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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的文化特点
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电影艺术》发表汪晖的文章《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认为“五四”与八十年代的文化论争各有不同的语境和问题，但提问方式极为接近，也就是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二元对立方式来讨论中国的文化问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讨论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而是以文化为对象进行的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论战，在论争中，核心问题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即中国的文化能否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抑或它是现代化的障碍。目下的讨论似乎不急于给出确切的文化定义，讨论的中心问题并不注重概念的演绎，而是将一系列具体的当代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讨论：比如消费主义，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印刷文化，建筑与艺术，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与文化对话，市场与政治……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与以往的文化概念与文化论争直接相关，例如艺术与通俗文化，但关注的重心不同：当下人们关注的是艺术与通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机制，而另一些则与以往的文化概念和文化论争毫无关涉，比如商品的消费。汪晖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文化生产。以王朔现象为例，人们关注的主要不是作为作家的王朔或作为艺术创作的王朔小说，而是王朔作品如何进入当代文化生产，特别是如何进入电影和电视制作过程的。王朔及群体(如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在政治与市场双重关系中宣泄愤懑，弱化社会冲突的尖锐性，制造欲望，而在市场条件下，被制造的欲望又具有再生产的能力。王朔现象的根本含义是它在当代中国特色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汪晖认为，今天所讨论的文化已不仅是经典的文本及所寓含的价值观，当代文化研究讨论涉及的是整个当代生活方式及其各种因素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文本的范围。这个陈述句也可以表述为：在这个意义上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已将整个社会生活的诸领域文本化了。这样的文化概念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提出了修正。马克思将社会领域区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领域，而文化主要属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当下的文化研究既涉及经济过程，也涉及政治统治，还涉及文化价值。文化研究把这些各不相同的问题放在一起，似乎暗示：这里所讨论的文化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有机部分，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有机部分的文化生产。汪晖分别就有关消费主义文化、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大陆的艺术生产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四个研究课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谈及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时，汪晖认为，近年大陆文化批评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学界有所谓“争后恐前”之讥。在文学领域，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所解构的历史对象与启蒙主义曾作过的历史批判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现代的革命及其历史理由；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对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概念加以嘲笑，却从未将中国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概念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后殖民主义其实是美国文化制度内部的自我批判，而在“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却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并加强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那种特有的“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否定掉的是启蒙主义的严肃社会政治批判，他们对一切价值进行解构的同时，却没有对构成现代生活主要特征的资本的活动作出分析，也没有对这种资本的活动与中国的改革运动的关系作出评价。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一部分已成为中国大陆独特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他们经常指称“官方或主流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却看不到这两者通过资本活动而形成的复杂关系。