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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摘要：从土家“撒尔嗬”的发展历史来看，它记录着鄂西土家族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是土家族人民族团结、互助友爱的一个纽带，更是鄂西土家文化发展的载体。但在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冲击下，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现处于屈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所以保护土家“撒尔嗬”的传承尤为迫切。而本文旨在通过对土家“撒尔嗬”的分析，更好地指导我国保护土家“撒尔嗬”的实践活动。
关键词：“撒尔嗬”；跳丧；文化意义
前言
“撒尔嗬”是土家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是维系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是土家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它表达了土家人的生死观和宇宙观，保留了渔猎时代和农耕文明的生活画面，积淀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遗存，因此，它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以。
一、 “撒尔嗬”的由来
“撒尔嗬”是跳丧舞的一种，又称“跳丧”、“打丧鼓”。“撒尔嗬”在唐宋时期已有明确记载，现依旧流行于巴东南部、长阳西部、五峰西部以及建始和恩施的少部分区域。[1]“父母死，打鼓踏歌，亲属舞戏一月余日。”[2]“死亡群聚歌舞，舞则联手踏地为节，名日踏歌。”[3]唐宋时期称这种丧祭形式为“踏歌”、“踏蹄”，表演形式由“绕尸而歌，以扣弓箭为节”，演变为“打鼓踏歌”、“其众必跳”、“其歌必号”，与现在“撒尔嗬”的形式和内容十分相似，说明“撒尔嗬”在唐宋时期已基本定型。至元明清时期，地方史志对“撒尔嗬”的记载更为完备：“旧俗，殁之，其家置酒食，邀亲友，呜金伐鼓，歌舞达旦，或一夕或三五夕。”[4]“临葬夜，诸客群挤丧次，擂大鼓歌曲，或一唱众和，或问答古今，皆稗官演义语，谓之‘打丧鼓’，唱‘孝歌’。”[5]跳丧”、“撒尔嗬”主要流传在清江流域土家族聚居地区。清代土家族诗人彭秋潭在一首竹枝词中吟道：“谁家开路添新鬼，一夜丧歌到天明。”
从古至今，跳“撒尔嗬”一直是在热闹的情境下进行。“丧事喜办”是“撒尔嗬”得以存在和传承的土壤。
二、“撒尔嗬”的社会意义
（一）“撒尔嗬”反映了鄂西土家人独特生死观
鄂西土家人把丧事称之为“白喜事”。他们所跳的“撒尔嗬”，歌乃高亢欢快之曲，舞系豪迈雄健之风，无悲痛哀伤之感，讲求的是“欢欢喜喜办丧事”，“高高兴兴送亡人”。这一切都缘于土家族古老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观。即灵魂不灭，生命永恒，生与死是生命存在的不同形式的自然转换，死亡是旧生命的结束，同时又是新生命的开始，生与死是人生的必由之路。土家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乐观的，在他们看来，人的生老病死，就像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他们称人之老死为“顺头路”或称“黄金落窖”，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二）具有民族和祖先图腾的双重性质
从撒尔嗬的表现形式来看，都带有民族和祖先图腾的双重性质。在丧堂表演时，舞姿总是保持一种弯腰、弓背、曲腿的动作，臂部向下颤动，脚为八字步，双手在胸前左右晃动，尤其是老人跳丧，几乎是蹲着跳等等，都可以在老虎的动作中找到原型。除了模仿猛虎扑食的各种动作，口中还发出一阵阵虎啸声，动作形象逼真，矫健明快，再现了远古人类祭祀白虎神灵的场面。跳丧舞是土家人民自己创造的艺术财富，多侧面地展示了巴民族的风情习俗，它不愧是民俗文艺的代表作。几千年来土家族形成的丧葬习俗，是既要让亡者安宁，又要让活着的满意，在整个过程中是死者与生者的对话，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坚韧的结——念亲怀祖。
（三）跳“撒尔嗬”增强了家族和民族的凝聚力
死亡意味着家族成员减少，对付自然和社会力量的削弱。整个家族和民族都掀起感情的波澜，引起心灵共鸣，“人死众人哀”，表现共同的民族生存忧患意识，远亲近邻无亲无故者都“不请自然来”，甚至生前有冤有仇者，都不会再计较，齐心协力帮助料理死者后事，互助互爱，团结一致，表现共同的民族团结合作的意识。乡邻借丧祭活动，张扬吉利，所以土家族的丧祭活动，不仅仅为了死者，更重要的是为了生者，它表现了民族共同发展意识。不记死仇，化干戈为玉帛，表现了深刻的民族共同发展意识。
（四）跳“撒尔嗬”活动成为土家文化传承的载体
