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昭和初期中日矛盾愈发激化，日本一面加速侵华进程，发动侵略战争。一面对在日中国留学生施以怀柔政策，试图拉拢留学生协助其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本文拟对在日本政府矛盾的对华政策下，在日中国留学生们生活状态和对日观感进行分析和探究。
【关键词】：昭和初期，中国留日学生，生活实态，对日态度
昭和初期，日本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加剧侵华进程，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同时，日本政府为配合其侵略，在文化教育方面相继出台多项对华留学生政策，试图拉拢中国留学生为其侵略事业服务。然而顾忌于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日本一方面施以怀柔政策中国留学生，一方面又对他们充满警惕和提防，加强对留学生监督控制。在这样动荡的时局和矛盾的政策影响下，留日学生的留学生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这一时期的留学与其说是教育事业不如说是政治交锋。本文笔者拟对动乱局势和日本对留学生矛盾政策下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实态和对日感情态度状况进行分析探究。
一、在日生活
（一）住宿
留学生们来到日本，最先遇到的问题便是住宿。接纳留学生之初，日本仅有少数学校为留学生提供宿舍，大部分留学生需要在外租住空间狭小的下宿屋。然而中国留学生由于生活习惯上的种种恶习而遭到日本人嫌弃厌恶，寻找住处时“有一位留学生搬进去，日本学生就全数搬出。所以馆子的主人总不敢招纳中国人。”，最终中国留学生只能住在较为低级的下宿屋，每天过着不三不四的生活，荒废学业，贪图玩乐。为改善留学生住宿，大正时期日本成立了日华学会为留学生提供宿舍。外务省还向国会申请了临时费在留学生集中的地方修建宿舍。虽解决了部分学生的住宿问题，但宿舍可容纳人数比起留学生总数，无异于杯水车薪，大多数留日学生仍是租住在日本人家中。
至昭和时期，随着中日矛盾的加深，中华民国留学生日渐减少，此时在日留学生主要为各伪政权派遣，这些留学生的住宿问题，被日本政府交由各伪政权处理。如伪满洲国留学生的住宿问题，被交由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负责，在“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建成以后，转接了大使馆的责任，负责解决初到日本留学者的住宿问题。在留学生会馆的住宿，普通学生可居住一年，而地方学生则只住三个月便需去到留学地方，在留学地方的住宿仍由大使馆指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及汪伪政府的留日学生事宜则被交由日华学会负责处理并为其公费留学生提供住宿。除此之外，日本各学校为了方便统一管理，也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宿舍，甚至强制留学生入住。
全面战争爆发以后，留学生住宿由战前的租住为主变为集中住宿为主。战时日本民众对中国留学生的敌意和歧视甚重，留学生很难找到可租住地方，日本政府为留学生提供住宿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们解决了住宿问题。但是，日本当局自然不可能是出于为替留学生缓解压力的考虑，而是为向他们灌输亲日奴化思想，同时限制他们活动以便监视管理。
（二）经费
中国赴日留学生的出身不一，加上战乱时期贫富差距较大，少数官宦、富家子弟在日留学期间，经济条件好生活充裕，甚至有人捎带女佣赴日为自己料理生活。绝大多数留学生来自于清贫的家庭，官费留学生依赖官费可维持基本生计，而来自于普通家庭的自费留学生则生活尤为艰苦，在未考取官费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要靠社会借贷为生。
然而日本不断对外扩张，为筹备军备物资国内百物腾贵，物价高涨，中日货币汇率对国人留日而言渐无优势。官费生尚可维持生计，自费生则有不少人因国内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学费寄送中断，连学费都难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利用庚子赔款推出的“对华文化事业”显得尤为及时。虽然大部分人由于时局下日本的天然抵触情节，认为其定然“包藏祸心”，需警惕对待而声称不愿接受来自日本的“好意”，但比起民族大义，眼前的生活重压顯然更加不容忽视，口诛笔伐的留学生们在政策落实实施之时一改前议，甚至开始为补助名额展开争夺，互相攻击，甚至为接受补助而被迫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不敢忘记日本政府的深厚恩典，尽力于日中亲善”的“誓约书”。
经济补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学生的窘境。帮助那些专注学业的留学生专注于学业而不需为生计苦恼。然而到全面战争时期，日本财务紧张，对华文化事业费让步于战时经费而有所缩减，补给留学生数量大幅减少。留日学生生活再次陷入窘境，甚至连吃住都成难题。据留学生回忆：“1942年日本国内粮食紧缺，生活越来越困难，仅靠庚款补助费已无法维持生活……黑市物价很贵，饿着肚子学习的事情已习以为常”。战后留学生生活已困窘至此，然日本此时自顾不暇，已无余力为留学生进行改善。
