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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流频繁。近代以来,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先中国一步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社会各方面得到快速发展。甲午一役,中国惨败。朝野上下的一批有识之士率先意识到通过日本学习先进知识的重要性。而学习日本最直接的路径就是派遣学生赴日各校留学。钱恂,清末进步学者、外交家,早年出使过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后投入张之洞幕,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他最早提倡中国应派遣留学生赴日学习先进知识和科技,并对这些留学生给予厚望,希望他们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同时他将家族众多子弟送往日本留学,这之中还包括家族里的女性青年,这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可谓颇深。
【关键词】:钱恂;近代;日本;留学生;教育
钱恂(1854-1927),号学嘉,字念劬,浙江归安(今吴兴)人,清末进步学者,外交家。钱氏家世显赫,伯父钱振伦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进士,与曾国藩同榜,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父亲钱振常,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其同父异母之弟钱玄同更是名声远迈,人尽皆知。钱恂自幼广涉文史,经学功底扎实,十多岁就考中秀才。绪十年(1884年),钱恂入薛福成幕下。期间,受薛福成命整理宁波天一阁藏书,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光绪十五年(1889年),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诸国,这是钱恂踏上外交仕途的第一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钱回国后入洋务派张之洞幕,并被委以湖北自强学堂提调,湖北武备学堂提调,湖北枪炮局提调等职。
中日甲午一役,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却败北于“蕞尔小国”邻邦日本。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得全国朝野上下的一批有识之士率先意识到到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校學习新式教育、科学、法律、军事等先进知识以强壮本邦的必要性。故晚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真正将派遣留日学生作为一项国策。众所周知,张之洞是中国派遣留日学生之说的大力倡导者。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张之洞提到:“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馀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同时,指出向日本学习的主要四个理由:“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并且“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简单来说,张之洞认为向日本学习“既省时又省力”:日本与中国地理位置隔海相邻,可节省大量交通费;日文和中文相似,都沿用汉字,在日语学习上,中国人占据一定优势;中日在历史上来往频繁,风俗相近。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率中国之先向西方学习,并且成功,中国可向日本学习西学之精华。钱恂作为张之洞的幕僚,也应在倡导派遣留日学生方面给予张之洞一些建议。
1899年,张之洞委派钱恂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驻扎日本,负责湖北留日学生的管理,规约留日学生的言行。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史料《鸿迹帖》,共计七册,其主要内容是清朝末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毕业归国前写下的留念文章,以及当时各省提学使、清朝贵族官员等考察早稻田大学时留下的纪念文。在第一册中,钱恂作为当时的湖北留日学生监督留下纪念文一篇,现将全文录于下:
溯自丁酉之岁,恂首发我国人宜留学日本之说。翌岁戊戌,始浙江,次湖北,又次江南,相继派遣留学生于东,恂皆预闻其事。陆军之外,入学于早稻田者为多。恂又赠家藏书籍三千余册于早稻田图书馆,故关系尤密切。迄乎今兹 ,留学之数日以增,早稻田更宏开舍宇以收容之,留学诸君获益愈多,则创为留学之说之人,意亦更慰。但愿世上有真是非、真评判,则数十年后感念日本教育,感念早稻田学校者,当不乏人,即追念鄙人者亦不乏人也。是恂所企望而不能已于怀者也。今因早稻田校出纸,俾在校数百人以书绘留纪念,亦?及于恂,恂谨志数语以表留学日本所自始。书既毕,慨念久之。
岁次丙午秋八月
中国间民钱恂
