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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01—2010年中国96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用2006—2010年数据探讨环境管制是否有效抑制外资进入与污染排放。结果发现：（1）FDI能带给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2）人均GDP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3）产业结构会加剧污染的产生。（4）当地工业总产值过高，使得污染严重，会使得外资转移到西部与中部低GDP区继续去污染。环境管制虽抑制了FDI进入投资，却无法使污染达到减少的效果。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环境管制；三阶段最小平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8-0005-09
摘要：以2001—2010年中国96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用2006—2010年数据探讨环境管制是否有效抑制外资进入与污染排放。结果发现：（1）FDI能带给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2）人均GDP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3）产业结构会加剧污染的产生。（4）当地工业总产值过高，使得污染严重，会使得外资转移到西部与中部低GDP区继续去污染。环境管制虽抑制了FDI进入投资，却无法使污染达到减少的效果。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环境管制；三阶段最小平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8-0005-09
一、导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基础性驱动因素。在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的同时，中国的环境质量也在急剧恶化，大部分进出口行业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不断增加。FDI和环境污染之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系，FDI是否是导致我国环境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等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已有文献中，存在大量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研究。Grossman和Krueger（1995）借助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所采集到的城市大气质量数据，通过构建四类环境污染指数，在此基础上经验分析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被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1]。何禹霆、王岭（2012）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城市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且拐点为62.05%[2]。谢申祥（2012）以2003—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FDI投资方式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的确存在，同时FDI的“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样本期内不成立[3]。
也有学者研究否定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李达等（2007）研究了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它们不符合EKC关系[4]。易艳春、宋德勇（2011）研究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适用于中国。线性和倒U模型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我国EKC模型是倒U型的假设被拒绝了[5]。
现有文献中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盛行的一个观点是“污染避难所”假说。其中一些学者的研究为“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认为FDI恶化了区域环境质量（Zarsky，1999）[6]。Wang（2002）认为由于FDI具有从高规制向低规制国家流动的利益驱动，因此对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FDI的流入会恶化当地环境，使之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7]。Wagner and Timmins（2004）运用OECD和部分非OECD成员国1995—2002年的数据，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大多数污染密集型行业成立[8]。苏振东、周玮庆（2010）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确实对我国环境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9]。
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认为FDI的进驻不但没有恶化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反而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污染。Prakash和Potoski（2007）认为从环境保护效率高国家流出的FDI更能提高东道国环境保护效率，增强东道国环境管制标准[10]。方鸣等（2010）以中国大陆2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经验验证中可能并不成立，FDI的流入不仅带来了资金，同样也带来了技术，FDI的技术效应对于中国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1]。包群、陈媛媛（2012）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治污技术，内资企业的治污技术学习效应都有利于抑制东道国污染排放[12]。
总体来看，由于研究的对象、思路和方法的差异，各国学者关于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关于经济增长、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作深入而细致的探讨。本文尝试采用较新的数据，考虑环境管制水平因素，进一步讨论我国经济增长、外商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二、基本模型构建
（一）研究假设
为了系统分析外资、环境污染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建构了一个3SLS模型，然后引入环境管制水平观察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1：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
1-1：工业总产值对东道国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
1-2：环境管制保护对东道国环境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污染存在倒U情形有显著影响。
2-1：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对东道国会带给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2-2：工业总产值对东道国会带给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2-3：污染源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2-4：人口密度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2-5：土地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的影响。
研究假设3：产业结构对东道国污染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4：工业总产值加重是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转移别的地方有显著的效果。
4-1：国内生产总值对外商直接投资会有显著的影响。
4-2：土地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
4-3：内资企业对外商直接投资排挤效果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5：环境管制水平介入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抑制效果。
（二）研究对象及数据源