日本政府对留学生住宿环境上的改善和经济上补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学生的窘境，但是期待通过“善意”手段拉拢留学生，改善留学生对日感情的希望却落空。一方面因为面对侵略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家国观念感的增强坚定了他们的排日立场。另一方面由于在日生活，留学生们更能切身感受国人在日被侮辱蔑视的心酸苦楚，面对日本举国上下的轻视和侮辱，目睹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酝酿和发动，他们更能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拉拢手段的背后深意，知晓日本表里不一政策的险恶用心。因此日本当局的伪善策略不但没有使留学生亲近日本，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排日情绪，把中国留学生推向了亲善日本的反方向。
二、对日态度
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绝大多数是抱着救国的理想赴日学习的，他们虽在日本接受教育，但学习的最终目的无外乎是回国参加革命，保家卫国。日本虽然不断改善中国留学生政策，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和思想上的安抚，但这些行为无外乎是抱着培养亲善日本人才的目的。面对日本的糖衣炮弹，大部分留日中国学子坚定立场反对日本的侵略，但也有少数留学生叛国投敌，沦为了侵略者的帮手。
1，坚定抗日
近代中国学生留日的49年间，留学生中一共爆发国13次集体归国事件，其中9次为抗议日本侵华的政治事件。日本虽制定了不少改善留学生生活条件、培养留学生对日好感的留学政策，但这些政策与日本国家所秉持的对华方针在根本上是矛盾的。日本从最初接受中国留学生以来，就一步步有计划的推行着灭亡中国的国策，一边对中国实行肆无忌惮地侵略，一边试图用文化教育手段培养留学生亲善日本，显然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无论是愤而归国投身革命还是忍辱负重继续留学，留日学生都是反日运动的急先锋、排头军。 战前牺牲学业满怀愤懑归国的留学生们，在国内奔走相告，向国内消息闭塞的民众们宣传抗日意识，他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为消除国内民众对敌情的认识不足和隔膜。全面抗战爆发后，几乎所有民国留学生都在国民党“撤离敌国，回国参战”的指示下回国参与革命。他们一部分来到上海，组成“中国归国留日同学救亡会”，参与抗日宣传、慰劳伤员和募捐筹款等活动。
在日留学生们处于日本政府严密的监视下，难以进行公开的抗日活动，但留学生们“……是绝对没有忘记祖国的灾难的。我们是时刻都在为祖国努力，只以环境不同，努力的方式亦因以稍异。”，他们在尖锐的监视和压迫下，不得不改变方式，采取私密形式进行活动。根据1936年1月《留东学报》第一卷第四期“留日团体一览”记载，留学生们在日本组织成立的各类社团达90个，包括学术团体、兴趣爱好团体、同学会、同乡会和数个左翼团体。留学生们利用这些小团体掩敌耳目进行秘密活动。
留学生团体成立以后，他们开始创办杂志刊物、发表揭露日本侵略恶行的文章诗歌引导留学生参与抗日。仅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的6年间，中国留学生在日创办的带有抗日色彩的刊物根据笔者粗略统计至少达二十余件，这些刊物“表面上看，似以学术为主……倘若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刊物在学术面目的掩护下，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抗日色彩，而其救国宗旨则贯穿始终”。然而这些杂志在被日本警视厅察觉出其深意后，被相继查封取缔。这些杂志中最为著名的当属1935年6月12日创办的《留东新闻》，该杂志最初以报导留日学界和文化届事项为主，但不久之后就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最终遭日本政府检举查封而停刊。
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日本的法西斯面目终于彻底暴露出来，日本当局对留学生们的排日运动进行彻底坚决取缔，对留日学生更是采取高压态势。直到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国留学生几乎全部回国，伪政权派遣留学省赴日之后才有所松懈。
全面抗战时期，依然有大量留学生借助留学之际来到日本搜集战事情报传递给国内，以间谍身份活跃在日本。如1925年赴日留学的江苏留学生钱崖，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抗日，在1937-1938年主持领导着反战情报组，并先后联络结识日本共产党员田中忠夫和社会主义思想者青山和夫，利用二人赴上海打入日侨团体并将获取的情报传给国民党。直至1939年9月被日本政府以破坏治安维持法和军机保护法为名起诉入狱。
不过，日本当局的镇压并不能阻止留日学生的抗日救国。仍有部分留日学生在日本警察的侦查下暗中宣传反满抗日活动，或者采取不合作的抗日态度，留日学生们零星开展的抗日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2，投敌卖国
昭和初期留日学生中究竟有多少人选择投敌根据目前的资料难以精确考证，但根据《中华留日同学会同学录》中汉奸名录及信息显示，所收录693名汉奸几乎全部供职于伪政权。这一现象一方面源于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留学生已悉数回国，仅余各伪政权继续派遣留日学生。另一方面因为伪政权派遣留日学生目的本就是要培养“为日满合并效力的骨干分子”，出现这一结果完全在日本政府和伪政权计划之内。