全文表达了作者对早稻田大学接纳、教育中国留学生的感激之情,又对留学生表示殷切期盼,希望诸生今后对社会有所作为。同时,钱恂在字里行间表达了自己首创中国人留学日本之说,并希望今后留学生能因此事而对自己心存感激。在全文之首,钱恂便称:“溯自丁酉之岁,恂首发我国人宜留学日本之说。”这里的丁酉之岁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这一年,日本陆军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奉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之命,赴武汉游说张之洞选派学生赴日留学,以“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东日危,中东系同文同种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之意,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中国学生赴日本“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学习。但是,当时张之洞因出省勘堤工,未能亲自和神尾见面,便派江汉关道及知府钱恂接待。可以说,钱恂是张和神尾之间的联系人,且,他应当也赞成派遣留日学生之事,并以此劝说张之洞。故,张之洞于事后又再次邀请神尾再次赴鄂,与之面谈。丁酉之后,维新运动不断高涨。1898年3月,张之洞著《劝学篇》,文章力主派遣留日学生的好处和必要性。6月,山东道监察御史杨秀深上奏,支持派遣国人赴日留学之策。8月,光绪帝真正将派学生赴日留学之事定为清政府的一项国策。于是,便有了“翌岁戊戌,始浙江,次湖北,又次江南,相继派遣留学生于东。”之事。1898年,浙江首次派留日学生,随后,湖北、南洋相继派出学生。这批学生当是甲午战后的首批官派学生,他们分别进入成城学校、日华学堂、宏文书院等校学习。由于钱恂是促成留学日本之事的重要人物,1899年,钱恂奉张之洞名赴日本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一职。据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的《湖廣総督派遣の本邦留学生出発の状況通知》文件可知,当年,张之洞派遣包括私费学生的八十一名留学生学生赴日,其中四十六名随留学生监督钱恂乘坐“神户丸”号汽船于10月21日从上海出发。
钱恂的家人亦对钱首倡国人留学生日本之说深感自豪。其妻单士厘在《癸卯旅行记》中言,“盖日本留学之举,为外子所创议……外子每自负,谓日本文明、世界文明得输入中国而突进三四十年,曾文正国藩之创游美学生议,沈文肃保桢之创游英法学生议,而开中国两千年未开之风气,为有功于四万万社会,诚非虚言。”钱恂对自己一生中颇为满意并反复提及的功绩之一亦是“始创派遣留学之议,以日本为初”。且“刘忠诚,张文襄采予说,相继派选搞材生东渡。予亲往监督,岁庚子率二子往学。”(出自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岳麓书社,1981年。)该记载和钱恂本人在《钱氏家乘》中所述“予亲往监督,岁庚子率二子往学。”之句看似有所出入,实则不然。“二子”即钱的两个二子钱稻孙和钱穟孙。其妻单士厘在《癸卯旅行记》中说:“回忆在乙亥(1899年),外子驻日本,予率两子继往,是为予出疆之始,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间,无岁不行。”又,据钱恂在《家乘》中对二子的在日本学习情况的描述,钱稻孙和钱穟孙都于庚子年(1900年)入日本学校学习。所以,“予亲往监督”的时间为1899年,而“率二子往学”的则是他的妻子单士厘,“庚子”应当为二子的入学时间。 钱恂还在文中提到他曾赠三千多册家藏书籍与早稻田大学。如今这些珍贵的书籍仍然被保留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内,例如《吕氏春秋》、《庄子》等。这些珍贵的古籍不管是对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还是当今中国学者研究日藏汉籍都是一笔无价的资料。
钱恂除了提倡派遣留学生之外,还将家族子女送入日本学校学习,这可谓当时社会的一大创举。1906年,钱被宋恕举荐为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的理由之一便是“与古今中外之故,了然于胸。提倡派遣留日学生,且有送合门子女入彼学校之创举。”(出自宋恕:《推荐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禀》,《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光绪25年(1899年)钱恂赴日任湖北留学生监督。随后,妻子单士厘和两个儿子钱稻孙、钱穟孙以及大儿媳妇包丰保也一同抵日。单士厘也大力提倡振兴祖国教育事业,认为教育是兴邦之本。在日期间,她广泛日本知识界和教育界的女性,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故男女并重,且孩童无不先本母教。故论教育根本,女尤倍重于男。”其大儿媳包丰保于1901年进入帝国妇人协会下的实践女校学习,成为第一批在此校学习的女学生,该校由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创办。当时《大陆》杂志中的一文章提到某位日本人对此批女学生有过如下形容:
“中国女子数人,航海来日,在日本教育大家,华族女学校校监下田歌子监督之下学习。中国女子海外留学者,自发此韧。可知中国人求学之心渐熟也。
此等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畏惧,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能及。
留学生中,有夫婿在东京留学者,会晤之际,其应对之仪式,周旋之情谊,实称平等。昔闻中国男尊女卑,以今观之,殊不为然。男子对女子如此殷勤郑重,岂以奴隶待女子者耶?”
