，她们的意外怀孕是为1950年代的英国所不容的。当然她们也无法承受私人医生昂贵的手术费。她们的困境却在维拉一德雷克的浅言低语中就得以化解。
维拉-德雷克帮佣的主人的女儿被其男朋友强奸怀孕后，她到一家私人诊所堕胎，女孩子不愿意父母知晓的代价就是必须支付150镑昂贵的手术费之外。还得承受医生追根究底的询问。在私人医生的一系列非医学的质问下，女孩子浸满双眼的泪水和几乎崩溃的深情，使我们感受到了维拉一德雷克的“非法”的善意。在维拉-德雷克被捕后，她身边一直有一位言语不多的女警察，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她对待维拉-德雷克都是小心翼翼和温言软语的，浸满双眼的泪水是警察制服遮蔽下的善良内心的显现。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示——法律。它一方面规约了作为社会的人的行为准则，保障了我们这个庞大的生命群体按照秩序前行，从而保障了大多数人的合法权利。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性被压抑的历史。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是社会统治必不可少的约束。它们为了使人类文明中永久存在下去必须对本能欲望进行压制与变更。但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追求自由的历史，从古希腊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到20世纪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战争，无一不贯穿了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这或许就是人类文明的二律背反的原则，一方面在不断为自己戴上文明的“荆冠”、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解放被压抑的欲求。尽管1950年代的伦敦禁止堕胎，随着19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掀起的性解放运动。女人终于获得了身体的自主权。获得了身体自主权的女人，却并没有按照女权主义运动家的设想获得自由，她们却被以“身体解放”的名义落入了1960年代兴起的大众文化设下的陷阱，所谓“解放的身体”却沦落为大众窥视的对象，女人的身体以解放的名义再次成为被全民观看的对象，女人依然是以客体的形象进入人类的历史。被解放的女人不再需要维拉一德雷克，她们勿需承受私人医生无休止的好奇的询问。因为她们不再受到法律的约束，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当代女人的幸福感不会超越1950年代的伦敦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