伪政权赴日留学生毕业者回国后几乎可以全部被伪政府或日本在华公司录取。在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战时，稳定工作的诱惑使留学日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许多学生为了职位赴日留学，也有部分听命于日本的伪政权官员为表忠心将子女送至日本，伪政权派遣的留日学生除少数选择抗战革命，大多数学成后回国投身于伪政权政府各界，为日本伪政权服务。这类投敌卖国的留日学生，大多数人是为了追求个人权势地位，实现政治野心。如汪精卫走上了叛国道路，是为取代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接受日本政府的“扶汪代蒋”政策，出卖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
卖国投敌者中少数是因为留学日本而对日本文化产生认同与亲和感，如“文化汉奸”巨头周作人便是因为在日本学习日本文化而对日本产生故乡文化心理，他在《留学的回忆》中讲道：“我自己在东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过一次家。我称东京为第二故乡，也就是这个缘故。鲁迅在仙台医学院受到种种刺激，我却是没有。说在留日时代造下抗日的原因，我总深以为疑。照我们自己的经验看，相信这是不会有的。”。
留学生的投敌叛国行为并不代表日本对华留学政策的培养“亲善”人才目的达到了，大部分留学生出于个人生计和谋取权势的考量而选择为侵略者合作。因留学对日本产生“亲善”情节而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留学生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留学生奋勇在抗战第一线，日本培养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协助者的目的最终落空。
参考文献：
[1] 周一川. 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2] 王奇生著. 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3] 王奇生著. 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4] 徐志民. 敌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A].近代史研究.2015年05期.
[5] 谢忠宇. 战前留日学生与日本的矛盾冲突考略[J].日本学论坛.2004年03期.
[6] 张海鹏. 中國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6期.
[7] 周棉.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分化[A].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05期.
【关键词】：昭和初期，中国留日学生，生活实态，对日态度
昭和初期，日本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加剧侵华进程，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同时，日本政府为配合其侵略，在文化教育方面相继出台多项对华留学生政策，试图拉拢中国留学生为其侵略事业服务。然而顾忌于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日本一方面施以怀柔政策中国留学生，一方面又对他们充满警惕和提防，加强对留学生监督控制。在这样动荡的时局和矛盾的政策影响下，留日学生的留学生活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这一时期的留学与其说是教育事业不如说是政治交锋。本文笔者拟对动乱局势和日本对留学生矛盾政策下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实态和对日感情态度状况进行分析探究。
一、在日生活
（一）住宿
留学生们来到日本，最先遇到的问题便是住宿。接纳留学生之初，日本仅有少数学校为留学生提供宿舍，大部分留学生需要在外租住空间狭小的下宿屋。然而中国留学生由于生活习惯上的种种恶习而遭到日本人嫌弃厌恶，寻找住处时“有一位留学生搬进去，日本学生就全数搬出。所以馆子的主人总不敢招纳中国人。”，最终中国留学生只能住在较为低级的下宿屋，每天过着不三不四的生活，荒废学业，贪图玩乐。为改善留学生住宿，大正时期日本成立了日华学会为留学生提供宿舍。外务省还向国会申请了临时费在留学生集中的地方修建宿舍。虽解决了部分学生的住宿问题，但宿舍可容纳人数比起留学生总数，无异于杯水车薪，大多数留日学生仍是租住在日本人家中。
至昭和时期，随着中日矛盾的加深，中华民国留学生日渐减少，此时在日留学生主要为各伪政权派遣，这些留学生的住宿问题，被日本政府交由各伪政权处理。如伪满洲国留学生的住宿问题，被交由伪满洲国驻日大使馆负责，在“满洲国“留日学生会馆建成以后，转接了大使馆的责任，负责解决初到日本留学者的住宿问题。在留学生会馆的住宿，普通学生可居住一年，而地方学生则只住三个月便需去到留学地方，在留学地方的住宿仍由大使馆指定。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维新政府及汪伪政府的留日学生事宜则被交由日华学会负责处理并为其公费留学生提供住宿。除此之外，日本各学校为了方便统一管理，也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宿舍，甚至强制留学生入住。