虽然作者行文稍有夸大之嫌,但我们仍可窥见当时包丰保之类女留学生的一般状态。她们是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群人。
我们再来看钱恂的两个儿子钱稻孙和钱穟孙的留日情况。根据《钱氏家乘》,钱稻孙于1900年入日本庆应义塾小学,1902年毕业后升入成城学校,毕业后仍改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附属中学,1907年毕业;钱穟孙也是1900年入庆应义塾小学,1903年毕业后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附属中学,1908年毕业后考入札幌农科大学预科,1911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1914年毕业。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钱稻孙在小学毕业后所入的成城学校是当时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校,也就是说,他是一所军事学校。同批入学的另有13人,钱稻孙年龄最小,年仅17。查阅城城学校清国留学生毕业考试成绩表,与陆军学生不同,钱稻孙则是1903年7月作为“文理科学生”的一员毕业的。这个文科班一共有14名毕业生,他们的入学时间分别为1901年11、12月以及1902年3、4月。但是成城学校正式开设文科班是在1903年10月。为什么在这之前,一所武备学校要专门为一批中国留学生开设文理科班呢?这一问题值得今后作进一步研究。《钱氏家乘》中钱恂倒是对两个二子留学日本的大致情况作了略作了说明,“……迨两子中学将毕业时,中国武学生丑态大露,遂辍武学之议,大二改赴欧洲,次儿改学农业……”除了两个二子和儿媳之外,1901年,钱家女婿董鸿也抵达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深造。至此,钱家已有四人在日留学。单士厘说,“予家留东之男女学生四人皆独立完全之自费生……女学生之为吾家第一人,固无论矣,两子均已毕小学六年级之业,而跻入中学校之第一年,第二年级,在中国人循序修学,亦不作第三人想。”当时,旧中国社会较贫穷,赴日之生主要以官费为主;又,清廷当时急需一批先进人才拯救国难,留学生以习速成科为主。从时间来看,速成教育的学习期限较短,一般是一年至兩年;从内容来看,所学知识尚处于日本中学教育阶段,缺乏专业性。而从上文及单士厘之述可知,钱家人皆自备资斧留学日本,而且,儿子钱穟孙从小学至大学的学业全在日本学校完成。在留学形式上,钱家人此所举可谓开国之先河。
此外,面对清末深重的民族危机,赞成改革的钱恂,与当时激进的社会革新者也有所接触。钱恂在日本担任留日学生监督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高涨时期。驻日期间,他与章太炎有一段过从甚密的交往,章太炎后来回忆在日本的生活时说:“回忆三年前至此,相知惟任公、念劬。”在横滨,钱恂还认识了孙中山,两人交谈较为投机。后来,钱恂加入了光复会,还在留日浙江籍学生创办的《浙江潮》上,以“太公”为笔名发表《海上逸史》两篇,介绍了葡萄牙人达伽马航海经历和英国海军士官南极探险历程,激励国人奋发图强、齐心爱国。
可以说,钱恂及其家族在中日教育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无论是倡议张之洞派遣学生留学日本之举,还是将包括女子在家族子弟送入日本学校之为,都对当时社会产生了进步作用。
参考文献:
[1]石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2]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
[3]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4]单士厘,《癸卯旅行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5]钱恂,《吴兴钱氏家乘》(卷三),未刊
[6]《鸿迹帖》,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未刊
[7]桑兵:《留日学生的发端与甲午战后中日关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四期
[8]邱巍:《钱玄同家族留学日本考述》[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9]马一:《晚清驻外公使群体研究 (1875-1911)》[J]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0]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J].《历史研究》,1898年
[1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湖廣総督派遣の本邦留学生出発の状況通知》,明治32年10月25日
[12]成城学校史料. 第七回明治三十六年七月文理科学生卒业名簿