歌舞活动在口耳相授世代相传过程中，保存和传播了土家族史前社会生活事像，对于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土家族社会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丧祭活动又吸收消化了汉族文化，“撒尔嗬”歌词中有“混沌初开出盘古，浑身一丈二尺五，手持开天辟地斧，劈开中央戊巳土，人凭天地号三皇…… 也有“天地合在佛祖，日月相合生老君，龟蛇相合生黄龙，姊妹相合生后人。”其他诸如丧歌中的《姜子牙》、《桃园三结义》、《杨家将》等，都为明清时期创作，是吸取消化汉文化后的产物，不仅保存和传播了土家族原始文化形式，而且通过吸收.消化汉族文化，创造了新的具有土家特色的文化，尤其是“撒尔嗬”容量大，兼容并包，表现力强，包含神话、传说、历史、诗歌、民俗、伦理等土家族社会生活事项，远远超过其歌舞艺术本身范畴，成为土家族多方面文化传承的载体。
三、“撒尔嗬”文化传承的尴尬处境
（一）缺乏文本记录
“撒尔嗬”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主要靠言传身教，因此在社会上失传是难以避免的。
（二）受经济全球化、文化现代化的冲击
“撒尔嗬”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意识和物质基础之上的，但是在在经济全球化、土著文化现代化的冲击和影响下，乡土社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汽车、火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电视、电话等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使得鄂西地区处处充满现代化的气息。而作为传统文化事物代表，“撒尔嗬”文化在应对新问题、新情况时就显得无所适从，因此在该地区的年轻一代在以“撒尔嗬”为代表的乡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之间始终存在实利性的选择，相形之下对前者选择主动放弃。
（三）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
一般意义上，文化在传流上是一种人们代代相传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一，教育也应该是其传承的工具，然而现代学校教育体现的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和社会主流群体的价值，其中现代科学知识的传输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因而在现代教育方式和应试教育体制下，“撒尔嗬”文化在学校教育中难以有立锥之地，乡土知识分子也逐步失去了宣传、传播的空间。
（四）价值观念的改变
“撒尔嗬”文化分布区多数在鄂西贫困山区，打工是这些地区人们最重要的谋生方式，是该地区脱贫治富的便捷手段。通过打工拉近了农村与城市生活的距离，然而城市的价值观念也在逐步影响着或取代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以打工、生存、发展为代表的农村人口流动，打破了乡土社会延续近千年的社会整体功能结构。守土与离土人群原有的社会关系被一层无形的界限隔开，乡土社会价值认同体系在人们视角里发生变异，这无疑又成为“撒尔嗬”文化传承的一个隐形障碍。
四、总结
鄂西土家族的“撒尔嗬”文化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蕴藏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所代表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无可替代的，但面临失传的处境更是严峻，然而通过对失传的原因的分析，本文对我国保护鄂西土家族的“撒尔嗬”文化的实践活动有如下建议：（一）立法保护；（二）加强宣传，把该文化作为文化教育的一部分；（三）把该地区现实利益跟该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培养更多接班人；（四）政府、社会资助；（五）改变价值观念，让鄂西土家族的“撒尔嗬”文化成为一种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时尚等。
参考文献：
[1]撒叶儿嗬新探.恩施新闻网2013.4
[2]樊绰《蛮书》引《夔州图经》
[3]宋《溪蛮丛笑》
[4]嘉庆《巴东县志》
[5]同治《长阳县志》
作者简介：
易啊丽（1990-），女，湖南邵阳人，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12级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硕士班。
于方清（1989-），男，山东临沂人，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12级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硕士班。
靳建强（1989-），女，甘肃天水人，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12级行政管理硕士班班。
