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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危机时代是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得到一定缓和之后，各国经济增长虽相对平稳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时期。它不仅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整体发展方向，而且将深刻影响我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后危机时代的到来也使京津冀经济圈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应从产业发展规划、区域产业政策、发展关联产业等方面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后危机；发展路径；碳交易机制；差别化的产业政策；低碳都市圈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4—0088—05
一、引言
在后危机时代，战略新兴产业日益成为各国产业竞争的焦点。具体来说，战略新兴产业集新兴科技、新兴产业和国家战略性于一体，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相互融合的产物。从主导产业的选择依据来看，战略新兴产业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市场需求稳定并且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第二，具有良好的技术和经济效益；第三，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战略新兴产业主要包括七大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空间海洋开发以及地质勘探。
二、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特征
后危机时代是全球经济危机缓和之后的一段时期，虽然该时期较之于低谷时期得到明显回升，且整体处于平稳增长状态，但经济体内部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国际贸易市场将长期处于供需不均衡，状态
鉴于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以及居民储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尚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到危机前的繁荣状态。而长期依赖出口拉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内需不足，外向型企业和产业的持续性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拓展和培育国内市场势在必行。
（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发达经济体影响力下降，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上升。从经济危机的复苏进程来看，新兴经济体率先走出低谷，尤以中印为代表的亚太经济区（日本除外）复苏进程最为显著。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则一波三折，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加快但依然存在衰退的可能；欧盟经济区2011年再次遭受债务危机的重创，复苏进程暗淡；日本经济既受到欧美经济不景气的牵连，也深受2011年大地震的冲击，2011年经济为负增长。总的来看，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新引擎，发达经济体的主导作用正日益被削弱。
（三）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将成为世界性趋势
一方面，鉴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带来的惨重教训，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以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以此来调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过渡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仍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四）低碳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在全球气候日益变暖以及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条件下，低碳经济是人类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自从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中提出发展“低碳经济”以来，低碳经济已在发达国家悄然兴起。而哥本哈根协议的签署则意味着低碳经济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政府干预将是各国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手段
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仅意味着美国自由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巨大漏洞，而且表明，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政府干预。对发达国家来说，加强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职能愈加突出。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自身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和外部经济风险的存在更加突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三、后危机时代对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影响分析