本文采用2001—2010年中国大陆城市，扣除资料不齐和缺陷的，十年共969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两大污染源，废气污染排放量以及废水污染排放量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源。为了更深入分析，本文将中国划分为二大地带，即：东部、中西部，另细分以东部、中西部为界线，又分高低GDP四大类，即东部高GDP、中部与西部高GDP、东部低GDP以及中部与西部低GDP。
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包括510个相关城市。中部地带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市、自治区，包括459相关城市。
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土地（行政区域）面积、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GDP）、内资企业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年鉴（2001—2010年）。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总产值数据来自中国环境年鉴（2001—2010年）。
环境管制水平（废气+废水为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数据来自中国环境年鉴（2006—2010年）。
（三）研究模型
本研究以STATA1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以叙述统计分析对样本研究变量做叙述性统计，然后再进行共线性检定，以避免自变量间产生高度线性重合，最后再以3SLS验证研究假设。
本文从环境管制的角度，建构一个同时包含经济增增长、环境污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联立方程模型，分别探讨2001—2010年及2006—2010年由环境管制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it代表污染排放量；FSit代表工业废水排放量；FQit代表工业废气排放量；FDIit代表外商直接投资；PDPit代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it代表国内生产总值；ENPVCit代表环境管制水平；INDOVit代表工业总产值；DOMENit代表内资企业；INDSTit代表产业结构（第二产业GDP占GDP比例）；POPit代表人口密度；LANDit代表土地（行政区域）面积；下标i代表第i个地区；下标t代表第t的年份。
三、实证分析
（一）叙述统计分析
针对所搜集的样本数据，进行叙述统计分析如下（见表1、表2）：
（二）共线性检定
共线性是两个以上的自变量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当共线性存在时，会降低解释变量能力，而影响回归模式的有效性。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应先注意自变量间是否存在共线性。本研究以VIF值来检定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由表3中可知，各项自变数的VIF值均小于10及TOL都大于0.1，表示本研究中的三阶段最小平方法模式无共线性的问题存在，因此不会影响到回归模型中母数估计值的正确性及稳定性。
（三）研究假设验证
见表4～11。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主要探讨五个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竞次假说、污染转移效应，环境管制保护等变量与污染、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通过叙述统计、共线性假定与三阶段最小平方法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假说验证。研究结论汇总于表12。
本研究共有5个最主要假说，10个附属假说。其中3个主要假说成立，5个附属假说成立，另2个主要假说和5个附属假说，因探讨的方式不同亦有不同的看法。
1. 环境污染三个方程式估计结果显示：（1）FDI在1%显著水平下，对废水排放量及废气排放都有促进作用，因此假说1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会加剧东道国的环境污染，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如表4）。
（2）在不同的污染排放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污染存在倒U情形有显著影响，假说2成立，即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如表4）。
（3）在产业结构1%显著水平下，使得环境污染显得更严重（如表4），为了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变，导致产业结构成为影响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实证结果发现，东部、中西部只要是较高的GDP，产业结构都会恶化，西部较低GDP区，废水污染没有这类情况。不同的结果取决不同的地理环境，因此“环境竞次理论”在中西部较低GDP区有发挥空间（如表11）。
（4）较高的GDP区，当工业总产值过高时，FDI是不会想来投资的（见表8）。
2. 经济增长三个方程式估计结果显示：（1）“外商直接投资”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如表4～11）。
（2）“两种污染源”，废水污染排放量以及废气污染排放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显著，所以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盲目牺牲环境利益。
（3）“人口”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中国的GDP是会减少的可能（表4），反而在1%东部较低GDP的人口，会使GDP上升（见表8），说明中国面临地区和城乡巨大差异。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资源环境瓶颈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矛盾。 （4）“土地面积”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中国的GDP有促进作用（见表4）。
3. FDI三个方程式估计结果显示：（1）“国内生产总值”在1%的显著水平下，FDI更乐于投资，良好的经济基础、投资环境、开放政策及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有利于外资进入（见表4～11）。
（2）“土地”在10%显著水平下，FDI较不易进来投资，有可能考虑的原因是运输距离，土地越大，距离市区越远，成本越高，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会选择土地面积较小的城市或乡村的地带（见表4～11）。
（3）“内资企业”在10%显著的水平下，与FDI具有挤出效应（见表4），当一个市场开始饱和时，就会有人转移到别的地方投资，我们可以从表8看出，在低GDP的东部区，外资内资就不具有排挤效果，落后之地竞争压力较小，会产生合作效应。
（4）“环境管制水平”在1%显著水平下，对外商直接投资会有抑制的效果（见表5），对于FDI而言，当成本高过于利益，这时FDI是会打退堂鼓的。
（5）环境管制水平对于中国的污染排放量依旧无法改善，甚至（见表5）在环境管制水平1%显著水平下，产生正向的显著性，意指中国正处于发展中的阶段，政府并未通过降低环境管制标准来吸引FDI。
四、结论
本文通过环境管制对外商投资、环境污染的影响，剖析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外商投资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确实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的事实无可否认，检定证明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倒U情形。环境管制对污染有了出入性的差异，但是对外商却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使得往后会看到“污染转移效应”产生。
我国应坚持合理的环境准入制度，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更要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环境标准，加快实现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环境保护措施的有力实施。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 -377.
[2]何禹霆，王岭.城市化、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J].经济体制改革，2012，（3）.
[3]谢申祥，王孝松，黄保亮.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与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J].世界经济研究，2012，（4）.
[4]李达，王春晓.我国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系[J].财经科学，2007，（2）.
[5]易艳春，宋德勇.经济增长与我国碳排放：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1，（3）.
[6]Zarsky L. Havens，Halos and Spaghetti. Untangling the Evidence ab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nvironment[C]. OECD Conferenc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The Hague，1999.
