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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斯特凡尼亚·法布里齐奥 郑焕林 玛丽娜·塔瓦雷斯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可能使赋予女性经济机会的进展出现倒退，并扩大性别缺口；尽管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中不断取得进展，这一问题依然存在。
设计完善旨在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能缓解危机对女性的不利影响，防止性别平等进一步遭受挫折。对女性有利的措施最终也会有利于应对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和构建韧性等问题。
为什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女性及其经济地位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原因有几个。
第一，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社会部门就业，例如服务行业、零售、旅游和酒店业——这些行业需要与人面对面接触。在实行保持社交距离和减缓措施的背景下，这些部门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2020年4～6月，美国女性的失业率比男性高出两个百分点。考虑到工作性质，远程办公对很多女性来说并不可行。在美国，约54%的社会部门从业女性无法远程办公。在巴西，这一比例为67%。在低收入国家，有条件远程办公人口的占比最高仅为12%。
第二，在低收入国家，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就业于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通常以现金形式支付报酬且不受官方监督——导致女性薪酬较低，不受劳动法保护，也无法享受养老金或医疗保险等各项福利。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生计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严重影响。在哥伦比亚，由于当局封锁经济活动，女性贫困率上升了3.3%。联合国的估计显示，疫情将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贫穷人口数量增加1590万，使贫困人口总数达到2.14亿人，其中多数是女性和女孩。
第三，女性往往比男性承担更多无偿家务劳动，准确地说每天约2.7个小时。受封锁措施影响，例如学校停课和针对脆弱高龄父母的预防性措施，女性要承擔照顾家庭的主要责任。封锁措施取消后，女性恢复充分就业的速度也更缓慢。在加拿大，5月的就业报告显示，由于保育问题依然存在，女性就业率上升了1.1%，而男性就业率相比之下上升了2.4%。此外，对于育有至少一名6岁以下子女的父母，男性重返工作岗位的几率比女性约高出2倍。
第四，疫情使女性面临更严峻的丧失人力资本的风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年轻女孩被迫辍学，开始工作以补贴家庭收入。根据马拉拉基金报告，埃博拉危机之后，利比里亚女孩不上学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两倍；在几内亚，女孩重新入学的比例比男孩低25%。在印度，自新型冠状病毒封锁措施实施以来，主要婚介网站报道婚姻登记激增了30%，因为很多家庭通过安排婚姻为女儿未来的生活寻求保障。由于未接受教育，这些女孩遭受了人力资本的永久损失，从而牺牲了提高生产率的机会，并使女性的贫穷循环永久化。
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措施，限制疫情对女性的“创伤”效应。这可能包括重点关注为脆弱群体提供收入支持，维持就业联系，提供激励以平衡工作和照顾家庭的责任，加强医疗和计划生育服务的可得性，以及扩大对小企业和个体户的支持。消除赋予女性经济权能面临的法律障碍也是一个工作重点。一些国家已迅速行动，采纳了部分上述政策。
奥地利、意大利、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引入了一项法定权利，允许子女低于特定年龄的父母享受带薪休假；法国已将病假范围扩大到因学校停课受到影响、无法获取替代保育服务或工作安排的父母。拉丁美洲女性领袖建立了“女性经济赋权行动联盟”，作为整个政府在疫情后经济复苏中提高女性参与度的更广泛工作的一部分。在多哥，新的移动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有65%的参与者是女性。该计划为非正规部门劳动者提供相当于最低工资30%的赠款。
从更长期来看，可通过为女性工作创造条件和提供激励，设计相关政策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正如近期一篇博客所讨论的，响应性别问题的财政政策尤为有效，例如投资发展教育和基础设施，补贴保育以及提供产假。这些政策不仅对于解除女性经济赋权的限制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后促进包容性经济复苏也十分必要。
（本文于2020年7月21日首发于IMF Blog，经IMF授权在《陆家嘴》及其数字平台上刊发本文的中文版。）
斯特凡尼亚·法布里齐奥
斯特凡尼亚·法布里齐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及检查部副组长。
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她是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客座教授。
她的研究方向包括宏观经济、公共财政和财政机构，同时，她就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对分配影响的相关政策问题开展了广泛研究。她的研究成果已在知名经济期刊上发表。她拥有欧洲大学研究所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郑焕林
郑焕林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部助理主任。
她对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开展了大量监督工作，就一系列广泛主题发表了文章，包括担任几本出版物的联合编辑 。