在后危机时代，我国整体经济走向的变化将对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我国整体经济走向会发生四种趋势性变化：第一，经济增长由过度外需依赖型逐步转为内外需求双向驱动型，而且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将最终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方向转变，这不仅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发展趋于均衡，而且表现在城市群内部，主要是核心城市腹地（包括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的崛起；第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将获得长足发展；第四，发展低碳经济亦将是我国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受整体经济走向变化的影响，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在后危机时代会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一）具有稳定而广阔的市场需求
在后危机时代，我国产业的发展将会由过度依赖外部产业需求逐步转为主要依赖内部产业需求。一方面，迫于国际市场需求长期低迷的不利情势，产业发展不得不由外需转为内需；另一方面，我国城市经济和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孕育了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而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与尖端科学技术密切结合
从国际上来看，鉴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给整个经济体带来巨大创伤，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尤为重视发展与尖端技术密切相关的新兴产业，以此来保持自身的经济和科技优势。而我国作为日益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后危机时代的产业革命必将是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绝好机会。这次产业革命将带动一大批战略新兴产业的兴起，进而推动我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升我国产业整体的竞争力。
（三）与关联产业相互融合，逐步形成庞大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战略新兴产业与关联产业密切结合，并带动相关产业兴起，是其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主导产业的先决条件之一。关联产业包括前向关联产业、后相关联产业以及旁侧关联产业，它们分别为主导产业提供产后、产前和产中服务。此外，关联产业中有相当比重是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与其相互融合必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新兴产业与关联产业相融合并逐步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将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极大改善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 （四）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许多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的严峻挑战，亟待产业转型，形成一种可持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另外，被划为生态功能区的区域由于受自身环境和经济功能定位的限制，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和贫困的状态，也亟需发展绿色高收益产业，实现与其他功能区的共同发展。而战略新兴产业作为低碳、节能的集约型产业对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将是一个新契机。
四、后危机时代京津冀经济圈的内外环境分析
（一）外部环境分析
1.区域性政策和规划的出台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圈发展。2006年，国务院分别批准了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城市规划，北京被确定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国际大都市”，天津被确定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从而划定了两市不同的目标和职能，也促使京津冀经济圈内的“双核”城市逐步由竞争关系转向竞合关系，从而有助于增强经济圈的整体竞争力。同年，天津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08年3月国务院又将其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滨海新区成为继深圳、上海浦东之后第三个全面开放的经济新区。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天津滨海新区经济获得飞速增长，2010年的GDP总量突破5000亿元，超过天津GDP总量的半数（天津市当年的GDP总量为9224.46亿元）。尤为重要的是，2006年编制的“十一五规划”将《京津冀都市圈规划》纳入为一个重要的区域规划，由此正式确认了发展京津冀都市圈的重要性；2010年5月，国家发改委将酝酿已久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递呈国务院，该规划预计年底即将出台。由此，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方向将更为明确，经济合作将更为务实，区域经济凝聚力也将更为增强。
2.国际产业转移格局的变动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市场需求逐渐趋于饱和，外商投资北移的趋势不断增强：2005年，京津冀三地吸引FDI总额为1394亿美元，占全国的9.52%；2010年，三地吸引FDI总额达到2691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0.93倍，占全国的比重也上升至9.95%（与此同时，长三角的比重由2005年的38.82%下降至38.09%，珠三角的比重由2005年的19.74%下降至2008年的15.57%）。这种国际产业格局的变动以及外商投资北移的新趋势，有利于京津冀经济圈承接国际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周边经济圈的崛起使京津冀经济圈面临严峻挑战。以济南和青岛为双核的山东半岛经济圈，紧邻日韩，港口便利，又得益于密集的城市分布以及制造业的高度集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得以充分释放，其经济总量一直占据山东全省的三分之二强，2008年其GDP总量为27232.57亿元（山东全省GDP总量为39169.92亿元），是仅次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的第四大经济圈。以沈阳和大连为双核的辽中南经济圈，依托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又得益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的政策支持，近年来经济亦获得快速发展，2010年其GDP总量已达19084.09亿元。