全面战争爆发以后，留学生住宿由战前的租住为主变为集中住宿为主。战时日本民众对中国留学生的敌意和歧视甚重，留学生很难找到可租住地方，日本政府为留学生提供住宿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们解决了住宿问题。但是，日本当局自然不可能是出于为替留学生缓解压力的考虑，而是为向他们灌输亲日奴化思想，同时限制他们活动以便监视管理。
（二）经费
中国赴日留学生的出身不一，加上战乱时期贫富差距较大，少数官宦、富家子弟在日留学期间，经济条件好生活充裕，甚至有人捎带女佣赴日为自己料理生活。绝大多数留学生来自于清贫的家庭，官费留学生依赖官费可维持基本生计，而来自于普通家庭的自费留学生则生活尤为艰苦，在未考取官费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要靠社会借贷为生。
然而日本不断对外扩张，为筹备军备物资国内百物腾贵，物价高涨，中日货币汇率对国人留日而言渐无优势。官费生尚可维持生计，自费生则有不少人因国内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学费寄送中断，连学费都难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利用庚子赔款推出的“对华文化事业”显得尤为及时。虽然大部分人由于时局下日本的天然抵触情节，认为其定然“包藏祸心”，需警惕对待而声称不愿接受来自日本的“好意”，但比起民族大义，眼前的生活重压顯然更加不容忽视，口诛笔伐的留学生们在政策落实实施之时一改前议，甚至开始为补助名额展开争夺，互相攻击，甚至为接受补助而被迫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不敢忘记日本政府的深厚恩典，尽力于日中亲善”的“誓约书”。
经济补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学生的窘境。帮助那些专注学业的留学生专注于学业而不需为生计苦恼。然而到全面战争时期，日本财务紧张，对华文化事业费让步于战时经费而有所缩减，补给留学生数量大幅减少。留日学生生活再次陷入窘境，甚至连吃住都成难题。据留学生回忆：“1942年日本国内粮食紧缺，生活越来越困难，仅靠庚款补助费已无法维持生活……黑市物价很贵，饿着肚子学习的事情已习以为常”。战后留学生生活已困窘至此，然日本此时自顾不暇，已无余力为留学生进行改善。
日本政府对留学生住宿环境上的改善和经济上补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学生的窘境，但是期待通过“善意”手段拉拢留学生，改善留学生对日感情的希望却落空。一方面因为面对侵略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家国观念感的增强坚定了他们的排日立场。另一方面由于在日生活，留学生们更能切身感受国人在日被侮辱蔑视的心酸苦楚，面对日本举国上下的轻视和侮辱，目睹着日本侵华战争的酝酿和发动，他们更能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拉拢手段的背后深意，知晓日本表里不一政策的险恶用心。因此日本当局的伪善策略不但没有使留学生亲近日本，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排日情绪，把中国留学生推向了亲善日本的反方向。
二、对日态度
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绝大多数是抱着救国的理想赴日学习的，他们虽在日本接受教育，但学习的最终目的无外乎是回国参加革命，保家卫国。日本虽然不断改善中国留学生政策，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和思想上的安抚，但这些行为无外乎是抱着培养亲善日本人才的目的。面对日本的糖衣炮弹，大部分留日中国学子坚定立场反对日本的侵略，但也有少数留学生叛国投敌，沦为了侵略者的帮手。
1，坚定抗日
近代中国学生留日的49年间，留学生中一共爆发国13次集体归国事件，其中9次为抗议日本侵华的政治事件。日本虽制定了不少改善留学生生活条件、培养留学生对日好感的留学政策，但这些政策与日本国家所秉持的对华方针在根本上是矛盾的。日本从最初接受中国留学生以来，就一步步有计划的推行着灭亡中国的国策，一边对中国实行肆无忌惮地侵略，一边试图用文化教育手段培养留学生亲善日本，显然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无论是愤而归国投身革命还是忍辱负重继续留学，留日学生都是反日运动的急先锋、排头军。 战前牺牲学业满怀愤懑归国的留学生们，在国内奔走相告，向国内消息闭塞的民众们宣传抗日意识，他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国内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为消除国内民众对敌情的认识不足和隔膜。全面抗战爆发后，几乎所有民国留学生都在国民党“撤离敌国，回国参战”的指示下回国参与革命。他们一部分来到上海，组成“中国归国留日同学救亡会”，参与抗日宣传、慰劳伤员和募捐筹款等活动。
在日留学生们处于日本政府严密的监视下，难以进行公开的抗日活动，但留学生们“……是绝对没有忘记祖国的灾难的。我们是时刻都在为祖国努力，只以环境不同，努力的方式亦因以稍异。”，他们在尖锐的监视和压迫下，不得不改变方式，采取私密形式进行活动。根据1936年1月《留东学报》第一卷第四期“留日团体一览”记载，留学生们在日本组织成立的各类社团达90个，包括学术团体、兴趣爱好团体、同学会、同乡会和数个左翼团体。留学生们利用这些小团体掩敌耳目进行秘密活动。