汪晖认为，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历史情境中，中国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是一个政治性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有些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利用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论证的却是中国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他们所谓中华性的建立。另一些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则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将欲望的生产和再生产虚构为人民的需要，将市场化过程中受资本制约的社会形态解释为中性的、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新状态”，既缺少对大众文化内不同层次的调查分析，又没有对商业化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作出相应的阐释和批评。汪晖认为，在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所采用的学院政治式批评方式中，隐含的是他们用拥抱大众文化、拒斥精英文化的姿态重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中心的文化政治策略。
新世纪与人文精神
一九九五年第一期《上海文学》发表王蒙的《沪上思絮录》，再次谈及人文精神。王蒙认为：现在之中国处于几个不同的人文参照系统的交叉点上：中国式的士人的儒道互补的道统与操守，中国民间社会的伦理规范，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愿望，对欧洲文明的某些价值观念——标准的认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普罗革命的价值追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国革命特别是农民革命战争的传统，近代民族意识与自来的中国意识及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半是屈辱记忆半是争强决心的爱国主义等等。这些参照系统在近百年就互相斗了个不亦乐乎，斗得令善良的人们无所适从，然后只剩下了钱。不知人文精神失落论者的意思是不是指这种悲喜剧？王蒙认为，首先应弄清失落的是什么。“如果说失落了革命传统，或以儒家教义为基础的传统道德，人们很容易明白。如果说是物质文明一手硬了，而精神文明一手软了，则不但明白而且符合主流提法。”如果说是指西方式的基督教价值标准，中国过去就压根儿没有。如果说是指五十年代思想改造时失落的，“失落了四十余年，没有谁说过失落，就是说失落也不许说，现在终于可以大谈特谈失落了，是不是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终于使人文精神有了一点回归呢？”“失落的时候不说失落，回归了一点反而大喊失落，这是中国特色的现象，甚至是某些悲剧产生的原因。”王蒙认为，精神的价值，主要是应该得到自己的承认。自己的承认，侧重的是精神价值；别人的承认，恐怕带来的不会是纯洁的精神。
在谈及新世纪时，王蒙认为，应该探讨一下新世纪可能带来的“新”。他认为，二十世纪末的一大事件是二极对立的世界格局的终结。二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极端主义、文化专制主义一个方法论根源。随着二极对立模式的终结，世界开始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运作形态与生活方式，而代之以经济活动为中心，这必然带来理想主义的一时式微与务实心态、实用主义的泛滥。负面是礼崩乐坏精神空虚的局面，也就会反激起新理想主义乃至新造神运动的崛起。“这样，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抵制旧的结果抵制了新，求新的结局是呼唤来了旧……。二十世纪常常发生的想要走入这间房子偏偏走到了那间房子的现象肯定还会屡屡发生，自己与自己做对自己把自己绕进去的事情肯定还会屡屡发生。所以，还有许多小说可写，还有许多悲喜剧好看。”
当前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一九九五年第一期《东方》发表萧同庆的文章：《寻求价值目标与历史进程的契合》，提出当前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分化，形成从学术立场到操作话语迥然有异的不同类型。肖同庆把当前的知识分子群体分为四种类型：1.五四传统派，认为这一派知识分子秉袭着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关注现实，倡言思想解放，具有强烈的参与和干预意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仍是“反传统”，他们身上有“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双重形象。2.学院自由派：认为这一派知识分子以反思五四传统作为自己的学术起点，在立场上较认同于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现代性”本身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在理论预设上注重理性分析和文化秩序，主张通过社会结构的内部转换和调整来求历史进步，在学术上注重现代学术品格和规范的建立。3.文化弄潮派：认为这一派知识分子追求新潮，极少书斋气，能为生存谋得捷径。他们是中国商品经济下的产物，对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风气有相当的影响力。4.政治侍从派：即那种惯于见风使舵，永远一贯正确的投机者。萧同庆认为，这四类知识分子相当一段时间内将长期共存，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争议将构成世纪末“喧哗与骚动”的一部分。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不同立场是：学院自由派认为，人文精神从近代以来就处于被遮敝被冷落境地，目前需要的是反思与重建。