同处环渤海地区，两大经济圈日益崛起的态势对京津冀经济圈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4.周边省份的崛起为京津冀经济圈造就了良好的经济腹地。作为京津冀经济圈的经济腹地，内蒙古、山西和河南三地经济在近年来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自2001年以来，得益于资源和政策优势，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八年高居全国首位，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72亿元。另外，受中部崛起政策的助推作用，山西和河南两省近年来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2010年两省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9200.86亿元和23092.36亿元。随着蒙、晋、豫三省经济的日益崛起，京津冀经济圈将获得日益广阔和稳固的的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腹地，从而有利于摆脱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内部环境分析
1.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缺乏坚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第一，由于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城市间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尤其是对某些共享性资源和基础设施的使用常常得不到有效协调。第二，虽然出台了京津冀都市圈规划，三地也出台了各自的城镇发展规划，但是与正式的法律规范相比，规划的约束力和执行力毕竟有限。第三，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小城市的发展，都市圈内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会不断出现，具有约束力的都市圈相关法律亟待出台。第四，都市圈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这就要求构建一个科学、规范、有效的都市圈治理机制。由此，科学的规划和健全的法律将为都市圈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加强都市圈立法迫在眉睫。
2.京、津、冀三地尚未形成分工合理、竞争有序的竞合关系。运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法进行分析，可知2007年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三次产业结构趋同性颇高：京、冀间相似系数为0.8512，京、津间相似系数为0.9024，津、冀间相似系数更是高达0.9432。这主要是由于三地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各自为政，又常常求全求大，不注重发挥自身的累积优势和比较优势，导致了区域间产业的同质化竞争。例如，渤海湾沿岸的黄骅港、曹妃甸、京唐港与天津港在产业规划中均将临港重化工业作为发展重点，石家庄、天津和北京三市均把医药制造业列为重点产业，由此加剧了同质竞争现象。除了产业间的同质化竞争外，京、津、冀三地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合作水平较低，制约了经济圈整体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总之，三地产业过度重叠所导致的同质化竞争，以及科技创新合作的不足，势必拖累京津冀经济圈整体的发展。
3.不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仍是制约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瓶颈。完善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的不仅要求区域内有发达的基础设施群，而且要求其合理分工，协作有序。虽然京津冀地区拥有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但并未实现都市圈内高度的通达性。值得一提的是，津冀港口间的协作虽有进展，但远未形成分工合理、高效协作的一体化港口群。虽然2009年河北港口集团的成立加快了河北港口资源的有效整合，但是天津港与河北港口间仍存在功能上的重叠，如天津港也配置了铁矿石和原油码头（兼有集装箱码头），直接导致了与河北港口的竞争。此外，京津冀区域内还缺乏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尤其是港口的集疏系统不够发达，海运与铁路、公路运输联合运营的模式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经济圈内生态环境状况依然严峻。京津冀经济圈的生态环境状况依然严峻：2010年三地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142110万吨，占全国的5.98%；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68760亿标立方米，占全国的13.24%；固体废物产生总量达34819万吨，更是占到全国的14.45%；2010年渤海的废水排入量达1.81亿吨，化学需氧量海洋污染物达0.79万吨，致使四类和劣四类海水比重上升至24.5%；海河水系总体处于重度污染状态，在七大水系中污染最为严重，其中达到Ⅰ—Ⅲ类的水质仅占37.1%，远低于七大水系59.9%的平均水平。此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水资源短缺、地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等也都是京津冀经济圈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5.京津冀都市圈城市体系结构不合理。截至2010年底，京津冀都市圈内地级市以上城市构成的层次结构如下：超过5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为北京、天津；超过200万的大型城市为石家庄、唐山；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仅有保定；人口在50万和100万之间的城市为秦皇岛、廊坊、张家口、承德和沧州市。由此可见，京津冀都市圈的城市层次结构极不合理，一方面，核心城市过于发达，次级中心城市明显落后；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尤为不发达，主要表现为人口50万—100万人的城市居多，而人口100万—200万人的城市极少（仅有保定）。
五、京津冀经济圈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
（一）构建区域性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体系