【关键词】:钱恂;近代;日本;留学生;教育
钱恂(1854-1927),号学嘉,字念劬,浙江归安(今吴兴)人,清末进步学者,外交家。钱氏家世显赫,伯父钱振伦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进士,与曾国藩同榜,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父亲钱振常,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其同父异母之弟钱玄同更是名声远迈,人尽皆知。钱恂自幼广涉文史,经学功底扎实,十多岁就考中秀才。绪十年(1884年),钱恂入薛福成幕下。期间,受薛福成命整理宁波天一阁藏书,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光绪十五年(1889年),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诸国,这是钱恂踏上外交仕途的第一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钱回国后入洋务派张之洞幕,并被委以湖北自强学堂提调,湖北武备学堂提调,湖北枪炮局提调等职。
中日甲午一役,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却败北于“蕞尔小国”邻邦日本。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得全国朝野上下的一批有识之士率先意识到到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校學习新式教育、科学、法律、军事等先进知识以强壮本邦的必要性。故晚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真正将派遣留日学生作为一项国策。众所周知,张之洞是中国派遣留日学生之说的大力倡导者。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张之洞提到:“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馀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同时,指出向日本学习的主要四个理由:“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并且“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简单来说,张之洞认为向日本学习“既省时又省力”:日本与中国地理位置隔海相邻,可节省大量交通费;日文和中文相似,都沿用汉字,在日语学习上,中国人占据一定优势;中日在历史上来往频繁,风俗相近。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率中国之先向西方学习,并且成功,中国可向日本学习西学之精华。钱恂作为张之洞的幕僚,也应在倡导派遣留日学生方面给予张之洞一些建议。
1899年,张之洞委派钱恂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驻扎日本,负责湖北留日学生的管理,规约留日学生的言行。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史料《鸿迹帖》,共计七册,其主要内容是清朝末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毕业归国前写下的留念文章,以及当时各省提学使、清朝贵族官员等考察早稻田大学时留下的纪念文。在第一册中,钱恂作为当时的湖北留日学生监督留下纪念文一篇,现将全文录于下:
溯自丁酉之岁,恂首发我国人宜留学日本之说。翌岁戊戌,始浙江,次湖北,又次江南,相继派遣留学生于东,恂皆预闻其事。陆军之外,入学于早稻田者为多。恂又赠家藏书籍三千余册于早稻田图书馆,故关系尤密切。迄乎今兹 ,留学之数日以增,早稻田更宏开舍宇以收容之,留学诸君获益愈多,则创为留学之说之人,意亦更慰。但愿世上有真是非、真评判,则数十年后感念日本教育,感念早稻田学校者,当不乏人,即追念鄙人者亦不乏人也。是恂所企望而不能已于怀者也。今因早稻田校出纸,俾在校数百人以书绘留纪念,亦?及于恂,恂谨志数语以表留学日本所自始。书既毕,慨念久之。
岁次丙午秋八月
中国间民钱恂
全文表达了作者对早稻田大学接纳、教育中国留学生的感激之情,又对留学生表示殷切期盼,希望诸生今后对社会有所作为。同时,钱恂在字里行间表达了自己首创中国人留学日本之说,并希望今后留学生能因此事而对自己心存感激。在全文之首,钱恂便称:“溯自丁酉之岁,恂首发我国人宜留学日本之说。”这里的丁酉之岁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这一年,日本陆军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奉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之命,赴武汉游说张之洞选派学生赴日留学,以“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东日危,中东系同文同种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之意,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中国学生赴日本“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学习。