五四传统派认为，五四启蒙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非互不相容，恰恰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他们强调继承与调整人文精神。而文化弄潮派则认为根本不存在人文精神失落问题，呼唤人文精神的人实际是要重建陈腐的社会道德。萧同庆本人认为，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意义领域”，一般指的是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是对人的价值、尊严、权力，亦即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人文精神从来不可能形成一整套的约束规则和信仰机制，它虽然可通过文艺、历史、哲学对人生意义的重新解说，改变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这种松散零乱的形式无法对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系统施加影响，从而也难以独自完成对整个社会的维系与引导作用。萧同庆认为，人文精神永远是人性的东西，而伴随商品经济的日益渗透，人文精神越来越可能为资产者和中产者的趣味所左右，成为他们精神游戏或时髦的点缀。他认为，在宣扬人文精神的同时，不应忽视了对政治、经济、宗教领域的关注，忽视了独立批判精神、文化约束规则和自由监督机制的建立。
第二次文化热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中华读书报》发表记者呼延华的文章《“第二次文化热”悄然升温》认为始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并没有断层，经过学人深刻的反思，至今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的第二次热潮正悄然兴起，而这种热潮兴起的标志，就是这两年严肃学术刊物的纷纷面世，半官方或民间学术研究机构的先后成立，学术著作的大幅度回升。呼延华认为，新的文化热有三大特点：其一，学术研究的民间色彩越来越浓，这种民间色彩集中表现为由企业的经济力量资助办刊物，资助学术研讨。其二，卓有见地的各界前辈学者与学有所长的青年学者共同携手，纷纷呼吁建立一种学术规范，对严重违犯学术纪律、亵渎知识神圣权威的抄袭和剽窃行为予以挞伐和痛击。其三，学术争鸣与探讨变得冷静，宽容成为学术美德，理性地接受他人的批判意见成为大家共同认可的学术态度，承认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呼延华认为，深刻的文化震荡源于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次文化趋热虽在社会良性发展的背景下带来了某些健康的文化现象，但这种现象能保持多久，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学术的国际交流与对话，对民族文化的重建有多大的历史作用，还需要拭目以待。
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
一九九五年第一期《改革》杂志，发表顾海兵的文章：《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判断》。顾海兵认为，自一九九二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但综合各方面材料分析，其市场化程度仍不足35％。顾海兵判断：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低于30％。他认为，我国近6亿的社会劳动力中，乡村劳动力4.4亿，占总劳动力的73％。这4.4亿中，23％从事非农产业，77％从事农林牧副渔业，只有少数已成为市场性劳动力，大多数人缺乏进入市场的意识与内在条件，仍属自给自足的经济。乡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估计在25％左右。其次，城镇劳动力1.6亿，占总劳动力的27％。其中已基本成为市场性劳动力的合同制职工与个体劳动者为0.35亿，占总数22％；非合同制中，由于单位所有制、单位办社会、大锅饭、铁交椅、铁饭碗等，真正能成为市场性劳动力的估计不足30％，因此城镇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估计在40％左右。二、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不足40％。在资金市场的供给主体中，正处于向市场性(商业性)银行转变的专业银行总人数占各类资金机构总人数的75％以上，已成为市场性银行的人数仅占信贷人员总数的25％，并且这部分职工也并非完全市场化。从资金市场份额看，专业性或行政性银行要占80％以上，其中真正按市场性原则贷款经营的估计在40％左右。许多贷款已无望收回，不少贷款只能收息不能返本。国家银行从一九九二年起已出现亏损，从存贷款利率上看，一九九三年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仅为9.36％，优惠贷款利率仅为8.46％，开发区贷款利率为2.88％。而美国一九九一年贷款与存款利率分别为8.46％与5.84％，日本分别为7.53％与3.25％，德国分别为12.46％与7.62％。可见我国资金利率变动离市场化目标相距甚远。三、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不足50％。据顾海兵选用的数据：1.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仍占工业总产值的20％；2.约有20％左右的国有企业由于亏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没能进入市场；3.占客运周转量50％、货物周转量40％的铁路与空运仍是独家官式经营；4.占能源生产总量74％的煤炭，国家统配矿产量占40％，占能源生产总量19％的原油，基本国家垄断，电力也主要由国家垄断，能源生产市场化程度不足30％；5.我国农产品生产的商品率不足45％，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比重更低于30％。四、我国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不足60％。据顾海兵选用的数据：1.国家仍保留了三十三项重要商品与劳务定价权，这部分价格对其他价格影响巨大；2.各级政府对二十三项商品与劳务价格实行监审，全国城镇约有二千亿元商品与劳务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下降；3.我国房地产流通主要运用行政手段，应率先按市场原则经营的国有土地，据调查只有1％按拍卖招标方式出让，99％是采取协议这种非市场方式出让。大部分公房未成为商品，房租仅占城镇居民消费的0.85％；4.医疗市场还没形成，医疗保健支出仅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2.35％；5.我国外汇、股票价格中，国家股和法人股价格、债券价格等基本没放开；6.政府有随时收回商品定价的权力。