与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相适应，京津冀经济圈应构建全区域性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各城市的规划应以此进行调整和修改。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京津冀三地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方面产生过度竞争，进而形成分工合理、高效协作的新兴产业分工体系。
（二）根据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产业政策
由于京津冀经济圈内不同的地域环境差异，国家对不同地区采取了差异化的经济功能区定位。由此，也导致了区域间经济的差异，突出表现为张家口和承德地区的落后（两地均被定位为生态功能区）。在新形势下，与差异化的功能区定位相适应，应采取差异化的区域产业政策，尤其要加大对张承两地的生态转移支付力度，积极扶持当地新能源产业、绿色工业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
（三）利用碳交易机制稳步推进产业的低碳化发展
碳交易机制是根据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原理，对行业内的企业规定一个统一的碳排放标准，超出排放标准的企业可以向低于排放标准的企业购买碳排放权。碳交易机制可以有力刺激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碳排放量；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低碳产业的发展，而目也会促使高碳产业向低碳化方向迈进。
碳交易机制在京津冀经济圈的实施应采取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原则。从空间角度来说，鉴于目前京、津、冀三地发展水平的差异，初步的碳交易机制应分别在三地内部实施和推行，以避免资源过度流往京津地区。随着三地经济水平的逐步缩小，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建立全区域性质的碳交易市场，使碳交易机制适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产业部门角度来说，鉴于各产业间生产效率仍存在较大的差异，亦应采取渐进推进的办法。首先在各产业内部分别建立碳交易市场，加快碳减排的进程；待相邻产业科技水平相差无几时，再将各相邻产业的碳交易市场合并，建立大类产业碳交易市场；以此类推，最终建立一个产业间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以市场机制推导产业的低碳化发展。
（四）培育和发展关联产业，形成以战略新兴产业为中轴的产业链
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关联产业的支持和带动，单靠自身发展很难成为区域主导性产业。前向关联产业为主导产业提供产后服务（主要是提供市场需求），后向关联产业为主导产业提供产前服务（如原材料、燃料、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等），而旁侧关联产业则为主导产业提供产中服务。因而，必须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关联产业，使其成为密集的产业链，才有望成为区域的主导性产业。
（五）培育新兴产业聚集区，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在京津冀经济圈内部，部分地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已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如保定、邢台和张家口的新能源产业，石家庄的医药制造业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高端制造业等。根据现有基础和各自的比较优势，京、津、冀三地应稳步地布局新兴产业经济区，努力促使其集中布局，形成产业集聚群，实现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
六、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路径
（一）构建法制化、规范化、三方互动的都市圈管治模式
第一，增强都市圈规划的科学性、规范性、前瞻性和连续性，使各城市的中远期规划与京津冀都市圈整体规划相协调，并适时进行修改和调整，实现局部与整体的共同发展。第二，加快都市圈管治的相关立法，并且应本着一般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使国家性和区域性的都市圈立法共同推进，从而为京津冀都市圈实现有效管治提供具有约束力和针对性的法律保障。第三，在国务院下属分支机构中，设立一个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并且由京、津、冀三方共同参与的京津冀都市圈管治机构，专门处理都市圈内的环保、治安、公共物品供给等问题。第四，在发挥政府对都市圈管治职能的同时，积极鼓励市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到都市圈的管治中来，使都市圈的管治模式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政府、市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四方共同管治型，从而有效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二）构建京津冀低碳都市圈
第一，将低碳理念融入到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当中，使都市圈的长远发展更符合低碳要求。第二，在引进外资和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都市圈对外设置统一、严格的环保标准，阻止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进入本区。第三，构建有力的低碳消费政策支持系统，如对居民低碳消费方式给予物质奖励，为居民实现低碳生活提供制度性激励。第四，利用科技创新积极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并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使低碳经济成为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支柱。第五，加大对环京津贫困带的生态转移支付力度，积极培育和发展生态农业、新型工业和旅游业，走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绿色发展之路。
（三）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
第一，将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统一规划，尤其对共享性和竞争性基础设施，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使其各具特色，互为补充，形成错位竞争与协作并存的竞合关系。第二，对共享性基础设施和资源，应根据有偿使用、利益均沾的原则建立一种定期的平等对话机制（或有中央主持，避免不对等的局面），以协调基础设施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三，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尤其要加强沿海港口的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港口的集疏能力。第四，构建一个统一的津冀港务发展中心，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各港口的发展方向，指导其发展各具特色的港口经济，促使港口间形成错位竞争、互为发展的格局。
