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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雅图试着给张欣打电话。十多年没有用过这个电话号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联系上他，心里没有把握。接通电话后，彼此就都不用问是谁，因为太熟悉对方的话音了。如今张欣已是功成名就的美国经济学家，而年轻时，我们曾是情同手足的好友。
三十多年前，张欣赴美留学，先是考取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东亚系。1984年读完硕士学位，转而去密西根大学改读经济学，师从计量经济学大师邹至庄教授。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托列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经济系终身教授。他曾出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与英文《中国经济研究》杂志的共同主编；曾在世界银行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东南亚国家融资政策；曾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前几年还出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和管理学院院长。他的论著大部分是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转型改革的研究，其中有关一般不均衡理论、改革阶段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论文在美国学术界受到普遍好评。
在电话中听说他明年就要退休了，不得不感慨时光流逝是如此之快。1968年冬，我去苏北大丰的一个劳改农场务农，在那里认识了张欣。尽管看上去就是个文弱书生，但他很能吃苦，为人热情，性格温和，几乎从未和别人面红脸赤地争吵过。我们被编在一个生产连队，清一色的男知青。我当连长，他是一排长，副排长蒋洪现在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这届全国政协最敢言的委员之一。他们这个排是由最强悍、最爱打架，也是最令我头疼的一帮知青组成，于是就派了最得力的张欣去带领这支队伍。张欣很快就在他们中间建立了说一不二的威信，并逐渐把一排带上了正路。由此可见他的人格魅力。
张欣早年丧父，做中学教师的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姐弟俩拉扯大。可是下乡不久就传来了母亲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的消息，在上海的寓所也被造反派头头强占，相依为命的姐姐远放黑龙江插队。张欣把悲痛埋在心底里，依然是积极、热情、平和，连队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遭遇。我明白说再多的安慰话对他也是没有用的，只有给他更多关心，我俩的情谊越来越深。长长的冬日是农闲季节，海边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没有办法下地，大家就整天赖在茅草盖顶的宿舍里。多数人就以睡懒觉和打纸牌消磨时间，我和张欣等人就找各种书籍交换着阅读。当年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为我们这些没有读完初中的知青打下了后半辈子治学的基础。1970年底，电台开始教广播英语，我和张欣都成了第一批自学者。我半途而废，他却一直坚持了下来，为日后留学美国创造了条件。
转眼到了1972年夏，张欣的命运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先是和我一起回城，在一所中学当上了体育老师。不久他旅居法国的舅舅回国探亲。因为他是法兰西学院唯一的华裔院士，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当局为了迎接贵宾，在一个月内就把张欣的姐姐调回上海，并把强占的房子还给了他们。于是张欣家在虹口花园里弄的小楼就成了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三天两头在那里高谈阔论，交换书籍，传递小道消息。1976年10月，“四人帮”刚倒台的那几天，上海名义上仍在其余党的控制之下，实际则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因为人们知道他们的末日不远了。那几天，张欣每天下班后就去人民广场听小道消息。在那里，他结识了几个交通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和他们共同发起上海群众庆祝打倒“四人帮”的百万人集会。我也被他拉去参与筹备这次集会。此后，张欣的政治兴趣越来越浓，我则回到了书桌。第二年，他就在上海市中心贴出一张大字报，要求为被饱受批判的“物质刺激”平反，认为这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手段。这张大字报在上海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张大字报给张欣带来不少麻烦，但也因此把他带上了研究经济学的道路。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张欣考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兴趣已经在经济学上，应付中文系的课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经济系听课，几乎修完了全部的经济学课程。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在1979年的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学术论文。当年一个经济学教授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都非易事，但一个中文系的二年级学生的论文居然发表了，实在是让人跌破眼镜的。