她以优异成绩从史密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会员，并于1994年获得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可能使赋予女性经济机会的进展出现倒退，并扩大性别缺口；尽管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中不断取得进展，这一问题依然存在。
设计完善旨在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能缓解危机对女性的不利影响，防止性别平等进一步遭受挫折。对女性有利的措施最终也会有利于应对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和构建韧性等问题。
为什么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女性及其经济地位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原因有几个。
第一，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社会部门就业，例如服务行业、零售、旅游和酒店业——这些行业需要与人面对面接触。在实行保持社交距离和减缓措施的背景下，这些部门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2020年4～6月，美国女性的失业率比男性高出两个百分点。考虑到工作性质，远程办公对很多女性来说并不可行。在美国，约54%的社会部门从业女性无法远程办公。在巴西，这一比例为67%。在低收入国家，有条件远程办公人口的占比最高仅为12%。
第二，在低收入国家，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就业于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通常以现金形式支付报酬且不受官方监督——导致女性薪酬较低，不受劳动法保护，也无法享受养老金或医疗保险等各项福利。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生计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严重影响。在哥伦比亚，由于当局封锁经济活动，女性贫困率上升了3.3%。联合国的估计显示，疫情将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贫穷人口数量增加1590万，使贫困人口总数达到2.14亿人，其中多数是女性和女孩。
第三，女性往往比男性承担更多无偿家务劳动，准确地说每天约2.7个小时。受封锁措施影响，例如学校停课和针对脆弱高龄父母的预防性措施，女性要承擔照顾家庭的主要责任。封锁措施取消后，女性恢复充分就业的速度也更缓慢。在加拿大，5月的就业报告显示，由于保育问题依然存在，女性就业率上升了1.1%，而男性就业率相比之下上升了2.4%。此外，对于育有至少一名6岁以下子女的父母，男性重返工作岗位的几率比女性约高出2倍。
第四，疫情使女性面临更严峻的丧失人力资本的风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年轻女孩被迫辍学，开始工作以补贴家庭收入。根据马拉拉基金报告，埃博拉危机之后，利比里亚女孩不上学的比例几乎增加了两倍；在几内亚，女孩重新入学的比例比男孩低25%。在印度，自新型冠状病毒封锁措施实施以来，主要婚介网站报道婚姻登记激增了30%，因为很多家庭通过安排婚姻为女儿未来的生活寻求保障。由于未接受教育，这些女孩遭受了人力资本的永久损失，从而牺牲了提高生产率的机会，并使女性的贫穷循环永久化。
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必须采取措施，限制疫情对女性的“创伤”效应。这可能包括重点关注为脆弱群体提供收入支持，维持就业联系，提供激励以平衡工作和照顾家庭的责任，加强医疗和计划生育服务的可得性，以及扩大对小企业和个体户的支持。消除赋予女性经济权能面临的法律障碍也是一个工作重点。一些国家已迅速行动，采纳了部分上述政策。
奥地利、意大利、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引入了一项法定权利，允许子女低于特定年龄的父母享受带薪休假；法国已将病假范围扩大到因学校停课受到影响、无法获取替代保育服务或工作安排的父母。拉丁美洲女性领袖建立了“女性经济赋权行动联盟”，作为整个政府在疫情后经济复苏中提高女性参与度的更广泛工作的一部分。在多哥，新的移动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有65%的参与者是女性。该计划为非正规部门劳动者提供相当于最低工资30%的赠款。
从更长期来看，可通过为女性工作创造条件和提供激励，设计相关政策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正如近期一篇博客所讨论的，响应性别问题的财政政策尤为有效，例如投资发展教育和基础设施，补贴保育以及提供产假。这些政策不仅对于解除女性经济赋权的限制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后促进包容性经济复苏也十分必要。
（本文于2020年7月21日首发于IMF Blog，经IMF授权在《陆家嘴》及其数字平台上刊发本文的中文版。）
斯特凡尼亚·法布里齐奥
斯特凡尼亚·法布里齐奥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及检查部副组长。
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她是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客座教授。
她的研究方向包括宏观经济、公共财政和财政机构，同时，她就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对分配影响的相关政策问题开展了广泛研究。她的研究成果已在知名经济期刊上发表。她拥有欧洲大学研究所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郑焕林
郑焕林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部助理主任。
她对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开展了大量监督工作，就一系列广泛主题发表了文章，包括担任几本出版物的联合编辑 。
她以优异成绩从史密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会员，并于1994年获得了剑桥大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