（四）扶持中小城市发展，构建层次结构合理的城市群
第一，在都市圈的中远期规划中，要为中小城市的扩建和发展留有充足的空间。第二，在产业政策方面，对中小城市的民营经济和优势产业予以积极扶持，为其承接大城市产业和带动城镇乃至农村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第三，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农民工进城的条件，为农村居民就地转移，进入中小城市提供政策上的支持。第四，降低市镇设置标准，直接推动城镇及中小城市的发展。
责任编辑、校对：关华
关键词：后危机；发展路径；碳交易机制；差别化的产业政策；低碳都市圈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4—0088—05
一、引言
在后危机时代，战略新兴产业日益成为各国产业竞争的焦点。具体来说，战略新兴产业集新兴科技、新兴产业和国家战略性于一体，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相互融合的产物。从主导产业的选择依据来看，战略新兴产业有三个重要特征：第一，市场需求稳定并且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第二，具有良好的技术和经济效益；第三，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战略新兴产业主要包括七大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空间海洋开发以及地质勘探。
二、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特征
后危机时代是全球经济危机缓和之后的一段时期，虽然该时期较之于低谷时期得到明显回升，且整体处于平稳增长状态，但经济体内部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国际贸易市场将长期处于供需不均衡，状态
鉴于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以及居民储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需求尚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到危机前的繁荣状态。而长期依赖出口拉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内需不足，外向型企业和产业的持续性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拓展和培育国内市场势在必行。
（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发达经济体影响力下降，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上升。从经济危机的复苏进程来看，新兴经济体率先走出低谷，尤以中印为代表的亚太经济区（日本除外）复苏进程最为显著。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则一波三折，美国经济复苏进程加快但依然存在衰退的可能；欧盟经济区2011年再次遭受债务危机的重创，复苏进程暗淡；日本经济既受到欧美经济不景气的牵连，也深受2011年大地震的冲击，2011年经济为负增长。总的来看，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的新引擎，发达经济体的主导作用正日益被削弱。
（三）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将成为世界性趋势
一方面，鉴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带来的惨重教训，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以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以此来调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过渡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仍将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四）低碳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在全球气候日益变暖以及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条件下，低碳经济是人类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自从2003年英国政府在《能源白皮书》中提出发展“低碳经济”以来，低碳经济已在发达国家悄然兴起。而哥本哈根协议的签署则意味着低碳经济不仅是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政府干预将是各国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的必要手段
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仅意味着美国自由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巨大漏洞，而且表明，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政府干预。对发达国家来说，加强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职能愈加突出。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自身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和外部经济风险的存在更加突出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三、后危机时代对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影响分析
在后危机时代，我国整体经济走向的变化将对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我国整体经济走向会发生四种趋势性变化：第一，经济增长由过度外需依赖型逐步转为内外需求双向驱动型，而且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将最终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方向转变，这不仅表现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发展趋于均衡，而且表现在城市群内部，主要是核心城市腹地（包括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的崛起；第三，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将获得长足发展；第四，发展低碳经济亦将是我国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受整体经济走向变化的影响，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在后危机时代会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一）具有稳定而广阔的市场需求