为什么不许随地吐痰
一九九五年第二期《环球青年》发表高小康的文章《为什么不许随地吐痰》。高小康从禁止随地吐痰的规矩谈起：禁止随地吐痰的理由是讲卫生，按病理学观点，痰里有细菌，吐出来散播在空气中会危害人的健康。这个说法听上去合乎逻辑，实证意义却是可疑，因为至今还没披露过允许吐痰的大街比禁止吐痰的大街病菌含量增高到了能影响人健康的检验报告。许多被称为社会公德的规则的根据其实是讲不清的，所以很多人不真正信奉它，许多情况下只能靠严厉的惩罚来维持。高小康认为，为什么公共道德在中国难以推广，问题在于这些公共道德规范不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产物，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西方的道德规范构成了贵族形像的理想，并影响了欧洲各国的贵族风气，随后又浸透了资产阶级。到二十世纪，上流社会的风气随贵族文化的解体和中产阶级的扩大而播散到了整个社会中，成为全社会认为的文明传统。在西方文化中，社会公德的意义在于构造和肯定了个人乃至社会的形像。而我们的传统道德是以政治伦理为基础的实用道德：“忠”是为维持统治，“孝”是为维系家族，人做好事是为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文明礼貌之美无关社稷伦理，只是个人习惯而不是道德问题。嵇康不洗澡，王猛扪虱而谈都被视为怪趣，那么在大街上吐口痰又算得了什么呢？高小康用在国外少女穿着三点式泳装可以上街，穿着睡衣出门却被认为不道德之事来讨论道德依据的差异。在美国人看来，三点式泳装是自觉选择的衣着形像，虽暴露一点却也无可非议，穿睡衣出门意味你没有注意自己的社交形像，而在中国人看来，衣着与文明的关系是个实在的问题，即避免暴露肉体刺激异性，睡衣当然比三点式泳装要安全稳妥多了。
文事近录
代表的“技术”
每逢两会期间，我们常从媒体上看到，某位人大代表是体育健将、生产能手、自然科学家、艺术家等等。北京一研究机构曾对部分人大代表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占半数以上的人大代表只是把人大代表这种身份看成是一种荣誉，而缺乏相应的参政动机和职务素质。平心而论，要求一个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和掌握相应理论及技术的人，去恰当地履行他审查法律的职责，实在是难为他了。我并非说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有此能力，而是说这种人大代表选举方式是否与按照科学原则的指导思想相符合呢？由此又想到国外一些议员的选举情况。据说，在美国两院的议员中，律师占一半以上。这一现象令人思索。诚然，这些律师议员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受过训练拥有技术的人比起没有相应技能的人总能更好地去达到目的(在其他条件大体相等的条件下)，这一点，可说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那么，我们何不多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拥有相应技术的人来充任人民代表，并行使相应的权力呢？
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电影艺术》发表汪晖的文章《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认为“五四”与八十年代的文化论争各有不同的语境和问题，但提问方式极为接近，也就是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二元对立方式来讨论中国的文化问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讨论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而是以文化为对象进行的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论战，在论争中，核心问题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即中国的文化能否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抑或它是现代化的障碍。目下的讨论似乎不急于给出确切的文化定义，讨论的中心问题并不注重概念的演绎，而是将一系列具体的当代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讨论：比如消费主义，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印刷文化，建筑与艺术，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与文化对话，市场与政治……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与以往的文化概念与文化论争直接相关，例如艺术与通俗文化，但关注的重心不同：当下人们关注的是艺术与通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机制，而另一些则与以往的文化概念和文化论争毫无关涉，比如商品的消费。汪晖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文化生产。以王朔现象为例，人们关注的主要不是作为作家的王朔或作为艺术创作的王朔小说，而是王朔作品如何进入当代文化生产，特别是如何进入电影和电视制作过程的。王朔及群体(如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在政治与市场双重关系中宣泄愤懑，弱化社会冲突的尖锐性，制造欲望，而在市场条件下，被制造的欲望又具有再生产的能力。王朔现象的根本含义是它在当代中国特色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汪晖认为，今天所讨论的文化已不仅是经典的文本及所寓含的价值观，当代文化研究讨论涉及的是整个当代生活方式及其各种因素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文本的范围。这个陈述句也可以表述为：在这个意义上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已将整个社会生活的诸领域文本化了。这样的文化概念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提出了修正。