留学生团体成立以后，他们开始创办杂志刊物、发表揭露日本侵略恶行的文章诗歌引导留学生参与抗日。仅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的6年间，中国留学生在日创办的带有抗日色彩的刊物根据笔者粗略统计至少达二十余件，这些刊物“表面上看，似以学术为主……倘若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刊物在学术面目的掩护下，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抗日色彩，而其救国宗旨则贯穿始终”。然而这些杂志在被日本警视厅察觉出其深意后，被相继查封取缔。这些杂志中最为著名的当属1935年6月12日创办的《留东新闻》，该杂志最初以报导留日学界和文化届事项为主，但不久之后就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最终遭日本政府检举查封而停刊。
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日本的法西斯面目终于彻底暴露出来，日本当局对留学生们的排日运动进行彻底坚决取缔，对留日学生更是采取高压态势。直到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国留学生几乎全部回国，伪政权派遣留学省赴日之后才有所松懈。
全面抗战时期，依然有大量留学生借助留学之际来到日本搜集战事情报传递给国内，以间谍身份活跃在日本。如1925年赴日留学的江苏留学生钱崖，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抗日，在1937-1938年主持领导着反战情报组，并先后联络结识日本共产党员田中忠夫和社会主义思想者青山和夫，利用二人赴上海打入日侨团体并将获取的情报传给国民党。直至1939年9月被日本政府以破坏治安维持法和军机保护法为名起诉入狱。
不过，日本当局的镇压并不能阻止留日学生的抗日救国。仍有部分留日学生在日本警察的侦查下暗中宣传反满抗日活动，或者采取不合作的抗日态度，留日学生们零星开展的抗日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2，投敌卖国
昭和初期留日学生中究竟有多少人选择投敌根据目前的资料难以精确考证，但根据《中华留日同学会同学录》中汉奸名录及信息显示，所收录693名汉奸几乎全部供职于伪政权。这一现象一方面源于七七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留学生已悉数回国，仅余各伪政权继续派遣留日学生。另一方面因为伪政权派遣留日学生目的本就是要培养“为日满合并效力的骨干分子”，出现这一结果完全在日本政府和伪政权计划之内。
伪政权赴日留学生毕业者回国后几乎可以全部被伪政府或日本在华公司录取。在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战时，稳定工作的诱惑使留学日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许多学生为了职位赴日留学，也有部分听命于日本的伪政权官员为表忠心将子女送至日本，伪政权派遣的留日学生除少数选择抗战革命，大多数学成后回国投身于伪政权政府各界，为日本伪政权服务。这类投敌卖国的留日学生，大多数人是为了追求个人权势地位，实现政治野心。如汪精卫走上了叛国道路，是为取代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接受日本政府的“扶汪代蒋”政策，出卖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
卖国投敌者中少数是因为留学日本而对日本文化产生认同与亲和感，如“文化汉奸”巨头周作人便是因为在日本学习日本文化而对日本产生故乡文化心理，他在《留学的回忆》中讲道：“我自己在东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过一次家。我称东京为第二故乡，也就是这个缘故。鲁迅在仙台医学院受到种种刺激，我却是没有。说在留日时代造下抗日的原因，我总深以为疑。照我们自己的经验看，相信这是不会有的。”。
留学生的投敌叛国行为并不代表日本对华留学政策的培养“亲善”人才目的达到了，大部分留学生出于个人生计和谋取权势的考量而选择为侵略者合作。因留学对日本产生“亲善”情节而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留学生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留学生奋勇在抗战第一线，日本培养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协助者的目的最终落空。
参考文献：
[1] 周一川. 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年）[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2] 王奇生著. 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3] 王奇生著. 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M].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4] 徐志民. 敌国留学——抗战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实态[A].近代史研究.2015年05期.
[5] 谢忠宇. 战前留日学生与日本的矛盾冲突考略[J].日本学论坛.2004年03期.
[6] 张海鹏. 中國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J].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06期.
[7] 周棉.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分化[A].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