但是,当时张之洞因出省勘堤工,未能亲自和神尾见面,便派江汉关道及知府钱恂接待。可以说,钱恂是张和神尾之间的联系人,且,他应当也赞成派遣留日学生之事,并以此劝说张之洞。故,张之洞于事后又再次邀请神尾再次赴鄂,与之面谈。丁酉之后,维新运动不断高涨。1898年3月,张之洞著《劝学篇》,文章力主派遣留日学生的好处和必要性。6月,山东道监察御史杨秀深上奏,支持派遣国人赴日留学之策。8月,光绪帝真正将派学生赴日留学之事定为清政府的一项国策。于是,便有了“翌岁戊戌,始浙江,次湖北,又次江南,相继派遣留学生于东。”之事。1898年,浙江首次派留日学生,随后,湖北、南洋相继派出学生。这批学生当是甲午战后的首批官派学生,他们分别进入成城学校、日华学堂、宏文书院等校学习。由于钱恂是促成留学日本之事的重要人物,1899年,钱恂奉张之洞名赴日本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一职。据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的《湖廣総督派遣の本邦留学生出発の状況通知》文件可知,当年,张之洞派遣包括私费学生的八十一名留学生学生赴日,其中四十六名随留学生监督钱恂乘坐“神户丸”号汽船于10月21日从上海出发。
钱恂的家人亦对钱首倡国人留学生日本之说深感自豪。其妻单士厘在《癸卯旅行记》中言,“盖日本留学之举,为外子所创议……外子每自负,谓日本文明、世界文明得输入中国而突进三四十年,曾文正国藩之创游美学生议,沈文肃保桢之创游英法学生议,而开中国两千年未开之风气,为有功于四万万社会,诚非虚言。”钱恂对自己一生中颇为满意并反复提及的功绩之一亦是“始创派遣留学之议,以日本为初”。且“刘忠诚,张文襄采予说,相继派选搞材生东渡。予亲往监督,岁庚子率二子往学。”(出自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岳麓书社,1981年。)该记载和钱恂本人在《钱氏家乘》中所述“予亲往监督,岁庚子率二子往学。”之句看似有所出入,实则不然。“二子”即钱的两个二子钱稻孙和钱穟孙。其妻单士厘在《癸卯旅行记》中说:“回忆在乙亥(1899年),外子驻日本,予率两子继往,是为予出疆之始,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间,无岁不行。”又,据钱恂在《家乘》中对二子的在日本学习情况的描述,钱稻孙和钱穟孙都于庚子年(1900年)入日本学校学习。所以,“予亲往监督”的时间为1899年,而“率二子往学”的则是他的妻子单士厘,“庚子”应当为二子的入学时间。 钱恂还在文中提到他曾赠三千多册家藏书籍与早稻田大学。如今这些珍贵的书籍仍然被保留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内,例如《吕氏春秋》、《庄子》等。这些珍贵的古籍不管是对当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还是当今中国学者研究日藏汉籍都是一笔无价的资料。
钱恂除了提倡派遣留学生之外,还将家族子女送入日本学校学习,这可谓当时社会的一大创举。1906年,钱被宋恕举荐为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的理由之一便是“与古今中外之故,了然于胸。提倡派遣留日学生,且有送合门子女入彼学校之创举。”(出自宋恕:《推荐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禀》,《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光绪25年(1899年)钱恂赴日任湖北留学生监督。随后,妻子单士厘和两个儿子钱稻孙、钱穟孙以及大儿媳妇包丰保也一同抵日。单士厘也大力提倡振兴祖国教育事业,认为教育是兴邦之本。在日期间,她广泛日本知识界和教育界的女性,注意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故男女并重,且孩童无不先本母教。故论教育根本,女尤倍重于男。”其大儿媳包丰保于1901年进入帝国妇人协会下的实践女校学习,成为第一批在此校学习的女学生,该校由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创办。当时《大陆》杂志中的一文章提到某位日本人对此批女学生有过如下形容:
“中国女子数人,航海来日,在日本教育大家,华族女学校校监下田歌子监督之下学习。中国女子海外留学者,自发此韧。可知中国人求学之心渐熟也。
此等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畏惧,彬彬有礼,为日本妇女所不能及。
留学生中,有夫婿在东京留学者,会晤之际,其应对之仪式,周旋之情谊,实称平等。昔闻中国男尊女卑,以今观之,殊不为然。男子对女子如此殷勤郑重,岂以奴隶待女子者耶?”