[7]Wang H，Jin Y. Industrial Ownership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2.
[8]Wagner，U. J，Timmins，C.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FDI and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J].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4，2（2）：231-256.
[9]苏振东，周玮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与区域差异[J].世界经济研究，2010，（6）.
[10]Prakash，A.，Potoski，M. Investing up：FDI and the cross-country diffusion of ISO 14001 management syst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2007：723-744.
[11]方鸣，应瑞瑶，刘美玲.FDI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10）.
[12]包群，陈媛媛.外商投资、污染产业转移与东道国环境质量[J].产业经济研究，2012，（6）.
责任编辑、校对：高钟庭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环境管制；三阶段最小平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8-0005-09
摘要：以2001—2010年中国96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用2006—2010年数据探讨环境管制是否有效抑制外资进入与污染排放。结果发现：（1）FDI能带给中国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带来环境污染，“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2）人均GDP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3）产业结构会加剧污染的产生。（4）当地工业总产值过高，使得污染严重，会使得外资转移到西部与中部低GDP区继续去污染。环境管制虽抑制了FDI进入投资，却无法使污染达到减少的效果。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环境管制；三阶段最小平方法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8-0005-09
一、导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FDI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基础性驱动因素。在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的同时，中国的环境质量也在急剧恶化，大部分进出口行业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生量不断增加。FDI和环境污染之间究竟存在何种联系，FDI是否是导致我国环境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等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在已有文献中，存在大量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研究。Grossman和Krueger（1995）借助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所采集到的城市大气质量数据，通过构建四类环境污染指数，在此基础上经验分析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被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1]。何禹霆、王岭（2012）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城市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且拐点为62.05%[2]。谢申祥（2012）以2003—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FDI投资方式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的确存在，同时FDI的“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样本期内不成立[3]。
也有学者研究否定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李达等（2007）研究了大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它们不符合EKC关系[4]。易艳春、宋德勇（2011）研究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关系，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适用于中国。线性和倒U模型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我国EKC模型是倒U型的假设被拒绝了[5]。
现有文献中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影响盛行的一个观点是“污染避难所”假说。其中一些学者的研究为“污染避难所”假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认为FDI恶化了区域环境质量（Zarsky，1999）[6]。Wang（2002）认为由于FDI具有从高规制向低规制国家流动的利益驱动，因此对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而言，FDI的流入会恶化当地环境，使之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7]。Wagner and Timmins（2004）运用OECD和部分非OECD成员国1995—2002年的数据，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在大多数污染密集型行业成立[8]。苏振东、周玮庆（2010）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确实对我国环境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成立[9]。
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认为FDI的进驻不但没有恶化东道国的环境质量，反而有利于改善区域环境污染。Prakash和Potoski（2007）认为从环境保护效率高国家流出的FDI更能提高东道国环境保护效率，增强东道国环境管制标准[10]。方鸣等（2010）以中国大陆2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经验验证中可能并不成立，FDI的流入不仅带来了资金，同样也带来了技术，FDI的技术效应对于中国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1]。包群、陈媛媛（2012）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治污技术，内资企业的治污技术学习效应都有利于抑制东道国污染排放[12]。
总体来看，由于研究的对象、思路和方法的差异，各国学者关于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关于经济增长、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作深入而细致的探讨。本文尝试采用较新的数据，考虑环境管制水平因素，进一步讨论我国经济增长、外商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二、基本模型构建
（一）研究假设
为了系统分析外资、环境污染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建构了一个3SLS模型，然后引入环境管制水平观察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假设1：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
1-1：工业总产值对东道国环境污染有显著影响。
1-2：环境管制保护对东道国环境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污染存在倒U情形有显著影响。
2-1：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对东道国会带给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2-2：工业总产值对东道国会带给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2-3：污染源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2-4：人口密度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2-5：土地对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的影响。
研究假设3：产业结构对东道国污染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4：工业总产值加重是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转移别的地方有显著的效果。