在后危机时代，我国产业的发展将会由过度依赖外部产业需求逐步转为主要依赖内部产业需求。一方面，迫于国际市场需求长期低迷的不利情势，产业发展不得不由外需转为内需；另一方面，我国城市经济和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孕育了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而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与尖端科学技术密切结合
从国际上来看，鉴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给整个经济体带来巨大创伤，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尤为重视发展与尖端技术密切相关的新兴产业，以此来保持自身的经济和科技优势。而我国作为日益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后危机时代的产业革命必将是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绝好机会。这次产业革命将带动一大批战略新兴产业的兴起，进而推动我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升我国产业整体的竞争力。
（三）与关联产业相互融合，逐步形成庞大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战略新兴产业与关联产业密切结合，并带动相关产业兴起，是其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主导产业的先决条件之一。关联产业包括前向关联产业、后相关联产业以及旁侧关联产业，它们分别为主导产业提供产后、产前和产中服务。此外，关联产业中有相当比重是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与其相互融合必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新兴产业与关联产业相融合并逐步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将有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极大改善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 （四）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许多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的严峻挑战，亟待产业转型，形成一种可持续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另外，被划为生态功能区的区域由于受自身环境和经济功能定位的限制，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和贫困的状态，也亟需发展绿色高收益产业，实现与其他功能区的共同发展。而战略新兴产业作为低碳、节能的集约型产业对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将是一个新契机。
四、后危机时代京津冀经济圈的内外环境分析
（一）外部环境分析
1.区域性政策和规划的出台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圈发展。2006年，国务院分别批准了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城市规划，北京被确定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国际大都市”，天津被确定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从而划定了两市不同的目标和职能，也促使京津冀经济圈内的“双核”城市逐步由竞争关系转向竞合关系，从而有助于增强经济圈的整体竞争力。同年，天津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08年3月国务院又将其确定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滨海新区成为继深圳、上海浦东之后第三个全面开放的经济新区。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天津滨海新区经济获得飞速增长，2010年的GDP总量突破5000亿元，超过天津GDP总量的半数（天津市当年的GDP总量为9224.46亿元）。尤为重要的是，2006年编制的“十一五规划”将《京津冀都市圈规划》纳入为一个重要的区域规划，由此正式确认了发展京津冀都市圈的重要性；2010年5月，国家发改委将酝酿已久的《京津冀都市圈规划》递呈国务院，该规划预计年底即将出台。由此，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方向将更为明确，经济合作将更为务实，区域经济凝聚力也将更为增强。
2.国际产业转移格局的变动促进了京津冀经济圈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市场需求逐渐趋于饱和，外商投资北移的趋势不断增强：2005年，京津冀三地吸引FDI总额为1394亿美元，占全国的9.52%；2010年，三地吸引FDI总额达到2691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0.93倍，占全国的比重也上升至9.95%（与此同时，长三角的比重由2005年的38.82%下降至38.09%，珠三角的比重由2005年的19.74%下降至2008年的15.57%）。这种国际产业格局的变动以及外商投资北移的新趋势，有利于京津冀经济圈承接国际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周边经济圈的崛起使京津冀经济圈面临严峻挑战。以济南和青岛为双核的山东半岛经济圈，紧邻日韩，港口便利，又得益于密集的城市分布以及制造业的高度集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得以充分释放，其经济总量一直占据山东全省的三分之二强，2008年其GDP总量为27232.57亿元（山东全省GDP总量为39169.92亿元），是仅次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的第四大经济圈。以沈阳和大连为双核的辽中南经济圈，依托自身雄厚的工业基础，又得益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的政策支持，近年来经济亦获得快速发展，2010年其GDP总量已达19084.09亿元。同处环渤海地区，两大经济圈日益崛起的态势对京津冀经济圈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4.周边省份的崛起为京津冀经济圈造就了良好的经济腹地。作为京津冀经济圈的经济腹地，内蒙古、山西和河南三地经济在近年来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自2001年以来，得益于资源和政策优势，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八年高居全国首位，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72亿元。另外，受中部崛起政策的助推作用，山西和河南两省近年来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2010年两省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9200.86亿元和23092.36亿元。随着蒙、晋、豫三省经济的日益崛起，京津冀经济圈将获得日益广阔和稳固的的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腹地，从而有利于摆脱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内部环境分析
