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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路易丝·莱沃尼恩
女性都在哪里？2020年，我们应当不需要再问这个问题了，但我们仍在问。为什么？因为在全世界担任领导职务的女性太少了。在国际妇女节前夕，也是妇女在美国获得选举权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到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从广泛角度开展的研究明确显示，促进实施性别平等政策能够带来经济利益。最重要的是，更多的女性进入职场、担任更高的职位，这对女性来说是好消息，对企业来说是好消息，对一国经济来说也是好消息。
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就业和收入方面巨大性别差距依然存在。例如，全球女性的平均劳动力参与率比男性低20个百分点。此外，各国平均而言，女性拥有的法律权利（例如拥有财产、继承遗产或开立银行账户的权利）只有男性的四分之三。
尽管五个发达经济体的性别差距为5个百分点或更低，但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差距仍为10个百分点。
总之，这些失衡不仅给社会造成代价，体现在较低的生产力和较慢的经济增长，而且还剥夺了女性的经济权利和领导机会。
更多女性担任领导职务
让我们看一下金融体系。从存款人、借款人到银行董事会成员和监管人员，女性参与率都是不足的。女性在金融机构首席执行官中占比不到2%，在执行董事会成员中占比不到20%。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缩小领导层的性别差距确实有回报。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发现，女性董事会成员比例更大的银行，其资本缓冲水平更高，不良贷款比例更低，对金融压力的抵御能力更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还发现，银行稳定性与银行监管委员会中女性的比例存在同样的关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另一项研究分析欧洲34个国家的200万家企业，研究发现高层职位的性别多样性越高，企业盈利能力越强。更准确而言，这项研究发现，企业高级管理层或公司董事会中每增加一名女性，资产回报率就会提高8～13个基点。
这些研究结论显示，董事会意见更加多样化能产生有益效果，因为它能扩大视角，提高决策和讨论的质量，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好的结果。
从落后者到领导者
尽管如此，全球仅有18%的公司由女性领导；在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只有22%的董事会成员为女性。新兴经济体的女性代表比例甚至更低，例如印度为13%，巴西为8%。至少可以说进展缓慢。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正在努力做得更好。目前，高级管理层女性占比超过30%，部门主任的女性比例为35%。
我们还继续促进执行董事会的性别多样性。尽管执行董事会的女性代表性在过去14年中总体上有所上升（更多女性担任顾问和高级顾问职务），但女性执行董事的比例一直徘徊在4%～9%。
目前，女性在24个执行董事职位中占3个，在30个副执行董事职位中占3个，2019年的总代表性为9%。
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女性人数，意味着通过为我们189个成员国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在应对当今重大的全球挑战——如气候变化、不平等和社会包容——的问题上有更多不同的观点。
女性代表性的提高还可以增强机构的绩效和有效性。的确，过去的研究表明，当公司更多投资于性别多样性时，它们往往比非多元化公司获得更高的组织绩效红利，包括通过领导力、指导方向、问责和价值观改变带来的红利。
这使我们想到我们最初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女性领导这么少）如何适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的执行董事会。为此，我们计划：
提高成员国政府对考虑并选择更多女性被提名为执行董事和副执行董事的重要性的認识。
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一个机构如何能减少执行董事会性别多样性的障碍。为女性工作人员提供建立人际关系的机会，以便她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期间相互见面并分享经验，从而以非正式方式指导他人。
在庆祝国际妇女节和世界各地妇女的成就时，我们必须记住，将妇女纳入全球经济需要采取行动。我们可以继续加大力度，采取更多行动。下次如再有人问“女性都在哪里？”时，我相信我们将能自豪地说“在执行董事会议室里”。
（本文于2020年3月4日首发于IMF Blog，经IMF授权在《陆家嘴》及其数字平台上刊发本文的中文版。）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格奥尔基耶娃 2019年9月25日当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格奥尔基耶娃从2017年1月到2019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首席执行官，其间曾担任世界银行集团临时行长，任职时间3个月。此前，格奥尔基耶娃女士帮助塑造了欧盟的议程。
在此之前，她曾出任国际合作、人道援助和危机应对专员，管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预算之一。
路易丝· 莱沃尼恩
自2018年11月1日以来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拿大、爱尔兰和加勒比地区执行董事。
她之前担任加拿大就业与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此外，她还曾担任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信息理事会主席，该理事会负责确定整个加拿大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信息收集、分析和发布的重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