摘要：从土家“撒尔嗬”的发展历史来看，它记录着鄂西土家族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是土家族人民族团结、互助友爱的一个纽带，更是鄂西土家文化发展的载体。但在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冲击下，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现处于屈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所以保护土家“撒尔嗬”的传承尤为迫切。而本文旨在通过对土家“撒尔嗬”的分析，更好地指导我国保护土家“撒尔嗬”的实践活动。
关键词：“撒尔嗬”；跳丧；文化意义
前言
“撒尔嗬”是土家人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是维系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是土家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它表达了土家人的生死观和宇宙观，保留了渔猎时代和农耕文明的生活画面，积淀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遗存，因此，它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以。
一、 “撒尔嗬”的由来
“撒尔嗬”是跳丧舞的一种，又称“跳丧”、“打丧鼓”。“撒尔嗬”在唐宋时期已有明确记载，现依旧流行于巴东南部、长阳西部、五峰西部以及建始和恩施的少部分区域。[1]“父母死，打鼓踏歌，亲属舞戏一月余日。”[2]“死亡群聚歌舞，舞则联手踏地为节，名日踏歌。”[3]唐宋时期称这种丧祭形式为“踏歌”、“踏蹄”，表演形式由“绕尸而歌，以扣弓箭为节”，演变为“打鼓踏歌”、“其众必跳”、“其歌必号”，与现在“撒尔嗬”的形式和内容十分相似，说明“撒尔嗬”在唐宋时期已基本定型。至元明清时期，地方史志对“撒尔嗬”的记载更为完备：“旧俗，殁之，其家置酒食，邀亲友，呜金伐鼓，歌舞达旦，或一夕或三五夕。”[4]“临葬夜，诸客群挤丧次，擂大鼓歌曲，或一唱众和，或问答古今，皆稗官演义语，谓之‘打丧鼓’，唱‘孝歌’。”[5]跳丧”、“撒尔嗬”主要流传在清江流域土家族聚居地区。清代土家族诗人彭秋潭在一首竹枝词中吟道：“谁家开路添新鬼，一夜丧歌到天明。”
从古至今，跳“撒尔嗬”一直是在热闹的情境下进行。“丧事喜办”是“撒尔嗬”得以存在和传承的土壤。
二、“撒尔嗬”的社会意义
（一）“撒尔嗬”反映了鄂西土家人独特生死观
鄂西土家人把丧事称之为“白喜事”。他们所跳的“撒尔嗬”，歌乃高亢欢快之曲，舞系豪迈雄健之风，无悲痛哀伤之感，讲求的是“欢欢喜喜办丧事”，“高高兴兴送亡人”。这一切都缘于土家族古老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观。即灵魂不灭，生命永恒，生与死是生命存在的不同形式的自然转换，死亡是旧生命的结束，同时又是新生命的开始，生与死是人生的必由之路。土家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乐观的，在他们看来，人的生老病死，就像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他们称人之老死为“顺头路”或称“黄金落窖”，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二）具有民族和祖先图腾的双重性质
从撒尔嗬的表现形式来看，都带有民族和祖先图腾的双重性质。在丧堂表演时，舞姿总是保持一种弯腰、弓背、曲腿的动作，臂部向下颤动，脚为八字步，双手在胸前左右晃动，尤其是老人跳丧，几乎是蹲着跳等等，都可以在老虎的动作中找到原型。除了模仿猛虎扑食的各种动作，口中还发出一阵阵虎啸声，动作形象逼真，矫健明快，再现了远古人类祭祀白虎神灵的场面。跳丧舞是土家人民自己创造的艺术财富，多侧面地展示了巴民族的风情习俗，它不愧是民俗文艺的代表作。几千年来土家族形成的丧葬习俗，是既要让亡者安宁，又要让活着的满意，在整个过程中是死者与生者的对话，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坚韧的结——念亲怀祖。
（三）跳“撒尔嗬”增强了家族和民族的凝聚力
死亡意味着家族成员减少，对付自然和社会力量的削弱。整个家族和民族都掀起感情的波澜，引起心灵共鸣，“人死众人哀”，表现共同的民族生存忧患意识，远亲近邻无亲无故者都“不请自然来”，甚至生前有冤有仇者，都不会再计较，齐心协力帮助料理死者后事，互助互爱，团结一致，表现共同的民族团结合作的意识。乡邻借丧祭活动，张扬吉利，所以土家族的丧祭活动，不仅仅为了死者，更重要的是为了生者，它表现了民族共同发展意识。不记死仇，化干戈为玉帛，表现了深刻的民族共同发展意识。
（四）跳“撒尔嗬”活动成为土家文化传承的载体
歌舞活动在口耳相授世代相传过程中，保存和传播了土家族史前社会生活事像，对于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土家族社会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