1.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缺乏坚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第一，由于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京津冀都市圈内各城市间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尤其是对某些共享性资源和基础设施的使用常常得不到有效协调。第二，虽然出台了京津冀都市圈规划，三地也出台了各自的城镇发展规划，但是与正式的法律规范相比，规划的约束力和执行力毕竟有限。第三，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及中小城市的发展，都市圈内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会不断出现，具有约束力的都市圈相关法律亟待出台。第四，都市圈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这就要求构建一个科学、规范、有效的都市圈治理机制。由此，科学的规划和健全的法律将为都市圈发展提供有效保障，加强都市圈立法迫在眉睫。
2.京、津、冀三地尚未形成分工合理、竞争有序的竞合关系。运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法进行分析，可知2007年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三次产业结构趋同性颇高：京、冀间相似系数为0.8512，京、津间相似系数为0.9024，津、冀间相似系数更是高达0.9432。这主要是由于三地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各自为政，又常常求全求大，不注重发挥自身的累积优势和比较优势，导致了区域间产业的同质化竞争。例如，渤海湾沿岸的黄骅港、曹妃甸、京唐港与天津港在产业规划中均将临港重化工业作为发展重点，石家庄、天津和北京三市均把医药制造业列为重点产业，由此加剧了同质竞争现象。除了产业间的同质化竞争外，京、津、冀三地在科研创新方面的合作水平较低，制约了经济圈整体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总之，三地产业过度重叠所导致的同质化竞争，以及科技创新合作的不足，势必拖累京津冀经济圈整体的发展。
3.不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仍是制约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瓶颈。完善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的不仅要求区域内有发达的基础设施群，而且要求其合理分工，协作有序。虽然京津冀地区拥有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但并未实现都市圈内高度的通达性。值得一提的是，津冀港口间的协作虽有进展，但远未形成分工合理、高效协作的一体化港口群。虽然2009年河北港口集团的成立加快了河北港口资源的有效整合，但是天津港与河北港口间仍存在功能上的重叠，如天津港也配置了铁矿石和原油码头（兼有集装箱码头），直接导致了与河北港口的竞争。此外，京津冀区域内还缺乏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尤其是港口的集疏系统不够发达，海运与铁路、公路运输联合运营的模式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经济圈内生态环境状况依然严峻。京津冀经济圈的生态环境状况依然严峻：2010年三地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142110万吨，占全国的5.98%；工业废气排放总量达68760亿标立方米，占全国的13.24%；固体废物产生总量达34819万吨，更是占到全国的14.45%；2010年渤海的废水排入量达1.81亿吨，化学需氧量海洋污染物达0.79万吨，致使四类和劣四类海水比重上升至24.5%；海河水系总体处于重度污染状态，在七大水系中污染最为严重，其中达到Ⅰ—Ⅲ类的水质仅占37.1%，远低于七大水系59.9%的平均水平。此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水资源短缺、地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等也都是京津冀经济圈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5.京津冀都市圈城市体系结构不合理。截至2010年底，京津冀都市圈内地级市以上城市构成的层次结构如下：超过5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为北京、天津；超过200万的大型城市为石家庄、唐山；人口在100万以上的仅有保定；人口在50万和100万之间的城市为秦皇岛、廊坊、张家口、承德和沧州市。由此可见，京津冀都市圈的城市层次结构极不合理，一方面，核心城市过于发达，次级中心城市明显落后；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尤为不发达，主要表现为人口50万—100万人的城市居多，而人口100万—200万人的城市极少（仅有保定）。
五、京津冀经济圈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
（一）构建区域性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体系
与京津冀都市圈发展规划相适应，京津冀经济圈应构建全区域性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各城市的规划应以此进行调整和修改。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京津冀三地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方面产生过度竞争，进而形成分工合理、高效协作的新兴产业分工体系。
（二）根据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产业政策
由于京津冀经济圈内不同的地域环境差异，国家对不同地区采取了差异化的经济功能区定位。由此，也导致了区域间经济的差异，突出表现为张家口和承德地区的落后（两地均被定位为生态功能区）。在新形势下，与差异化的功能区定位相适应，应采取差异化的区域产业政策，尤其要加大对张承两地的生态转移支付力度，积极扶持当地新能源产业、绿色工业的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