虽然作者行文稍有夸大之嫌,但我们仍可窥见当时包丰保之类女留学生的一般状态。她们是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群人。
我们再来看钱恂的两个儿子钱稻孙和钱穟孙的留日情况。根据《钱氏家乘》,钱稻孙于1900年入日本庆应义塾小学,1902年毕业后升入成城学校,毕业后仍改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附属中学,1907年毕业;钱穟孙也是1900年入庆应义塾小学,1903年毕业后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附属中学,1908年毕业后考入札幌农科大学预科,1911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1914年毕业。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钱稻孙在小学毕业后所入的成城学校是当时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校,也就是说,他是一所军事学校。同批入学的另有13人,钱稻孙年龄最小,年仅17。查阅城城学校清国留学生毕业考试成绩表,与陆军学生不同,钱稻孙则是1903年7月作为“文理科学生”的一员毕业的。这个文科班一共有14名毕业生,他们的入学时间分别为1901年11、12月以及1902年3、4月。但是成城学校正式开设文科班是在1903年10月。为什么在这之前,一所武备学校要专门为一批中国留学生开设文理科班呢?这一问题值得今后作进一步研究。《钱氏家乘》中钱恂倒是对两个二子留学日本的大致情况作了略作了说明,“……迨两子中学将毕业时,中国武学生丑态大露,遂辍武学之议,大二改赴欧洲,次儿改学农业……”除了两个二子和儿媳之外,1901年,钱家女婿董鸿也抵达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深造。至此,钱家已有四人在日留学。单士厘说,“予家留东之男女学生四人皆独立完全之自费生……女学生之为吾家第一人,固无论矣,两子均已毕小学六年级之业,而跻入中学校之第一年,第二年级,在中国人循序修学,亦不作第三人想。”当时,旧中国社会较贫穷,赴日之生主要以官费为主;又,清廷当时急需一批先进人才拯救国难,留学生以习速成科为主。从时间来看,速成教育的学习期限较短,一般是一年至兩年;从内容来看,所学知识尚处于日本中学教育阶段,缺乏专业性。而从上文及单士厘之述可知,钱家人皆自备资斧留学日本,而且,儿子钱穟孙从小学至大学的学业全在日本学校完成。在留学形式上,钱家人此所举可谓开国之先河。
此外,面对清末深重的民族危机,赞成改革的钱恂,与当时激进的社会革新者也有所接触。钱恂在日本担任留日学生监督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高涨时期。驻日期间,他与章太炎有一段过从甚密的交往,章太炎后来回忆在日本的生活时说:“回忆三年前至此,相知惟任公、念劬。”在横滨,钱恂还认识了孙中山,两人交谈较为投机。后来,钱恂加入了光复会,还在留日浙江籍学生创办的《浙江潮》上,以“太公”为笔名发表《海上逸史》两篇,介绍了葡萄牙人达伽马航海经历和英国海军士官南极探险历程,激励国人奋发图强、齐心爱国。
可以说,钱恂及其家族在中日教育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无论是倡议张之洞派遣学生留学日本之举,还是将包括女子在家族子弟送入日本学校之为,都对当时社会产生了进步作用。
参考文献:
[1]石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2]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
[3]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4]单士厘,《癸卯旅行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5]钱恂,《吴兴钱氏家乘》(卷三),未刊
[6]《鸿迹帖》,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未刊
[7]桑兵:《留日学生的发端与甲午战后中日关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四期
[8]邱巍:《钱玄同家族留学日本考述》[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9]马一:《晚清驻外公使群体研究 (1875-1911)》[J]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0]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J].《历史研究》,1898年
[1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湖廣総督派遣の本邦留学生出発の状況通知》,明治32年10月25日
[12]成城学校史料. 第七回明治三十六年七月文理科学生卒业名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