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丧祭活动又吸收消化了汉族文化，“撒尔嗬”歌词中有“混沌初开出盘古，浑身一丈二尺五，手持开天辟地斧，劈开中央戊巳土，人凭天地号三皇…… 也有“天地合在佛祖，日月相合生老君，龟蛇相合生黄龙，姊妹相合生后人。”其他诸如丧歌中的《姜子牙》、《桃园三结义》、《杨家将》等，都为明清时期创作，是吸取消化汉文化后的产物，不仅保存和传播了土家族原始文化形式，而且通过吸收.消化汉族文化，创造了新的具有土家特色的文化，尤其是“撒尔嗬”容量大，兼容并包，表现力强，包含神话、传说、历史、诗歌、民俗、伦理等土家族社会生活事项，远远超过其歌舞艺术本身范畴，成为土家族多方面文化传承的载体。
三、“撒尔嗬”文化传承的尴尬处境
（一）缺乏文本记录
“撒尔嗬”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主要靠言传身教，因此在社会上失传是难以避免的。
（二）受经济全球化、文化现代化的冲击
“撒尔嗬”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文化意识和物质基础之上的，但是在在经济全球化、土著文化现代化的冲击和影响下，乡土社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汽车、火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电视、电话等现代化的传媒手段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使得鄂西地区处处充满现代化的气息。而作为传统文化事物代表，“撒尔嗬”文化在应对新问题、新情况时就显得无所适从，因此在该地区的年轻一代在以“撒尔嗬”为代表的乡土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之间始终存在实利性的选择，相形之下对前者选择主动放弃。
（三）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
一般意义上，文化在传流上是一种人们代代相传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一，教育也应该是其传承的工具，然而现代学校教育体现的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性安排和社会主流群体的价值，其中现代科学知识的传输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因而在现代教育方式和应试教育体制下，“撒尔嗬”文化在学校教育中难以有立锥之地，乡土知识分子也逐步失去了宣传、传播的空间。
（四）价值观念的改变
“撒尔嗬”文化分布区多数在鄂西贫困山区，打工是这些地区人们最重要的谋生方式，是该地区脱贫治富的便捷手段。通过打工拉近了农村与城市生活的距离，然而城市的价值观念也在逐步影响着或取代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以打工、生存、发展为代表的农村人口流动，打破了乡土社会延续近千年的社会整体功能结构。守土与离土人群原有的社会关系被一层无形的界限隔开，乡土社会价值认同体系在人们视角里发生变异，这无疑又成为“撒尔嗬”文化传承的一个隐形障碍。
四、总结
鄂西土家族的“撒尔嗬”文化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蕴藏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所代表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无可替代的，但面临失传的处境更是严峻，然而通过对失传的原因的分析，本文对我国保护鄂西土家族的“撒尔嗬”文化的实践活动有如下建议：（一）立法保护；（二）加强宣传，把该文化作为文化教育的一部分；（三）把该地区现实利益跟该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培养更多接班人；（四）政府、社会资助；（五）改变价值观念，让鄂西土家族的“撒尔嗬”文化成为一种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时尚等。
参考文献：
[1]撒叶儿嗬新探.恩施新闻网2013.4
[2]樊绰《蛮书》引《夔州图经》
[3]宋《溪蛮丛笑》
[4]嘉庆《巴东县志》
[5]同治《长阳县志》
作者简介：
易啊丽（1990-），女，湖南邵阳人，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12级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硕士班。
于方清（1989-），男，山东临沂人，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12级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硕士班。
靳建强（1989-），女，甘肃天水人，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12级行政管理硕士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