（三）利用碳交易机制稳步推进产业的低碳化发展
碳交易机制是根据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原理，对行业内的企业规定一个统一的碳排放标准，超出排放标准的企业可以向低于排放标准的企业购买碳排放权。碳交易机制可以有力刺激企业利用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碳排放量；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低碳产业的发展，而目也会促使高碳产业向低碳化方向迈进。
碳交易机制在京津冀经济圈的实施应采取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原则。从空间角度来说，鉴于目前京、津、冀三地发展水平的差异，初步的碳交易机制应分别在三地内部实施和推行，以避免资源过度流往京津地区。随着三地经济水平的逐步缩小，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建立全区域性质的碳交易市场，使碳交易机制适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产业部门角度来说，鉴于各产业间生产效率仍存在较大的差异，亦应采取渐进推进的办法。首先在各产业内部分别建立碳交易市场，加快碳减排的进程；待相邻产业科技水平相差无几时，再将各相邻产业的碳交易市场合并，建立大类产业碳交易市场；以此类推，最终建立一个产业间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以市场机制推导产业的低碳化发展。
（四）培育和发展关联产业，形成以战略新兴产业为中轴的产业链
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关联产业的支持和带动，单靠自身发展很难成为区域主导性产业。前向关联产业为主导产业提供产后服务（主要是提供市场需求），后向关联产业为主导产业提供产前服务（如原材料、燃料、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等），而旁侧关联产业则为主导产业提供产中服务。因而，必须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关联产业，使其成为密集的产业链，才有望成为区域的主导性产业。
（五）培育新兴产业聚集区，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在京津冀经济圈内部，部分地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已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如保定、邢台和张家口的新能源产业，石家庄的医药制造业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高端制造业等。根据现有基础和各自的比较优势，京、津、冀三地应稳步地布局新兴产业经济区，努力促使其集中布局，形成产业集聚群，实现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
六、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路径
（一）构建法制化、规范化、三方互动的都市圈管治模式
第一，增强都市圈规划的科学性、规范性、前瞻性和连续性，使各城市的中远期规划与京津冀都市圈整体规划相协调，并适时进行修改和调整，实现局部与整体的共同发展。第二，加快都市圈管治的相关立法，并且应本着一般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使国家性和区域性的都市圈立法共同推进，从而为京津冀都市圈实现有效管治提供具有约束力和针对性的法律保障。第三，在国务院下属分支机构中，设立一个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并且由京、津、冀三方共同参与的京津冀都市圈管治机构，专门处理都市圈内的环保、治安、公共物品供给等问题。第四，在发挥政府对都市圈管治职能的同时，积极鼓励市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到都市圈的管治中来，使都市圈的管治模式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政府、市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四方共同管治型，从而有效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二）构建京津冀低碳都市圈
第一，将低碳理念融入到京津冀都市圈规划当中，使都市圈的长远发展更符合低碳要求。第二，在引进外资和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都市圈对外设置统一、严格的环保标准，阻止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进入本区。第三，构建有力的低碳消费政策支持系统，如对居民低碳消费方式给予物质奖励，为居民实现低碳生活提供制度性激励。第四，利用科技创新积极改造传统高碳产业，并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使低碳经济成为都市圈发展的重要支柱。第五，加大对环京津贫困带的生态转移支付力度，积极培育和发展生态农业、新型工业和旅游业，走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绿色发展之路。
（三）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
第一，将各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统一规划，尤其对共享性和竞争性基础设施，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使其各具特色，互为补充，形成错位竞争与协作并存的竞合关系。第二，对共享性基础设施和资源，应根据有偿使用、利益均沾的原则建立一种定期的平等对话机制（或有中央主持，避免不对等的局面），以协调基础设施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第三，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一体化运营模式，尤其要加强沿海港口的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港口的集疏能力。第四，构建一个统一的津冀港务发展中心，根据比较优势确定各港口的发展方向，指导其发展各具特色的港口经济，促使港口间形成错位竞争、互为发展的格局。
（四）扶持中小城市发展，构建层次结构合理的城市群
第一，在都市圈的中远期规划中，要为中小城市的扩建和发展留有充足的空间。第二，在产业政策方面，对中小城市的民营经济和优势产业予以积极扶持，为其承接大城市产业和带动城镇乃至农村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第三，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农民工进城的条件，为农村居民就地转移，进入中小城市提供政策上的支持。第四，降低市镇设置标准，直接推动城镇及中小城市的发展。
责任编辑、校对：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