4-1：国内生产总值对外商直接投资会有显著的影响。
4-2：土地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
4-3：内资企业对外商直接投资排挤效果有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5：环境管制水平介入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抑制效果。
（二）研究对象及数据源
本文采用2001—2010年中国大陆城市，扣除资料不齐和缺陷的，十年共969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两大污染源，废气污染排放量以及废水污染排放量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源。为了更深入分析，本文将中国划分为二大地带，即：东部、中西部，另细分以东部、中西部为界线，又分高低GDP四大类，即东部高GDP、中部与西部高GDP、东部低GDP以及中部与西部低GDP。
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包括510个相关城市。中部地带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市、自治区，包括459相关城市。
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土地（行政区域）面积、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占GDP）、内资企业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年鉴（2001—2010年）。
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总产值数据来自中国环境年鉴（2001—2010年）。
环境管制水平（废气+废水为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数据来自中国环境年鉴（2006—2010年）。
（三）研究模型
本研究以STATA1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以叙述统计分析对样本研究变量做叙述性统计，然后再进行共线性检定，以避免自变量间产生高度线性重合，最后再以3SLS验证研究假设。
本文从环境管制的角度，建构一个同时包含经济增增长、环境污染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联立方程模型，分别探讨2001—2010年及2006—2010年由环境管制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Yit代表污染排放量；FSit代表工业废水排放量；FQit代表工业废气排放量；FDIit代表外商直接投资；PDPit代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it代表国内生产总值；ENPVCit代表环境管制水平；INDOVit代表工业总产值；DOMENit代表内资企业；INDSTit代表产业结构（第二产业GDP占GDP比例）；POPit代表人口密度；LANDit代表土地（行政区域）面积；下标i代表第i个地区；下标t代表第t的年份。
三、实证分析
（一）叙述统计分析
针对所搜集的样本数据，进行叙述统计分析如下（见表1、表2）：
（二）共线性检定
共线性是两个以上的自变量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当共线性存在时，会降低解释变量能力，而影响回归模式的有效性。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应先注意自变量间是否存在共线性。本研究以VIF值来检定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由表3中可知，各项自变数的VIF值均小于10及TOL都大于0.1，表示本研究中的三阶段最小平方法模式无共线性的问题存在，因此不会影响到回归模型中母数估计值的正确性及稳定性。
（三）研究假设验证
见表4～11。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主要探讨五个假说：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环境竞次假说、污染转移效应，环境管制保护等变量与污染、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通过叙述统计、共线性假定与三阶段最小平方法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假说验证。研究结论汇总于表12。
本研究共有5个最主要假说，10个附属假说。其中3个主要假说成立，5个附属假说成立，另2个主要假说和5个附属假说，因探讨的方式不同亦有不同的看法。
1. 环境污染三个方程式估计结果显示：（1）FDI在1%显著水平下，对废水排放量及废气排放都有促进作用，因此假说1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会加剧东道国的环境污染，验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成立（如表4）。
（2）在不同的污染排放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污染存在倒U情形有显著影响，假说2成立，即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如表4）。
（3）在产业结构1%显著水平下，使得环境污染显得更严重（如表4），为了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变，导致产业结构成为影响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实证结果发现，东部、中西部只要是较高的GDP，产业结构都会恶化，西部较低GDP区，废水污染没有这类情况。不同的结果取决不同的地理环境，因此“环境竞次理论”在中西部较低GDP区有发挥空间（如表11）。
（4）较高的GDP区，当工业总产值过高时，FDI是不会想来投资的（见表8）。
2. 经济增长三个方程式估计结果显示：（1）“外商直接投资”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很明显的促进作用（如表4～11）。
（2）“两种污染源”，废水污染排放量以及废气污染排放量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显著，所以不能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而盲目牺牲环境利益。
（3）“人口”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中国的GDP是会减少的可能（表4），反而在1%东部较低GDP的人口，会使GDP上升（见表8），说明中国面临地区和城乡巨大差异。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资源环境瓶颈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矛盾。 （4）“土地面积”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中国的GDP有促进作用（见表4）。
3. FDI三个方程式估计结果显示：（1）“国内生产总值”在1%的显著水平下，FDI更乐于投资，良好的经济基础、投资环境、开放政策及发达的交通运输条件，有利于外资进入（见表4～11）。
（2）“土地”在10%显著水平下，FDI较不易进来投资，有可能考虑的原因是运输距离，土地越大，距离市区越远，成本越高，因此外商直接投资会选择土地面积较小的城市或乡村的地带（见表4～11）。
（3）“内资企业”在10%显著的水平下，与FDI具有挤出效应（见表4），当一个市场开始饱和时，就会有人转移到别的地方投资，我们可以从表8看出，在低GDP的东部区，外资内资就不具有排挤效果，落后之地竞争压力较小，会产生合作效应。
（4）“环境管制水平”在1%显著水平下，对外商直接投资会有抑制的效果（见表5），对于FDI而言，当成本高过于利益，这时FDI是会打退堂鼓的。
（5）环境管制水平对于中国的污染排放量依旧无法改善，甚至（见表5）在环境管制水平1%显著水平下，产生正向的显著性，意指中国正处于发展中的阶段，政府并未通过降低环境管制标准来吸引FDI。
四、结论
本文通过环境管制对外商投资、环境污染的影响，剖析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外商投资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确实能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但“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的事实无可否认，检定证明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倒U情形。环境管制对污染有了出入性的差异，但是对外商却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使得往后会看到“污染转移效应”产生。
我国应坚持合理的环境准入制度，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更要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环境标准，加快实现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环境保护措施的有力实施。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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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高钟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