马克思将社会领域区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领域，而文化主要属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当下的文化研究既涉及经济过程，也涉及政治统治，还涉及文化价值。文化研究把这些各不相同的问题放在一起，似乎暗示：这里所讨论的文化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有机部分，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有机部分的文化生产。汪晖分别就有关消费主义文化、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大陆的艺术生产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四个研究课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谈及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时，汪晖认为，近年大陆文化批评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学界有所谓“争后恐前”之讥。在文学领域，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所解构的历史对象与启蒙主义曾作过的历史批判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现代的革命及其历史理由；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对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概念加以嘲笑，却从未将中国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概念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后殖民主义其实是美国文化制度内部的自我批判，而在“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却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并加强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那种特有的“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否定掉的是启蒙主义的严肃社会政治批判，他们对一切价值进行解构的同时，却没有对构成现代生活主要特征的资本的活动作出分析，也没有对这种资本的活动与中国的改革运动的关系作出评价。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一部分已成为中国大陆独特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他们经常指称“官方或主流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却看不到这两者通过资本活动而形成的复杂关系。汪晖认为，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历史情境中，中国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是一个政治性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有些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利用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论证的却是中国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他们所谓中华性的建立。另一些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则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将欲望的生产和再生产虚构为人民的需要，将市场化过程中受资本制约的社会形态解释为中性的、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新状态”，既缺少对大众文化内不同层次的调查分析，又没有对商业化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作出相应的阐释和批评。汪晖认为，在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所采用的学院政治式批评方式中，隐含的是他们用拥抱大众文化、拒斥精英文化的姿态重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中心的文化政治策略。
新世纪与人文精神
一九九五年第一期《上海文学》发表王蒙的《沪上思絮录》，再次谈及人文精神。王蒙认为：现在之中国处于几个不同的人文参照系统的交叉点上：中国式的士人的儒道互补的道统与操守，中国民间社会的伦理规范，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愿望，对欧洲文明的某些价值观念——标准的认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普罗革命的价值追求，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国革命特别是农民革命战争的传统，近代民族意识与自来的中国意识及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半是屈辱记忆半是争强决心的爱国主义等等。这些参照系统在近百年就互相斗了个不亦乐乎，斗得令善良的人们无所适从，然后只剩下了钱。不知人文精神失落论者的意思是不是指这种悲喜剧？王蒙认为，首先应弄清失落的是什么。“如果说失落了革命传统，或以儒家教义为基础的传统道德，人们很容易明白。如果说是物质文明一手硬了，而精神文明一手软了，则不但明白而且符合主流提法。”如果说是指西方式的基督教价值标准，中国过去就压根儿没有。如果说是指五十年代思想改造时失落的，“失落了四十余年，没有谁说过失落，就是说失落也不许说，现在终于可以大谈特谈失落了，是不是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终于使人文精神有了一点回归呢？”“失落的时候不说失落，回归了一点反而大喊失落，这是中国特色的现象，甚至是某些悲剧产生的原因。”王蒙认为，精神的价值，主要是应该得到自己的承认。自己的承认，侧重的是精神价值；别人的承认，恐怕带来的不会是纯洁的精神。
