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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庆历年间，京城汴京有个习俗：每年春秋两季都会举行“赛神会”，拜神谒祖、敬香祈福。每当这天，京城大街小巷往往人烟辏集、热闹非凡，那些六部衙门里的大小官吏，也会利用这个节日，把平日里一些拆开的信封、废旧的纸张集中卖掉换点钱，然后你几钱，他几两，大家凑份子，点菜沽酒，开怀畅饮一番。庆历四年（1044）秋，刚刚出任进奏院提举不久的苏舜钦，就牵头组织了一次这样的聚会。
苏舜钦颇有才气，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十分赏识，曾把他与大诗人梅尧臣合称为“苏梅”；他的书法也别具一格，常常“落笔争为人所传”，与当时著名书法家周越齐名。只是，苏舜钦并不以此为荣，他曾说：“吾不幸写字为人比周越，作诗为人比梅尧臣。”认为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太低，颇见其性格中自负的一面。
这年秋季的赛神会，苏舜钦主动做东，邀请了一些像他一样傲世轻物的同僚和才高八斗的文人，商量好以卖废纸的钱会餐。为了避嫌，他还主动掏腰包，出钱十贯（相当于十两银子），同时要求朋友们也象征性地出点儿钱。被邀请的人包括王洙、梅尧臣等十数位政见趋同、性情相近的青年才俊。他们边喝酒边吟诗，臧否人物，议论时政，酣畅淋漓，激情澎湃。喝到高潮，他们又乘兴唤来两名歌妓助兴，那真是“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乐声、歌声不绝于耳，饮酒、吟诗通宵达旦。
彼时，文人聚会是雅事，人人向往之。太子中书舍人李定曾向苏舜钦示意，表示想参加这次盛会。苏舜钦平时就与李定不投缘，何况李定又是靠荫补入仕的，更为他所鄙薄。因此，苏舜钦回答说，我们下级一起喝闷酒，怎么好邀请您这样大的领导屈尊呢？苏舜钦酸中带讥、话中有话，不但把李定排除在雅士清流之外，还明显带有侮辱之意。李定不禁怒火中烧，他设法打听到聚饮的详细情况，然后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把当日的场景描绘得不堪入耳，到处散布。
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御史中丞王拱辰耳朵里。出了这么一件公款吃喝、伤风败俗之事，负责纠察百官、肃正纲纪的御史中丞岂能坐视不管？加上苏舜钦是“庆历新政”主将范仲淹极力荐举的，又是改革支持者杜衍的乘龙快婿，而王拱辰对于“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十分反感，虽然当时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中坚都已被贬谪放逐，但余波未平、余音未了，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再次肃清。他打听到当时那班文人小吏不仅召妓，还有人作诗曰：“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简直是“大不敬”，便鼓动刘元瑜等一班御史，组织材料，羅织罪名，告到了宋仁宗那里。宋仁宗雷霆震怒，以“监主自盗”的罪名将苏舜钦削籍为民。
心比天高的苏舜钦因公款吃喝被贬，一腔报国热情从此付之东流。其实，他的获罪根源不在吃喝，也不仅仅在政治斗争，而在性格。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加上好出奇言、好作怪论、好以天下为己任，便近乎天真了。天圣年间，玉清昭应宫被焚毁于火灾，年仅21岁的苏舜钦向宋仁宗上书言事，开篇便是：“烈士不避斧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怀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诽……”自诩“烈士”，威逼皇帝，言下之意为：听我的谏言您就是纳忠明君，不听则是无道昏君。这样的言语不仅天真，而且幼稚。
文人讲究个性、率真，而政治讲究利益、奸诈，这是两个方向、两条道路，永远也不可能并轨。以文人的“率真”去较真政治的“奸诈”，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迟早要栽跟头。即便苏舜钦今天不因公款吃喝而罢官，明天也会因某些不当言论而被削籍。
苏舜钦颇有才气，文坛领袖欧阳修对他十分赏识，曾把他与大诗人梅尧臣合称为“苏梅”；他的书法也别具一格，常常“落笔争为人所传”，与当时著名书法家周越齐名。只是，苏舜钦并不以此为荣，他曾说：“吾不幸写字为人比周越，作诗为人比梅尧臣。”认为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太低，颇见其性格中自负的一面。
这年秋季的赛神会，苏舜钦主动做东，邀请了一些像他一样傲世轻物的同僚和才高八斗的文人，商量好以卖废纸的钱会餐。为了避嫌，他还主动掏腰包，出钱十贯（相当于十两银子），同时要求朋友们也象征性地出点儿钱。被邀请的人包括王洙、梅尧臣等十数位政见趋同、性情相近的青年才俊。他们边喝酒边吟诗，臧否人物，议论时政，酣畅淋漓，激情澎湃。喝到高潮，他们又乘兴唤来两名歌妓助兴，那真是“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乐声、歌声不绝于耳，饮酒、吟诗通宵达旦。
彼时，文人聚会是雅事，人人向往之。太子中书舍人李定曾向苏舜钦示意，表示想参加这次盛会。苏舜钦平时就与李定不投缘，何况李定又是靠荫补入仕的，更为他所鄙薄。因此，苏舜钦回答说，我们下级一起喝闷酒，怎么好邀请您这样大的领导屈尊呢？苏舜钦酸中带讥、话中有话，不但把李定排除在雅士清流之外，还明显带有侮辱之意。李定不禁怒火中烧，他设法打听到聚饮的详细情况，然后无中生有、添油加醋，把当日的场景描绘得不堪入耳，到处散布。
这事很快就传到了御史中丞王拱辰耳朵里。出了这么一件公款吃喝、伤风败俗之事，负责纠察百官、肃正纲纪的御史中丞岂能坐视不管？加上苏舜钦是“庆历新政”主将范仲淹极力荐举的，又是改革支持者杜衍的乘龙快婿，而王拱辰对于“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十分反感，虽然当时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中坚都已被贬谪放逐，但余波未平、余音未了，正好利用这一机会再次肃清。他打听到当时那班文人小吏不仅召妓，还有人作诗曰：“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简直是“大不敬”，便鼓动刘元瑜等一班御史，组织材料，羅织罪名，告到了宋仁宗那里。宋仁宗雷霆震怒，以“监主自盗”的罪名将苏舜钦削籍为民。
心比天高的苏舜钦因公款吃喝被贬，一腔报国热情从此付之东流。其实，他的获罪根源不在吃喝，也不仅仅在政治斗争，而在性格。恃才傲物是文人的通病，加上好出奇言、好作怪论、好以天下为己任，便近乎天真了。天圣年间，玉清昭应宫被焚毁于火灾，年仅21岁的苏舜钦向宋仁宗上书言事，开篇便是：“烈士不避斧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是以怀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无至腹诽……”自诩“烈士”，威逼皇帝，言下之意为：听我的谏言您就是纳忠明君，不听则是无道昏君。这样的言语不仅天真，而且幼稚。
文人讲究个性、率真，而政治讲究利益、奸诈，这是两个方向、两条道路，永远也不可能并轨。以文人的“率真”去较真政治的“奸诈”，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迟早要栽跟头。即便苏舜钦今天不因公款吃喝而罢官，明天也会因某些不当言论而被削籍。