大学毕业后，张欣随即就去美国留学了。最初几年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我到美国留学的第一个暑假还开车从洛杉矶到他在俄亥俄的家中做客。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那年，我们常在一起度周末。最近几年，我们都忙得东奔西走，彼此间的联络就变得稀疏了，但年轻时建立起来的友情还是历久弥坚。
三十多年前，张欣赴美留学，先是考取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东亚系。1984年读完硕士学位，转而去密西根大学改读经济学，师从计量经济学大师邹至庄教授。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立托列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经济系终身教授。他曾出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与英文《中国经济研究》杂志的共同主编；曾在世界银行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东南亚国家融资政策；曾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任教。前几年还出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和管理学院院长。他的论著大部分是对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转型改革的研究，其中有关一般不均衡理论、改革阶段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论文在美国学术界受到普遍好评。
在电话中听说他明年就要退休了，不得不感慨时光流逝是如此之快。1968年冬，我去苏北大丰的一个劳改农场务农，在那里认识了张欣。尽管看上去就是个文弱书生，但他很能吃苦，为人热情，性格温和，几乎从未和别人面红脸赤地争吵过。我们被编在一个生产连队，清一色的男知青。我当连长，他是一排长，副排长蒋洪现在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这届全国政协最敢言的委员之一。他们这个排是由最强悍、最爱打架，也是最令我头疼的一帮知青组成，于是就派了最得力的张欣去带领这支队伍。张欣很快就在他们中间建立了说一不二的威信，并逐渐把一排带上了正路。由此可见他的人格魅力。
张欣早年丧父，做中学教师的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姐弟俩拉扯大。可是下乡不久就传来了母亲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的消息，在上海的寓所也被造反派头头强占，相依为命的姐姐远放黑龙江插队。张欣把悲痛埋在心底里，依然是积极、热情、平和，连队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遭遇。我明白说再多的安慰话对他也是没有用的，只有给他更多关心，我俩的情谊越来越深。长长的冬日是农闲季节，海边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没有办法下地，大家就整天赖在茅草盖顶的宿舍里。多数人就以睡懒觉和打纸牌消磨时间，我和张欣等人就找各种书籍交换着阅读。当年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为我们这些没有读完初中的知青打下了后半辈子治学的基础。1970年底，电台开始教广播英语，我和张欣都成了第一批自学者。我半途而废，他却一直坚持了下来，为日后留学美国创造了条件。
转眼到了1972年夏，张欣的命运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先是和我一起回城，在一所中学当上了体育老师。不久他旅居法国的舅舅回国探亲。因为他是法兰西学院唯一的华裔院士，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当局为了迎接贵宾，在一个月内就把张欣的姐姐调回上海，并把强占的房子还给了他们。于是张欣家在虹口花园里弄的小楼就成了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三天两头在那里高谈阔论，交换书籍，传递小道消息。1976年10月，“四人帮”刚倒台的那几天，上海名义上仍在其余党的控制之下，实际则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因为人们知道他们的末日不远了。那几天，张欣每天下班后就去人民广场听小道消息。在那里，他结识了几个交通大学的工农兵学员，和他们共同发起上海群众庆祝打倒“四人帮”的百万人集会。我也被他拉去参与筹备这次集会。此后，张欣的政治兴趣越来越浓，我则回到了书桌。第二年，他就在上海市中心贴出一张大字报，要求为被饱受批判的“物质刺激”平反，认为这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手段。这张大字报在上海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张大字报给张欣带来不少麻烦，但也因此把他带上了研究经济学的道路。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张欣考取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兴趣已经在经济学上，应付中文系的课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经济系听课，几乎修完了全部的经济学课程。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在1979年的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的学术论文。当年一个经济学教授在复旦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都非易事，但一个中文系的二年级学生的论文居然发表了，实在是让人跌破眼镜的。
大学毕业后，张欣随即就去美国留学了。最初几年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我到美国留学的第一个暑假还开车从洛杉矶到他在俄亥俄的家中做客。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那年，我们常在一起度周末。最近几年，我们都忙得东奔西走，彼此间的联络就变得稀疏了，但年轻时建立起来的友情还是历久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