在谈及新世纪时，王蒙认为，应该探讨一下新世纪可能带来的“新”。他认为，二十世纪末的一大事件是二极对立的世界格局的终结。二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是极端主义、文化专制主义一个方法论根源。随着二极对立模式的终结，世界开始结束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运作形态与生活方式，而代之以经济活动为中心，这必然带来理想主义的一时式微与务实心态、实用主义的泛滥。负面是礼崩乐坏精神空虚的局面，也就会反激起新理想主义乃至新造神运动的崛起。“这样，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抵制旧的结果抵制了新，求新的结局是呼唤来了旧……。二十世纪常常发生的想要走入这间房子偏偏走到了那间房子的现象肯定还会屡屡发生，自己与自己做对自己把自己绕进去的事情肯定还会屡屡发生。所以，还有许多小说可写，还有许多悲喜剧好看。”
当前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一九九五年第一期《东方》发表萧同庆的文章：《寻求价值目标与历史进程的契合》，提出当前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分化，形成从学术立场到操作话语迥然有异的不同类型。肖同庆把当前的知识分子群体分为四种类型：1.五四传统派，认为这一派知识分子秉袭着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关注现实，倡言思想解放，具有强烈的参与和干预意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仍是“反传统”，他们身上有“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双重形象。2.学院自由派：认为这一派知识分子以反思五四传统作为自己的学术起点，在立场上较认同于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现代性”本身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在理论预设上注重理性分析和文化秩序，主张通过社会结构的内部转换和调整来求历史进步，在学术上注重现代学术品格和规范的建立。3.文化弄潮派：认为这一派知识分子追求新潮，极少书斋气，能为生存谋得捷径。他们是中国商品经济下的产物，对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风气有相当的影响力。4.政治侍从派：即那种惯于见风使舵，永远一贯正确的投机者。萧同庆认为，这四类知识分子相当一段时间内将长期共存，他们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争议将构成世纪末“喧哗与骚动”的一部分。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不同立场是：学院自由派认为，人文精神从近代以来就处于被遮敝被冷落境地，目前需要的是反思与重建。五四传统派认为，五四启蒙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非互不相容，恰恰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所以他们强调继承与调整人文精神。而文化弄潮派则认为根本不存在人文精神失落问题，呼唤人文精神的人实际是要重建陈腐的社会道德。萧同庆本人认为，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意义领域”，一般指的是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是对人的价值、尊严、权力，亦即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人文精神从来不可能形成一整套的约束规则和信仰机制，它虽然可通过文艺、历史、哲学对人生意义的重新解说，改变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但这种松散零乱的形式无法对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系统施加影响，从而也难以独自完成对整个社会的维系与引导作用。萧同庆认为，人文精神永远是人性的东西，而伴随商品经济的日益渗透，人文精神越来越可能为资产者和中产者的趣味所左右，成为他们精神游戏或时髦的点缀。他认为，在宣扬人文精神的同时，不应忽视了对政治、经济、宗教领域的关注，忽视了独立批判精神、文化约束规则和自由监督机制的建立。
第二次文化热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五日《中华读书报》发表记者呼延华的文章《“第二次文化热”悄然升温》认为始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并没有断层，经过学人深刻的反思，至今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的第二次热潮正悄然兴起，而这种热潮兴起的标志，就是这两年严肃学术刊物的纷纷面世，半官方或民间学术研究机构的先后成立，学术著作的大幅度回升。呼延华认为，新的文化热有三大特点：其一，学术研究的民间色彩越来越浓，这种民间色彩集中表现为由企业的经济力量资助办刊物，资助学术研讨。其二，卓有见地的各界前辈学者与学有所长的青年学者共同携手，纷纷呼吁建立一种学术规范，对严重违犯学术纪律、亵渎知识神圣权威的抄袭和剽窃行为予以挞伐和痛击。其三，学术争鸣与探讨变得冷静，宽容成为学术美德，理性地接受他人的批判意见成为大家共同认可的学术态度，承认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呼延华认为，深刻的文化震荡源于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次文化趋热虽在社会良性发展的背景下带来了某些健康的文化现象，但这种现象能保持多久，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学术的国际交流与对话，对民族文化的重建有多大的历史作用，还需要拭目以待。
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
一九九五年第一期《改革》杂志，发表顾海兵的文章：《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判断》。顾海兵认为，自一九九二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但综合各方面材料分析，其市场化程度仍不足35％。顾海兵判断：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低于30％。他认为，我国近6亿的社会劳动力中，乡村劳动力4.4亿，占总劳动力的73％。这4.4亿中，23％从事非农产业，77％从事农林牧副渔业，只有少数已成为市场性劳动力，大多数人缺乏进入市场的意识与内在条件，仍属自给自足的经济。乡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估计在25％左右。其次，城镇劳动力1.6亿，占总劳动力的27％。其中已基本成为市场性劳动力的合同制职工与个体劳动者为0.35亿，占总数22％；非合同制中，由于单位所有制、单位办社会、大锅饭、铁交椅、铁饭碗等，真正能成为市场性劳动力的估计不足30％，因此城镇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估计在40％左右。二、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不足40％。在资金市场的供给主体中，正处于向市场性(商业性)银行转变的专业银行总人数占各类资金机构总人数的75％以上，已成为市场性银行的人数仅占信贷人员总数的25％，并且这部分职工也并非完全市场化。从资金市场份额看，专业性或行政性银行要占80％以上，其中真正按市场性原则贷款经营的估计在40％左右。许多贷款已无望收回，不少贷款只能收息不能返本。国家银行从一九九二年起已出现亏损，从存贷款利率上看，一九九三年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仅为9.36％，优惠贷款利率仅为8.46％，开发区贷款利率为2.88％。而美国一九九一年贷款与存款利率分别为8.46％与5.84％，日本分别为7.53％与3.25％，德国分别为12.46％与7.62％。可见我国资金利率变动离市场化目标相距甚远。三、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不足50％。据顾海兵选用的数据：1.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产品仍占工业总产值的20％；2.约有20％左右的国有企业由于亏损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没能进入市场；3.占客运周转量50％、货物周转量40％的铁路与空运仍是独家官式经营；4.占能源生产总量74％的煤炭，国家统配矿产量占40％，占能源生产总量19％的原油，基本国家垄断，电力也主要由国家垄断，能源生产市场化程度不足30％；5.我国农产品生产的商品率不足45％，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比重更低于30％。四、我国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不足60％。据顾海兵选用的数据：1.国家仍保留了三十三项重要商品与劳务定价权，这部分价格对其他价格影响巨大；2.各级政府对二十三项商品与劳务价格实行监审，全国城镇约有二千亿元商品与劳务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下降；3.我国房地产流通主要运用行政手段，应率先按市场原则经营的国有土地，据调查只有1％按拍卖招标方式出让，99％是采取协议这种非市场方式出让。大部分公房未成为商品，房租仅占城镇居民消费的0.85％；4.医疗市场还没形成，医疗保健支出仅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2.35％；5.我国外汇、股票价格中，国家股和法人股价格、债券价格等基本没放开；6.政府有随时收回商品定价的权力。
为什么不许随地吐痰
一九九五年第二期《环球青年》发表高小康的文章《为什么不许随地吐痰》。高小康从禁止随地吐痰的规矩谈起：禁止随地吐痰的理由是讲卫生，按病理学观点，痰里有细菌，吐出来散播在空气中会危害人的健康。这个说法听上去合乎逻辑，实证意义却是可疑，因为至今还没披露过允许吐痰的大街比禁止吐痰的大街病菌含量增高到了能影响人健康的检验报告。许多被称为社会公德的规则的根据其实是讲不清的，所以很多人不真正信奉它，许多情况下只能靠严厉的惩罚来维持。高小康认为，为什么公共道德在中国难以推广，问题在于这些公共道德规范不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产物，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西方的道德规范构成了贵族形像的理想，并影响了欧洲各国的贵族风气，随后又浸透了资产阶级。到二十世纪，上流社会的风气随贵族文化的解体和中产阶级的扩大而播散到了整个社会中，成为全社会认为的文明传统。在西方文化中，社会公德的意义在于构造和肯定了个人乃至社会的形像。而我们的传统道德是以政治伦理为基础的实用道德：“忠”是为维持统治，“孝”是为维系家族，人做好事是为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文明礼貌之美无关社稷伦理，只是个人习惯而不是道德问题。嵇康不洗澡，王猛扪虱而谈都被视为怪趣，那么在大街上吐口痰又算得了什么呢？高小康用在国外少女穿着三点式泳装可以上街，穿着睡衣出门却被认为不道德之事来讨论道德依据的差异。在美国人看来，三点式泳装是自觉选择的衣着形像，虽暴露一点却也无可非议，穿睡衣出门意味你没有注意自己的社交形像，而在中国人看来，衣着与文明的关系是个实在的问题，即避免暴露肉体刺激异性，睡衣当然比三点式泳装要安全稳妥多了。
文事近录
代表的“技术”
每逢两会期间，我们常从媒体上看到，某位人大代表是体育健将、生产能手、自然科学家、艺术家等等。北京一研究机构曾对部分人大代表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占半数以上的人大代表只是把人大代表这种身份看成是一种荣誉，而缺乏相应的参政动机和职务素质。平心而论，要求一个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和掌握相应理论及技术的人，去恰当地履行他审查法律的职责，实在是难为他了。我并非说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有此能力，而是说这种人大代表选举方式是否与按照科学原则的指导思想相符合呢？由此又想到国外一些议员的选举情况。据说，在美国两院的议员中，律师占一半以上。这一现象令人思索。诚然，这些律师议员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受过训练拥有技术的人比起没有相应技能的人总能更好地去达到目的(在其他条件大体相等的条件下)，这一点，可说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那么，我们何不多选愿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拥有相应技术的人来充任人民代表，并行使相应的权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